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泊船瓜洲》現(xiàn)在小學語文教科書上也收進了，還有什么可以談的呢？我認為這首詩大有談的資料。這談的資料，不是大家都知道的“春風又綠江南岸”的“綠”字煉得極為妥貼，而是這首詩到底算不算政治詩。讓我們先來看看這首詩是怎樣寫的吧：
《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數(shù)重山。
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乍一看，完全是一首思歸詩，根本聞不到一絲一毫的政治氣味。但是近千年來，學者們?yōu)榱怂降资遣皇钦卧?，卻爭得不亦樂乎?，F(xiàn)在我極簡短地介紹一下王安石寫作這首詩的時代背景，看了之后，我們就可以判斷它屬不屬于政治詩了。
王安石（1021---1086）在1037年跟父親移居江寧（現(xiàn)南京），從此南京就成為他的第二故鄉(xiāng)了。他于1042年中進士，做了二十多年的地方官，政績顯著。1069年，宋神宗封王安石為參知政事（副宰相），第二年就拜宰相。于是王安石發(fā)起了著名的“熙寧變法”。但變法的阻力極大，1074年被罷相，回歸南京閑住。一年后神宗又啟用他為宰相，繼續(xù)變法。但只堅持了一年多一點，又被罷相。他退居南京，從此一蹶不振。1086年宋哲宗登基改為元祐元年，保守派得勢，新法盡廢。這一年,王安石在極其抑郁中離世。
回過頭來再說這首詩。這首詩是什么時候寫的呢？歷來有三種說法。一種是說他1068年進京任翰林學士時作的；另一種認為是1074年罷相后回南京途中作的；第三種認定為1075年二次拜相時，從南京到京城的途中作的。
我認為第二種可能性是完全沒有的,因為詩中明明寫著"明月何時照我還"。如果他是罷相回歸，瓜洲（在揚州）離南京只有幾天的路程，何必要發(fā)出這樣明知故問的感嘆呢？
我們再來看看第三種情況，是他二次進京拜相的途中寫的。這時王安石的心情肯定非常之好,因為神宗再次召他回京拜相,重新推行"新法"，他的政治抱負可得以實現(xiàn)。所以當泊船瓜洲時，他回望長江對岸的京口（現(xiàn)鎮(zhèn)江），又遙想蟄居了一年的鐘山（指代南京），頗有些洋洋得意之情。因此在他眼里，江南是沐浴著春風，百草叢生，千里一片綠色，多么生機盎然。他想到了這次重新回京推行變法，也可以象“春風又綠江南岸”一樣，讓人民享受新法帶給的好處，家家安居，人人樂業(yè)。如果真的實現(xiàn)了變法，那我就可以去官回鄉(xiāng)，安度晚年了。因此最后他發(fā)出感嘆：“明月何時照我還？”這個“還”，可以理解為得勝而歸。因為他寫這詩時，還僅僅是在去上任的路上，一切尚為未知數(shù)。但他期待著這次出馬能功成名就，所以這樣迫切地盼望著“還”。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完全可以認為，“春風又綠江南岸”是另有涵義的。特別是這個“又”字，絕對暗示他重新拜相后，要繼續(xù)推行變法的決心和信心。因此，我們應該把這首詩看作是政治詩。
還有第一種情況，就是這詩寫在1069年從南京去京城任翰林學士的路上。如果真是那次所作，那么“春風又綠江南岸”就真是“綠了江南岸”，沒有任何政治的含義，當然政治詩也無從談起。只是有一點令人不解的是，那時王安石才四十多歲，精力充沛，抱負遠大。之前做了那么多年的地方官，難得這次能進京而成近水樓臺。高興都來不及，為什么要無端地發(fā)出“明月何時照我還”的感嘆呢？所以我認為這詩寫在1069年的可能性不大。
綜上所述：我認為這首詩寫于1075年第二次拜相的去京路上的可能性極大，那么這句“春風又綠江南岸”，詩人的確是另有所指，所以我們可以把它看成是一首政治詩。
當然，這樣一解說，“春風又綠江南岸”這句膾炙人口的名句會變得索然無味。故而，我認為讀這首詩時，還是就詩論詩為好。特別是對兒童少年教學時，大可不必討論它是鄉(xiāng)愁詩還是政治詩。
另外 ，既然談到這首詩，就順便將這個“綠”字說一下。據(jù) 南宋初的文人洪邁（1123---1202）在《容齋續(xù)筆》中記載，王安石最初寫的第三句詩是“春風又到江南岸”，但 總覺得這個到字太平庸。于是改成 了“過”字，但又覺得欠妥貼。再改成“入”字，還是覺得不好。又試著用“滿”字 等十幾個字填入，都不能滿意。最后他遙望江南，樹是綠的，山是綠的，水是綠的，田野是綠的，想象中的草也是綠的.......于是他豁然開朗，終于定稿成為“春風又緑江南岸”。這樣一改，不但把形容詞綠變成動詞活了起來，讓江南的緑躍在了人們的眼前，還把“春風”也擬人化了。這次的修改與賈島的“推”、“敲”一起，成為膾炙人口的寫詩煉字的著名故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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