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文明的歷史長河中，歷代統(tǒng)治者都是通過開科取士來選拔國家的頂尖人才，以供自己治理國家所需，因此參加科舉、考取功名便成了所有文人士子的最高追求。
科舉制度沿襲千年，直到清末才被廢除，而我們今天要講的就是在科舉制度被廢除之前的最后一位狀元在中國混亂的年代中跌宕起伏的人生。
他在晚清乃至民國時期都是一位比較特殊的人物，因為他作為中國最后一個狀元這樣的身份，統(tǒng)治階層更懂得他名聲的價值，不免會淪為權利的工具。
但是他卻一直保持著文人之風骨，讀書之初心。
他的人生有在翰林院的輝煌歲月，亦有回鄉(xiāng)隱居的閑散時光。
他是中國科舉制在完全消失前最后的落日余暉。
1928年的一個普通的下午，一位已近花甲之年的老人手持毛筆在紙上揮舞，字跡剛勁有力，就如他自己的人生一樣。
此時正值軍閥混戰(zhàn)，全國各地硝煙彌漫。
可是這位老人卻似乎已經(jīng)心灰意冷，作為一位隱者，他只想以詩為伴，以書為友。
非其無能，非其不爭。
偽滿洲國的溥儀邀請過他，日偽的北京政府邀請過他，他從始至終都是堅定的拒絕。
他有他的抱負，但是他更有他的底線。
事實上，他并不缺乏家國情懷。
他在村子里出資興辦了一所小學，還在贈送的匾額上題曰“鑄材爐”，以表自己之殷殷期盼；他規(guī)定只要家族子弟能考入中學、大學的，費用全由自己掏；還為北京燕冀中學捐款贈書。
1933年河北受黃河泛濫的影響，許多百姓因洪災而流離失所，他站出來組織了“河北移民協(xié)會”，他與其他發(fā)起者自掏腰包組織河北的百姓移至內蒙，拯救了上千人的性命。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他雖是一介書生，手無縛雞之力，卻憑借著自己的綿薄之力，到晚年一直在教育等方面默默地為國家和民族做著貢獻。
而他正是中國的“末代狀元”——劉春霖。
劉春霖并不是出身于什么顯赫的大家族，家中也沒有什么文脈，祖上世代務農(nóng)，父親是府衙的小差役，母親只是知府家中的女仆人。
雖是晚清時期，但與許多學霸、學神的成長路線相同的一點是，劉春霖自幼就展現(xiàn)出極強的學習天賦。
其父母亦是開明之人，深知讀書的重要性，一直很重視劉春霖的學業(yè)，于是在他幼年時期便將其送往蓮池書院讀書。
我們先來看一下蓮池書院是何許地也。
說到李衛(wèi)大家應該并不陌生，在許多演繹清朝的影視劇中都有涉及。
而蓮池書院正是李衛(wèi)任直隸總督時奉雍正之旨一手創(chuàng)辦，因此又稱“直隸學院”。
要知道這個學院可是在清代逐漸發(fā)展成為中國北方的最高學府。
就是這樣的一個學院，這樣的一種治學環(huán)境，成就了劉春霖。
劉春霖的天賦加上刻苦求學的精神，在蓮池書院攻讀十余年后，學業(yè)大成，同時還得到了時任蓮池書院院長吳汝綸的賞識。
公元1904年，清光緒三十年，風雨飄搖的晚清朝廷按照每年的慣例進行了殿試。
劉春霖在這一年的殿試中高中狀元，實現(xiàn)了封建王朝所有讀書人幾乎遙不可及夢想。
這一刻，他站在中國士子的巔峰，父親的苦心，吳院長的栽培，以及自己十幾年的苦讀，終于使這位出身寒門的書生實現(xiàn)了夢想。
這一年，他32歲。
劉春霖在中狀元后，被朝廷分配到翰林院工作，相當于進入了皇帝的秘書機構。
由于當時的清政府已經(jīng)意識到自身落后于西方，于是在一眾改良派大臣的主持下，大清開始輸送自己的留學生團體。
而劉春霖作為狀元，當然是朝廷的重點培養(yǎng)對象，也自然成為了光緒三十一年的公派留學生之一，前往日本法政大學留學深造。
說到日本法政大學，可能大家有些陌生。
這所學校從1904年開始接收清廷的公派留學生，在這里留過學的中國知名人士有:中國憲政之父宋教仁，后來的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wèi)，國民黨元老胡漢民，相信大家對這些影響中國近代發(fā)展的大人物并不陌生。
這樣看來，我們便可以大致了解劉春霖的此次東洋之旅的含金量了。
兩年后，劉春霖學成歸來，這一次來到京師，不同于當年殿試時的稚嫩，他要用在海外求學之成果報效朝廷。
不幸的是，劉春霖回國時趕上了清末新政，被認命為資政院的議員。
為何說其不幸？
不幸之處在于，清末新政只是這個搖搖欲墜的大清朝廷為了救亡圖存而不得不為之的一次改革，其中就包括廢科舉。
1904年，劉春霖高中狀元；1905年，清廷在大張旗鼓的新政中廢科舉。
好家伙，我剛中了狀元就廢科舉，大清你是真給我面子，劉春霖也許會這樣想。
除了廢科舉，新政還包括練新兵，辦學堂，以及最重要也是壓倒劉春霖心中最后一根稻草的關鍵政策——預備立憲。
也許跟劉春霖在日本的留學經(jīng)歷有關，從立憲制國家回國的他是一個堅定的立憲派。
問題就出在這里，1906年清廷宣布“預備仿行立憲”，1911年朝廷成立了“責任內閣”。
我們來看一下內閣成員組成:包括慶親王奕劻、肅親王善耆、貝勒載洵在內的13名內閣成員中，有九位滿族人，皇族獨占7人。
這擺明了就是換湯不換藥，權力依然集中在愛新覺羅家族手中，所謂的“立憲”只是做做樣子，這天下還是家天下。
劉春霖大失所望，也許他在回國的船上滿腔壯志，奈何朝廷一意孤行，致使人心渙散，越來越多的人倒向革命派。
1912年2月12日，宣統(tǒng)皇帝頒布退位詔書，大清滅亡。
此時距劉春霖考中狀元只有短短8年的時間，而他也成為了大清的末代狀元。
這段時期劉春霖的內心是多么愁苦我們已不得而知。
但可以肯定的是，作為士人階級出身的他自幼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忠君愛國是自己畢生的原則，可是如今末代皇帝在共和的大潮中退位，只空留一個末代狀元在原地徘徊。
袁世凱是懂得用人的，他知道這位末代狀元的影響力，也知道其才華可以為己所用，于是在登上總統(tǒng)大位后邀請劉春霖來總統(tǒng)府做內史，兼農(nóng)商部農(nóng)事試驗場場長及其他許多部門的顧問。
在得到新的時代新的統(tǒng)治者的賞識后，劉春霖想再次一展宏圖，他全心全力地發(fā)展農(nóng)業(yè)，改革農(nóng)業(yè)技術，大力推動了農(nóng)業(yè)的發(fā)展。
事情并不盡如人意，很快他就看透了袁世凱的真面目——打著共和、立憲的幌子，一心只想做皇帝罷了。
1916年袁世凱在全國人民的討伐聲中離開人世，劉春霖在民國初年的這段中國近代最黑暗的歲月里非常迷茫，他不知道這個國家到底該何去何從。
甚至在1917年張勛復辟時還心念舊主、身著大清官服去參加溥儀的“登基大典”。
北洋軍閥混戰(zhàn)時期，他也曾在大總統(tǒng)徐世昌以及后來的曹錕手下?lián)蚊貢鴱d廳長，還因為自己末代狀元的身份代表大總統(tǒng)主持孔子大成節(jié)典禮，可謂風光一時。
以他的才干和名聲，無論什么時期在政府混個職位并不是難事。
然而在1928年，他徹底厭倦了北洋軍閥的黑暗，你爭我搶的大總統(tǒng)位置頻繁更換，作為堅定的立憲派的劉春霖憤然辭官隱居。
一切就這樣結束吧，我曾在殿試中拔得頭籌，我曾在日本求學保國，我曾一度傻傻的認為皇帝可以復辟、朝廷還能繼續(xù)立憲大業(yè)，我也曾在北洋政府的權力中心為這些軍閥效力。
可是現(xiàn)在就讓這一切結束吧，他們不能救民于水火，我看不到光明，我選擇退出……
在日本人還有那些不理解他的人眼里，劉春霖是一個冥頑不化的人，可實際上呢？
在隱居的時光里，一代愛國名將、時任河北省省長的宋哲元拜劉春霖為師，劉春霖耐心地向宋哲元講授知識，二人私交甚密。
由此可見，劉春霖不愿搭理的只是侵略者及其走狗罷了，對于虛心求教的同胞還是十分和藹。
劉春霖的才華沒得說，在中國最后一次科舉考試中已經(jīng)證明了自己。
可惜時運不濟，命途多舛，從晚清到民國，國家內憂外患，政局混亂不堪，炮火連年不斷，可謂生不逢時。
袁世凱時期的“勸進”他被迫參加，張勛復辟他也參加大典，在那個混亂的年代，許多人都會迷失自我，他也是肉眼凡胎，迷失在所難免。
但難能可貴的是，他能在迷亂的政局中急流勇退，隱居后找回自己的初心，繼續(xù)為生民立命。而且面對日本方面的兩次邀請，他拒絕時沒有絲毫的猶豫。
劉春霖的書法作品有《蘭亭序》出版，在那段隱居的歲月里，當他提筆寫下“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的時候，也許他會感嘆命運的不公，如若自己生在盛世，高中狀元后一展宏圖，豈不快哉……
《蘭亭序》的墨痕已干。
但是，劉春霖作為中國最后一個狀元，直到今天還會被很多人提起，他的故事也會繼續(xù)流傳下去。
《科舉集萃之劉春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