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經(jīng)典作家行列中，王安石文學(xué)經(jīng)典化的過程頗有特殊性，其個案對了解宋人的文學(xué)經(jīng)典觀具有啟示意義。在傳統(tǒng)的批評觀念里，人們習(xí)慣于將人品與文品、政治功罪與文學(xué)成就相關(guān)聯(lián)，這種以人廢文的固化思維既影響對文學(xué)價值的客觀評價，也影響作家作品的傳播。如羅大經(jīng)《鶴林玉露》論“文章邪正”條引真德秀斥近時某人詩文曰：“此人大非端士，筆頭雖寫得數(shù)句詩，所謂本心不正，脈理皆邪，讀之將恐染神亂志，非徒無益?！睏铋L孺因而感嘆說：“近世如夏英公、丁晉公、王岐公、呂惠卿、林子中、蔡持正輩，亦非無文章，然而君子不道者，皆以是也?！蔽酢⒇S時期的新黨魁首章惇、蔡京、蔡卞、呂惠卿等均堪稱文壇作手，但其文集大都散佚不傳。王安石作為新黨領(lǐng)袖，主持熙寧新政，樹敵甚多，在生前即謗議沸騰，失勢后竟至“俗子掃軌”“人人諱道是門生”。南渡之后，王氏新學(xué)更被斥為導(dǎo)致靖康之禍的根源。這使王安石的政治學(xué)術(shù)在新舊黨爭的語境中長期被主流話語貶斥否定，在橫遭謗議批判的輿論環(huán)境下，成為被污名化的政治人物。然而，在宋人的文學(xué)批評話語里，卻呈現(xiàn)完全相反的景象。他們對其道德文章給予高度評價，對王安石文學(xué)的評價與接受也持公正客觀的態(tài)度。正如南宋程敦厚所說：“王氏之學(xué)，其弊在于尚同，而施于政事者又不幸失于功利。文正、東坡二先生之所排者，以此而已。及至于文詞之雅健，詩章之精深，舂容怡愉，一唱三嘆，盡善極摯，則無以議也?！蔽毫宋桃卜Q贊王安石“鍛煉精粹，誠文人之巨擘”，認為“以元祐諸賢與公異論者，至其為文則未嘗不推許之”。這種反差現(xiàn)象甚至引起對王安石懷有敵意的學(xué)者的驚嘆：“人雖誤國，文則傳世?！?/span>
進入南宋以后，王安石逐漸確立在宋代文學(xué)史上的經(jīng)典地位。主要原因在于，首先，王安石本人的道德文章獲得政敵蘇軾、司馬光等人的積極評價，他們將政治與文學(xué)適當剝離，不因人廢文，這種做法對建立正確的文學(xué)經(jīng)典觀具有導(dǎo)向作用。其次，南宋初期，高宗雖然公開標榜“朕最愛元祐”，但在南渡時期朝臣貶斥王安石達到高潮的時代氣氛下，卻轉(zhuǎn)而對王安石學(xué)術(shù)思想持包容態(tài)度，如紹興十四年（1144）三月，高宗表示，“王安石、程頤之學(xué)各有所長，學(xué)者當取其所長，不執(zhí)于一偏，乃為善學(xué)”，這無疑為客觀評價王安石學(xué)術(shù)與文學(xué)成就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氣氛。王安石文集的編刻及其詩歌的箋解開拓了其經(jīng)典化的重要傳播途徑，其詩歌與古文也分別進入北宋四大詩人（歐、王、蘇、黃）與古文六家（歐、蘇、王、曾）的行列。一個值得注意的現(xiàn)象是，在宋文六家中，除蘇洵外，其余幾人均曾任兩制詞臣，其中曾鞏任中書舍人，歐陽修、蘇軾、蘇轍、王安石任中書舍人及翰林學(xué)士。兩制詞臣以詞命為職業(yè)。王安石在嘉祐六年（1061）六月至嘉祐八年（1063）八月任除知制誥（中書舍人），任期二年；治平四年（1067）九月除翰林學(xué)士，熙寧元年（1068）四月至熙寧二年（1069）二月入職翰苑，任期近一年。兩制期間，王安石寫作了數(shù)百篇朝廷應(yīng)用文章，文采詞章堪稱出色，不少篇章成為“王言”之體的范本。在宋人的文章學(xué)視野中，除了詩歌古文外，王安石的制誥詔令也獲得了與歐、蘇并稱的高度評價，成為“宋四六”的重要流派。然而，這卻是王安石文學(xué)經(jīng)典化研究中相對薄弱的一環(huán)。本文擬以王安石兩制應(yīng)用文寫作為中心，分析其制詔寫作的特色與成就，考察其在南宋文壇的經(jīng)典化歷程。
王安石有著豐富的兩制寫作實踐，并形成了成熟的制詔文體觀。他的王言寫作中有制度語境里的“職業(yè)化”表述。如《除知制誥謝表》云：“矧號令文章之為難，而討論潤色之所寄，茍失職不稱，則為時起羞”，“典司明命，出入禁門，一有瘝官，尤為累上”?！冻擦謱W(xué)士謝表》云：“學(xué)士職親地要，而以討論諷譏為官，非夫遠足以知先王，近足以見當世，忠厚篤實廉恥之操足以咨諏而不疑，草創(chuàng)潤色文章之才足以付托而無負，則在此位為無以稱?！睆钠涠嗥c詞臣相關(guān)的制詞、謝表、墓志及對詞臣的批評中，可具體了解其制詔文體觀念與寫作傾向。
首先，王安石最突出的制詔觀是推崇三代兩漢詔令。他在為司馬光任知制誥起草的制詞中說：“先王誥命之文，何其雅馴而奧美?！薄跋韧酢睂嵵溉鷥蓾h，推崇三代兩漢尤其是“西漢文風(fēng)”是宋代文壇的普遍風(fēng)尚。“典謨訓(xùn)誥誓命”六體出自《尚書》，而漢代去上古不遠，散體制誥猶有“溫厚爾雅”之風(fēng)。南宋洪咨夔論“二帝之典三王之誥”風(fēng)格云：“渾渾灝噩，王言之體也。漢上接三代統(tǒng)緒，其文猶有爾雅之遺?！薄秲蓾h詔令總論》又云：“自典謨、訓(xùn)誥、誓命之書不作，兩漢之制最為近古。”曾任兩制詞臣的司馬光對“西漢詔令”與“西漢文風(fēng)”并不陌生。治平中，司馬光固辭翰林學(xué)士的任命時，與神宗有一段對話：“光曰：'臣不能為四六?！显唬?如兩漢制詔可也?！北砻魃褡趯ζ湮恼虏艑W(xué)的欣賞，甚至允許他破例用西漢古文寫作制詔。不唯如此，王安石曾將司馬光所撰呂誨墓志掛于壁間大為激賞曰：“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碧K軾也稱贊司馬光“文辭醇深，有西漢風(fēng)”。有意思的是，王安石還曾以“西漢”文風(fēng)稱贊蘇軾碑文，潘淳《潘子真詩話》記載：“東坡作《表忠觀碑》，荊公置坐隅，葉致遠、楊德逢二人在坐。公曰：'斯作絕似西漢。’坐客嘆譽不已?！蓖醢彩瘜⑵渑c司馬遷《楚漢以來諸侯王年表》相比擬，稱其“敘事典贍”，“直須與子長馳騁上下”。同時期幾位古文大家和兩制詞臣的交相稱譽，清楚表明王安石所稱先王誥命“雅馴奧美”正透露出其取法西漢文章的趨向。
值得注意的還有王安石與歐陽修為知制誥謝絳所作行狀與墓志銘的評價。王安石稱：“公以文章貴朝廷，藏于家凡八十卷。其制誥，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睔W陽修所記則較詳：“三代已來，文章盛者稱西漢，公于制誥，尤得其體，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眱上啾容^，歐陽修的評價更加具體，表明其制誥“得體”，取法“西漢”，超越中唐貞元、元和時期的兩制詞臣常袞、楊炎、元稹、白居易。常、楊、元、白均以制詔著稱，創(chuàng)造了唐代四六制詔的范式，被稱為“貞元、元和風(fēng)格”或“元和、長慶風(fēng)格”，為宋初詞臣所崇尚。至歐陽修、王安石、蘇軾等兩制詞臣，則進一步以古文改造四六制詔文，取法典雅深厚的西漢風(fēng)格，而認為唐代元、白諸人“未有過人者”。王安石所作行狀只保留了“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一句概括性的評價，但他在行狀中稱“廬陵歐陽修公銘其墓”，顯然已讀過歐公所撰墓志銘，此語或許就是對歐文的直接引用。聯(lián)系王安石對司馬光、蘇軾“西漢文風(fēng)”的贊賞，可以說王安石完全贊同歐陽修對謝絳制詔的評價。另外一位古文陣營里的成員曾鞏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他認為漢代詔令“典正謹嚴，尚為近古”，“唐之文章嘗盛矣。當時之士，若常袞、楊炎、元稹之屬，號能為訓(xùn)辭。今其文尚存，亦未有遠過人者”。這里可以看出宋人在制詔應(yīng)用文領(lǐng)域文學(xué)經(jīng)典觀的轉(zhuǎn)變。
其次，王安石對詞臣寫作的批評反映了他的制詔寫作文辭觀。王安石早年即批評“西昆體”的創(chuàng)造者楊億及劉筠的華麗文風(fēng)：“楊、劉以其文詞染當世，學(xué)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窮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顛錯叢庬，無文章黼黻之序，其屬情藉事，不可考據(jù)也。”主要就“昆體”詩風(fēng)而言，但楊、劉作為真宗朝最著名的翰林學(xué)士，其駢體寫作謹守“四字六字律令”，也有過于工麗、“傷于雕摘”（田況）和“文章華靡”（蘇軾）之弊。
王安石執(zhí)政時期，對詞臣制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尖銳批評和改進措施。熙寧四年（1071），神宗不滿直舍人院陳繹所草制辭不工，王安石借機指出磨勘轉(zhuǎn)官之辭弊?。?/span>
制辭太繁，如磨勘轉(zhuǎn)常參官之類，何須作誥稱譽其美，非王言之體，兼令在官者以從事華辭費日力。
指出其煩瑣、華麗、虛美之弊，建議將“王言之體”的書寫模式化：“臣愚以為但可撰定誥辭，云：'朕錄爾勞，序進厥位，往率職事，服朕命，欽哉！’他放此撰定，則甚省得詞臣心力，卻使專思慮于實事，亦于王言之體為當?！蔽鯇幬迥辏褡谠倥c王安石討論“考辭”問題：“上問考辭何用，安石曰：'唐以來，州縣申牒中書及諸司奏事、判事，皆有詞，國初猶然?！显唬?此誠無謂?！彩唬?天下無道，辭有枝葉，從事虛華乃至此，此誠衰世之俗也。’上以為然?！蔽鯇幘拍?，安石對神宗表示：“陛下該極道術(shù)文章，然未嘗以文辭獎人，誠知華辭無補于治故也。風(fēng)俗雖未丕變，然事于華辭者亦已衰矣，此于治道風(fēng)俗不為小補?！笨梢姺磳Τ脩?yīng)用文寫作中虛浮華麗的辭藻，是熙寧間王安石與宋神宗的共同傾向，這與其批評西昆體之雕刻藻繪以及重實用輕文辭的文學(xué)觀如出一轍。
王安石改造制辭的舉措確有矯枉過正之偏頗，造成制誥之辭過于“茍簡”，“遂至群臣雖前后遷官各異，而同是一辭；典誥者雖列著名氏各殊，而共用一制。一門之內(nèi)，除官者各數(shù)人，文武雖別，而并為一體”，但王安石并不反對文辭之工。熙寧年間，他與神宗多次對兩制詞臣表示不滿，如直舍人院陳繹“制辭不工”，王益柔因“草《高麗國答詔》非工” 而罷兼直學(xué)士院，“直舍人院文字如許將，殊不佳”。諸人皆因“文字不工”受到批評貶責(zé)。強調(diào)文字之工，可謂兩制應(yīng)用文寫作的基本功，與反對煩瑣浮華的觀點并無矛盾。
最后，王安石重視文章“體制”是宋人“尊體”觀念的體現(xiàn)。黃庭堅《書王元之竹樓記后》記載：
或傳王荊公稱《竹樓記》勝歐陽公《醉翁亭記》，或曰此非荊公之言也。某以謂荊公出此言未失也。荊公評文章，常先體制，而后文之工拙。蓋嘗觀蘇子瞻《醉白堂記》，戲曰：“文詞雖極工，然不是《醉白堂記》，乃是《韓白優(yōu)劣論》耳?！币源丝贾?，優(yōu)《竹樓記》而劣《醉翁亭記》，是荊公之言不疑也。
王安石重視辨析的“體制”主要指文體特性。就3篇“記”體文而言，歐陽修《醉翁亭記》過于鋪排，近于秦觀所說“《醉翁亭記》亦用賦體”，東坡《醉白堂記》議論過多。而東坡也對王安石反唇相譏，以為“不若介甫《虔州學(xué)記》，乃學(xué)校策耳”，將安石學(xué)記稱為策論。其實以論為記乃宋人為文習(xí)氣，荊公與東坡二人相嘲雖有戲言的成分，但體現(xiàn)了自覺的“辨體”意識。作為“王言之體”的制誥詔令，尤重“得體”與否，《玉海》引倪思語云，“王言尤不可以不知體制”。王安石對制誥文的改造原本就是以“于王言之體為當”為前提，他的兩制書寫即鮮明地體現(xiàn)了重“體制”即遵循文體規(guī)范的特點，這也使“荊公四六”獲得了“本色派”的評價。
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100卷，兩制制詞凡11卷，其中“內(nèi)制”4卷，包括冊文（7篇）、表本（25篇）、青詞（26篇）、密詞（5篇）、祝文（19篇）、齋文（15篇）、詔書（64篇）、批答（14篇）、口宣（31篇）9類，凡206篇；“外制”7卷，均為制文，凡478篇。另有不同時期所作各類“表”文六卷，凡45篇，“啟”文3卷，凡93篇，均為典型的四六應(yīng)用文，這與兩制文書制度有密切關(guān)系?？疾焱醢彩瘍芍莆谋镜纳膳c其“體制”特點應(yīng)關(guān)注以下3個方面。
1.職位身份之變化
兩制詔令文本，是擔(dān)任知制誥與翰林學(xué)士期間遵照相關(guān)的視草制度所作，但也有部分文本非詞臣任內(nèi)之作。比如內(nèi)制中《敕榜交趾》，系安石熙寧八年十二月在相位時所作詔書：
敕交州管內(nèi)溪峒軍民官吏等：眷惟安南，世受王爵。撫納之厚，實自先朝。含容厥愆，以至今日。而乃攻犯城邑，殺傷吏民。干國之紀，刑茲無赦；致天之討，師則有名。已差吏部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趙卨充安南道行營馬步軍都總管、經(jīng)略安撫招討使、兼廣南安撫使，昭宣使、嘉州防御使、入內(nèi)內(nèi)侍省都押班李憲充副使，龍衛(wèi)四廂都總管指揮使、忠州刺史燕達充副都總管，順時興師，水陸并進。
天示助順，已兆布新之祥；人知侮亡，咸懷敵愾之氣。然王師所至，弗迓克奔。咨爾士庶，久淪涂炭，如能諭王內(nèi)附，率眾自歸，爵祿賞賜，當倍?？?，舊惡宿負，一皆原滌。乾德幼稚，政非己出，造廷之日，待遇如初。朕言不渝，眾聽無惑。比聞編戶，極困誅求，已戒使人，具宣恩旨，暴征橫賦，到即蠲除。冀我一方，永為樂土。
《續(xù)資治通鑒長編》收錄此詔，并說明撰作緣由：因為交趾入寇，其所發(fā)布的露布氣焰囂張且借機攻擊青苗、助役等新法“窮困生民”，“安石怒，故自草此詔。安石最不信《洪范》災(zāi)變之說，于彗星乃推之交趾云”。黃震評價荊公內(nèi)制“簡淡有古意惟《敕榜交趾》一篇”，并考證其寫作背景：“考其時，熙寧八年，交趾入寇，以公新法擾民為說，則公已不當內(nèi)制之職矣。敕榜乃其所自為，蓋公侵官以行私，且其時彗星示變，而敕榜有云'天示助順，已兆布新之詳’，果天意否耶？”蔡上翔則認為安石被激怒而親撰詔書之說系政敵詆毀誣造之辭：“夫中國行新法數(shù)年，只聞臣僚交攻于朝。而閭閻未有揭竿者。即外夷假異說為兵端，亦斷斷不及此。榜文真王者之師，仁人之言。與所謂大怒以詆，何大不相肖也！造謗者于荊公無之而不毀。而正史采之，抑何不近人情至此耶！”此詔是涉及軍國政事的大詔令，王安石怒而草詔之說難以采信。由宰執(zhí)執(zhí)筆重要詔令的事例則并不鮮見，從制度上說是權(quán)宜之舉，況且王安石本就熟稔制詔“體制”，并始終關(guān)切詞臣草詔問題，因此臨時代庖自有充分的準備。
王安石的表文既有作于兩制時期的，比如依拜謝制度所作的兩制除職謝表《除知制誥謝表》《除翰林學(xué)士謝表》《賜衣帶等謝表》《敕設(shè)謝表》等，也有作于熙、豐執(zhí)政與退居江寧時期的?！端牧匃妗份d：
王荊公在金陵，有中使傳宣撫問，并賜銀合茶藥。令中外各作一表。既具稿，無可于公意者。公遂自作，今見集中。其詞云：“信使恩言，有華原隰；寶奩珍劑，增賁丘園?！鄙w五事見四句中，言約意盡，眾以為不及也。
所記為《甘師顏傳宣撫問并賜藥謝表》，作于熙寧十年（1077），頗有傳奇色彩。在宋代，由幕僚代作箋啟，館職代筆樂語等應(yīng)用文字，是普遍的現(xiàn)象。還有一種情形，即門客幕僚與座主共同斟酌下筆?！稉]麈余話》記載：“元祐二年，東坡先生入翰林，暇日會張、秦、晁、陳、李六君子于私第，忽有旨令撰《賜奉安神宗御容禮儀》，使呂大防口宣茶藥詔，東坡就牘書云：'于赫神考，如日在天?！櫲汗唬?能代下一轉(zhuǎn)語否？’各辭之，坡隨筆后書云：'雖光明無所不臨，而躔次必有所舍?！汗笠月柗??！薄端牧匃妗匪d荊公令眾人各作一表事與此頗相類，反映了東坡與荊公的才學(xué)之富贍與文筆之神奇。
2.訓(xùn)詞繁簡之考量
兩制詞命中有不少例行“故事”的文件，不免千篇一律，如內(nèi)制“批答”“口宣”“青詞”“齋文”之類，外制中王安石認為不值得耗費“日力”“心力”而徒費華辭的磨勘考辭之類，大多是格式化的寥寥數(shù)語，其中不乏孫洙所指出的那種數(shù)人一制、群臣一辭的誥詞，如《三司鹽鐵副使陳述古朝奉大夫司封郎中三司度支副使趙抃戶部員外郎加上輕車都尉權(quán)三司戶部副使張燾朝散大夫刑部郎中制》是三人一制：“敕某人等：朕初嗣位，奉行先帝故事，不敢有廢也。具官某等，行義稱于世，才能見于朝，佐國大計，為功多矣。序遷位等，其往欽哉！可?！钡珰W陽修制詞已有此慣例，如《比部員外郎趙宗古謝衍屯田員外郎李琪秘書丞劉元瑜殿中丞馬伸磨勘改官制》系五人一制。制詞云：“敕具官謝衍等：自兵興以來，天下重困，盜賊并起，獄訟繁多，為州縣者不亦勞乎！夫饑寒者未能衣食，而調(diào)斂者未能盡除。惟處之有方，則民不甚弊。賴夫勤敏，乃克濟焉。爾等咸以吏材，寄予民政。錄勞考課，宜有茂恩。可?！贝祟愂聞?wù)繁多，從行政效率而言，文辭確實大可簡省。比較而言，王安石的筆墨更為平實簡明，在篇章體制上也已定型化。再以王安石外制轉(zhuǎn)官誥詞為例：
敕某：考課黜陟之法，雖疏逖未嘗不信，又況于近而顯者乎？具官某，以才自奮，能世其家，出入踐更，休有風(fēng)績。列卿之貳，其往勉哉！可。
敕某：考績?nèi)龤q，進官一等，先帝所以勵群臣也。具官某，秉哲迪義，有聲于時，能勵厥修，以宜官政。序功增位，其往欽承！可。
敕某：御史皆吾耳目之官，而折百工以法刑之中者也。考其功狀，在法當遷，則吾豈可以忘哉？以爾具官某，忠厚諒直，有稱于世，踐更眾職，皆以能聞。故置之臺中，位次執(zhí)法。名實之善，允于人言，姑酬積功，序進一等。位亦顯矣，往其勉哉！可。
敘制度、述勞績、勉蒞職是基本模式，三人文辭有繁簡之異，但有針對性而無雷同，王綽之制文字最詳，制詞尤其強調(diào)御史職位之重，評價也更具體，這是“官方評價體系”的體現(xiàn)。
王安石外制頗為人稱道，曾鞏亦與其并稱?！掇o學(xué)指南》云：“荊公、南豐外制佳?！痹柸温氈袝崛耍饔兄普a80多篇，王震評價其時“除目填委”，“凡除郎御史數(shù)十人，所以本法意，原職守，而為之訓(xùn)敕者，人人不同，咸有新趣，而衍裕雅重，自成一家”?！端问贰繁緜髟u其“于訓(xùn)辭典約而盡”。此外，曾鞏還寫作各類“制誥擬詞”100余篇。黃震指出曾鞏 “制誥多平易，特散文之逐句相類者耳。擬制誥則遍言新更官制之意，此為王介甫代發(fā)明者也”，“其論學(xué)皆主考古，其師尊皆主揚雄，其言治皆纖悉于制度而主《周禮》。荊公更官制，南豐多為擬制誥以發(fā)之”。除了在官制上下足了功夫之外，其文近散體，文字簡要、風(fēng)格“平易”等“體制”特點，荊公外制已先發(fā)之，曾鞏顯然有意效仿發(fā)揚。
3.文體駢散之辨析
宋代詔令以四六為大宗。歐陽修《內(nèi)制集序》論學(xué)士文章說：“制詔取便于宣讀，常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敝x伋云：“四六施于制誥表奏文檄，本以便于宣讀，多以四字六字為句?！眹栏竦卣f，所謂“大除授”之制，則用四六，以四六文宣讀詔書，抑揚頓挫的聲韻之美可以增強儀式感和莊重氣氛。宣讀只限于內(nèi)制之辭，通常“大聲摘首尾詞及階位姓名下數(shù)句并所除之官而讀之，不盡宣也”。外制則無宣麻環(huán)節(jié)。明代吳訥《文章辨體序說》說：“宋承唐制，其曰'制’者，以拜三公三省等職。辭必四六，以便宣讀于庭。'誥’則或用散文，以其直告某官也?！睂⑽捏w駢散與宣讀與否聯(lián)系起來，但不可一概而論。
兩制寫作均非四六一體。王安石內(nèi)制文本中，用四六者如《皇后冊文》《韓琦加恩制》《李璋加恩制》《皇伯祖威德軍節(jié)度使榮國公承亮加恩制》《李日尊加恩制》數(shù)篇，均系“大詔令”“大典冊”，其他則大體駢散體參半，即使《敕榜交趾》也僅“天示助順，已兆布新之祥；人知侮亡，咸懷敵愾之氣”一聯(lián)為駢語。外制之詞中個別篇章如《召試三道》之一、《樞密直學(xué)士施昌言知渭州制》《知制誥沈遘知杭州制》《故充媛董氏贈婉儀制》數(shù)篇為完整的四六文，其他則大都以散文撰寫。茲錄沈遘制如下：
敕：東南奧區(qū)，杭越重鎮(zhèn)。眷惟師帥之選，屬于侍從之良。宜有褒優(yōu)，式示毗倚。具官某，風(fēng)姿爽拔，器宇閎深。早登高妙之科，亟躋通顯之列。校文東觀，典學(xué)擅乎多聞；演誥西垣，英辭鼓乎群動。比抗章而請郡，期調(diào)膳以奉親。曾未期年，已聞報政。乃就更于淮海，庶益便于庭闈。載念錢塘之邦，方虛銅虎之守，宜共易俗之命，仍選應(yīng)宿之資。服我新恩，寵爾故里，與夫引會稽之紱，又相萬也。爾惟懋哉！可。
全篇以四六句式為主，典雅工麗，在外制詞中較為少見。其他制詞中偶或點綴一二駢語。如王益柔除兵部員外郎制：“爾惟賢，故序于校讎之職；爾惟能，故列于會計之官。”自然平易而無偶儷痕跡。
荊公集中四六以表文、啟文最為典型。表文是臣下向君王有所呈獻、慶賀、陳請的應(yīng)用文，其中除少數(shù)幾篇悼慰之表外，均為四六文。啟文用于慶賀、陳乞、致謝、候問等，有些功能與表文類似，只是投獻對象為執(zhí)政、同僚、友人等。表啟文作為應(yīng)用文字，是“荊公四六”的主要載體。
不論從文體演進還是寫作規(guī)制看，散體制詔始終占有重要一席。王應(yīng)麟云：“散文當以西漢詔為根本?！辈⒁齾巫嬷t云：“詔書或用散文，或用四六，皆得?！痹谀纤我詠怼巴跹运牧比找媪餍械谋尘跋?，王安石的散體制詔具有示范意義。黃震指出：“（荊公）外制召試三道，其二以散文為之，以此知祖宗盛時制誥尚存古意，自宏詞之名立，而朝廷訓(xùn)誥之文遂同場屋聲病之習(xí)矣?！逼湔僭囍普a所作第一篇《節(jié)度使加宣徽使制》為駢體，其余兩篇《翰林學(xué)士除三司使制》《戒勵諸道轉(zhuǎn)運使經(jīng)畫財利寬恤民力制》為散體，可見詞臣應(yīng)熟練掌握四六與古文兩種文體。而在兩制寫作中，可駢可散而有意用散則體現(xiàn)了荊公取法兩漢詔令的傾向。值得注意的是,王安石的兩制制詞均撰寫于熙寧中發(fā)表改革制辭的意見之前，表明其早期的草詞實踐即已表現(xiàn)出不務(wù)華辭的自覺傾向。因此，他對后來制詞的批評具有鮮明的針對性。除了兩制詔詞外，黃震又指出，“公之啟皆平易如散文，但逐句字數(shù)相對以便讀耳”，這與他評曾鞏“制誥多平易，特散文之逐句相類者耳”相類?？梢姡徽撌撬牧€是散體，“簡淡有古意”及“平易如散文”的風(fēng)格是王安石應(yīng)用文寫作一以貫之的自覺追求。
王安石駢散并用的兩制書寫，提示我們對宋代制詔應(yīng)用文體的研究應(yīng)當注意辨析散體與四六制詔的不同“體制”，在當下以四六為制詔主流文體的研究視野之外，對以“古文”為“王言”的散體制詔也應(yīng)給予充分關(guān)注。
南宋文壇進入文學(xué)經(jīng)典化時期，歐陽修、蘇軾、王安石作為北宋杰出的翰林學(xué)士與文章大家，其四六應(yīng)用文與古文共同構(gòu)成北宋文章史的經(jīng)典?！巴跹运牧痹谀纤谓?jīng)典化的主要背景，首先是四六駢儷文的應(yīng)用日益廣泛。正如洪邁所云：“上自朝廷命令、詔冊，下而縉紳之間箋書、祝疏，無所不用?！逼浯问窃~科成為選拔詞臣之途。葉適說：“宏詞人，世號選定兩制?！痹~科所試為朝堂應(yīng)用文，四六是必備文體，詞臣普遍浸染詞科習(xí)氣，四六寫作愈來愈趨向規(guī)范化和技術(shù)化，駢儷傾向日趨工麗細密。北宋詞臣的寫作經(jīng)驗與其四六范本，遂成為南宋詞臣揣摩取法的楷式。南宋文壇對北宋四六的接受與經(jīng)典化，主要從3個層面展開。
1.文章選本的推動
文章選本可以淳熙中呂祖謙所編《皇朝文鑒》（《宋文鑒》）為例。最早編選北宋一代文章的《宋文鑒》150卷，該書分為賦、律賦、詩、詔、赦文、御札批答、制、誥、奏疏、表箋等49類。應(yīng)用文占較大比例，所選“典策詔誥則欲溫厚而有體，奏疏表章取其諒直而忠愛者”。重文而輕詩賦，又特重應(yīng)用文，體現(xiàn)了“有益于治道”的宗旨。趙彥適認為，從文章學(xué)角度看，該選本“使學(xué)者覽表疏而思都、俞、吁、咈之美，觀制冊而得盤、誥、誓、命之意”。以歐陽修、蘇軾、王安石三大家比較，該書所選詔文王安石6篇、蘇軾6篇、歐陽修5篇；冊文歐陽修、王安石各1篇，制文王安石4篇、歐陽修3篇、蘇軾5篇；誥詞歐陽修19篇、王安石18篇、蘇軾15篇；表文王安石31篇，多于歐陽修的14篇和蘇軾的13篇；啟文王安石9篇、歐陽修7篇、蘇軾11篇。綜合來看，《宋文鑒》所選文章數(shù)量最多的是蘇軾（160篇），其次才是歐陽修（144篇）、王安石（96篇），但在兩制詔誥及表文的數(shù)量上王安石最多，可見王安石在應(yīng)用文寫作中的地位。葉適對該書給予全面評述，他最推崇歐陽修制誥文，對王安石貶抑較多，但也指出，“安石《謝宰相表》最工，為近世第一，而呂氏不錄，蓋大言之尤者不可為后世法故也”。
2.文話特別是四六話的出現(xiàn)與成熟
四六話與文話，以《歷代文話》收南宋四六話4種及文話16種為中心，兼及筆記、序跋等散見材料。
南宋四六話的貢獻，一是為北宋詞臣四六文劃分文派，建構(gòu)以兩制詞臣為主體、兩制文本為載體的四六譜系，表現(xiàn)出自覺的流派意識與文章史觀念。二是通過對四六名家范文的評賞，確立四六寫作范式。較之古文，宋人對四六應(yīng)用文的寫作、品鑒、派別、流變的論述更為豐富，自成體系。
從文章史角度看“本朝四六”，四六與古文演進同步。
四六偶麗之文，起于齊梁，歷隋唐之世，表章、詔誥多用之。然令狐楚、李商隱之流號為能者，殊不工也。本朝楊、劉諸名公，猶未變唐體。至歐、蘇始以博學(xué)富文為大篇長句，敘事達意，無艱難牽強之態(tài)。而王荊公尤深厚爾雅，儷語之工，昔所未有。紹圣后置詞科，習(xí)者益眾，格律精嚴，一字不茍措，若浮溪尤其集大成者也。
本朝四六，以劉筠、楊大年為體必謹四字六字律令，故曰四六。然其弊類俳，歐陽公深嫉之……如公之四六有云：“造謗于下者，初若含沙之射影，但期陰以中人；宣言于庭者，遂肆鳴梟之惡音，孰不聞而掩耳？”俳語為之一變。至東坡于四六曰：“禹治兗州之野，十有三載乃同；漢筑宣防之宮，三十余年而定。方其決也，本吏失其防而非天意；及其復(fù)也，蓋天助有德而非人功?！逼淞ν焯旌佣鴾熘純鯋褐畾庖怀?，而四六之法亡矣。
大抵文章只要古，履常（趙汝談）法度宗王介甫，景元（真德秀）辭氣似歐陽永叔，蓋自西昆剝落后，歐、王兩家實為近于古。
楊、劉崑體為宋初四六肇端，歐、蘇、王等人以古文入駢儷，這是北宋四六嬗變的兩大階段。經(jīng)歐、蘇、王等人對昆體四六的改造，“宋體”超越“唐體”成為宋代翰苑文章的主要范式。這是南宋人對“王言四六”嬗變進程的大判斷。
從家數(shù)、派別的范疇論“本朝四六”。宋詩有詩派、宗派、派家之說，宋文同樣有文派、宗派、譜派之論，而且四六“派別”論較之詩人惟江西一派更為開放多元。
忽蒙駢儷之工，猶見淵源之自。惟我宋文體之盛，掃晚唐風(fēng)格之余。楊劉始以藻麗擅名，歐蘇惟以才氣獨步。后來爭奮，分派浸差。
本朝四六以歐公為第一，蘇王次之……然二蘇四六尚議論，有氣焰；而荊公則以辭趣典雅為主；能兼之者，歐公耳。
皇朝四六，荊公謹守法度，東坡雄深浩博，出于準繩之外，由是分為兩派。近時汪浮溪、周益公諸人類荊公，孫仲益、楊誠齋諸人類東坡。
先朝精切則夏英公，高雅則王荊公；南渡后富麗則汪龍溪，典嚴則周平園。其余大家數(shù)尚十數(shù)公，而歐、蘇又四六中縛不住者。
樓鑰提出“分派”說，北宋四六可分為“楊、劉”與“歐、蘇”兩派。楊囦道明確提出荊公與東坡“兩派”說。吳子良論歐、蘇、王次第，劉克莊以“家數(shù)”論兩宋四六大家?？偠灾?，歐、蘇、王可歸為一個譜系即“宋體”，歐陽修作為一代文章宗師，在古文與四六兩個系統(tǒng)中都可尊為第一，“荊公派”與“東坡派”在王言四六中的經(jīng)典地位也由此確立。各家所論并無抑揚優(yōu)劣的門戶之見，意見往往可以互補。
在詞臣應(yīng)用文領(lǐng)域，除了對歐、蘇、王做平行比較外，四六標舉荊公在南宋也并不少見，如劉克莊在北宋獨舉夏竦、王安石，又如陳鵠云：
本朝名公四六，多稱王元之、楊文公、范文正公、晏元獻、夏文莊、二宋、王岐公、王荊公、元厚之、王履道。
荊公尤工于四六，并見本集。
其所排列的“本朝名公”中，自王禹偁、楊億至范仲淹、晏殊、夏竦、宋祁、宋庠、王珪、王安石、元絳、王安中，無歐、蘇的位置，評價帶有相當?shù)闹饔^性，但如果從文風(fēng)演進脈絡(luò)看，則有其合理性，也反映了王安石四六的獨立地位。王炎甚至說：“至我有宋，文有歐、蘇，古律詩有黃豫章，四六有王金陵，長短句有晏、賀、秦、晁，于是宋之文掩跡乎漢唐之文。”以王安石為宋四六唯一代表，可謂推崇備至。
3.詞臣的承襲效仿
兩制詞臣在制誥寫作中的師法承襲往往有自家獨到的體會，由此構(gòu)成一脈相承的譜系?？梢哉娴滦?、劉克莊、趙汝談為例梳理晚宋詞臣宗法荊公四六一派。
真德秀（1178—1235），寧宗嘉定、理宗寶慶、端平間三入翰苑。趙汝談（？—1237），端平初與西山為翰苑同道。劉克莊（1187—1269），理宗淳祐、景定間兩入翰苑。真德秀曾從淳熙中翰苑詞臣倪思習(xí)詞科，劉克莊則從真德秀習(xí)詞科，趙、劉二人同為真德秀所賞，稱“當今詞人，惟趙某、劉某”，此處“詞人”實指詞臣。三人作為南宋后期翰苑四六名家，均有師法淵源，從其平昔講習(xí)切磋中可進一步了解北宋名公四六在南宋翰苑的師承與演進脈絡(luò)。據(jù)劉克莊記載：
后南塘趙公為西宗，評余四六云：人“馴雅簡潔，全法半山。”又云：“老胡雙眼猶能別寶，更須參取歐、蘇，使之神化不測?！彼找娪嘁欢衷疲骸澳吃谛衷旗F中。今知前所見一卷，就某所好一體耳。”
西山四六高處不可慕擬。為江東漕，與廣德守魏峴爭賑濟，謝表惟歐公能道，他人莫及也。然書與余云：“某四六從龍溪入，兄與履常由半山入，故標致不及二公?！逼渲t下如此。
前輩作文必有師法。昔聞之西山先生曰：“某掌內(nèi)制六年，每覺文思遲滯即看東坡，汗漫則有曲阜?！薄痪退牧?，當用西山之法，參取坡公，則益雄渾變化而不可測矣。
元代袁桷云，“大要寡學(xué)而才氣差敏捷者，直師東坡。南渡以后，皆宗之。金源諸賢，只此一法。惟荊公一派，以經(jīng)為主，獨趙南塘單傳，莫有繼者”，認為趙汝談（南塘）獨宗荊公，吳泳也認為“履常法度宗王介甫”，事實上后村與南塘均推崇半山四六。后村稱“半山、初寮、平園三數(shù)公大典冊信巨麗矣”。又西山（真德秀）自稱其四六學(xué)汪藻，按楊囦道所論，汪藻、周必大四六類荊公，則西山四六與半山亦可謂淵源有自。真德秀又稱“某掌內(nèi)制六年，每覺文思遲滯即看東坡，汗漫則有曲阜”，而后村四六亦師法半山、曲阜（曾肇），林希逸指出后村四六淵源：
至于駢語，雖祖半山、曲阜，而隱顯融化，鍵奧機沉。表制之外，諸啟尤妙，自成一家，他人或相仿效，神氣索矣。甲子以來，又為渾深簡到之語。嘗語余曰：“吾四六又一變。”
劉克莊曾批評四六之衰曰：“繩以前作，曾未涉楊、劉徑蹊，況敢望曲阜、東坡、廬陵、半山之藩乎！”將曾肇與半山等人并提。王應(yīng)麟亦云：“散文當以西漢詔為根本，次則王岐公、荊公、曾子開詔，熟觀然后約以今時格式，不然則似今時文策題矣?！彼膸祓^臣評曾肇“其制誥亦爾雅典則，得訓(xùn)詞之體，雖深厚不及其兄鞏，而淵懿溫純，猶能不失家法”?？梢?，“曾氏家法”與“辭趣典雅”“謹守法度”、重“體制”的荊公四六同屬一脈，曾肇與其兄曾鞏均可歸入“荊公派”。后村四六的“馴雅簡潔”“渾深簡到”正可看出荊公四六的源脈。而真德秀文思遲滯則看東坡，以其“雄渾浩博，出于準繩之外”；文章汗漫時則看曾肇，以其“爾雅典則”，具有法度，故能兼取兩派之長而自成一家，可看做西山四六制詔的獨家法門。
要而言之，南宋翰苑四六主要取法王安石、蘇軾兩派，在“荊公派”與“東坡派”的經(jīng)典化歷程中，南宋四六也趨于繁盛，四六名家輩出。諸家雖各有所宗，而又取徑多元，追求融匯眾長而自成面目。其高者則如汪藻之“中興誥令，蓋合王、蘇之精整明暢”，“故其剪裁也，有丁、夏之風(fēng)；其典雅也，備曾、王之體。肆而不野，麗而不侈，則骎骎乎歐、蘇矣”，而被稱為“集大成者”。在這一描述中，北宋歐、王、曾、蘇四位古文大家都納入兩制詞臣的文章譜系之中，成為宗法的典范。
本文原載于《社會科學(xué)戰(zhàn)線》2022年第8期
責(zé)編|劉揚
網(wǎng)編|陳家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