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有評論“唐亡于黃巢，而禍基于桂林”，大唐王朝因為黃巢起義而滅亡，而黃巢農民起義的源頭又是桂林戍卒起義，龐勛正是桂林戍卒的首領。
龐勛兵變，最初的緣由不過是一群邊關戍卒渴望回歸故鄉(xiāng)，最后卻變成波及大唐王朝整個東南地區(qū)的大災難，無數的官兵、叛賊，以及普通百姓在這場變亂中死去。前后經歷十七個月的龐勛兵變，大唐帝國東南賦稅重地被打得稀爛，幾乎天天都有血戰(zhàn)，唐王朝的中央財政也由此走向崩潰的邊緣，帝國殘陽漸漸顯。
龐勛兵變之前，唐朝藩鎮(zhèn)的災難只限北方，吐蕃的災難只限西方，宦官朋黨的災難只限于中央政府。如果從徐州（江蘇徐州）向丁陵（湖北江陵）劃一條線，就可發(fā)現(xiàn)面積占全國一半的東南地區(qū)在九世紀初期，始終保持安定。中央政府所在地的關中地區(qū)（陜西省中部），因灌溉系統(tǒng)被吐蕃兵團所破壞，已不能自給自足，一向仰賴東南的糧運。所以唐帝國東南的安定，是中央政府存在的保障。
西方諺語有云：“丟一個螺絲釘就可以導致一個帝國滅亡”；唐代東南地區(qū)不可能長期地跟混亂隔離，猶如一個血癌患者，他的一半身體不可能單獨健康。
九世紀五十年代后，東南各戰(zhàn)區(qū)就一個接一個爆發(fā)兵變，而由800名戍卒拒絕執(zhí)行繼續(xù)駐扎戰(zhàn)區(qū)而誘發(fā)的龐勛兵變，則成了唐末版的陳勝吳廣起義——龐勛雖不是劉項，卻給經歷了安史之亂后慘淡“中興”的唐王朝掘墓的第一人。
唐懿宗咸通三年（862年），南詔王國因不能忍受唐政府邊疆官員的騷擾而與中國決裂，曾兩度攻陷交州（今越南河內），中央政府命全國各戰(zhàn)區(qū)派兵赴援。唐政府召募徐泗兵3000人赴援，這戍卒中有一些窮的只能上山當強盜的百姓應募參軍，其中就有龐勛兵變的骨干許佶、趙可立、姚周、張行實等人。本來，徐州節(jié)度使答應此次行動，為期三年，三年之后所有人就可以回到徐州，為民為兵，皆隨志愿。
后因南詔少數民族基本平定，征調的徐州軍抽出800人駐守在桂州（廣西桂林），龐勛任桂州戍軍的糧料判官。開始戍卒還有些高興，不用上戰(zhàn)場廝殺，可以保住一條性命?？呻S著時間的流逝，不知不覺就已經到了三年。歸期已到，可是朝廷還沒有派后繼的部隊到來。朝廷希望這些人再戍衛(wèi)三年，之后一定可以回鄉(xiāng)。到了咸通九年（868年）的七月，眼看著六年的期限已經接近，朝廷還沒有任何消息。
800名戍卒已遠戍六年，思歸心切，當地觀察使曾要求再留一年，此時戍卒怨憤，在桂州嘩變，殺都頭，推龐勛為首領，自行北歸。此時的大唐王朝，早已從根底上腐爛了，國家由于藩鎮(zhèn)割據、宦官專權、朋黨之爭早已疲憊不堪，根本無法對嘩變北上的戍卒做出及時反映。
于是，小小的800人的隊伍，以一個州縣就可以平定的兵變，卻猶如滾雪球一般，越積越多，越來越大，到了安徽，攻克了宿州之后，隊伍發(fā)展到了6、7千人，距離起事不過三個月。龐勛率領戍卒由桂林、湖南、湖北、安徽、浙江、江蘇，回到徐州，廣大農民紛起響應，由桂林戍卒單純的軍事變亂在唐朝各級官員的推諉或者捂蓋子，終于衍化成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一時聲勢大震，占據淮口，威脅長安。
政府征調大軍討伐，但無法取勝，最后靠蔚州（河北蔚縣）州長（刺史）李國昌的沙陀騎兵圍，才把龐勛擊潰。叛變歷時只有一年零五個月，并不算久，但在一年零五個月中，幾乎每天都有血戰(zhàn)，雙方死傷，有十余萬人。作為維系中央政府稅賦的長江流域和黃河以南地區(qū)，大部分殘破。龐勛以二千人主力部隊敢向中央政府挑戰(zhàn)，而且不斷獲勝，顯示政府軍在腐敗的債帥統(tǒng)率下，已喪失了戰(zhàn)斗能力，政府威信近一步下跌。
龐勛兵變在高壓下平息，但唐王朝中央政府的勝利只是下一次更大失敗的前奏。
唐朝和南詔之間近10年的戰(zhàn)斗使唐中央政府在幾個方面都花了很大的代價。嚴重的經濟壓力和社會騷亂已使政府處于困境，對于人力和物資不斷增加的要求在形勢日趨惡化，民眾越發(fā)疾苦，社會更加動蕩不安，直接導致唐帝國滅亡的黃巢起義的已然醞釀漸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