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首的話。
提起湘西，人們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土匪，然后是放蠱、落洞、辰州符咒、趕尸、神兵等種種秘像。這里是一個既有神秘感又能能滿足了人們好奇心理的地方。從古到今漢文獻典籍不乏這里的種種獵奇，但是對產(chǎn)生這種現(xiàn)象的歷史起源和原因卻鮮有探究。
例如，這里的土匪真厲害，湘西剿匪成為解放初國家的一件大事，民國這里等于是土匪自治，明清朝廷在這里吃盡苦頭，留下了數(shù)不盡的“防苗”軍事設(shè)施，宋代朝廷開邊也僅僅到了沅水上游的辰沅河谷，進不了“苗疆”和“蠻地”；漢代這里的“五溪蠻”更是馬援“馬革裹尸還”的制造者。正像戰(zhàn)斗的民族俄羅斯總是在外族入侵中一樣，這里的“苗蠻”也是在歷代朝廷的“王化”清剿中鍛煉成中國赫赫有名的“土匪”的。
又如，放蠱、落洞、辰州符咒、趕尸、神兵起源于這里“苗蠻”的種種信仰和習俗。湘西歷史上為多民族避難、繁衍、聚居之地，曾是巴人、楚人、華夏族人、百越人和濮人等古代族群的聚居地。在時光的流逝中，那些古老的族群不斷繁衍變化著，有的往外遷徙，有的被同化、被融合，不斷衍生出新的族群。全國56個民族中，有苗、土家、瑤、仡佬族、布依族、水族等30多個民族至今在這個地區(qū)生活，或者在這里能找到早期的影子，這里是中國民族生態(tài)最豐富的地區(qū)，長期生活在惡劣環(huán)境和民族斗爭中的五溪苗蠻，民族的生死存亡時刻威脅著他們，人仇鬼恨 交織在一起，他們除了崇拜祖先、信仰民族鬼魂外，就只有繼續(xù)信仰萬物有靈了，他們把一切的自然物都想象成有感覺、有意志、有思維的物體。他們舉行驅(qū)疫降福、祈福禳災(zāi)、消難納吉的祭禮儀式。放蠱、落洞、辰州符咒、趕尸、神兵等種種秘像出現(xiàn)在這里就不足為奇了。
本文試圖還原一部湘西史，一部苗族史，非虛構(gòu)，所有情節(jié)都是基于歷史材料之上的，但是在寫作中感覺湘西和苗疆文化之豐富，取舍拿捏之難，頗有力不從心只感。這也是作者把天涯煮酒論史作為本文首發(fā)地的原因。希望這里對湘西歷史感興趣的湘西人，民族史、苗族史、西南史愛好者能給本文框架提出意見，對細節(jié)加以補充，對不對之處做出勘誤，以便作者完善和豐富本書，最終目的是想寫一部能反映湘西苗疆歷史的的書籍。
謝謝你們對本文的支持。
前言
苗疆和湘西這兩個概念都是不容易把握的地理范疇。雖但是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場合這兩個概念差別很大。苗疆可以泛指湘西、貴州、云南等西南少數(shù)民族生活的廣大區(qū)域，但在元代前，和“蠻地”并稱主要指向沅水中下游的辰、沅河谷地帶，王朝的開拓也主要集中沅水中下游的爭奪；元明以后，中原王朝已經(jīng)深入到云貴高原，西南驛道的開通和護衛(wèi)，貴州、云南等西南邊疆都為苗疆；隨著朝廷開發(fā)的深入和“王化”的加速，漸漸又消減了苗疆的范圍，清代以后苗疆主要指向了臘尓山和雷公山兩個生苗區(qū)，當然酉水流域的土司區(qū)歷史上由于“土家”的概念并不清晰，也稱苗疆。而湘西是民國才有的概念，大之為整個湖南西部，小之則為現(xiàn)在的湘西自治州，清代這里為湘黔邊地區(qū)，元明為湖廣西部苗疆，疆域更廣，包括了黔東南和黔東北。我把雷公山（黔東南）苗疆納入本書就因為歷史上它曾經(jīng)是湘西（湖廣西部）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因為它是元明以后僅存的兩個苗疆（生苗區(qū)）之一。
我們想記錄苗疆和湘西的歷史時，往往也是隨著中原王朝征伐的腳步：
歷史上 從西漢馬援在五溪“馬革裹尸還”起，中原王朝就開始不斷地征伐五溪地區(qū)，而五溪蠻的“反叛”也越發(fā)劇烈，朝廷開始視這片區(qū)域為心腹大患，雙方在沅水流域開始了拉鋸戰(zhàn)。沅水就像一把標尺，度量著中原王朝的興盛和邊疆拓展的決心，王朝的五溪治理中心也從沅水中上游的義陵（溆浦），退到下游的陵沅（常德），再徐徐往中游的辰州（沅陵）挺近。唐王朝的羈縻州，五代以“溪州銅柱”開始的八百年永順土司王朝都是某種間接統(tǒng)治形式，熙寧開邊挺進沅州達到了宋朝所能“拓展”的極限。而云南“入湖廣道”的開通，迫使中原王朝經(jīng)營位于驛道入口咽喉的臘爾山和雷公山兩個生苗區(qū)。明朝廷恩威并施，沿襲土司統(tǒng)治，設(shè)立衛(wèi)所，對臘爾山周圍“生苗”區(qū)構(gòu)成了一副強大的軍事震懾骨架。然而“苗反”、“寇邊”仍然頻繁發(fā)生，明朝廷在和臘尓山紅苗反復(fù)的較量中不勝其煩，有了放棄對這塊苗疆統(tǒng)治的想法：先是沿苗疆建起十三哨和二十四堡，再修長約三百八十里的“苗疆邊墻”進行軍事封鎖，從此正式放棄了對臘爾山苗疆的管理，實行起所謂的“蠻不出境，民不入峒”的政策，只希望苗民不要越過邊墻“寇邊”，擄掠“客民”。清王朝在中原安定下來以后，通過大肆屠戮的“苗疆開辟”和“改土歸流”，實現(xiàn)了臘爾山紅苗和雷公山黑苗兩個苗疆的統(tǒng)治，隨后清王朝設(shè)官建制，促進生產(chǎn)，修路架橋，建立學校，移風易俗，弄的有模有樣的。但是也就是這時，在六十年間先后發(fā)生了雍乾苗反和乾嘉苗反，雍乾苗反是苗族對苗疆開辟的直接反抗，苗漢民族文化的碰撞在乾嘉之際達到了極限，清朝廷前后動員了近18萬兵力，經(jīng)歷了11年之久平息了發(fā)生在臘尓山苗疆這場叛亂。
在這之后，我們倒看到中原文明和苗疆文明的妥協(xié)和融合。清朝廷任用苗官征苗兵，在苗疆培育著自己的勢力；建義學修書院，以儒學化導(dǎo)著苗民；沿邊墻設(shè)立集市，輸入鹽鐵而運出土特產(chǎn)，改善著苗疆的民生。投之以桃報之以李，隨后我們看到清水江流域爭江過程中苗民各方都在尋求清廷官方支持和法律依據(jù)；我們看到沅水的放排人和酉水的船工在號子聲中源源不斷地把木材、桐油等苗疆的土特產(chǎn)地運往中原；我們看到為苗、客民劃界的清代苗疆邊墻旁的集市苗漢民常年累月的交易，使得邊墻失去作用而漸毀；我們聽到耄耋老人和咿呀學語的幼童在苗疆義學一同朗朗讀書聲，這些讀書聲把儒家的禮儀潛移默化進了苗民的生活。正是這些兩百年持續(xù)不斷的經(jīng)濟互補、貿(mào)易往來和文化交流，后來我們還看到了苗疆筸軍在鴉片戰(zhàn)爭、太平天國為清帝國搏命，苗疆士子辛亥革命攻打清王朝在湖南最后堡壘，紅二、六軍團和湘鄂川黔根據(jù)地苗民土家為新中國黎明的戰(zhàn)斗，抗戰(zhàn)中筸軍的前仆后繼和苗疆抗戰(zhàn)中對難民的接納。我們看到田興恕、向警予、熊希齡、沈從文、賀龍、粟裕、滕代遠這一代代苗疆人走出苗疆，在國家舞臺上展現(xiàn)出責任和擔當。苗疆這個歷史上民族矛盾最激烈的地區(qū)之一，就這樣一步步成為民族融合最好的地區(qū)，它與中華已經(jīng)融于一體。
湘西，沅水流域,歷史上的五溪，就這樣留下了足以開啟整個西南歷史的一把鑰匙：
這里是西南民族的搖籃。五溪地區(qū)為多民族避難、繁衍、聚居之地，曾是巴人、楚人、華夏族人、百越人和濮人等古代族群的聚居地。在時光的流逝中，那些古老的族群不斷繁衍變化著，有的往外遷徙，有的被同化、被融合，不斷衍生出新的族群。沅水流域的最早先民稱為群蠻和百濮，他們可能是侗族的先民，沅水流域真正的土著族群；而苗蠻集團是由江淮地區(qū)經(jīng)洞庭湖沿沅江河谷進入湘西和黔東南地區(qū)，他們是苗族、瑤族的先民；隨后西北部巴蜀地區(qū)的先民也在北方部族的擠壓下向湘西沅水流域遷徙，他們和江西漢族移民一起，構(gòu)成了土家族的先民。苗蠻集團和巴人的遷入，形成了北部支流酉水流域以土家族分布為主，中部支流武水、辰水流域以苗族為主；南部支流潕水、渠水流域以侗族為主的大格局。此外全國56個民族中，有仡佬族、布依族、水族等30多個民族至今在這個地區(qū)生活，或者在這里能找到早期的影子，這里是中國民族生態(tài)最豐富的地區(qū)，沒有之一。
這里能夠感受到西南“苗蠻”文化發(fā)展的脈搏。沅水邊上的高廟遺址陶器上裝飾的那些撩牙獸面、飛鳥(鳳?)和太陽等圖像，體現(xiàn)出部落人群的自然神靈崇仰；屈原《楚辭》所描摹楚地巫風和五溪蠻的浪漫氣息更是早期五溪苗蠻精神世界的真實寫照；長期生活在惡劣環(huán)境和民族斗爭中的五溪苗蠻，民族的生死存亡時刻威脅著他們，人仇鬼恨 交織在一起，他們除了崇拜祖先、信仰民族鬼魂外，就只有繼續(xù)信仰萬物有靈了，他們把一切的自然物都想象成有感覺、有意志、有思維的物體。他們舉行驅(qū)疫降福、祈福禳災(zāi)、消難納吉的祭禮儀式。一步步儺祭活動蛻變脫胎出了戲劇，儺堂戲、儺神戲，巫儺歌舞逐步溶入了雜技、巫術(shù)等內(nèi)容。它既有驅(qū)疫納吉的祭祀功能，又有歌舞戲曲的娛神娛人功能。巫儺也浸潤在這里“苗蠻”的日常生活中，僅以苗族為例，這一地區(qū)苗族中的神職人員種類之多，分類之繁雜，就可讓我們窺見其信仰文化之豐富：巴岱熊、巴岱扎、仙娘、地理、道士、算命先生以及充滿神秘詭異色彩的蠱婆，由此衍生的椎牛椎豬、還儺愿、杠仙、打繞棺，并顯現(xiàn)了放蠱、落洞、辰州符咒、趕尸、神兵等種種秘像。這里的苗蠻對天、對神、對鬼有著與中原完全不同的認識，展現(xiàn)了他們豐富的精神世界。
今天沅水仍然是那么流著，只是我們已經(jīng)看不到沿江而下的木排，聽不到船工的號子聲。但是沅水及其支流沿線的常德、沅陵（辰州）、溆浦、芷江（沅州）、鳳凰（鎮(zhèn)筸）、吉首（乾州）、洪江，黔陽、王村仍然隨日月更替，煥發(fā)出勃勃生機；而老司城，四方城、里耶遺址，以及已經(jīng)湮沒在深山樹林的哨堡邊墻殘垣，雖然斑駁陸離，仍然頑強聳立，它們的存在仿佛就是為了見證苗疆的那段歷史；臘尓山、雷公山的苗寨苗民仍然在椎豬、還儺愿、杠仙、打繞棺，消災(zāi)辟邪，化解著生活中的不幸，祈求著未來的幸福；土家人們?nèi)匀辉谔鴶[手舞，演茅古斯，哭嫁也哭喪，哭嫁為新生活的開始，為即將到來新生命的誕生而歡欣；哭喪為生命的逝去而歌唱，因為在他們的觀念中，新老交替就像四季輪回，不是什么悲傷的事，正是有老的逝去，才會有新生命的誕生。
那么沅水呢？也會隨著歲月的更迭永遠川流不息嗎？那么苗疆呢？苗民土民客民會一如既往地祈拜著他們的神靈，以自己的文化和生存生產(chǎn)方式在這里繁衍生息嗎？
李煜曰：“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p>
@江湖武松 2017-07-15 17:00:25
樓主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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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你的鼓勵，本文有點長
@江湖武松 2017-07-15 17:01:27
粟裕也有說是侗族的。
粟自己說是漢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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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粟裕是會同人，解放前很多湘西人并不清楚自己的族屬，直到解放后開展民族識別后湘西民族才清晰起來。如湘西的土家族一直自己都認為是漢族，直到解放后中央調(diào)查組識別后才有土家這個民族。粟裕自認為是漢族并不奇怪，但粟裕故鄉(xiāng)會同伏龍鄉(xiāng)楓木樹腳村60多戶都是侗族，所以粟裕民族應(yīng)該是侗族。
遞進和退縮：從辰沅河谷到苗疆生地
一、沅水流域——苗疆的遠古起源和傳說
巫風緣起——高廟人和他們的祭祀
沅水流域古老而神奇，長期以來，這里被人們稱為“南蠻”之地。遠古時期的歷史，僅有零星文獻傳世和一些神話傳說流傳，遠古社會這里居民的真實生活深埋于歷史煙塵中。
要追溯沅水中上游和湘西的歷史，我們得從一座廟開始。
這座廟在沅水上游，云貴高原東部邊緣的雪峰山區(qū)的洪江市。洪江市岔頭鄉(xiāng)的高廟是沅水流域常見的小山寨。這里曾有一座地勢很高的廟，每當沅江漲水，大水淹到廟的屋檐下就再也不會上漲了，人們以為神靈顯圣，紛紛前來拜叩。高廟之名由此而來。
不知道哪年哪月這座廟垮塌了，在其附近現(xiàn)在只保留著一座被人們稱為高廟的青磚殘壁的寺廟遺址，但奇怪的是廟塌了，卻仍然還在顯著靈，洪水漲到這里，依舊還是不會再往上漲。于是當?shù)乩习傩找琅f拿著三五祭品，燒香祈福，在他們心中，這個廟的地下，一定有什么靈性的東西，保佑著他們的平安。。
這個遺址也就這樣進入了考古學家的視野。1990年6月12日，一批考古學家來到黔陽縣（今洪江市）岔頭鄉(xiāng)巖里村這個遺址。這個遺址位于洪江市安江盆地西北緣，依山傍水，遺址地處沅水北岸一級階地。
高廟遺址 為沅水一級臺地上保存完好的新石器時代貝丘遺址，面積約1.5萬平方米，文化層最厚處達5米多，下部遺存與皂市下層中晚期相當（距今約7400年），出土較多的白陶器，有釜、罐、缽等
考古在一處土坎得到突破。這是一個高1.5米的土坎，當時雖長滿綠草，但刨去表層浮土后，一個現(xiàn)存的地層剖面露了出來，文化層中有少量的陶片和燒土。又在原地往下鉆，結(jié)果讓人大為驚訝：下面竟然還有將近2米厚的文化堆積層，且有大量螺殼，陶器碎片的特征也與上部地層所出略有差異。
隨后驚喜不斷，清理的遺址分布面積約3萬平方米，遺址經(jīng)3次挖掘，揭露面積1672平方米，出土石、玉、陶、骨、角、蚌等各類文物和標本1萬余件，它是一處保存完好的新石器時代的貝丘遺址，其堆積最大厚度達7米左右。
高廟遺址的文化遺存自上而下主要有：明清時期的房址、灰坑和墓葬；戰(zhàn)國時期的房址、灰坑以及圍溝等；上部新石器時代、銅石并用時代遺存（簡稱高廟上層遺存）；下部新石器時代遺存（簡稱高廟下層遺存），其年代跨度為距今約7800年至6700年。
2004年3月進行的一次發(fā)掘中，一個較為完整的白色陶罐露了出來，白陶罐頸部和肩部各戳印有東方神鳥圖案，雖經(jīng)7000余年浸淫，依舊栩栩如生。在同層另一探方，兩排陶罐成弧形狀展現(xiàn)在人們眼前，讓人驚詫不已。鳳凰是傳說中的神鳥，具有圖騰意蘊。史界及考古界一直公認，河姆渡遺址發(fā)現(xiàn)的“雙鳥朝陽”象牙雕刻，是我國最早的“鳳凰圖騰”。而高廟遺址出土的白陶罐，其頸部和肩部各戳印有東方神鳥（包括獸面、太陽）圖案，一只朝向正面，一只側(cè)面回首，雖經(jīng)年代浸淫，依舊栩栩如生。專家鑒定，沅水鳳凰早于河姆渡鳳凰400年。
風鳥紋陶罐 新石器時代距今約7000年左右
高23厘米、口徑巧厘米、腹徑20厘米
黔陽縣岔頭鄉(xiāng)高廟遺址出土
@傅家洲 2017-07-15 21:58:58
在保靖呆了2個多月，很想看到這樣的文章。
樓主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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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欣賞，會陸續(xù)貼出來的
隨后在遺址中挖掘出一具距今約7000年的女性人體骨骼，其下墊有編織的多孔竹席，出土時竹席雖已完全碳化，但印在地面上的圖案仍十分清晰，制作工藝考究精湛，比浙江良渚文化遺址發(fā)現(xiàn)的竹席要“年長”2000多歲。
在高廟遺址發(fā)掘前后，考古學家還發(fā)現(xiàn)辰溪境內(nèi)沅水段的松溪口、征溪口遺址，以及潭坎大地、荊坪、高坎垅、靖州的頭篷坡，麻陽火車站，會同的渡頭江、花垣茶峒、瀘溪浦市、吉首河溪等新石器遺址及的文化遺存與高廟文化極為相似，應(yīng)同屬高廟文化，組成了高廟文化的遺址群。這些遺址沿沅水中游多支支流上溯，覆蓋了整個武陵山區(qū)，甚至遠至貴州東部的清水江流域。
從這些文化遺址我們大致梳理出公元前約5000——6000年前生活在沅水流域的遠古人類的生活：當時的居民多選擇依山傍水的居住環(huán)境，居址大都分布在沅水主、干流兩岸的一級臺地上，房屋均為挖洞立柱的排架式術(shù)構(gòu)地面建筑，方向朝東或朝東南，多為長方形兩開間和三開間的結(jié)構(gòu)，面積20-40平方米不等，有的房屋附近還設(shè)有窖穴。墓地就在居址附近，流行豎穴上坑側(cè)身屈肢葬，頭朝東，面北，幾無隨葬品，僅有少量石片石器和獸骨，但在一座墓的人骨架下發(fā)現(xiàn)有編織成方孔的竹席。
高廟文化遺存中出上的淡水螺(當?shù)厣显挿Q紅螺)和貝殼堆積如山，出上的鹿、豬、鹿、牛、熊、獾、象、貘、犀牛等各種水、陸生動物骨骸以及植物遺存達數(shù)十種，且數(shù)量巨大，表明當時人類獲得食物的主要手段，可能是以漁獵與采集為主的攫取式的經(jīng)濟方式，它與洞庭湖區(qū)當時發(fā)達的稻作農(nóng)業(yè)形成較大的反差。值得注意的是，通過對部分的豬牙床進行鑒定，可認定其己屬被馴養(yǎng)的家豬，說明當時己有動物的馴養(yǎng)業(yè)。
石質(zhì)工具主要是數(shù)量巨大。陶器皆手制，但器壁厚薄較均勻，器型規(guī)整但顏色斑駁，大都夾砂，泥質(zhì)陶甚少。出上有精美白陶制品。器類主要有釜、罐、盤、缽、碗、杯和支腳等，其中罐類器尤為豐富，器型多達十余種。特別是那些裝飾鳥紋、撩牙獸面紋、太陽紋和八角星紋等圖案的陶器，質(zhì)地都比較好，制作相當?shù)木?，這些陶器很可能是當是用于陳設(shè)用的祭器而非實用器。
最重要的是,用當?shù)厝说脑拋碚f，就是高廟幾千年來顯靈的原因被找到了。幾千年來沅水浩蕩，滌蕩著沅水兩岸，高廟——就算只剩一處遺址，仍然在保佑著沅水沿岸的蕓蕓眾生，讓他們豐衣足食，繁衍生息。原因就是——原來高廟遠古就是一座大型宗教祭祀中心，也許我們的先民六、七千年的祈禱，也許是遠古先民的魔咒，在保佑著沅水沿岸民眾的平安。
2005年在高廟遺址頂部揭露了一處大型祭祀場所?；顒訄龅孛娣e達1000平方米，由３部分組成：正面有由４個主柱洞組成“司儀（主祭）場”；南面有39個排列有序的“祭祀坑”；西側(cè)有“兩室一廳”面積寬達40平米的“會客議事館”，并附設(shè)有窖穴式的“倉庫”。
“祭祀坑”有“人祭坑”和“牲祭坑”，在“人祭坑”內(nèi)有人體骨架，兩具遺骸頭部均有被利器猛烈擊打的跡象，這是拿活人做祭品的有力證據(jù)。這生動反映了當時宗教禮儀的真實狀況。祭祀坑內(nèi)出土有經(jīng)火燒過的牛、羊、鹿和龜?shù)葎游锕趋篮吐輾?，出土陶器上大量裝飾有太陽（天帝）、八角星、獠牙獸面（龍）、鳳鳥等神靈圖像。最重要的是在司儀場所發(fā)現(xiàn)了兩側(cè)對稱的雙柱環(huán)梯建筑遺跡。據(jù)考證，它是供神靈上下天庭的“建木”天梯。
高廟大型祭祀場所
這說明高廟遺址當時很可能是一個區(qū)域性的宗教中心。這些刻畫在陶器上的神靈圖像在高廟文化不同區(qū)域類型的遺存中普遍風行，分布地域廣，可以確認是一種大范圍群體性的宗教信仰。
高廟遺址出土文物表明，高廟文化的存續(xù)時間在距今約7800年至6300年之間，處于新石器時代中期后段至晚期前段。出土的器物和墓葬都表現(xiàn)出明顯的巫文化特征。沅水流域和后來廣闊的苗疆那股盛行的巫風到這里都找到了源頭。
高廟文化陶器上裝飾的那些八角星、撩牙獸面、飛鳥(鳳?)和太陽等圖像，實際上就是該部落人群所崇仰的自然神靈的圖像。它反映了該人群對于宗教的虔誠與狂熱。
高廟文化人群對自然神靈如此的狂熱崇尚與敬仰，或許與他們所處的地理環(huán)境和生活方式密切相關(guān)。山高谷深的武陵山區(qū)，林木茂密，群峰疊嶂，本身就給人以神奇的幻覺與無限的想象。而從高廟文化遺存中出上的巨量水、陸生動物骨骸，可以窺見到當時人們獲取食物的主要方式就是漁獵與采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就是他們的生存法則，他們與自然的聯(lián)系和依賴實在是太密切了。正是由此，祈求在生活中獲取到更多的食物，并希望這些食物生生不息，取之不盡，有求必應(yīng)，所以他們創(chuàng)造了能帶給他們好運與庇佑的神靈，并對這些神靈頂禮膜拜。然而，他們在這一過程中，卻還要面對諸多潛在的威脅，如在獵獲食物時，要面對猛獸的威肋；在洪水頻發(fā)和瘴疫橫行時，要面對疾病與死亡的威脅。因此，他們一方面需要得到心靈的慰藉，另一方面需要依靠群體的力量，這個時候，神靈也就成了他們救世主，而宗教所特有的強大感召力和凝聚力也就成了連結(jié)氏族與部落成員之間牢不可破的紐帶。
自古以來，湖湘大地就有信鬼好祠之風，但這一股吹徹原野的湘楚巫風，我們從高廟尋找找到了源頭。
一些概念——沅水和五溪、黔中郡和武陵郡、蠻地和苗疆
為了讓讀者更好地了解發(fā)生在湘西和苗疆的故事，我得首先科普一下這一帶的地理概念，這些概念有些是歷史上有的，現(xiàn)在已經(jīng)沒有了，有些歷史變化很大，專業(yè)上屬于歷史地理學的范疇，一般人還真的難得搞清楚。
首先是沅水和五溪。沅水大家都知道，五溪現(xiàn)在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了，包括現(xiàn)在生活在那里的湘西人。
沅水，又稱沅江，有南、北二源。南源龍頭江發(fā)源于貴州貴定的苗嶺斗篷山南麓，北源重安江發(fā)源于貴州麻江平越間大山。兩江在旁海鎮(zhèn)岔河口會合后稱清水江。在貴州流經(jīng)合江、劍河、錦屏、天柱等縣至鑾山入湖南芷江縣，東流至黔陽縣托口鎮(zhèn)與渠水會合始稱沅水，最后在常德的德山注入洞庭湖。全長1033千米。河源至黔城為上游，河谷狹窄，險灘較多；黔城至沅陵為中游，河谷逐漸增寬，坡度減??；沅陵以下為下游，河谷增寬。
沅水
沅水流域四周高原山地環(huán)繞，地形呈“一線兩面”，北邊是武陵山脈；南邊是雪峰山脈，縱貫?zāi)媳?，將沅水與資水分隔開來。兩條山脈構(gòu)成了沅水流域地理的兩個“面”，沅水作為一條通道，成為連接中原地區(qū)和大西南地區(qū)的重要的一條“線”， 沅水歷史上就是一條中央政權(quán)溝通云貴川大西南的一條大通道和經(jīng)濟命脈，也是西南地區(qū)向中央朝廷進貢的驛站，同時，它也是朝廷發(fā)配官員到西南的必經(jīng)之路、流放之地，直到民國抗戰(zhàn)中國內(nèi)陸人員大轉(zhuǎn)移，走的還是歷史上沅水這一條線，長沙，益陽，常德，沅陵，進入湘西和西南地區(qū)。
沅水及主要支流（網(wǎng)絡(luò)圖片）
武陵山脈與雪峰山脈的交匯點在沅陵縣境，沅水在此形成險灘急流，而中上游地區(qū)水系呈羽狀展開，支流眾多，溪河縱橫，在干流與各主要支流兩岸分布著一系列大小不等、放束相間的河谷平原和山間盆地，其中以沅麻盆地、芷懷盆地、溆浦盆地、安洪盆地和渠陽（靖州）盆地較為著名。其間還有許多小的山間盆地和河谷平原，但面積較小，呈壩子特色，這種四周環(huán)山、一水中流的地形，歷史上稱之為“溪峒”。 沅水上游有22條流域面積達1000平方公里的支流，她像千年樹根，直扎洞庭.。
五溪是沅水和湘西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概念。說穿了就是古代人們對河流的支流沒有那么全面的了解，于是歷史上把沅水及其上流流域統(tǒng)稱為五溪（其實沅水較大的支流就有22條），五溪包括（雄溪、樠(朗)溪、酉溪、潕溪、辰溪)地域。辰溪始于梵凈山麓的貴州銅仁地區(qū)江口縣、流經(jīng)銅仁，再下麻陽匯人沅江，是五溪中最大的一條溪河，也是最負甚名的一條溪河。樠溪即流經(jīng)現(xiàn)銅仁地區(qū)松桃苗族自治縣的松江，舞溪即流經(jīng)現(xiàn)銅仁玉屏的舞陽河的下游，雄溪即舞陽河的上游，酉溪即現(xiàn)在重慶酉陽縣的酉城河，辰溪是蠻夷的腹心溪河，明代的以銅仁府為核心的貴州正是在這條蠻夷者最集中的腹心溪河中誕生的。
從大致范圍來看，五溪地域應(yīng)包括現(xiàn)在的湖南西部，包括湘西的大部分地區(qū)，以及巫溪流經(jīng)的城步、綏寧、會同等縣；廣西北部;貴州的東北部，包括思南、銅仁、印江、松挑等地;貴州的東南部，包括武溪(舞溪)流經(jīng)的黃平、施秉、鎮(zhèn)遠、岑鞏、玉屏等縣以及湖南的新晃、懷化等縣，還有沅江的支流清水江兩岸廣大地區(qū)；還有原四川東南部的酉陽、秀山等地。
明朝沈瓚《五溪蠻圖志》五溪圖
“五溪”在今天的地圖上已經(jīng)搜尋不到相關(guān)信息，可在歷史上的五溪可是西南地區(qū)一個重要的地名,這里曾是西南地區(qū)著名的“五溪蠻”的故鄉(xiāng)。五溪蠻歷史上曾經(jīng)非常厲害，他們可是赫赫有名的湘西土匪的前身。
再就是“黔中郡”和“武陵郡”，這是了解這個地區(qū)歷史中很重要的歷史行政區(qū)劃概念?！拔逑辈⒉皇浅⒌臍v史區(qū)劃，它在歷史上曾經(jīng)分屬“黔中郡”和“武陵郡”。
據(jù)《戰(zhàn)國策·楚策》載:“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徑之塞郇陽”。從大的方位看，黔中和巫郡是在楚國的西部地區(qū)。
秦昭襄王二十六年(前279年)，秦派大將白起伐楚。白起取道武陵，入五溪征服了當?shù)匦U人，并置黔中郡。到了漢高祖五年(前202年)，朝廷重建了黔中郡，并將名稱改為武陵郡，約包括孱陵、佷山、酉陽、索、臨沅、鐔成、無陽、遷陵、辰陽、義陵、零陽、充等十三縣，郡治在義陵，既今溆浦南。
武陵郡的演化歷程是楚黔中—秦黔中—漢武陵，治所也從義陵（溆浦）后漢移至臨沅，在今湖南常德縣西。隋初廢，尋復(fù)置，移今常德縣治。唐置朗州，尋仍曰武陵郡，后又為朗州。宋曰朗州武陵郡。由此可知武陵郡設(shè)置于漢代，直至宋代仍設(shè)有武陵郡，前后凡1200多年。
最初的武陵郡所轄范圍很廣，北達湖北的清江流域，南及廣西北部的三江、龍勝，東起洞庭，西至貴州東部，即相當于現(xiàn)今的湘鄂渝黔武陵邊區(qū)的烏江、沅水、醴水、清江四水流域。后來的武陵郡的管轄范圍有所縮小。
武陵郡得名于武陵山脈，位于印江、江口和松桃三縣交界處的梵凈山是武陵山脈的主峰，海拔2572米。它以橫空出世之勢，亙綿于黔東、湘西、渝東、鄂西南和桂西北之廣裹地區(qū)，可謂是千山一脈，萬類同宗。發(fā)源于甕安的舞水和發(fā)源于都勻斗篷山的清水江等大小川流，由西向東，經(jīng)黔東而出湖南匯入沅,醴等水，最后注入洞庭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