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走西口”，亦稱“走口外”，是指山西、陜西等地民眾前往長城以外的內蒙古草原墾荒、經(jīng)商的移民活動?！白呶骺凇敝械摹拔骺凇?，其具體位置歷來眾說紛紜，目前比較主流的看法是，最早的“西口”特指殺虎口（今山西省右玉縣），后來則改指歸化城（今內蒙古呼和浩特）。
肇始于三百年前的這場遷徙，根源于晉陜兩地貧瘠。“河邑山多地少……或赴蒙古租種草地，春去冬回，足稱勤勞?！保ā逗忧h志·道光本》）?！昂右厝烁倘獠莸?，春夏出，歲暮而歸。但能經(jīng)營力作，皆足糊口養(yǎng)家?！保ā逗忧h志·同治本》）。就地理而言，這場路途不過六七百華里的遷徙波及晉西北的河曲、保德、偏關三縣，雁北的朔縣、平魯、左云、右玉、山陰五縣，陜北的府谷、神木、榆林、橫山、靖邊、定邊六縣。這場從內陸至塞外、從季節(jié)性到永久性的遷徙，既有因貧困被迫無奈，也有貿易的利益驅使。這種遷徙，從生活上解決了數(shù)十萬晉陜移民的溫飽，在藝術上產(chǎn)生了悲悲切切的二人臺《走西口》。
明長城有兩大互市關口，河北省的張家口稱“東口”，山西省右玉縣的殺虎口稱“西口”。中國歷史上的“走西口”，指中原人從“口里”經(jīng)張家口以西明長城的各個關口到“口外”今內蒙古西部務農(nóng)、打工、經(jīng)商的大規(guī)模移民活動。
陜西省府谷縣毗鄰內蒙古準格爾旗有個重鎮(zhèn)古城，晉西北和陜北許多地方的人走西口都要從這里過長城，然后通過古城關帝廟的門洞到達口外鄂爾多斯。有一首民歌，詳細記錄了走西口的路線和行程：從河曲保德走西口到包頭，有緊七慢八之說。
第一天住古城，走了七十里整，
雖說那路不遠，跨了它三個省。
第二天住納林，碰見個蒙古人，
說了兩句蒙古話，甚也沒聽懂。
第三天烏拉素，要了些爛樸布，
坐在個房檐下，補了補爛單褲。
第四天翻壩梁，我兩眼淚汪汪，
想起了小妹妹，想起了我的娘。
第五天沙蒿塔，揀了個爛瓜缽，
拿起來啃兩口，打涼又解渴。
第六天珊瑚彎，碰見個韃老板，
說兩句蒙古話，吃兩個酸酪干。
第七天長牙店，住店沒店錢，
叫一聲店嫂子，你可憐一可憐。
中國歷史上的走西口始于北元阿拉坦汗統(tǒng)治河套。明隆慶五年（公元1571年），阿拉坦汗率蒙古鐵騎包圍京畿，迫使明朝與其通華互市協(xié)議，揭開晉陜邊民走西口的序幕。
滿清入關，封禁塞北河套，邊民墾種蒙荒，必須春出秋歸。還在鄂爾多斯南沿長城北側劃出一條南北寬五十里、東西長兩千多里的禁地“黑界地”，漢民不得越界北上，蒙人不得越界南下。但生活所迫，長城以北還是出現(xiàn)了鋌而走險的漢民。為“借地養(yǎng)民”，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準許晉陜漢民在“黑界地”墾種，漢民潮水般涌入蒙地，于是出現(xiàn)了中國歷史上走西口的第一次高潮。這一高潮一直持續(xù)到咸豐年間。如二人臺《走西口》所唱：“咸豐正五年，山西遭年限……”
清朝第二次走西口高潮出現(xiàn)在光緒年間。光緒二十七年，簽訂《辛丑條約》，清廷為籌集巨額賠款，于1902年派貽谷督辦綏遠墾務，蒙荒全面開放，晉陜移民大量定居蒙地。一代又一代人走西口，完全是天災人禍，生活所迫，有民謠說：“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掏苦菜?！弊钤缱呶骺诘娜耸窍刃械耐鼗恼?，在他們的接引下，走西口的人越來越多，于是就有了“二姑舅捎來一封信，他說西口外好收成”，太春才決意離開新婚妻子走西口。
走西口對于商販來說，是一條發(fā)達之路，如山西祁縣喬智庸創(chuàng)辦了“大盛魁”。對多數(shù)窮苦人來說，則是一條謀生之路。正如這首河曲民歌所唱：
在家中，無行計，西口外行，
到口外，數(shù)不盡，艱難種種。
上杭蓋，掏根子，自打墓坑；
下黃河，拉大船，二鬼抽筋；
鉆后山，拔麥子，兩手流膿；
進后套，挖大渠，自帶囚墩。
在沙梁，鋤糜子，腰酸腿疼；
高塔梁，放冬羊，冷寒受凍；
大青山，背大炭，壓斷背筋；
走后營，拉駱駝，自比充軍；
翻壩梁，刮怪風，兩眼難睜；
小河川，耍一水，拔斷兒根；
東三天，西兩天，無處安身；
饑一頓，飽一頓，飲食不均；
住沙灘，睡冷地，脫鞋當枕；
鋪枳芨，蓋星星，難耐天明；
遇傳人，遭瘟病，九死一生；
沙蒿塔，碰土匪，險乎送命。
《走西口》唱的是清朝咸豐五年，山西大旱，顆粒無收。貧苦農(nóng)民太春告別新婚老婆玉蓮走口外打工的一段離別故事。
來源：鄂爾多斯山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