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風雨飄搖的近代中國史上，曾有過五次悲壯而雄偉的人口大遷徙，分別是“闖關東”、“走西口”、“下南洋”、“蹚古道”、“赴金山”。
在五次大遷徙中，數(shù)以千萬的人背井離鄉(xiāng)，拋家舍田，踏上一條布滿荊棘、生死未卜的路，只為了奔一個福禍難測的前途。
說完闖關東，再來說說走西口。
和闖關東一樣，走西口也并非短時間內才產生的移民潮，而是前后延續(xù)近三百年的一種習俗。
所謂西口，狹義上講，是指山西右玉晉蒙交界的殺虎口，位于張家口以西，明代時，此處常有北方游牧民族南侵，是明朝發(fā)兵討胡的起點，當時被稱作是“殺胡口”，到了乾隆時期，民族一統(tǒng)大勢已定，為緩和民族關系，此地才改名為殺虎口，從而沿用至今。而廣義上說，西口則泛指通往塞外的長城關塞，大體上講，就包括山西殺虎口、陜西府谷口、河北獨石口等關口。
從后世對西口的地域劃分上，也不難看出，當時走西口規(guī)模之大，至少覆蓋晉、陜、冀三省，而經史料記載，明清以來，走西口的人數(shù)達數(shù)百萬。
拖家?guī)Э诒尘x鄉(xiāng)，幾代人甚至十幾代人選擇去別處立族立宗，這顯然和自古以來國人所崇尚的落葉歸根有悖離，但五次遷徙，皆是無數(shù)人不遠千里遷居別處，背后的原因值得探討。
若要細究其淵源，則需要更認真地追溯和回望，在一些枝葉末節(jié)的片段中，在浩如煙海的古籍中爬羅剔抉，或許能幫助我們驅散所有的迷惑，既而一片粲然。
大規(guī)模的人口遷徙必然不會是盲然無序的，有社會學家概括出一種規(guī)律，叫“推拉模型”。
顧名思義，促使人口大規(guī)模遷徙的至少有兩方面原因，即“推力”和“拉力”，也可以看作是“內因”和“外因”。
所謂“推力”，則是原居住地的諸多不利因素，比如戰(zhàn)爭、動亂、自然災害、種族矛盾等；相反，“拉力”則是說遷入地的優(yōu)越條件，比如肥沃的土地，更有利的政治環(huán)境和地理環(huán)境，這為我們理解走西口的成因，提供了一個理論支撐。
走西口的集中地主要出現(xiàn)在晉西北的河曲、保德、偏關，晉北的朔縣、平魯、左云、右玉以及陜北的府谷、神木、定邊等縣，地處黃土高原，溝壑縱橫、土壤貧瘠，可耕地面積極為有限。《神木縣志》有記載：
邑處極邊，多沙岡石磧，幅員雖廣，而可耕之地計以頃畝，誠不及沃野之十之二三耳。
《偏關縣志》中也有提及：
晉北土質干燥，氣候較寒，山田高聳，無川流灌溉，所憑借者雨澤耳，故晴雨稍有失時，便成災歉。于西北地勢最高，苦寒特甚。
極端惡劣的自然環(huán)境迫使人們不得不想別的辦法謀生，萬般無奈之下，只能拋家舍業(yè)，開始千里謀生之路。
而內蒙，土地肥沃，雨水充沛，地廣人稀，自然就成為了“走西口”的強大拉力。
從大致路線來看，走西口的人們大都從山西中部和北部出發(fā)，一條路向西，經殺虎口出關，進入蒙古草原；
實際上，走西口最早是從明朝就開始的，但早期不一樣，那時候走西口的大多是一些商人。
明朝隆慶年間，大明和蒙古雙方偃旗息鼓，上面所說的“殺胡口”成為了兩地客商的互市之地，不少山西的漢族商人越過殺胡口，到蒙古地區(qū)用中原的手工業(yè)品販賣馬匹，他們靠著在草原和農耕帶之間游走，積累了不少財富。
后來滿清入關，清廷非常害怕漢族接觸蒙古族，所以一度封禁蒙古，而且他們沿明長城劃了一條南北寬五十里、東西長兩千里的禁地，以分隔漢蒙。禁地內不準農耕放牧，每年燒荒，土壤烏黑，因此被稱為“黑界地”，當時，走西口的商人也越來越少。到了康熙年間，朝廷取消禁令，允許山西人去蒙古地區(qū)定居耕種，這之后，大量的漢人開始涌入蒙古草原，掀起了走西口的第一波高潮。
當然，早期涌入蒙古的，大都還是商人，這些商人靠著販賣貨物而發(fā)家致富，成了日后晉商的鼻祖，到清中葉，晉商們的足跡不但遍布蒙古地區(qū)，甚至遠到莫斯科。
到了晚清，走西口的主角變成了貧農老百姓。
光緒元年到四年，華北地區(qū)遭遇百年難遇的“丁戊奇荒”，晉陜一代整村整村死絕戶，留在故土生機渺茫，而當時大清朝廷，腐朽不堪，強弩之末，根本拿不出錢來賑災，百姓也只能自求多福。
于是，大量的貧苦百姓離開祖祖輩輩生活的土地，去蒙古地區(qū)討生活，正巧當時清廷為了湊集《辛丑條約》的欠款，全面開放蒙地，征收押荒銀。
尋得生機的晉陜百姓，開始大量走西口，涌入內蒙，即便朝廷壓榨，但還在，他們仍有一絲希望。
不同于早期的走西口，此時西口外，沒有財富，只是蟻民們茍活下去的希望而已。
內有朝廷壓榨，外面也不安生。
當時，沙俄對北方虎視眈眈，毫不掩飾地步步蠶食，蒙古地區(qū)自古土地遼闊，人口稀少，正是俄國擴張的理想目的地，家國危機，生存難題，就這樣一下子壓在了那些剛剛走西口還填不飽肚子的老百姓身上。
清朝號召“移民實邊”，鼓勵內陸漢人定居邊境，走西口的第二波高潮，顯得更加凄慘。
到清末，本來了無人煙的蒙古地區(qū)，移民人數(shù)已經多達300多萬人，遠超當?shù)氐拿晒抛迦恕?/p>
到了民國之后，山西地方的治理和經濟開始好轉，老百姓的生活也不那么困苦，再加上西口外面軍閥混戰(zhàn)，盜匪橫行，走西口危險性大大增加，走西口的浪潮也才慢慢平息下來。
走西口持續(xù)幾百年，過程不可謂不辛酸，但好在，結局是好的。
百萬人口聚集內蒙，內陸的貧農有了耕地，能夠安居樂業(yè)，也為當?shù)貛砹讼冗M的農耕技術，口外農業(yè)發(fā)展加快，單一的游牧經濟開始變得豐富起來，傳統(tǒng)的農耕界線向北推移，漢蒙文化相互交融，逐漸形成了農牧并舉、蒙漢共居之鄉(xiāng)。
而大批商人在蒙定局，也刺激當?shù)厣虡I(yè)的繁榮和城鎮(zhèn)的興盛，“先有復盛公，后有包頭城”，足可見晉商對于蒙古地區(qū)經濟發(fā)展，貢獻之巨大。
如今，走西口已經成為一段歷史傳奇，沒有人再在饑寒交迫下背井離鄉(xiāng)，浩浩蕩蕩走西口，烙刻著無數(shù)漢族移民為了生存艱苦奮斗的足跡，也成為開啟晉蒙兩地蒙漢交匯區(qū)社會歷史、生產生活方式劇烈變遷的鑰匙，蒙漢融合，構成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重要的一環(huá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