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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于楊秀清評價的幾個問題 - 世界地圖歷史地理

          對于楊秀清評價的幾個問題

          時間:2010-08-14 12:34:14  來源:  作者:

           楊秀清是太平天國革命的重要指導人之一。他在革命的準備階段、起義的實行階段,以及從革命的進軍到他被害時期,在革命進程的每個關鍵時辰,都起著極端重要的作用。一八五六年九月,混進革命隊伍的階級異己分子韋昌輝,用忽然攻擊的手法,殺害了楊秀清。韋昌輝為了裹脅大眾,制造反革命言論,曾在大眾中普遍分布了所謂“逼封萬歲”和“天王密詔”的神話,荼毒了洪秀全和楊秀清的關系。有的太平天國史的研討者,以至由此引伸,說楊秀清被封東王是洪秀全不得不作出的“退讓” 理由是在革命準備階段,洪、楊之間就存在著奪權奪位的“暗潮”。定鼎南京之后,楊秀清更把洪秀全視若無物。因而,把楊秀清說成是“大奸雄”,而把韋昌輝的反革命叛亂則說成是“靖難之師”。顯然,這是對太平天國革命歷史的顛倒。

           

          關于楊秀清被封東王問題

          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楊秀清、肖朝貴、馮云山等人,以替洪秀全祝壽為名,揭竿起義。聽說,起義時曾發(fā)布一篇檄文,自稱有“文官二百,人人有安幫定國之才;武將千員,個個有擎天垮海之勇。雄兵三萬,勢若天丁;戰(zhàn)士數(shù)千,威如猛虎。”(引自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上冊232頁。)起義氣勢之大,由是可觀。這樣一支雄兵,由誰來統(tǒng)率,無疑洪、馮是早有成竹的。金田起義的當天,洪秀全就職命楊秀清為中軍主將,肖朝貴為前軍主將,馮云山為后軍主將,而韋昌輝、石達開則分別為右軍主將和左軍主將。從這個布置看,楊秀清位居中軍主將,曾經(jīng)是統(tǒng)率全軍的位置了。在金田起義之后,經(jīng)過將近一年的革命理論,即同年十一月,洪秀全在永安實行封王,楊秀清被封為東王,蕭朝貴為西王,馮云山為南王,韋昌輝為北王,石達開為翼王,明白規(guī)則所封“各王具受東王節(jié)制。”楊秀清成為法定的安定軍的最高統(tǒng)帥。

          楊秀清被封東王,到底是出于革命需求,還是出于洪秀全的“退讓”?有的以為馮云山參與革命最早,功績最大,封楊秀清東王而不封馮云山東王,是明顯的“退讓”,我們不同意這個見地。在革命進程中,指導集團的名次歷來就不是原封不動的,隨著革命形勢的深化和開展,必然會呈現(xiàn)一些出色的人才,充實到革命指導集團中來。楊秀清當然不是按勞分配的,他在被封東王前,就有兩個不可無視的顯赫功勞。一是代天父傳言,標明了他有高度的謀略;二是組織起義隊伍和花州迎主,標明了他有出色的將才。這兩件事是他被封東王的前提條件。

          代天父傳言是楊秀清對革命的一個大奉獻。當時的形勢是,拜上帝會遭到地主武裝團練的壓榨,馮云山被武宣地主王作新拘捕,并以“聚眾謀反”的罪名將馮云山下獄,洪秀全因馮云山被捕,回到廣東設法救援。于是拜上帝會便脫離了洪馮的指導,加上地主武裝的壓榨和毀壞。會眾之中,有的畏縮,有的動搖。更嚴重的是在會眾中的壞人乘機慫恿,應用紫荊山地域的“降童”的迷信活動,公開“出言反對耶穌經(jīng)驗,且引入離道。”“因此在兄弟中生出糾葛及有團結(jié)之象。”(韓山文:《太平天國起義記》。)拜上帝會面臨著瓦解的風險。對此,楊秀清非常憂慮,《太平天國起義記》說他“忽生啞病,兩月不能言語。”兩個月的啞病,顯然有些夸大。但是,經(jīng)過兩個月的緘默探究,尋覓改變場面的方法卻是事實。他在必要的準備之后,斷然以“降童”的方式代天父傳言,以此來維系拜上帝會這個革命組織的團結(jié)和不至于瓦解。

          從楊秀清假天父傳言所昭示的內(nèi)容看,一方面是對那些妄圖團結(jié)拜上帝會的不良分子停止責備;另一方面是勸人參與拜上帝會,樹立教主洪秀全的威信。史書說楊在代天父傳言時“嚴厲莊嚴責人之罪惡,常指個人而宣傳其丑行。彼又勸人為善,及預言將來。” (韓山文:《太平天國起義記》。)《天情道理書》也說楊秀清代天父傳言的內(nèi)容是天父“已差天王降生,為天下萬郭(國)真主,救世人之陷溺。世人尚不知敬拜天父,并不知真主所在,依然叛逆天文,理宜大降瘟疫,病死天下之人。而天父又大仁慈,不忍凡間人民,盡遭病死,故特差東王下凡,代世人贖之。”(《太平天國》卷一365—366頁。)從這些記載,我們分明地看到楊秀清代天父傳言內(nèi)容是非常重要的。他第一次經(jīng)過神的言語宣布洪秀全是“真主”,暗示拜上帝會這個革命組織,最終是要打天下的,并號召大家深信天文,篤誠于拜上帝會。由于楊秀清原先在燒炭工人中有很大的影響,加上他代天父傳言又契合廣闊會眾的利益。當洪馮回到紫荊山時,看到會眾愈加團結(jié),對楊秀清的代天父傳言非常贊嘗,立刻“審訊為真者。”而對那些毀壞革命隊伍“引人離道”的行動,“其言則被定為假的,為魔鬼附身而說的。”立刻將這些人“逐出拜上帝會。” (韓山文:《太平天國起義記》。)對楊秀清代天父傳言,太平天國向來給予很高的評價?!短烨榈览頃氛f:“當其時真道兄弟姊妹多被妖人恫嚇,若非天父下凡教誨作主,恐伊等心無定見。安得不忘卻真道,差入鬼路乎。”(《太平天國》卷一365—366頁。)可見,楊秀清在拜上帝會內(nèi)部發(fā)作的這場劇烈的斗爭中,旗幟鮮明,立場堅決,維護了革命的利益,挽救了革命的危機,對革命事業(yè)作了出色的奉獻。在洪秀全確實認之后,楊秀清很自然地就獲得了代天父傳言的資歷。固然,馮云山是最早的傳教者,但他一直沒有獲得代天父傳言的資歷,這就決議了楊秀清的位置在馮云山之上。

          另一件大事,是準備起義和花州迎主。從1850年開端,起義工作就在楊秀清的詳細掌管下極積地停止著。他一面“開爐鑄造”武器,一面鍛煉起義兵士,他經(jīng)常讓兵士挑著燈籠出沒于山谷之中,目的是為了擴展影響和順應夜間作戰(zhàn)。合理起義在積極準備時辰,廣西尋州協(xié)付將李殿元忽然率兵包圍了平南縣花州山人村。將密藏在這里的洪秀全、馮云山等太平天國首領圍困起來,洪秀全等的平安處在非常危殆之中。此時,楊秀清正在金田指導起義的準備工作,又正值生病在床,但他偵悉洪、馮的處境之后,立刻調(diào)派精兵去救洪、馮。史書記載:“楊秀清在昏迷中得上帝顯現(xiàn)于紫荊山眾兄弟,謂其首領等有難,而令彼等速往救援。”(韓山文:《太平天國起義記》。)能夠看出,雖然楊秀清身在金田,又正值病中,但他和洪秀全是堅持親密聯(lián)絡的。所以,當洪秀全被清軍包圍時,他立刻知悉,并且喊出“扶主”的口號,派熟習花州地形的蒙得恩等帶領一支精兵到花州去救援洪、馮,把清軍打得大敗,清巡檢張庸當場被擊斃,這是安定軍第一次擊斃清軍官吏?;ㄖ萦鞯囊饬x是不可低估的,不只初次大范圍的和清軍揭開戰(zhàn)旗,而且實踐上宣布了起義的開端。由于從此以后,除了武裝斗爭之外,拜上帝會的會眾再沒有任何理由能夠安居了。

          另外,楊秀清在金田起義的準備階段,工作是非常出色的。為了發(fā)起這場起義,他曾經(jīng)弄得“耳聾流水,口啞流涎。”(《洪仁□自述》《太平天國》卷二850頁。)代天父下但凡傳達天父皇上帝的意旨,而這個天父皇上帝在會眾中到底有多大的威信,這是楊秀清不能不思索到的。再次對大眾的考驗,是進一步樹立天父皇上帝這個崇高形象的方法。他醞釀了第二次假天父下凡,病中他“自稱天父降托,耳聰目明,心靈性敏,組織大眾,策劃起義,指揮軍事行動,一切整然有條。”(《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對此,以至連李秀成也驚嘆“不知天意如何化作此人。”(《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從此,大眾對楊秀清深信不移,無不信服,出生入死,聽其指揮。

          在革命理論中,楊秀清曾經(jīng)成為一位剛強而富有謀略的戰(zhàn)士,加上他對革命事業(yè)“十分熱心和誠懇。”得到洪秀全的無限信任。馮云山也以為楊秀清“不是個平凡的人”。而且,他在會眾中有著非常深沉的大眾根底,在四周各縣的起義軍中,楊秀清無疑是首義軍的靈魂。這當中,除了楊自己的才干外,還有鄉(xiāng)土關系。因而,把軍務委于楊秀清當是適宜的,這一點,在后來的進軍中得到了證明。楊秀清“總攬大綱,一無所紊,尤善撫愛伙黨,有事傳令,依次而下,奉令甚速,賊所依賴者,秀清一人而已。”(《武昌紀事》《太平天國》卷四。)后來,太平天國這樣神速進軍,是和有楊秀清這樣一個將領分不開的。可見楊秀清的總攬軍務,是出于革命的需求,而不是什么“迫不得已”的“退讓”。

           

          關于楊秀清和洪秀全的關系問題

          洪、楊關系是對楊秀清評價的一個必需調(diào)查而又重要的問題。洪、楊關系根本上是好的,還是根本上是壞的。史書記載歧異殊多,但太平天國官方文書,則大局部都是闡明洪、楊是同床異夢、共秉朝政的。在楊秀清死后,更多的是記載了洪秀全對楊秀清的思念。過去被許多人用來闡明洪、楊關系不好的主要有兩件事。一是欺侮王兄洪仁達、洪仁發(fā);二是杖責洪秀全,這兩件事都是事實,問題是怎樣對待和剖析。

          《賊情匯篡》有一段集中記載了楊秀清罪責洪仁發(fā)的事。他說:“仁發(fā)洪逆之兄……楊賦忌之甚,尊為國兄,而于軍事無與焉。每詭稱天父下凡附體,肆行咒罵、數(shù)數(shù)波折。癸丑七月楊賦傳各偽官聽令,仁發(fā)獨后至,楊賦以為不敬,微諷于所屬,洪逆稍稍聞之,內(nèi)自不安,即出偽詔,令仁發(fā)至楊賊處肉袒請罪,并請杖責”(張德堅:《賊情匯纂》卷二、《洪仁發(fā)傳》。)“這段史料反映了三個事實:(一)楊秀清對洪仁發(fā)很惡感,經(jīng)常咒罵他;(二)楊秀清剝奪了他參與軍事的權益;(三)在楊秀清和洪仁發(fā)的矛盾中,洪秀全是站在楊秀清一邊的。如今的問題是,洪仁發(fā)這個人終究操行如何,是楊秀清欺侮他,還是楊秀清對他表示合理的不滿。

          關于洪仁達、洪仁發(fā)的惡劣行為,李秀成有過兩段記載。一是楊秀清被害后,頗負眾望的石達開被召人朝佐理政事,但洪仁達、洪仁發(fā)多方狹制。李秀成說洪秀全“專用安福二王……朝中之人甚不歡悅。此人又無才情,又無計算,一味古執(zhí)。”(《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可知在楊秀清秉政時,“朝中之人”就對他們很不滿,所以,對洪秀全重用安福二王都表示“甚不歡悅。”當然,石達開的出走是有他本人的義務的,但安福二王的狹制也是重要緣由之一。《李秀成自述》另一處記載了安福二王在楊秀清死后;為非作歹的狀況,他說:“那時洪姓出令,某欲買糧者,非我洪之票不能,要票出京者,亦要銀買,方得票行,無銀不能發(fā)票也,得票買糧回者重稅,是以各不肯買糧入京。”不只如此,洪氏兄弟以至恣意搜尋民房,“有米銀等物,任其取用。”弄得全城“男女不得安然。”(《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引上資料,能夠看出,洪氏兄弟操行惡劣,敲詐訛詐,無所不用其極。楊秀清是早就看透了他們的,當然對他們不能信任,這是對革命事業(yè)擔任的表現(xiàn)。洪秀全令洪仁發(fā)肉袒請罪,闡明洪秀全對洪仁發(fā)的丑行也是早有所聞的,他出于維護楊秀清的必行軍令,以為必需杖責洪仁發(fā)。在這里,洪秀全是對的,至保全大局,又維護了革命利益。可見,罪責王兄的事、楊秀清是無可責備的。

          第二件事,是楊秀清借天父下凡,要杖洪秀全四十大板。這條資料歷來被用來闡明楊秀清離經(jīng)叛道的鐵證。其實,只需認真剖析一下,杖責不是沒有道理的。事情發(fā)作在建都半年多后,當時洪秀全正集中精神修建天王府 他不但派人到各地去采集奇花異石,而且征集各王府的侍從女官來幫他建天王府。洪秀全親身監(jiān)工,對這些侍從, 女官恣意辱打,以至處死。這些狀況,經(jīng)過各種渠道,曾先后反映到楊秀清處。雖然楊秀清對洪秀全的這些做法,曾當面勸說過,還是沒有惹起洪秀全的注重。在這種狀況下,楊秀清只要采取代天父下凡的方法,要杖責天王。從杖責和勸誣的內(nèi)容看,洪秀全至少在如下幾個問題上是有過錯的。即(一)看待幼主“任其心性”,不抓緊教育。楊秀清以為對幼主必需從小就要使他“領會物力維艱,”未來才干做到“節(jié)用而愛民。” (《天文下凡詔書二》《太平天國》卷一,47頁,85頁,48頁。)顯然,這是拿幼主作文章,言外之意自然是對洪秀全揮霍糜費的批判。(二)要洪秀全體恤臣下,對犯有過錯的部下要“饒恕”,要“教誨”,不要恣意打罵、誅殺。楊秀清例舉女官在“鑿池挖塘”遇到“下雨雪寒凍”時,應令其休息,只要如此撫慰她們,她們才干“寬意樂心,知恩感德,勇于從事, 事必易成。”而對那些立功的男官女官,不要隨便就判死罪,才不致形成“不明不白之冤,若遽殺之,不免有誤。”對宮女則不要恣意用“靴尖擊踢”。(《天文下凡詔書二》《太平天國》卷一,47頁,85頁,48頁。)當然,楊秀清這些例舉。不會是無的放失的,洪秀全對宮女、侍臣的暴烈行動,惹起了楊秀清的關切。(三)勸洪秀全納諫,傾聽臣下的意見。楊秀清以為,“君有不明,良臣啟奏,君則當從;君理君事, 亦必先啟奏始行,如此則君臣同德,上下一心,推敲盡善, 斷無懊悔,洵為萬世良法也。”他以為君只要“從諫”才干“得正”。(《天文下凡詔書二》《太平天國》卷一,47頁,85頁,48頁。)從這些內(nèi)容看,第一、二條是楊秀清想象要糾正洪秀全的錯誤,而第三條則是楊秀清的愿望,他希望樹立一個“圣君賢相”的天朝,在“諫”字上下了很大的功夫。“要杖責”之后的勸慰,無非是把進諫的內(nèi)容談得更分明些??磥?,楊秀清這個人是力排眾議的。但是,他并不是無所顧忌的,他以至敏感到可能由于這些直率的諫言會激怒洪秀全。他對洪秀全說:“自古以來,為君者常多恃其氣性,不納臣諫,常常以得力之忠臣,一旦怒而誤殺之,致使國政多乖,悔之晚矣。” (《天文下凡詔書二》《太平天國》卷一,47頁,85頁,48頁。)洪秀全畢竟是個聰明人,他對楊秀清這次杖諫完整采取容忍的態(tài)度。他贊揚楊秀清的諫言是“金玉藥石之論,”是“至情至理之言”。不但表示要為“萬世典章”,而且主動提出“二兄之袍服既足,不用縫先”的倡議,頗有點矯正錯誤之心。并在興奮之余,下詔破例在金龍殿設宴款待楊秀清等人。楊秀清對洪秀全“從諫如流”十分快樂,以為這樣洪氏就能為“萬世之主”。

          既然如此,我們在剖析這個問題時,就不應該只看到打四十大板這一近于粗暴的行為。在當時歷史條件下,臣對君提意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封建社會一些“良臣”也采取諸如兵諫死諫之類的進諫方式,楊秀清用杖諫是能夠了解的。要看到,杖責并不是本質(zhì)問題,太平天國杖責最少是二百大板,四十大板不過是意味性的懲罰,而且當洪秀全“知錯”就赦免了,并沒有真正要杖責洪秀全。從整個事情看,楊秀清處置這個問題,是很謹慎,思索也是周到的,沒有給洪秀全形成過于難堪的場面??梢姡颜蓉熖焱跏虑?,看得過于嚴重,以至以為這是楊秀清奪取王位的嘗試是沒有依據(jù)的,事實上,楊秀清在事后的實踐工作中,不斷是忠于洪秀全的,洪秀全也不斷是信任楊秀清的。李秀成說,定都南京后,“東王佐政事,事事嚴整……民意信服。”(《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楊秀清佐理朝政得到廣闊人民的反對,正由于這樣,洪秀全把一國之事概交與他。當時“秀清每數(shù)日一朝,群臣奏事除奏謝恩嘗逕達天王外,其他軍國大政必先具稟秀清,謁之稟奏,俟秀清裁處可否,然后轉(zhuǎn)奏,以取諭旨,天王必批準”(《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表現(xiàn)了洪秀全對楊秀清的無限信任,也闡明他們在一些嚴重問題上其見解是分歧的。

          不幸的,只是這兩位農(nóng)民首領,都由于階級時期的局限,在革命過程中,農(nóng)民階級的局限性,使他們的缺陷錯誤越來越突出。楊秀清的自豪,“一朝之大,是此一人”,以及過于排場,張揚;洪秀全沉溺于宗教生活,不理國政。這些各自的錯誤,必然要形成他們相互之間的矛盾以至斗爭。但是對這些矛盾不能過于夸張。洪、楊在大的準繩問題上,的確看不出有什么分歧,至今沒有任何資料能證明他們之間存在著不同道路的斗爭。

           

          關于楊秀清之死

          一八五六年九月二日,即太平天國天歷七月二十七日,混進革命隊伍的階級異己分子韋昌輝,用忽然攻擊的手法,乘夜率三千兵眾包圍東王府,襲殺了楊秀清之后,又屠殺其部眾二萬多人,這場反革命大屠殺的罪魁禍首是韋昌輝,本是無可爭駁的事實。但由于韋昌輝在發(fā)起叛亂時,曾經(jīng)以□楊秀清“逼封萬歲”是奉“天王密詔”誅楊的。這個事情的真象就變得復雜了。不少太平天國史研討者,都以為楊秀清的確逼封過萬歲,韋昌輝是奉詔誅楊的,我們以為這是一個值得商榷的問題。“密詔”的有無是值得疑心的。韋昌輝發(fā)起這場反革命叛亂,誅楊并不是他的全部目的,取洪秀全而代之,才是韋昌輝的真適用意。韋昌輝在襲殺楊秀清之后,并沒有就此罷手,而是著力于剪除天京的精干部隊,削弱異己力氣。石達開原本是從前線趕回來排解的,韋昌輝卻以為這是誅石的好時機,把石達開看成是他取代洪氏政權的障礙。他以為“不去石氏,吾患未已。” (《太平天國野史·韋昌輝傳》。)當石達開縋城逃出之后,他便將石達開的家眷盡行戮殺,并捏造詔旨捕捉石達開?!督鹆晔‰y紀略》說,韋昌輝“暴示翼賦反顧偏心罪,懸嘗格,有得翼賦者,官丞相,金六百。”(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 洪秀全看待韋昌輝這些行動竭力反對。韋昌輝在殺楊秀清之后,洪秀全曾責備韋昌輝說:“爾我非東王不至此,我本無殺渠意,而今已拿□戮之,此屬又何辜。”(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 韋昌輝在誅石達的家眷時,洪秀全也作了同樣的責備。正是由于這樣,韋昌輝在誅殺石達開的家眷后,便率兵包圍天王府,并對天王府實行炮擊。完整撕掉了奉詔靖難的假面具,在太平天國軍民面前徹底暴露了他的反革命野心,于是天京軍民很快在天王的旗幟下匯合起來,包括被所謂“密詔”裹脅下的韋昌輝部屬,也紛繁倒戈,“合朝同心,將北王殺之。”(《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這是一條十分分明的線索,從韋昌輝襲殺楊秀清到炮擊天王府,他的反革命野心是詔然若揭的,他的整個行動一點被洪秀全支配的痕跡也沒有。

          這里,我們還要估量到另一種可能的要素。即韋昌輝在發(fā)起反革命叛亂時,捏造了一個“天王密詔”,用以迷惑大眾,減少阻力。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太平天國的將領或文件供認有“密詔”其事。幾個直接記載有關天京事故的太平天國將領石達開、李秀成、洪仁□都不供認有什么“密詔”。石達開通確指出,是韋昌輝“將楊秀清殺死”。(《石達開自述》《太平天國》卷二781頁。>%李秀成也說是“北王殺東王”。(《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洪仁□說“東北二王……自起內(nèi)訌,兩均被殺”。(《洪仁□自述》《太平天國》卷二850頁。)有的在“被”字上下功夫,以為是“被”洪秀全所殺。其實,這段話再明白不過,洪仁□說的是東北二王“自起內(nèi)訌”,“被”字只能闡明他們被殺了,如楊秀清被韋昌輝所殺,韋昌輝被洪秀全所殺,并沒有均被洪秀全所殺的意義,前后文連起來看是很分明的。對此,洪秀全也有許多闡明,一八五八年他在《賜西洋番弟詔》中說楊秀清是“期至朝觀遭陷害”。又說:“太兄贖罪把命捐,替出世人萬萬千,東王贖病同哥苦,瘟脫歸靈謝爺恩。”(《太平天國文選》60頁85頁。)“遭陷害”和“同哥苦”,都闡明楊秀清是被革命派所殺害的。所以,洪秀全對所謂“密詔”和“逼封萬歲”一類的說法,表示極大的氣憤,他說“妄自揣測有何益,不幸叛爺成臭蟲。”(《太平天國文選》60頁85頁。)楊秀清是韋昌輝擅殺的,這是無可疑心的。

          關于“逼封萬歲”問題,太平天國官方文書從未作過紀載,直接談到這個問題的太平天國將擁有石達開和李秀成。但李秀成所記破綻很大,不容易使人信服。他說:楊秀清“逼天王親到東王府封其萬歲,北翼兩王不服……密詔殺東王一人,殺其兄弟三人。”(《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這條資料真實性值得疑心。第一,李秀成當時是下級軍官,又正在丹陽、金塘一帶和清軍張國梁部作戰(zhàn),不在天京,所記之事當是風聞所得,并非目擊事實;第二,關于北、翼“密議”一事,就很難使人信服。由于,六月初韋昌輝就督贛事,石達開在解天京之圍后就抵達湖北洪山,楊秀清如是在北、翼離京前“逼封”,則誅楊“密議”當不會就因出征了事。設若如有些論者所說,北、翼出征是楊秀清的調(diào)虎離山計,那么,既然北、翼先有“密議”,此兩“虎”怎能安心分別在鄂贛達三個月之久,棄天王之安危而不顧呼!況且韋昌輝襲殺楊秀清后,石達開還是聞訊趕來排解的,而不是如“密議”作好部署配合誅楊。可見,“密議”一事從邏輯到史實都是子虛之說,這和“密詔”召石達開一樣,純屬當時訛傳。假如天王真給石達開發(fā)了“密詔”,而石達開居然置之不理,聞訊趕來之后,又差點被韋昌輝所殺,這是連普通邏輯上也說不通的。

          石達開對事故明白指出是“韋昌輝請誅楊秀清,洪秀全不許,轉(zhuǎn)加楊秀清偽號,韋昌輝不服,便將楊秀清殺死。” (《石達開自述》《太平天國》卷二781頁。>%石達開是天京變亂的目睹者,當事人之一,他曾奔波于洪、韋之間?!督鹆晔‰y紀略》說他“入即見洪賊得其情,然后見北賊,語不合,知有害已意,俟暮縋城出。”(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 石達開到天京后,首先去見洪秀全,設若和韋有“密議”,當是先去韋處,而不會先去洪處,他從洪處“得其情”而去韋處卻是“語不合”,可知石達開是反對韋昌輝的行為的。石達開所記之所以值得注重,是由于資料來源于洪韋之口,是直接的資料。

          從石達開所述,我們能夠看到事故的根本事實,即韋昌輝在就督贛事前曾以楊秀清權利過大,危及洪秀全的統(tǒng)治位置作借口,請求誅殺楊秀清,被洪秀全呵斥回絕。洪可能就在這個時分,對韋說不但不誅楊秀清,還要加封楊秀清萬歲。這就是石達開所說韋“不服”而誅楊的直接緣由。

          不過,“逼封萬歲”問題,地主階級文人有過許多記載。如《金陵省難紀略》說楊秀清要洪秀全封他萬歲,洪說“東王打江山,亦當是萬歲”。(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 而《金陵雜記》則說是洪秀全容許“愿即加封”,“嗣后均稱東王萬歲。”(《金陵雜記附續(xù)記》《太平天國》卷四。)《中興別記》又說是“天王怯其勢,” “約期八月十七日于東王華誕時晉封號。”(《中興別記》七月二十二日條。)王韜的《□牖余談》和李圭的《金陵兵事匯略》則說楊秀清要洪秀全封其萬歲時說:“二哥當稱萬萬歲!”(轉(zhuǎn)引郭廷以:《太平天國史事日志》485頁。)這些記載均出于輾轉(zhuǎn)風聞,出入很大。如“東王亦當是萬歲”和東王稱萬歲,天王稱萬萬歲等記載就有很大不同。

          “逼封萬歲”問題在當時地主階級文人中,反映激烈,并非偶爾。在封建王朝“萬歲”只要皇帝一人獨尊,誰要稱萬歲,就是謀篡,就是叛逆。因而,這些人從韋昌輝那里聽到“逼封”一事后,就大肆宣染,借以證明洪、楊的火并,其實太平天國內(nèi)部,萬歲并非天王獨尊,在進軍初期就有封洪大泉萬歲的記載,(見張德堅:《賊情匯篡》。)洪大泉有無此人,在這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當時已有人和洪秀全“并稱萬歲”的說法。后來在太平天國的一顆玉璽中,更明白標明有“八位萬歲”(《太平天國》卷一照片。)的字樣。同樣,“八位萬歲”能否有楊秀清,還待證明。但是,萬歲既然能夠有八位,封楊秀清為萬歲也就無甚不可了。其實,洪秀全在楊秀清逝世后制定的《朝天朝主圖》中就設“爺哥朕東成主”。(《太平天國叢刊》。)在《欽定前遺詔圣書》第十四章眉批中說:“朕是禾王,東王禾乃,禾是比天國良民,禾王、禾乃俱是天國良民之主也。”(羅爾綱《太平天國史事考》243頁244頁。)在約翰之書眉批中又說:“東王是上帝愛子,與太兄及朕同一老媽所生,在未有天地之先者三位是父子一脈親。”( 羅爾綱《太平天國史事考》243頁244頁。)洪秀全不但把楊秀清提到“主”的位置,還把天兄、天王、東王說成是三位一體。“主”、“三位一體”和“萬歲”的稱號一樣并沒有什么差異。按封建社會的習氣,“主”是皇帝的獨稱,萬歲是皇帝的獨尊,任何人也不能和皇帝三位一體。洪秀全既然把楊秀清提到“主”和“三位一體”的位置,當然也就可能想封楊秀清為萬歲了。這是出于對楊秀清的尊崇,把楊秀清看成是太平天國共同事業(yè)的掌管者。在洪秀全看來,萬歲對那些被以為功績最大的指導人都能夠共尊,這是和封建王朝不同的。

          從以上事實,我們以為關于“逼封”一事的實踐狀況是值得商榷的。當時的普遍傳布,是出于韋昌輝的宣傳,也出于封建正統(tǒng)思想的匡匡影響。

          洪秀全對楊秀清有著深沉的感情,在楊秀清死后,洪秀全特地把楊秀清被害的日子稱為“東升節(jié)”,而且要天國對這個日子“代代莫些忘”。(《太平天國文選》。)在一八五八年頒行的《歷書》,在楊秀清的全銜中“圣神風”、“禾乃師”之間加了“雷”的稱號,“雷”是雷師,原是韋昌輝的銜號,把韋昌輝的銜稱加在楊秀清項下,闡明洪秀全等太平天國將領對楊秀清的思念,對韋昌輝的疾惡。不只如此,洪秀全還把本人的第五子洪天佑給楊秀清承嗣,稱幼東王。(徐力:《太平天國幼東王考》《新史學通訊》1958年7月號。)這一切都闡明洪楊關系是不普通的。楊秀清被害后,太平天國進入了防御階段,雖然洪秀全和一些年青將領力挽狂瀾,但無論如何也恢復不了韋昌輝叛亂前的盛局,這一點洪秀全是十分分明的。所以,他對楊秀清的思念比任何人都要更誠摯更真實。

           

           

          (文章來源:《思想陣線》197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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