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南苗疆概念的形成源于歷代中央王朝對西南少數民族所持有的民族觀。在對西南少數民族的認知缺少現(xiàn)代人類學和民族學定義的情況下，結合西南民族歷史的演變，中央王朝對西南苗疆民族聚居地區(qū)的稱呼大致經歷了“三苗”“西南夷(蠻)”和“苗疆”三個階段。
關鍵詞：西南苗疆；歷史地理概念；形成與演變
原文載于《貴州民族研究》2019年第5期
一、從“三苗”“西南夷(蠻)”到“諸苗”: 苗疆稱謂的歷史演變
西南苗疆概念的歷史溯源最早可能要追溯至先秦兩漢時期的“三苗”“西南夷”。苗“在湘、蜀、黔、滇、兩粵之間，曰蠻人，曰夷人，曰瑤人，曰僰人，曰仡佬，曰倮倮，曰倮羅，曰倮羅夷，曰俅夷，曰仡僮，曰佯僮，曰佯僙，曰僚、曰峒人，曰革姥，名稱不一，皆古三苗，九黎之遺裔也”。《史記·五帝本紀》說:“三苗在江淮荊州”。為防止南方少數民族對周王朝腹地的侵襲和騷擾，周天子授權于楚以“鎮(zhèn)尓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可見，先秦時期“三苗” “夷越”等概念泛指長江流域及以南地區(qū)的各少數民族。
漢代南方少數民族區(qū)域已分化出“西南夷” “百越”等具有地域性指向的民族區(qū)域稱謂。《史記·西南夷列傳》載:“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魋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師以東，北至楪榆，名為嶲、昆明，皆編發(fā)，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嶲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筰都最大。自筰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又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這樣“西南夷”便成為了當時西南地區(qū)各民族的總稱。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人們仍以“夷”稱呼西南少數民族。《華陽國志》載:“諸葛亮乃為夷作圖譜，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次畫神龍，龍生夷及牛、馬、羊;后畫部主，夷乘馬幡蓋，巡行安撫;又畫牽牛、負酒、賚金寶詣之象，以賜夷。夷甚重之。”《三國志》則將武陵山區(qū)少數民族統(tǒng)稱之為“武陵蠻夷”。晉朝甚至還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qū)專設了南夷府和“南夷校尉”，“統(tǒng)五十八部夷族”以管束地方。南北朝時期，南方宋、齊、梁、陳四朝亦將西南少數民族聚居區(qū)視為“道遠土瘠，蠻夷眾多，齊民甚少，諸爨、氐強族，恃遠擅命”的“不毛之地”。
唐宋時期，統(tǒng)治者仍習慣將西南少數民族稱為“夷”“蠻”或“蠻夷”。隋梁毗治西寧州，“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唐因之，“貞觀至開元，夷蠻多內屬”。唐黔中道治黔州，下轄都督府，領充、明、勞等50州，“皆羈縻，寄治山谷”，以“式遏四夷”。宋高宗云:“蠻夷桀黠，從古而然”。[9]宋人宇文常亦言:“自孟氏入朝，藝祖取蜀輿地圖觀之，劃大渡河為境，歷百五十年無西南夷患。”陸游則將“辰、沅、靖州”仡僚、仡僂、山瑤等土著，俱稱之“蠻”，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也將宋所轄西南羈縻州“洞、傜、僚、蠻”統(tǒng)稱為“西南諸蠻”。
以“苗”稱西南少數民族自宋始，元明逐漸盛行。此后，“苗”逐漸成為“蠻”的另一種稱呼。元朝為治理西南黔、湘、鄂、川、滇、桂等六省以苗族為主體的少數民族地區(qū)，因“苗族風俗語言異于漢族。治之之法......每用羈縻政策，官其酋長，仍其舊俗，設宣慰、宣撫、招討、安撫長官等諸土司，及土府、土州縣，并令其世襲，掌自治權”。“諸夷......不輸稅賦”。為便于治理苗疆地方，元政府還將西南少數民族分別稱呼為苗、瑤、僮(又稱儂)、仡佬、金齒白夷(又稱白夷、白衣)、白人(又稱僰人、白蠻)、羅羅(又稱烏蠻、爨人)、峨昌(又稱阿昌)、黎人等，以示區(qū)別，但仍習慣以“夷”“蠻夷”“西南番”或“諸部蠻夷”統(tǒng)稱西南諸少數民族。同時，元代在治理西南民族地區(qū)的過程中實行了土司制度，置路、府、州、縣與蠻夷官，這為明清苗疆概念及其區(qū)域行政地理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經過元代近百年的“因俗而治”到明代“苗”作為寬泛的民族概念，在地理范圍上逐漸明確起來。雖然明代因循前代仍以“夷”“蠻”或“蠻夷”泛稱西南民族區(qū)域，但對“苗”的概念卻日益清晰起來，并開始在地理范圍上有意識或無意識地與其他民族地區(qū)稍作區(qū)別。明人王士性在《黔書》中談及貴州“苗”民族時曾說:“出沅州而西，晃州即貴竹地。顧清浪、鎮(zhèn)遠、偏橋諸衛(wèi)舊轄湖省，故犬牙制之。其地止借一線之路入滇，兩岸皆苗......衛(wèi)所所治皆中國人，民即苗也。土無他民，止苗夷。然非一種，亦各異俗，曰宋家、曰蔡家、曰仲家、曰龍家、曰曾行龍家、曰羅羅、曰打牙仡佬、曰花仡佬、曰東苗、曰西苗、曰紫姜苗。總之，盤瓠子孫”。《黔南學政》亦指出:“若黔士之耳目，遠不能越川、廣，而黔中之衣食，近受窘于苗仲”。郭子章《黔記》亦云:“貴州本夷地，一路諸城外，四顧皆苗夷，而種類不同。自貴陽而東者，苗為夥，而銅苗九股為悍，其次曰佯佬、曰佯偟、曰八番子、曰土人、曰峒人、曰蠻人、曰冉家蠻、曰楊保，皆黔東夷屬也。自貴陽而西，羅羅為夥，而黑羅為悍，其次曰宋家、曰仲家、曰龍家、曰僰人、曰白羅，皆黔西夷屬。” “諸苗”概念遂日益固化。“諸苗”名稱的細化，這表明了明代社會根據苗人不同區(qū)域、風俗等特征在元代基礎上已經作了進一步的區(qū)域劃分，對西南“苗”的社會的認知也日益深入，并據其與中央、漢族地區(qū)的政治、經濟、文化聯(lián)系程度劃分為“生苗”“熟苗”。
至清代，人們對西南“諸苗”的社會認知更加細致、明確，其稱謂更為繁多。據乾隆《貴州通志》記載，“苗蠻”分為仲家、宋家、蔡家、龍家、東苗、西苗、九股苗、紅苗、黑苗、青苗、白苗、花苗、谷蘭苗、紫姜苗、平伐苗、陽洞羅漢苗、仡佬、峒人等。在清代西南“苗”的社會認知深入的過程中，不同名稱的苗人部族的地域性也更加明確。“都勻、八寨、丹江、鎮(zhèn)遠之清江、黎平之古州，其居山者曰山苗、高坡苗;近河者曰洞苗;中有土司者曰熟苗，無土官者為生苗，衣皆黑色，故曰黑苗”。清平苗有“黑苗、西苗、夭苗、仡佬、仲家、佯偟七種”等。
正是在對西南苗疆少數民族認知不斷深化的基礎上，中央政權力量在逐漸將苗疆民族納入到有效控制、管理的過程中，為治理的方便，也將苗疆各民族與地域日益結合起來，加以固化，最終在西南湘黔鄂渝桂毗鄰區(qū)域形成了一個以苗族為主體，多民族大雜居的具有典型性的民族特色、地域特色、政治歷史特色的特殊區(qū)域——邊省苗疆
二、從“藩屬疆索”到“苗疆”:苗疆歷史地理概念的形成與演化
“苗疆”成為一個具有特定的政治意涵的歷史地理稱謂，發(fā)軔于元，發(fā)展于明，成于清而漸固化，是為當時國家與社會對西南以苗族為主體的少數民族地區(qū)的一個泛稱。
“苗疆”是元明清時期中央政府通過“王化”手段，將西南邊疆民族地區(qū)逐漸納入到直接治理過程中形成的。關于“疆”的含義，按《辭海》釋義，即為邊界、境界，如邊疆、疆域、疆界等，疆域即疆土，有國境之意。在中國古典文獻中亦不乏疆界、疆域的表述。荀子曰:“縱不能用，使無去其疆域，則國終身無敵”。《史記·吳起傳》: “與強秦疆界”。《晉書·地理志》云:“表提類而分區(qū)宇，判山河而考疆域”。這些表述雖與現(xiàn)代意義的“邊疆”內涵有較大的差異，但皆指某一地域。后隨著古代中國腹地觀念的形成，國家和社會逐漸以北疆、西疆、南疆和海疆概稱邊疆地區(qū)。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qū)則根據與中國腹地的遠近關系和聯(lián)系程度，劃分為“內邊”和“外邊”。無論“內邊”還是“外邊”，都是指傳統(tǒng)時期王朝中央政權對控制薄弱的邊地少數民族地區(qū)所采取的治理和防范措施在國家理念上的具體反映。歷代大一統(tǒng)王朝無一例外地將遠離中原腹地的邊疆民族地區(qū)稱為“藩屬疆索”。
為強化“藩屬疆索”的控制與管理，中央政府最重要的任務之一便是將其納入到國家“版圖”之內。古人所言“版圖”系指登載人口、土地的圖冊版籍。凡人口、土地載入國家和府、州、縣圖冊版籍的區(qū)域即是王朝的“疆”與“版籍”。在將邊疆民族地區(qū)納入到中央政權直接治理的過程中，這些民族區(qū)域相對于內陸腹里而言便成為了“新造之疆”或“新疆”，并隨國家力量的深入，將其改造而化為“舊疆”。元代以前，歷代中央王朝多數時期未能將西南民族地區(qū)完全納入到國家有效的直接管轄范圍之內。元朝統(tǒng)一全國后，即在西南苗疆實行土司制度。例如，至元二十年元軍征服黔中、黔南九溪十八洞后，大者設州，小者設縣，置順元蠻夷長官司，有雍真乖西葛蠻等20余處，俱以土著頭人為蠻夷長官，隸屬于順元等路軍民安撫司。例如，思州田謹賢“以地歸附，乃置萬戶府”，后改思州軍民安撫司，由田謹賢統(tǒng)之。播州土官楊幫憲“以播州、珍州、南平軍三州之地降”，元朝因之“許世紹封爵”，歷任宣撫使、安撫使、宣慰使等職，子孫承襲之。這些土司轄區(qū)雖為元廷稱之為“蠻夷腹心之地”，且這些土司轄區(qū)各民族也因多不載于官府戶籍圖冊而非朝廷編戶齊民，似乎在國家“版圖”之外而處于一種超然的狀態(tài)，但卻因元中央政府所實施的“郡縣其地”“今皆賦役之，比于內陸”，在事實上成為了國家版圖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可視為西南苗疆民族地區(qū)在國家行政地理概念確立之肇始。
明朝在承繼元代土司制度的基礎上在西南部分民族地區(qū)改土歸流、設衛(wèi)所、派駐流官，以強化地區(qū)控制。明政府在西南民族地區(qū)所設衛(wèi)所“所治皆中國人，民即苗也。土無他民，止苗夷。然非一種，亦各異俗”，“其在黔中者，自沅陵至普安二千里，總稱之苗”。在治理的過程中，“苗”日漸與特定的某一地理區(qū)域結合在一起，如“古州八萬諸苗，即今黎平苗也”。明實錄中“黔苗”“川、湖之苗”“四川、湖廣、貴州三省紅苗”“播州苗”“兩江苗”等稱謂即是如此。后因受國家“王化”程度的不同，又逐漸區(qū)分為“熟苗”和“生苗”。“近省界者為熟苗。輸租服役，稍同良家，則官司籍其戶口，息耗登于天府。不與是籍者，謂之生苗。生苗多而熟苗寡。”在明代西南苗疆民族認知不斷深化的過程，人們也開始根據各民族的風俗而有意識地對之加以區(qū)隔。湖廣“施州、保靖、永順正當海內山川土宇之中，反為槃瓠種類盤踞”，為夷漢雜居區(qū)。云南則為“諸夷雜處之地”，號為“百夷”，是為夷人聚居區(qū)。“倮亻羅”則排除于苗疆之外，而限于滇境。廣西柳州、思恩、慶遠等地則“純乎夷，僅城市所居者民耳，環(huán)城以外皆傜僮所居”。這些西南民族地理分布格局的宏觀概括，為明代苗疆概念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基本的認知基礎。于是，明朝政府遂將元代所稱“蠻夷腹心之地”改視為“苗界”。其文獻中亦開始出現(xiàn)了新的地理名稱明確的詞匯———苗界、苗疆。《明史·地理志》云：“清水江，上流自新添衛(wèi)流入，經城西，又名皮隴江，北經乘西、巴香諸苗界，而注烏江”。刊刻于弘治時期的《貴州圖經新志》亦將黔東南黎平一帶地區(qū)通稱為“苗界”。明末郭子章在《黔記》亦云“銅仁之苗界在楚黔”。湘西寶慶府與鄂西南施州衛(wèi)所轄“溪峒苗蠻”亦被稱為“諸苗”。徐霞客還將西南苗人聚居區(qū)和彝族聚居區(qū)有意識地作了區(qū)分，分別稱之為“苗堡”和“彝區(qū)”。明末，“苗疆”一詞也出現(xiàn)在朝廷奏疏和文獻之中。天啟五年四月，工科給事中虞廷陛為平息貴州都勻、凱里、黎平、思州苗民起義，在其奏折中提議“陽許收降懸賞苗疆，陰令縛獻”。蔡復一《撫治苗疆議》亦云：“凡此五者，皆撫治苗疆之大要也”。但此后晚明文獻卻再無“苗疆”一詞之表述。
在明代“苗界”“苗疆”認識的基礎上，清代國家和社會對“苗界”的認知更加清晰明了。清初，國家和社會仍沿用了明代對“苗人”聚居區(qū)的稱謂。例如，康熙《彭水縣志》載：“（彭水）四鄰苗界，犬牙交錯”。康熙《天柱縣志》亦云：“清水江發(fā)源于黔屬苗界”。上卷，“山川”鄂爾泰在《云貴事宜疏》中說：“不禁其開墾而不來開墾者，緣荒地多近苗界，實慮苗眾之搶割”。乾隆時，針對保甲冊籍編審問題，要求“除去流寓，將土著造報”，“番疆苗界，向來不入編審，不必造報”。在清代承繼明代改土歸流，將西南民族地區(qū)施以“王化”的歷史進程中，“苗界”一詞逐漸被“苗疆”所代替，而特指西南以“苗人”為主體的少數民族聚居區(qū)。“苗界”“熟苗”和“生苗”的基本內涵也因此隨歷史進程不斷演變。誠如《貴州通志》所云：“古州、八寨，昔化外之生苗”。這意味著生苗、生苗界已在文獻中沉淀為歷史名詞了，并最終消融于“苗疆”一詞之中。“苗疆”一詞雖最早出現(xiàn)在明末，但廣泛使用卻是在清代大規(guī)模改土歸流過程中。“康熙三十八年，以鎮(zhèn)筸居苗疆沖要，改沅州鎮(zhèn)為鎮(zhèn)筸鎮(zhèn)”。雍正四年清世宗在給云、貴、川、廣、湘五省督撫的上諭中嚴責其“惟邊省苗疆，間有督撫自行歸結之案，地方官無限期，遂生怠玩，以致案件稽遲，民人受其拖累。”針對官員任命問題，雍正亦屢次強調：“云貴川廣等省苗疆地方，請照臺灣例，令文武官弁互相稽查”，“稍覺其人不宜苗疆之任，及時調換”。官員任命遂有“苗疆缺”之名目。據《清史稿》記載：“中國邊防，東則三省，北則蒙邊，西則新、甘、川、藏，南則粵、湘、滇、黔……邊防與國防并重。茲分而述之：曰東三省……曰蒙邊防務，曰新疆，曰西藏、曰苗疆”。其中國家任命的“云南元江、鶴慶、廣南、普洱、昭通、鎮(zhèn)邊等府通判、同知，鎮(zhèn)雄、恩樂、恩安、永善、寧洱、寶寧等州縣，貴州古州兵備道，黎平、鎮(zhèn)遠、都勻、銅仁等府同知，清江、都江、丹江通判，貞豐知州，荔波知縣，四川馬邊、越嶲同知，均為苗疆缺”。乾隆、嘉慶、道光等朝亦大都以“苗疆”稱呼貴州、湖南等省“苗人”聚居地區(qū)，如“楚之‘苗疆’，溯湖而西，以郡為廳，參錯皆是也”。另據《清史稿》統(tǒng)計，有記載“苗疆”的條目不下60處。此外，“苗疆”也為社會廣泛認知，如陸次云《峒溪纖志》、李宗昉《黔記》、檀萃《說蠻》、陳鼎《黔游記》、龔柴《苗民考》、方亨咸《苗俗紀聞》、嚴如熤《苗疆村寨考》、藍鼎元《邊省苗蠻事宜論》、羅文彬《平苗紀略》、徐家干《苗疆聞見錄》、王闿運《湘軍志》等著述均大篇幅載錄了苗疆地理、風俗習慣、族群、社會經濟、文化和城鎮(zhèn)等內容。這樣，經過歷史時期的演化，“苗疆”在清代成為了一個類似于蒙疆、新疆、西藏等民族區(qū)域，在國家制度下具有相當政治地位的民族區(qū)域。“苗疆”便成為了具有特定的政治歷史意涵的以“苗人”為主體的西南少數民族地區(qū)的民族地理名詞。以至于西方傳教士將其在苗疆所進行的傳教活動也冠之以“苗疆開荒”。
近代以來，隨著西方民族學、人類學理論的傳入，中國學界根據民族的特征對西南各民族聚居區(qū)域進行了諸多科學考察。凌純聲、芮逸夫在《湘西苗族調查報告》中對湘西苗疆苗族名稱的遞變、地理分布、經濟生活、風俗習慣等進行了全面考察，認為“所謂苗疆，以嘉慶二十五年嚴如煜《苗防備覽》中之‘苗疆全圖’為根據，以沅江以西、酉江以南、辰江以北，及湘黔交界以東范圍以為苗疆區(qū)域”。王靜寰、王云路則分別考察了湘西苗族分布、種族、語言和人口，指出“苗人居于湘西之保靖永綏及川黔邊地，其種族共為二十九宗，言語各異”；“苗族同胞在湘西，以鳳凰、乾城、永綏、古丈、保靖五縣散布最多，約有二十多萬”。在貴州苗疆，“苗民多接寨而居……其散布之區(qū)域既廣，生活環(huán)境遂異……因天候水土之不同，語言遂生歧異。因生活習慣之差別，服飾亦隨之改變，于是苗民稱呼乃益煩難矣”。以服飾顏色而分，“則有青苗、黑苗、白苗、紅苗”；以居住地劃分，“則有山苗、高坡苗、平地苗、堤苗”；按地區(qū)劃分，“則有水西苗、加車苗、潦塘苗”等。其分布“以黔東各縣為中心，散于黔中、黔南及黔西各縣”。縱觀民國時期學界對苗族及其疆域的考察，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沿襲了清代以來的“苗疆”歷史地理概念，較一致地認為貴州東部、南部和湘西為近代“苗疆”核心區(qū)。同時，國民政府出于近代民族平等理念的施行和邊疆民族地區(qū)建設的現(xiàn)實需要將“苗疆”改稱為“邊地”或“邊區(qū)”。1949年以后，隨著中國特色的民族區(qū)域自治的發(fā)展，傳統(tǒng)的“苗疆”一詞逐漸被賦予了現(xiàn)代民族意涵的少數民族自治州（縣）所代替，而成為了一個歷史名詞或學術詞匯。近來因旅游開發(fā)的需要，“苗疆”一詞又陸續(xù)被湘黔鄂渝桂等省市區(qū)一些風景區(qū)或城市所援用，而重歸于大眾視野。
總之，經過歷史的發(fā)展變遷，到明清時期西南苗疆的歷史地理概念最終形成。后隨著苗疆歷史、地理概念的確指化，國家和社會認知上將本民族區(qū)域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交通等發(fā)展狀況一概冠之以“苗疆”，進而闡述其特征。苗疆于是便成為了本民族地區(qū)特有的文化符號。
編輯：睡不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