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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走丨 漫漫西口路之:包頭 (上)


          老包頭,主要是東河區(qū),與走西口確實有不解之緣。從晉陜冀千辛萬苦走西口奔著的目標就是包頭,從包頭到蒙古及恰克圖等其他地方,這里是聚集處也是集散地,更是孕育 500年晉商繁榮的搖籃,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萌芽的溫床。——鄭少如(西口文化研究會會長):《走西口與包頭》

          包頭,位于中國正北方內蒙古自治區(qū)中部、陰山山脈中段、黃河“幾”字灣上端中部北岸;三處重要地理坐標中部,必然有其特殊意義價值:一是華北與西北之間的重要樞紐,二是勾通北方草原游牧文化與中原農耕文化的交通要沖,三是中國三大移民運動之一“走西口”的重要目標和商貿集散地,四是環(huán)渤海經濟圈和沿黃經濟帶腹地。

          我在其中部山區(qū)生活工作的半個世紀多,向四面八方行走,上學進修、搞土地草原普查、考察野生植物動物、采訪民間故事、走訪藏傳佛教寺廟、了解地名來源、探尋長城和古跡遺址、體驗民俗文化風情、到草原荒漠旅行、參觀邊貿和與蒙古國東戈壁省交界哨所……還越出其27768平方公里面積之外,經“東口”、“獨石口”、“古北口”到山海關,往南重走“西口”路,行走敕勒川同河套平原,翻過賀蘭山到阿拉善騰格里沙漠。

          這樣走出“此山中”之局限,去重訪、探索、懷念、沉思,去尋找失去的“鄉(xiāng)愁”。這不同于當下用濫濫用之“鄉(xiāng)愁”,而是被時代拋棄遺忘的鄉(xiāng)村靈魂和“初心”,是現時缺失的潛藏于土地、人民中的本真和深層文化淵源;同時喚醒我被遮蔽麻木的心靈與直覺。

          【1】

          黃河流經包頭段是人類較早活動的地方,有古人類文化遺跡10多處。最早的是東河區(qū)東15公里處的阿善溝門格膝蓋溝的新石器時代村落遺址。

          據載,到春秋戰(zhàn)國時期,今包頭地域土著先民曾稱土方、鬼方、犬戎、匈奴等。最早遷入的漢族是在趙武靈王時期。趙武靈王打敗林胡、樓煩,然后“邯鄲命吏大夫奴遷于九原?!本旁唇衤槌匾粠?。武靈王在修筑趙長城的同時,選擇了包頭地區(qū)這片黃河較為穩(wěn)定的渡口,修建了九原這個軍事據點。在城中屯有重兵,并遷徙大量內陸官吏、大戶的部屬充實邊境,屯墾農田,使之逐步成為趙國西北部的軍事重鎮(zhèn),有效地保障了趙國西北部地區(qū)的平安。

           秦漢時期,又多次遷漢族至包頭故地。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令蒙恬發(fā)兵30萬駐河南地(河套平原及以南),因河為塞,筑44縣城。然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薄斑w榆中(河套、包頭)三萬家,拜爵一級?!鼻卦诮癜^故地設九原郡九原縣,也是我國最早設置的郡縣之一。秦亡后,包頭故地又被匈奴占據。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漢武帝派衛(wèi)青率大軍進攻久為匈奴盤踞的河南地,這是西漢對匈奴的第一次大戰(zhàn)役。此戰(zhàn)大獲全勝,完全控制了河套地區(qū)。因這一帶水草肥美,形勢險要,漢武帝在此設朔方郡(今內蒙古杭錦旗西北)、五原郡(包頭),從內陸遷徙10萬人到這里定居,還修復了秦時蒙恬所筑的邊塞長城和沿河的防御工事。

          王莽時期又“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萬人轉眾郡……長吏送自負海江淮至北邊”。

          包頭有移入的移民,也有移出的移民。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南匈奴被東漢移至今河套、包頭等地,之后,秦漢遷入包頭故地的漢族又都遷回自己的老家。曹魏時期,包頭故地等處的匈奴1萬戶也被遷至山西。

          北魏時期,鮮卑族入駐包頭,還將敕勒族遷至敕勒川一帶。北方六鎮(zhèn)起義后,起義人員又隨軍至河北、山西等地。
          五代后,遼設云內州,直至金元。

          唐朝時,設中受降城在包頭,再次遷徙漢族至黃河北。遼又“徙其民于陰山南”,至元代,漢族仍不斷遷來陰山南北。元初,包頭地區(qū)即有商貿活動,出現輕工業(yè)。

          明朝政權建立后,朱元璋無力對付北方強大的蒙古族勢力,將東勝州(托克托縣)、云內州(土默特左、右旗)、豐州(陰山南)等地14萬戶遷至朱元璋老家安徽鳳陽。后土默特成為阿拉坦汗的駐牧地。隆慶五年(1571年),阿拉坦汗與明朝政府實現了互市,使蒙漢民族間一直處在和平交往的環(huán)境中。山西、陜西等地的農民、城市貧民和手工業(yè)者以及戍卒,因不堪官府的壓迫和地主階級的剝削,便紛紛遷入包括包頭在內的漠南蒙古西部地區(qū)。還有農民起義者、白蓮教徒等明王朝通緝的犯人等,也紛紛逃至漠南蒙古地區(qū)。這些漢人遷入后,建立村舍(蒙古語稱作板升)、開墾農業(yè)。而且手工業(yè)、商業(yè)也隨之有了一定的發(fā)展,生活日用大都能夠自行生產,不全是依賴長城以內的供給。人們通常對土默特地區(qū)的農業(yè)生產叫作板升農業(yè),反映了土默川一帶農業(yè)的發(fā)展和定居村落的關系,進而使土默特地區(qū)出現了城郭。阿拉坦汗與明王朝建立互市關系以后,漢族人口大量涌入。

          清朝建立之后,對漠南土默特部時時提防。清政府把漠東科爾沁部中的茂明安和四子王兩支部眾遷來,安插在漠南與漠北之間;把漠東科爾沁部中的烏拉特部眾遷來,安插在漠南和漠西之間。又使一部分蒙古族遷入包頭地區(qū)。公元1633年,哈撒兒的直系后裔茂明安部從呼倫貝爾草原西遷到艾不蓋河上游,定居在今天的達茂旗。

          1652年(清順治九年),烏拉特部來到陰山,這是清廷早已安排好的賜徼牧地。烏拉特部在1634年即追隨后金,屢立戰(zhàn)功。1649年從東北興安嶺地遷牧向西,牧走三年。到達陰山后,烏拉特人驅逐無政府的游牧人至漠北;將散居墾荒的內陸漢民遷往長城以南閉耕放牧;守護包括昆都侖、五當溝在內的陰山諸關隘。如此,在那條母河(博托河)的庇護下,在遠離板申群(村落)和浩特(城)的偏僻處,或許真有過零星的墾荒者……

          滿清入關開始,封禁塞北河套,邊民墾種蒙荒,必須春出秋歸。還在鄂爾多斯南沿長城北側劃出一條南北寬五十里、東西長兩千多里的禁地“黑界地”,漢民不得越界北上,蒙人不得越界南下。但生活所迫,長城以北還是出現了鋌而走險的漢民。為“借地養(yǎng)民”,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準許晉陜漢民在“黑界地”墾種,漢民潮水般涌入蒙地,于是出現了中國歷史上走西口的第一次高潮。這一高潮一直持續(xù)到咸豐年間。清朝第二次走西口高潮出現在光緒年間。光緒二十七年,簽訂《辛丑條約》,清廷為籌集巨額賠款,于1902年派貽谷督辦綏遠墾務,蒙荒全面開放,晉陜移民大量定居蒙地。一代又一代人走西口,完全是天災人禍,生活所迫,有民謠說:“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掏苦菜?!弊钤缱呶骺诘娜耸窍刃械耐鼗恼?,在他們的接引下,走西口的人越來越多。

          與此同時,清王朝先后出兵去平定西北叛亂,但是由于補給線過長,軍糧供應發(fā)生了困難。這對山西商人來說,實在是天大的商機。他們不僅和平定叛亂的清軍做隨軍貿易,還和沿途的蒙古人做生意,不斷擴張自己在蒙古的影響力。

          【2】

          老包頭形成村鎮(zhèn)的同時,也形成幾條來包頭的主要的“西口路”:平遙、晉中、西北和陜北一帶走西口的,經汾陽、離石,過呂梁山、磧口、渡黃河至陜西佳縣,北上經鄂爾多斯來包頭。

          祁縣一帶經太原、忻州、雁門關、代縣、大同,或北上歸緩或向西北走右玉殺虎口、清水河、托縣、土默特來包頭。

          晉西北一帶和府谷等地的可過黃河經準格爾、東勝到包頭。

          從河曲保德走西口到包頭,或從府谷縣一帶出發(fā),經內蒙古準格爾旗重鎮(zhèn)古城,晉西北和陜北許多地方的人走西口都要從這里過長城,然后通過古城關帝廟的門洞到達口外鄂爾多斯。這中間經納林、烏拉素、翻過壩梁、沙蒿塔、珊瑚灣、長牙店,所謂“七緊八慢”走到包頭。

          以上兩條旱路兩條水路,同-個目標,所以把包頭叫“水早碼頭”。
          我們重走西口路,在這幾條路上走走停停,或尋找古道遺跡,或“乘車觀景”,極盡目力搜求,于實地景物上探察;一路拜訪有關單位負責人、專家學者知情人,接受如獲至寶的資料書刋,邊走邊查閱對照,了解當地詳情細節(jié),挖掘需要知識,開拓廣闊視界。

          這些映證豐富著早先我讀過的,西口文化研究會鄭少如會長主編的《西口文化》,她聯系媒體和友鄰省、市、縣相關機構的活動經驗,都一齊匯聚起來,觸景生情,虛實相成,增加我走訪的底蘊含金量。

          我覺得,當年出口外來包頭靠得是“走”,而今研究西口文化,同樣還需要“走”,剛從白字黑字間難得真諦,正是“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

          那山還在,那路還在,那河川灘頭還在,行走其中,總有感悟啟迪。最好風景在路上,任何一處既是起始,也是終點,目標無固定,只是相對不同節(jié)結點,都有光亮閃耀之處,總能照亮心中一隅暗影。

          【3】

          鄭少如先生在《走西口與包頭》一文中,列舉了晉陜冀等地向包頭方面以農民、商貿為主的移民潮流。使包頭改變了面貌。

          早在乾隆二(公元1737)年,包頭發(fā)祥地的博托河兩岸,就是土默特右翼蒙古族巴氏家族的戶口地?!白呶骺凇钡拇笈r民到來,就可以低息租種。土地所有權歸巴家,只要交納押地錢就能在所租地上耕種、蓋房、打井、修路、種樹等。此時就有“走西口”的旅蒙商來做生意。巴家在博托河西坡蓋起家廟(福徵寺),因而有了“召梁”的地名。佃農們定居下來,形成村落。隨之在召梁之南和西面設有服務于居民、旅蒙商的雜貨店、皮毛行、錢當行等鋪面建筑,也產生了第一條街道——東街。人們根據“博托”河之意給這里起了“包頭”的名字,我認為比“包克圖”(有鹿的地方)更貼切可信。

           “走西口”的農商潮日益增加,包頭由村變鎮(zhèn),農民們延伸向周邊租地或墾荒耕種,除民地外,以后又租種廣覺寺的“膳召地”,還有再向東北、北方、西面發(fā)展的。商貿業(yè)也蓬勃興起。清同治12(1873)年建成包頭古城。

           我如今就住在喬家大院創(chuàng)始人喬貴發(fā)開設“復盛公”的地方,在“北梁”南端,國務院總理三次光臨,還拍了電視劇《安居》。

          漫步于仿古重建的“喬家金街”和雕塑之間,難免引發(fā)思古悠情。

           “北梁”處大青山南臺地,居民集中于召梁、東西營盤梁、真武廟梁、大仙廟梁、呂祖廟梁幾條溝梁上,“立身北街,南望黃河曲抑折蜿蜒,近在目前,北望則山坡疊加。溝崖相間,青山黃水,遙相探望,別饒風趣”(《開發(fā)西北》3卷12期)?!捌錅想m無崇山峻嶺,茂林修竹,而幽閑其狀,包羅萬象,地理之所,謂財喜藏”(《建立財神廟碑記》嘉慶10——1805年)。置身其中,石崖峭拔,草樹翠茂,鳥獸飛動,風起云生。

            “走西口”的人們逐漸在坡梁南建房開店。1932年下野的吳佩孚來包頭,繞城一周,隨陪的師爺感慨道:“五龍并行,包頭定可飛黃騰達”!

           這一帶主要在財神廟前洼地,取喻南國九江合匯的“九江口”之處、有財神廟街、天合水巷、久長城巷、園子巷、官井梁街、財神廟頭二三道巷等九條街巷,商行云集,攤店密布;娛樂場所、拉洋片、耍把戲、說書賣藝等熱鬧紅火。財神廟更是香火繚繞,紫煙彌漫,每逢節(jié)集之日,大戲上演,鼓樂喧天,唱腔響亮。

          【4】

            "走西口"的漢人難民越來越多,紛紛向巴氏家族請求租墾土地。放牧的生活遠非人們想象的那殷羅曼諦克,使巴氏和其它擁有戶口地的蒙古族牧主感到困苦艱難,在糾結厭煩中想尋找改善。如今可以當個坐享租金的小地主,自然是件舒心快意的事。于是,博托河(東河槽)兩岸的牧場日漸萎縮,變成了阡陌縱橫的田園風光,這種狀況進爾向士默川推進。

          與內陸的漢人地主相比,巴氏家族的土地租金收取得相當微薄,其它牧主牧富也都效仿。這就使得"走西口"的難民很快便能安身立命,并且呼朋喚友趨之若鶩。蒙古族地主性情淳樸,做事大氣豪放,與人憨厚誠實,根本不懂得多少盤剝敲詐的手段,也少算計心術。數百年間,不僅沒出一個有名的惡霸,就連貪婪之輩也不多見,大都只是滿足于衣食無憂而已。這讓在內陸受盡盤剝壓榨、吃遍苦頭的農民愁腸大解,絕處逢生,如魚得水。他們使出渾身解數,將晉陜冀中原傳統(tǒng)農耕技藝極力實施發(fā)揮,努力耕種土地,讓這些原本就蓄儲地力、肥沃的田土得到精耕細作、悉心作務,收成倍增。地主同佃農利益雙收,皆大歡喜。

          絕大多數走西口的人實際上就是到內蒙古包頭一帶開荒種地。每年春種、夏管、秋收。就是春天出去播種,夏天管理,秋天收割。然后把工錢一算,就又回到老家了。因此最初的走西口,叫做“跑青牛犋”或“雁行人”,如大雁季節(jié)性的南北往返。而且開始時是有限制的,不讓口里的漢人隨便到口外去,采取了相當于現在我們關卡上的“通行證”。有資料說,康熙年間一年只發(fā)8萬張?zhí)卦S通行證,拿這個才可以出關走西口種地,拿不到就不能出去,而且出去的時候是不能夠帶家屬的,到“口外”以后也不允許過冬,更不允許你和蒙古的婦女結婚,管制是非常嚴的。后來隨著開墾面積越來越大,農業(yè)生產需要的人越來越多,準出入證就多發(fā),再往后就不管了。

          土默特、達爾罕、茂明安、烏拉特東公旗和固陽縣大部分土地和一些蒙古族老百姓,屬于蒙古貴族和蒙古士兵。后來清政府過來以后向西北用兵,就修了驛道、驛站,相當于我們高速公路上的服務區(qū)一樣,幾十公里沒立一個。

          清政府將驛站周圍的地劃出來,歸公有,叫做“臺站地”;還有一部分地是屬于賞賜給清政府的公主的,因公主要和蒙古和親,然后就分給她大量的田地,這些地叫做“公主府地”;后來用兵,大量的是騎兵,需要馬場,所以政府又劃出了很多養(yǎng)馬場,叫“馬場地”。

          清政府一開始開發(fā)的就是這些臺站地、公主府地、馬場地,后來蒙古貴族,蒙古士兵的土地也開始開發(fā)。所以從康熙年間開始,持續(xù)到雍正一直到乾隆年間,大概不到100年的時間,土默特平原一帶基本上完成了轉型,由原來的畜牧業(yè)游牧為主變成了以農業(yè)為主。包頭除了達、茂、東公旗的草原牧場外,都有“走西口”的漢民耕種。

          1900年庚子賠款之后,近代史上有名的“貽谷放墾”,即清王朝苦于財政枯竭,采取了由官方政府放墾蒙荒的辦法以增加財政收入。這時又有諸多的口里人涌向西口外。在明長城以北的地區(qū),就是今日的內蒙古西部包括包頭地區(qū),向來地廣人稀,土地肥沃,資源豐富,又遇上了寬松的政策,加之蒙古族人民敦厚好客,不事農耕,愿意把廣闊的土地讓給漢民耕種。于是“走西口”成了他們養(yǎng)家糊口的理想之地。

          《包頭史料匯要》《西口文化》《包頭史記》《老包頭記憶》等記載了大量晉陜冀魯等地“走兩口”來包頭種地的故事,其中很多親歷或出于他們后人的回憶。我采訪過的三晉大地特別是晉北、陜北大部分和冀北少數地區(qū),有關專家、機構負責人講述和提供了大量資料書刋,三厚冊的《實錄走西口》,寫的全是生動典型事實。

           老包頭到城郊以及下屬所有旗、縣、區(qū)遍布“走西口”的足跡,尤其土默特、固陽、石拐、九原,山西陜西人占了半數以上,三分之二的土地由他們耕種,以晉陜地區(qū)人物命名的村子比比皆是。灘川、山坡、溝谷、河畔、草場、林地等,都有他們開墾和依然耕種的土地。無論是北部高原區(qū)深厚的栗鈣土、淡栗鈣土、棕鈣土,還是中部山區(qū)淺薄的山地栗鈣土、山地褐土,或者是南部平川的淤積土,里面都混和了“走西口”農民的血汗,他們與本土人民共同開拓了這塊綠地,那些覆蓋樹木雜草,包括動物遺體的腐植質肥沃土壤,養(yǎng)活哺育于無數苦難和瀕臨死亡的平民百姓,也為地方和國家奉獻出可觀的豐收成果!春種、夏長、秋收、冬藏,在二個世紀多的日月升降、斗轉星移中,演繹譜寫了可歌可泣的“三農”故事,形成了融合中原傳統(tǒng)農耕文化和蒙古游牧草原文化的新型復合文化?!白呶骺凇备淖兞税^以及內蒙古中西部的歷史面貌,奏響了西部大開發(fā)的樂曲,其影響穿越時空,回蕩在中華大地,至余音裊裊,經久不息。

          我這個“走西口”人的后代,年輕時耕種過老輩留下的土地,受到“耕讀傳家,詩書繼世”的教育熏陶。在那些古老的村落,縱橫交錯的小徑,蜿蜒連通的古道上,行走工作,踏著農民商販馬駝隊勒勒車兵匪的印跡,常常沉思感嘆,浮想聯翩。

          在基本自給自足的基礎上,通過那些小徑古道,把村落與外界連系起來,形成一套以農或半農半牧為主的基層集市共同體。自然小村被深入基層社會的國家政權、地方行政、宗族勢力所控制,結合于上層體系之內。小農為市場生產比率低,農業(yè)生產剩余少,形成以自耕農為主,同時應付國家賦稅、地方攤配、兵匪掠奪、豪強欺詐的局面??陀^上成為重視農業(yè)的多功能性和對自然循環(huán)機能的維持與促進。這是在“傳統(tǒng)農業(yè)”范疇內,有進取精神并對資源能作最適度的運用。

          人們從有限的土地上獲取糧食蔬果的需求不斷加大,不得不侵占草地河床和毀林開荒,加之建筑住宅、寺廟和制作家具等砍伐大量樹木,放養(yǎng)牛羊馬駝等牲畜的啃食踐踏,森林減少、植被退化,每遇大雨山洪,耕犁土地的松軟表層受到沖刷而大量流失,有的溝壑遍布貧脊無法耕種而荒棄,有的山地巖石裸露沒了土壤。反思這種過度農耕造成的負面影響、生態(tài)失衡,從中總結吸取經驗教訓,以利可持續(xù)的綠色有機農牧業(yè)發(fā)展。

          由鄉(xiāng)村遷居城市,再出去于行走農村和大地上反芻,引起對原始、簡單、樸素生活的本能懷念。面對城市化和異化的環(huán)境,覺得此身非我有,孤獨憂傷于朦朧之中,身心疲憊缺乏直覺靈感,拼命追尋失魂,搜索情感的細膩豐富;在漫漫西口路上,某條古道、一個山口、一處古跡,或晚霞的夕照里,或朝陽的金光下,與它們不欺相遇,久違的感情便油然而生。趕緊捕捉,拍攝記錄、刻印于心上,生怕轉瞬即逝。留住了那些瞬間,就能回到過去,也能去除麻木復蘇身心的敏銳。

          我不斷移動,如白云飄過山河,似炊煙離開村落。偶爾見到農耕土地、莊稼蔬果,森林草原,山溝溪流,花草飛鳥,昆蟲走獸,不由精神振作,將羨慕目光投向田地勞作農民或稀少放牧羊牛者,仿佛原先那根與他們緊系中斷的紐帶又連結起來。但轉念之間,他們卻拋下鄉(xiāng)土農村跑進城市,我望著那些遠去模糊的背影,悵然若失。消失的不僅是其身,也帶走了我心里說不出的很多內容故事,被中間的虛空淡薄所隔離。幸好還留下被叫煩了的“鄉(xiāng)愁”。

          我只好懷揣念想中的故鄉(xiāng)——僅存于自身的那點“初心”,被一些無形強大的力量推動著挪移位置,希望那些不可能復歸的時間凝固成永恒,展示出更好的“過去”,融入現實,走向未來。

          【5】

          包頭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成為口外四大商埠(還有張家口、歸綏、多倫)之一。在“走西口”定居后搶占先機,形成商業(yè)城市。是中國明清以來近代經濟發(fā)展史上的重要節(jié)點和紐帶,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馳騁歐亞的晉商舉世矚目,率先占據包頭市場。山西特別是以太谷、祁縣、榆次、平遙等為代表的晉中盆地商人前輩,舉商貿之大業(yè),經營范圍包羅萬象,奪金融之先聲,錢莊票號匯通天下,稱雄五百余年,創(chuàng)造了亙古未有的世紀性繁榮,在神州大地上留下了燦爛的商業(yè)文化。

          我三進平遙古城,去祁縣、太谷、榆次,參觀考察了全部晉商行業(yè)、字號、店鋪原址,特別是平遙古城。有的仍保存原始樣態(tài),有的修復重建,古樸典雅,莊重厚道;從外觀到內部,透露出“誠信”、“公正”、“厚道”、“仁愛”等經營理念。其創(chuàng)始人幾乎全都是具備勤勉、艱辛、節(jié)儉、眼光遠大、堅忍不懈、經營有道的品格。讓我看到當今旺盛喧囂市場背后少有的真正商業(yè)精神和中華民族優(yōu)秀傳統(tǒng)商貿文化。

          早在康熙平西北叛亂時,晉商就隨軍貿易,也與蒙古人做生意。

          包頭形成村鎮(zhèn),山西定襄人梁如月首先在第一條街——東街開設“如月號”鐵匠鋪,為蒙古人打配馬蹄掌、刀具、獵具、箭頭等。另開如月鼓房,后改為雜貨店,經營日用雜貨,包括布料、鞋帽、鐵器、家具、用品等。到道光年間已有30多名店員伙計,成為當時包頭六大雜貨店之首。以后因失火戰(zhàn)亂衰落。

          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山西祁縣喬家堡村喬貴發(fā)“走西口”在薩拉齊老官營村落腳,后移居隸屬昆都侖的西腦包。昆都侖河故道是旅蒙商必經之路,喬貴發(fā)審時度勢與秦姓共同開辦了草料鋪,從而買賣興隆有了原始積累。

          包頭村東街形成后,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喬貴發(fā)又移居東街開設廣盛公,經營糧食、雜貨等。嘉慶年間,喬貴發(fā)已資產殷實。嘉慶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廣盛公改名復盛公。喬家先后在包頭創(chuàng)辦20余家復字號,每開設一商號最少需二、三萬兩白銀,由此可見喬家資產的雄厚。直至新中國成立,包頭仍有復字號復盛油房、通和長米面店等。經過200多年的發(fā)展,“喬”家復字號成為包頭巨商之首,同時名列山西十大財東之冠。

          喬家緊跟經濟浪潮,大富久富,堪稱中國商界大觀。1940年,日軍還以私通愛國將領傅作義為由,將喬家德恒永經理郄相國殺害在張家口。1950年,喬致庸孫子喬健、孫女喬守珍來包頭,把大部分房產低價銷售給國家,鋪店贈予各號掌柜,鋪底分給店員。

          現在包頭的“喬家金街”與當年地址不遠,與呂祖廟(妙法禪寺)隔環(huán)城街相望。西邊靠街大照壁上有喬家“復盛公”簡介文字,內街塑“走西口”駝隊群像,開張幾十家茶葉、工藝、書畫、餐飲等店鋪;東河區(qū)圖書館、文藝創(chuàng)作中心、老年文藝活動中心等也在此。但格局樣貌與有關資料介紹的當年規(guī)模大不相同,只是一處仿古的新建筑。

          我去祁縣,兩次參觀“喬家大院”,特別是第二次“漫漫西口路長卷創(chuàng)作組”采訪時,著名企業(yè)家程耀興專門陪同,并請專家作講解,映象非常深刻。還獲得他們贈送的主要資料書籍,詳細描述了喬家興盛衰結情況。

          乾隆年間,山西忻州人智某在包頭村租借巴氏家族(蒙古族)戶口地開設永合成店,專門收購河套糧食,然后用駝隊將糧食、雜貨等運往蒙古民族居住地,再換回皮毛、牲畜等。

          同時,智家在永租地上種田,稱永合成地。包頭城垣建成后,永合成地幾乎占城垣內一半的土地,現在的包頭市東河區(qū)永合成巷只是永合成地很小的一部分。

          由于包頭城內北高南低,每當雨季北梁雨水順坡而下灌溉農田,又有后溝水流入,因此這一帶土地肥沃,收成甚佳。永合成買賣興隆,人氣旺盛。

          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修繕龍泉寺時永合成即為當地首富?,F存古地契中可看出智姓購買了多處地產,還開設了永合成當鋪。

          光緒三十年(公元1904年),包頭城鎮(zhèn)暴雨成災山洪,沖開西城門,“人們個個逃活生”。永合成地淤泥數尺,無法耕種而荒蕪。

          1946年,徐元善、劉鎮(zhèn)遠為建果園從智存仁手中買永合成地80畝。新中國成立后這80畝土地擴展為今天東河區(qū)的人民公園。

          在東街,山西河曲人陳姓開設了包頭首家皮毛行“公義店”,為顧客存儲皮毛,代為買賣收傭金。后來公義店分為“明遠堂”“天源店”“恒義德”。

          光緒年間,山西忻縣人邢、張、丁某合資開設“廣恒西”,由曾在明遠堂跑腿的牛幫良當經理,馬上成為包頭皮毛業(yè)首戶,生意超過歸綏最大的旅蒙商大盛魁。帶動包頭為我國西北皮毛集散重地,僅老包頭東河區(qū)就有中等以上皮毛行15家之多。  

          早期東街開業(yè)的旅蒙行“復義興”,自山西代縣人梁大漢“走西口”來包頭進入后,日益興旺。他勤學苦干,務實進取,從學徒到司賬、然后總管、直到任經理,營業(yè)有方,服務周到,誠實守信,讓復義興買賣興隆通四方,財源茂盛達西北。同治年間員工達120多人。于東門大街設有院鋪、倉庫、牲畜圈十幾處。他還出任包頭大行總領,包頭修建城垣時擔任總管。

          世居老包頭西灘(人民公園附近)的山西保德人王蕊,到包頭后,在伊盟達拉特旗黃和碩召做傭工受苦。王蕊為人老實厚道,得到了黃和碩召的信任,于是將上千畝膳召地租給王蕊。后來王蕊之子王天生又承租梅力更召的特拉亥葦地,并在昭君墳不遠的地方安下伙房,蓋起碾房,人們稱之為西碾房。   

          王家一面種地,一面收購甘草,運往河口鎮(zhèn)。先后成立中和西、西萬成、萬興西、再成西、全成西等收甘草的分號。

          當時達拉特旗甘草主要由西碾房收購,生意興旺,利潤之大。老百姓稱之為“西灘王家”。

          京綏鐵路開通后,包頭成為甘草集散地。王家后人繼續(xù)經營。

          山西河曲田氏兄弟倆“走西口”由烏拉山移居包頭村附近二道沙河租地耕種,后又辦起了油坊。便有了田油坊之稱。田油坊先后在黃草洼、前營子、四道沙河、毛鳳章營購買土地1700余畝,每年雇長短工達120余人。在包頭曾開設復順恒、復順永、復順長、復順久、復順興、復順成、復順源等油坊。田家首創(chuàng)包頭第一條步行街川行店。街長400余米,北通草市街,南達前街。建有大小套院6處,東西兩旁為商鋪22戶。田油坊還在義盛泉巷、官井梁等處置房427間。1937年,田油坊自辦小學稱田氏小學。

          山西太谷的楊有能“走西口”來到包頭。租下包頭巴氏家族廠漢腦包村南地。楊家先后開設“十大雙”,即絨毛店雙發(fā)公,駝莊雙盛億,旅蒙行雙盛和、雙盛恒、雙盛祥、雙盛裕、雙盛成,珠寶店雙順祥,靴鋪雙盛德,茶莊雙盛茂。僅雙盛茂茶莊就投資4500兩白銀。雙盛茂還在石家莊、銀川開設復興茂、雙圣茂分莊。在包頭城內西灘置房院10多處?!笆箅p”主要是走甘肅、青海、寧夏、新疆等地。他兒子楊四店租巴氏家族西梁地建房、圈駝場,從而有“四店梁”地名,一直延用至今。

          山西聞喜縣人裴德宏來包頭入了旅蒙行。兒子裴華學徒后有了積蓄自己創(chuàng)辦旅蒙行忠厚和,主要走外蒙古、突蛇公等地。發(fā)財后在包頭城內呂祖廟街、牛橋街等處購房產約300余間,在甲浪灣購地200畝,萬水泉設了養(yǎng)畜場。并在張家口設莊口。裴家為妙法寺(呂祖廟)山門前豎石旗桿捐150元大洋。

          山西代縣人李威來到包頭三元合學徒,后投資3000兩白銀創(chuàng)辦河路店復新和。河路店主要是將五原、臨河、陜壩等處糧食通過黃河運往包頭,同時還經營寧夏吉蘭泰食鹽、伊克昭盟天然堿、固陽的糧食、河北行唐、靈壽的土布、河南清化的水煙等。雜貨主要供給旅蒙商。店員250余人。

          以上是包頭最有代表性的“晉商十大家”。著名商號還有山西太谷人楊姓開的“雙盛茂”茶莊。以蒙古文字作招牌的“永和正”藥店。聞名包頭的糧油“慶生店”。牌樓式鋪面的回民糕點鋪“隆興號”。鋪門上方有木刻“古豐第一”“京都回回”等。到解放時,原東街東門里間有商戶六家,東大街三十七戶,關帝廟街三十七戶,車市街三十四戶,后街廿五戶,草市街七十六戶。

          包頭建立了山西商人組成的會館,設在關帝廟后院。包頭山西旅蒙商連通“東口”張家口、多倫、庫倫、恰克圖,西達巴盟、寧夏、阿拉善、甘肅、河西走廊至新疆。有復義興、成記、大聚德、大義德、大順德、和合久、大生德、復義和、永義恒、天瑞德、大順西、永義德等,另走張家口的還有六七家?!八荡a頭”包頭成為我國西北皮毛集散重鎮(zhèn)。

          據《中外經濟周刋》記載,包頭有各業(yè)店鋪1000多家;商業(yè)200余家;手工業(yè)、制造業(yè)、皮革業(yè)、加工糧油食品、釀酒醋、印刷、照像、建筑器材等行業(yè)共有300家左右。

          【6】

          老包頭東營盤梁、西營盤梁是同治四年清政府派大同總兵馬升來包頭駐守之地。

          為加強防御和保護,馬升計劃建筑包頭城垣。他同參軍、風水師勘測地理形勢,繪制出方位圖形:背靠大青山,面向黃河,北高南低,于城北南望,近處街巷縱橫交錯,車水馬龍,房屋鱗次櫛比,店鋪商號樓牌顯明;遠處過敕勒川有南海子,猶如一大明鏡,反映藍天青山白云,緊貼如金黃哈達般黃河。母親河源遠流長,西來東去。   

          城垣將街鎮(zhèn)工商業(yè)字號店鋪居民區(qū)全部包括其中。再看圍繞的環(huán)境:

          東面是發(fā)源于陰山南麓魏君壩的博托河(東河槽),猶如四十多里長的青龍昂首伸頸向黃河。河水清沏流淌,歡快潺湲,游魚于浪花中嬉戲,烏獸在沿岸飛翔徘徊。過河山勢崛起,峭壁崢嶸,古樹參天,花草滿坡;轉龍藏掩映其中,溪瀑飛流,銀鱗閃爍。東南農田片片,碧綠青翠。  

          東北有九龍?zhí)?,泉水噴涌,順東城墻流下,經包頭商會,過東門大街,入南龍王廟大片菜地,澆灌蔬菜果樹茂盛生長,滋潤柳綠花紅色彩紛呈。

          往東是瓦窯溝,甘泉如長虹,地廣容納新來商家。大仙廟梁、真武廟梁、黃土梁等地居民擔桶攜盆,取水忙碌,絡繹不絕。

          城西后溝寬闊,兩旁山陡坡長,西頭土石山如虎雄據。溝中泉溪經財神廟,嘩啦啦緩流于后,清凌凌縈繞蜿蜒于前,滿溝樹綠草茂,鳥蟲鳴唱,休閑、游客、飲馬、提水者來征不斷。

          西北方有處大水卜洞,高地下洼成盆狀,底部數泉并出,加之雨水集聚,形成小湖泊。水深五六尺,周邊蘆葦、香蒲叢生。湖中游魚潛蛙,水面鷸鷗翻飛,偶有三五垂鉤者,悠閑靜守,望眼欲穿。  

          出西北門外有一條坡溝,由上面源頭流出的泉水匯成小河,順溝而下,人們稱“西河”或“紅星河槽”,光緒年間復義源財東建立石拱橋,可通往固陽車行。以后又在紅星和人民公園西側建起鋼筋混凝土橋梁,連通老城與西腦包公路。

          同治九(1870)年開始建筑包頭城垣,三年后建成。城垣高一丈五尺,城墻底寬二丈,墻頂寬一丈,雉墻高六尺,厚一尺五寸。墻體有黃土夯筑的,有青磚包土的,也有石頭加磚的。城圍十四里,設東、東北、西北、西、南五道城門。馬升在西閣門樓上懸掛了重達百公斤的戟,戟面對正西,以示鎮(zhèn)住西北來犯軍隊。

          包頭城為防御土匪,保護發(fā)展商貿市場,保障居民生命安全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很多農民春出耕種,秋收后返回城中居住。因有五個城門,也就有了東門里、西門大街、南門里、東北門大街之街名。

          我少年時曾來包頭,古城部分殘墻門樓留于擴大的城市中間。退休后遷進包頭東河區(qū),居住于老城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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