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itor's Note
在普遍認知中，高等教育是個人自我實現(xiàn)之路，也是社會公平的平衡器。但高等教育是否如人們所愿促進了社會流動？在貧富差距擴大的社會中，教育與經(jīng)濟不平等之間的關系是什么？高等教育在社會中的作用為何？
本期書單以“教育、階層與社會流動”為主題，精選七本書籍，分別從高等教育與經(jīng)濟不平等的關系、文化及社會資本與精英的再生產(chǎn)、向上流動的倫理困境等角度，對上述問題作出了回應。PUP 的作者們指出，看似公平的高等教育中隱藏著難以察覺的社會分層與不平等；進行更廣泛的系統(tǒng)性社會改革，關注社會流動中的經(jīng)濟、文化、情感和倫理因素，才是促進教育公平的良策。
本期薦讀書目：
Moving Up without Losing Your Way: The Ethical Costs of Upward Mobility
教育與經(jīng)濟不平等
高等教育在不平等社會中的作用為何？它和經(jīng)濟不平等之間的關系是什么？高等教育是否能夠促進社會流動？在美國，高等教育是一個矛盾的存在：它既可以通過教授給學生的技能和知識，改變個人的命運，提升社會經(jīng)濟地位；但高等教育機構(gòu)以及制度本身，又可以復制乃至固化社會不平等。
人們常認為大學會為一個人打開機會之門——不管一個人的背景或教養(yǎng)如何。但在 Can College Level the Playing Field? 一書中，兩位當今頂尖經(jīng)濟學家認為，僅靠高等教育無法克服社會不平等的持久影響，也無法為建設一個更加公正和公平的社會提供明智的解決方案。
在過去幾十年間，經(jīng)濟不平等在幾代人之間不斷產(chǎn)生，那些因為出生在高收入家庭而一開始就有“優(yōu)勢”的孩子，隨著他們生活的進步，往往會保持或擴大他們的優(yōu)勢。隨著這些孩子長大成人和為人父母，他們將自己的優(yōu)勢傳遞給自己的孩子，這一過程將持續(xù)一生。不同背景的學生在發(fā)展自己的能力、在大學申請中體現(xiàn)自己能力的過程中、在高校學習乃至于參加工作后，存在著顯著的差異。不平等貫穿高等教育的前后，在大學教育前已經(jīng)顯現(xiàn)。
在基礎教育時期，如果學生有一個安靜的學習場所和大量的鼓勵和支持，培養(yǎng)良好的學習習慣會容易得多。而富足的家庭，對教育更了解，早期投入更多，面對危機也有更好的保障措施。而在大學教育之后，勞動力市場中的力量也削弱了高等教育在減少不平等和促進流動性方面的作用。即使學生離開大學時都擁有相同的技能和證書，他們在勞動力市場上也不會表現(xiàn)得一樣好。社會經(jīng)濟制度與力量決定了學生從事的職業(yè)以及他們的報酬，而這些制度本身并非公正，而是存在著廣泛的性別、階層分野。
因此，學生成長和教育環(huán)境的日益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父母輩的不平等造成的，而父母的不平等又受到勞動力市場、住房和醫(yī)療保健政策以及稅收和轉(zhuǎn)移支付制度的影響。教育作為一個社會系統(tǒng)，與社會中的就業(yè)、收入、儲蓄和再分配系統(tǒng)聯(lián)系緊密。
Sandy Baum 和 Michael McPherson 記錄了不同種族和經(jīng)濟背景的兒童成長的截然不同的教育和社會環(huán)境，并解釋了為什么社會需要持續(xù)努力促進公平，來提供盡可能廣泛的高質(zhì)量早期兒童和K-12教育。作者認為取消大學學費、用線上教育取代課堂體驗等措施不足以解決教育公平問題。作者認為，進行更廣泛的社會改革，系統(tǒng)性地改造美國的稅收系統(tǒng)和勞動力市場，以縮小社會中的貧富差距，才是促進教育公平的良策。
Can College Level the Playing Field?
大學、負債與教育的經(jīng)濟意涵
在美國，上世紀60年代之前，大學生稀缺，因此有大學文憑的人在工作后會有更好的經(jīng)濟回報。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國家增加對大學的投資，成功地教育了更多的學生，高等教育成為個體的重要機會來源。但1980年至2010年間，大學的擴招與學費的上漲，招致了社會中廣泛的批評。人們認為美國的高等教育像是一輛沒有剎車的汽車，奔馳向前但不顧后果。
在 Buying the Best: Cost Escalation in Elite Higer Education 一書中，經(jīng)濟學家 Charles Clotfelter 認為，高校成本的上升并非因為教學的效率下降以及教師工資的上漲，而是與提高學校質(zhì)量、為學生提供新服務、投資于教學設施設備、為低收入學生提供財政援助相關。在研究了四所精英大學（哈佛、杜克、芝加哥和卡爾頓）的支出增長后，基于這些機構(gòu)內(nèi)部的歷史檔案，Clotfelter 認為，大學成本的上升，源于社會對精英院校的需求，以及后者對社會愿景的自我實現(xiàn)。
Buying the Best
與80年代相比，21世紀初，美國高校的學費上漲了三倍。大學為了吸引富人，在設施上花了更多的錢，行政人員的擴招也使得大學支出增長。而在高昂的學費面前，教育意味著什么？為什么美國的家庭、尤其是中產(chǎn)階級家庭，寧愿擔負學生債務也要上大學？在 Indebted: How Families Make College Work at Any Cost 一書中，紐約大學社會與文化分析教授 Caitlin Zaloom 對美國“負債上學”的現(xiàn)象進行了深入的剖析。
在美國，人們很少在公共場合討論收入和資產(chǎn)。在本書中，Zaloom 將目光投射在家庭支出這個“私領域”，扎根于人類學的一個傳統(tǒng)——債務作為社會權(quán)力的形式，論證到負債上學蘊含了深刻的道義、情感和經(jīng)濟內(nèi)涵，努力支付大學費用是美國中產(chǎn)階級生活的一個典型特征，也從根本上重塑了作為中產(chǎn)的經(jīng)驗。
美國的中產(chǎn)階級普遍認為教育幫助子女獲取獨立、打開未來可能性的途徑，高等教育意味著能幫助學生找到更好的工作。而由于上學的費用過于高昂，因而家庭在擇校、選擇專業(yè)的時候，會仔細權(quán)衡投入性價比。家長和學生做出這些決定，不僅僅是一個公共政策與經(jīng)濟問題，還是一個文化問題，體現(xiàn)著人們對于教育的內(nèi)在思想和心態(tài)。
Indebted
但高等教育是否會真的如中產(chǎn)階級所愿，幫助學生找到一份高薪的職業(yè)？不管人們的社會地位如何，是否只要愿意努力工作就有向上流動的可能？文化社會學家們提出了一個不同于大眾認知的觀點：看似強調(diào)個人奮斗的教育體系中，存在著更為隱形的不平等。
社會、文化資本與全球階層再生產(chǎn)
在 Privilege 與 Pedigree 兩本書中，哥倫比亞社會學副教授 Shamus Rahman Khan 與西北大學凱洛格商學院副教授 Lauren A. Rivera 揭示，精英生產(chǎn)貫穿于基礎教育、高等教育以及招聘與就業(yè)的過程。
在 Privilege: The Making of an Adolescent Elite at St. Paul's School中，Shamus Khan 回到了他的中學母校 St. Paul，這所位于新罕布什爾州的美國最負盛名的高中之一。在田野調(diào)查中，作者發(fā)現(xiàn)精英是被社會制度所創(chuàng)造出來的。而在創(chuàng)造精英的過程中，教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教育機構(gòu)的組織邏輯決定了什么是勤奮應該有的樣子、什么樣的努力會被承認，學生們應該具備何種素質(zhì)。在St. Paul，人們學會了一套新的思維方式、交往模式以及自我理解的角度，在反復的交互與內(nèi)化中，學生養(yǎng)成了特定的品味、性情與喜好。學生們被教導要將自己與世界萬物聯(lián)系起來，從而在各種社交場合都能游刃有余。St. Paul 的學生學會了在更加多樣化的環(huán)境中取得成功，他們將自己定位為世界的未來領導者，既可以淡定地欣賞高雅文化，也能將大眾文化兼容并包。階層分野不是他們成功的阻礙，反而是他們建立優(yōu)勢地位的助力。
Privilege
Rivera 在其獲獎著作 Pedigree: How Elite Students Get Elite Jobs 中揭示，就讀名校并非精英生產(chǎn)的終點，而只是一個起點——這些名校畢業(yè)、出身優(yōu)越的學生還將躋身知名投資銀行、管理咨詢公司和律師事務所，斬獲收入最為豐厚的精英工作（EPS, Elite Professional Service）。換言之，招聘與就業(yè)同樣是精英再生產(chǎn)的重要環(huán)節(jié)。Rivera 訪談了頂尖EPS公司一百多位HR、三十余位應聘者，還打入一家公司擔任招聘實習生，開展了為期九個月的參與式觀察。她詳盡的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精英雇主招聘的選拔標準往往青睞擁有社會經(jīng)濟特權(quán)的孩子，而出身不利的學生必須付出額外的努力和運氣，才能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比如，招聘會的作用不容小覷，但重要的并不是表現(xiàn)自己，而是在大小場合搭建起人脈關系（networking）——員工的內(nèi)部推薦將會在接下來的環(huán)節(jié)中發(fā)揮重要作用。然而，普通家庭出身的“做題家”卻常常將招聘會視作“功利的、無意義的社交”，僅僅指望通過筆面試來證明自己。與之類似的是實習經(jīng)歷，EPS公司非?？粗卦谙嗨乒镜膶嵙暯?jīng)歷，但實習通常給的薪水很少，或者壓根就沒有，工薪階層的孩子往往無力負擔。而來自精英家庭的學生，更加懂得如何根據(jù)這些公司的偏好來打造自己。
Pedigree
與美國精英類似，在 Study Gods: How the New Chinese Elite Prepare for Global Competition 一書中，臺灣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姜以琳（Yi-Lin Chiang）助理教授研究了中國的特權(quán)青年是如何進入全球精英行列的。在北京做了八年的實地調(diào)查和廣泛的研究后，姜以琳描繪了中國青年在追求精英地位過程中所學到的重要經(jīng)驗：他們理解社會規(guī)則，識別并習得對自己有利的特征，并小心地避開對自己不利的特征。他們將自己打造成“學神”，用看起來得來毫不費力的優(yōu)異成績，來保持自己的精英地位。“學神”們知道如何讓自己不跌落神壇，他們接受了全世界最頂尖的教育，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加入全球化。而他們的父母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保護網(wǎng)的角色。
Study Gods
*本書暫不參加此次贈書活動
向上流動的倫理困境
以上研究展示了精英們是如何維持自己的社會地位的，但是，現(xiàn)代社會也總是有著能夠跨越社會階層的人?？缭诫A層是一種什么樣的生命歷程？為此需要付出什么樣的代價？
對于相對弱勢群體而言，向上流動有時候意味著重塑自己并遠離故里。通過高等教育向上流動已經(jīng)成為幾代工人階級、低收入和移民大學生的信條。雖然這條道路通常需要經(jīng)濟上的犧牲和努力，但很少有人關注這些學生在進入與自己截然不同的世界時做出的個人妥協(xié)。
在 Moving Up without Losing Your Way 一書中，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的哲學副教授 Jennifer M. Morton 著眼于向上流動的倫理困境——與家人和朋友的關系破裂，身份認同的糾結(jié)，以及遠離故里。
Moving Up without Losing Your Way
Morton 自己出身于秘魯?shù)闹邢聦与A級，在家人的幫助下接受了良好的中學教育，并成為家里第一代大學生，在普林斯頓接受本科教育，在斯坦福獲得博士學位。結(jié)合她自己的成長經(jīng)歷，以及在精英院校以及大眾院校的任教體驗，Morton 提出了一種社會流動的新敘事：流動不僅要關注經(jīng)濟層面，還需要考慮個人的情感、心理以及倫理挑戰(zhàn)。
在一個不平等且存在極大的貧富差距的社會中，寒門子女在向上流動的道路上，會為自己、家人和社區(qū)帶來巨大的道德成本。個人的成功常常意味著遠離故里。這種距離不僅僅是地理層面上的。為了成功，人們常常將自己的人生選擇置于重要關系之上，置于對家庭的義務之上，置于維持與社區(qū)的聯(lián)系之上。從而，在奮斗過程中，寒門子女可能會脫離原來的社區(qū)、在不同的身份中掙扎、甚至失去與家鄉(xiāng)的羈絆。
但 Morton 也提出，即便流動存在諸多結(jié)構(gòu)性的問題，奮斗者自身也可以成為變革的力量。意識到問題的存在，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對于老師而言，可以通過意識到寒門學生為追求教育所付出的倫理成本，從而在課程設置上做出調(diào)整，讓學生的奮斗被看見、被理解。無獨有偶，Pedigree 的作者 Lauren A. Rivera 也出生于移民工薪家庭，由單身母親撫養(yǎng)長大，在接受了高質(zhì)量的中學教育后，她先后獲得了耶魯大學和哈佛大學的本科和博士學位。平民和精英的雙重背景使她可以游刃有余地穿梭于精英世界，深入揭示不平等的生產(chǎn)機制。
極端的不平等會導致面向大眾的機會減少，降低生活質(zhì)量，甚至導致社會不穩(wěn)定。教育，不僅是傳道授業(yè)解惑的場所，也是社會流動的重要調(diào)節(jié)閥。它承載了社會對公平的期盼，以及個人奮斗的向往。但學校也會成為社會不平等的集中體現(xiàn)，甚至固化不平等。階層視角——包括經(jīng)濟、社會與文化的面向——是解析社會不平等的利器，也是我們理解教育的社會功能和意義的重要維度，是反思與改變的驅(qū)動力。
* PUP China 保留對此次贈書活動的最終解釋權(quá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