林語堂先生說過：“筆者若說一提到蘇東坡，在國內(nèi)文化圈總會引起人們敬佩的豎起大拇指，也許這話最能概括蘇東坡的一切了?！碧K軾蘇東坡，北宋著名文學家、書法家、畫家。為官清廉，為人正直，才華橫溢，詩文氣質(zhì)別具一格，以樂觀豁達著稱。至宋代以來，蘇軾憑借其獨特的人格魅力和滿腹才華在后世圈粉無數(shù)。
“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蓖醢彩跚G公，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宋代改革先鋒，在中央財政不足，政府尾大不掉的現(xiàn)實下，力排眾議施行變法。梁啟超曾經(jīng)評價他“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詬，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則有克林威爾，而在吾國則荊公?！蓖醢彩瘓远ú灰频膽B(tài)度，為后代的改革家們提供著強大的精神指引。
同一個時代，政見、性格迥乎不同的兩人，卻有著同樣為國為民的精神和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擔當。有后人說他們是政敵，也有人說他們是惺惺相惜的君子之交。蘇軾與王安石的關系到底如何？或許我們可以在他們的幾首詩中找到答案。
一、《上神宗皇帝萬言書》
熙寧四年（1071），初露鋒芒的蘇軾向宋神宗遞交了著名的《上神宗皇帝萬言書》，洋洋灑灑的萬字文中，蘇軾激烈地抨擊了新法的弊端，并直接攻擊王安石及其所屬的新黨。說變法導致“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并勸誡神宗“惟陛下以簡易為法，以清浄為心，使奸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愿厚風俗者，此之謂也。 ”蘇軾的行為，引起了王安石的憤怒，他讓擔任御史的謝景溫彈劾蘇軾。兩人的爭執(zhí)最終以蘇軾請求出京任職而結(jié)束。
二、《湖州謝上表》
元豐二年（1079），蘇軾出任湖州知州，下車伊始，就給皇帝寫了一篇《湖州謝上表》，卻不想禍從口出，被有心之人抓住了把柄，洛黨以此為契機，再結(jié)合蘇軾之前的文章詩篇，挑出個中字句，如“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老不生事或能牧養(yǎng)小民”等帶些情緒的文字，給蘇軾扣上罪名，以此打擊蘇軾所在的蜀黨。洛黨彈劾蘇軾“愚弄朝，妄自尊大”、“銜怨懷怒”、“指斥乘輿”、“包藏禍心”，斷定蘇軾無禮于朝廷，應當斬首，這就是著名的“烏臺詩案”。
在蘇軾的人生轉(zhuǎn)折點——“烏臺詩案”發(fā)生時，以往蘇軾的政治盟友幾乎都鴉雀無聲，朝廷上“倒蘇”之聲更是甚囂塵上。據(jù)記載，加上蘇軾的弟弟蘇轍在內(nèi)，只有三個人挺身而出為蘇軾說話，其中就有王安石。
此時王安石已經(jīng)退隱，但還是毅然動用了宋神宗給他的特殊奏事權(quán)，向神宗進諫，不應該“因言判罪”，直言“豈有圣世而殺才士乎”？
王安石的這份奏疏，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烏臺詩案的判決。后來蘇軾沒有被斬首，而是被降職為黃州團練副使，流放黃州。
這件事情，也證明了王安石絕非落井下石的小人，他對蘇軾也并非憎惡仇視。而正如時人評論的那樣，王安石是一個“拗相公”，只堅持自己的“道”，執(zhí)拗卻正直。
三、《次荊公韻四絕》
元豐七年（1084），蘇軾從黃州被遷官至汝州，遷官途中，蘇軾特地取道金陵，去看望王安石，王安石也“野服乘驢，謁于舟次”。他們在金陵同游數(shù)日，看遍金陵的山水，寫下了不少名篇。深度交游之后，兩人對彼此有了更好的印象，王安石贊蘇軾詩句“老夫平生作詩，無此一句。”，而蘇軾其人也是“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蘇軾則直接戲稱王安石為“野狐精”，可見兩人已經(jīng)放下政治場上的是非，互相欣賞了。
兩人相處三十余天，才依依不舍地分別。后來，閑居在家的王安石或許想起這段愉快的經(jīng)歷，還曾經(jīng)寫下一首《北山》表達閑適的心情，蘇軾亦和韻一首《次荊公韻四絕》：“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p>
如果看到這首詩，那些說蘇軾和王安石是仇敵的人，恐怕就會改變自己的觀念了。
“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一位是三起三落的朝臣，一位是二出二退的宰相，兩人雖然在不同的陣營，卻都懷著一顆為國為民的赤誠之心，一種文以載道的士大夫精神。這也是為何，江湖夜雨之中，兩人相逢，放下曾經(jīng)的仇怨，成為彼此惺惺相惜的知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