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這一點，學界也是有所爭論，但國供兩黨在建構(gòu)中國民族主義的過程中，都認為 漢語=一種語言，各“方言”=方言。雖然在事實上，漢語內(nèi)部各“方言”的差異非常大。就算是官話系統(tǒng)的語言，西南官話、江淮官話和北方官話的差異，大概都相當于丹麥、瑞典、挪威語。但是，因為漢語在官方學術(shù)中被定義成了一種語言（language），所以各“方言”就被定義成了方言（dialect）。
方言和語言的區(qū)別在哪里？這個問題非常復雜。
我們現(xiàn)在講的方言，其實是從西方借來的概念（dialect），方言從屬于語言（language），語言從屬于語支（branch），語支從屬于語族（group），語族從屬于語系（family）。這個概念，最早是18世紀歐洲人用來劃分西方語言的。歐洲人將歐洲的語言，基本上算作印歐語系，內(nèi)部分成很多語族。每個語族里面，有分出很多語支、語言。最大的三支是拉丁語族、日耳曼語族、斯拉夫語族。
這些語族下面，根據(jù)特點，會分成很多語支。比如 日耳曼語族，會分成 西日耳曼語支、北日耳曼語支兩部分。西日耳曼語支，有德語、英語、荷蘭語。北日耳曼語支，有丹麥語、挪威語、瑞典語，等等。這些語支下面的xx語，就是 語言（language）。然后，在這些語言內(nèi)部，又分成各種方言，比如英語內(nèi)部各方言。
到這里，我們就遇到了一個問題：這種劃分似乎不是很“科學”。
例如，瑞典語、挪威語、丹麥語三者，基本可以互通的，但是各自都算做一種獨立語言。英語和德語不能互通，也各自算做獨立語言。英語內(nèi)部各“方言”可以互通，但這些“方言”又不被看作像瑞典語、丹麥語、挪威語那樣三個獨立的語言，而僅僅被看作是“方言”。因此，語言、方言之間的界限，本來就不是一個純粹的學術(shù)問題，是一個政治色彩濃厚的問題。語言的劃定，有時是要服務(wù)于民族國家邊界的。也就是說，因為存在一個英國民族國家，所以英語就要被算做一種語言，英語各“方言”就不是語言。又因為存在丹麥、挪威、瑞典三個民族國家，所以三者的語言就不是“方言”，而都是“語言”。
語言、方言界限何在，當然一直在學界有爭論，但很大程度上遵循著這樣的原則：“在實際操作中，個別語言之所以為‘方言’，通常是由于以下的原因：缺少適當?shù)臅嬲Z，語言未達到準確描述的程度；語言使用者沒有屬于自己的國家；同一民族(或國家)擁有多個語言系統(tǒng)。以下對語言學者幾種比較常用的‘方言與語言比較’的判別方式進行討論，并進一步指出這些判準在實際應(yīng)用上的困難。在一些情況之下，對于語言和方言的界定，已不僅是語言學層面上的問題了。”
在這些標準中，所謂“缺少適當書面語”，“語言使用者沒有屬于自己的國家”，這是和政治有關(guān)的。
“語言就是擁有陸軍和海軍的方言?！?/span>——?馬克斯·魏因賴希
這套劃分方法，到20世紀傳入遠東，也面臨問題。漢語是一個語族或語支，還是一個語言？如果是前者，那么各“漢語方言”就算是語支或語言。如果是后者，那么各“漢語方言”就算是方言。
對于這一點，學界也是有所爭論，但國供兩黨在建構(gòu)中國民族主義的過程中，都認為 漢語=一種語言，各“方言”=方言。雖然在事實上，漢語內(nèi)部各“方言”的差異非常大。就算是官話系統(tǒng)的語言，西南官話、江淮官話和北方官話的差異，大概都相當于丹麥、瑞典、挪威語。但是，因為漢語在官方學術(shù)中被定義成了一種語言（language），所以各“方言”就被定義成了方言（dialect）。
所謂的漢語方言地圖
然而如果按照上述丹麥、挪威、瑞典語的劃分標準，漢語最少能分出十幾個語言（language），七種非官話“方言”（粵、客、閩、湘、贛、吳、晉）能變成語言（language），官話的八支（西北、東北、北京、中原、冀魯、西南、江淮、膠遼）也都會變成語言（language）。不過，按照英語英語的劃分標準（英語雖然與同語支的德語不互通，但英語內(nèi)部各方言互通），可能漢語又能分成八種（粵、客、閩、湘、贛、吳、晉、官）語言（language），官話的八支則成為官話這種語言的方言（dialect）。按照現(xiàn)在官方標準，漢語就只有一種語言，下面的全是方言。
所以說，一個語言到底是language還是dialect，如果單純追求學理，最后就變成打不完的口水戰(zhà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