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問：“您近來夢見過敦煌嗎？”
答：“沒有！”
在北京木樨地一幢高高的大樓里，問在敦煌工作了40年，而離開那兒遷至北京也已10年的常書鴻先生。未想，答案是如此堅決。在今天，常氏的名字，是和敦煌血肉相連的，你根本無法將兩者分開。當常先生騎著駱駝奔向沙漠中的敦煌，他便與那片土地融為了一體。甚至，作為一名留法歸來、學有所成的西畫家，從那時起，他的畫作明顯減少。他把他全部的智慧和時間都奉獻給了敦煌，那兒也使他的名字既“敦”又“煌”了起來。這或許并非他的初愿，但卻是一種因果必然。以至，當他一歲多的小孫子與鄰家的孩子同時從二層樓的高處跌下，常家孫子竟安然無恙，甚至連外傷都沒有，而鄰家孩子卻不幸死去時，別人就感嘆常先生保護千佛洞的功德無量，終得善報。常先生并不信命，但此說卻確乎表達了善良的人們對他的一種崇敬。
常先生自幼愛畫，為求美術(shù)真諦，他遠赴法國。他的刻苦和才華，使他在巴黎油畫界初露鋒芒，而他也沉醉在學虎像虎的成功喜悅中。直到有一天，他在塞納河畔的舊書攤上，偶然發(fā)現(xiàn)了一部《敦煌石窟圖錄》。當時的他，震驚無比。后來，他說：“我是一個傾倒在西洋文化，而且曾非常有自豪感地以蒙巴那斯的畫家自居，言必稱希臘羅馬。現(xiàn)在面對祖國如此悠久燦爛的文化歷史，真是慚愧之極，不知如何懺悔才是！”他的唯一想法是：回祖國，我要去敦煌！
可那時的敦煌，艱苦豈能以數(shù)言概之。當常先生到達敦煌不久，張大千先生在完成了考察臨摹后，握著常氏手云：“我要走了，你還要在這里繼續(xù)研究和保管下去，這是一個‘無期徒刑’呵?！背Ｏ壬劥苏Z，頓感萬分悲壯。大千先生臨別還交給常氏一卷東西，囑等他走后方可打開。大千先生走后，常先生好奇地打開此卷，原來是一張手繪地圖，上面標有在敦煌某處溝中長有野生蘑菇等等。在蔬菜價可抵金的沙漠中，這張地圖或可價值連城了。后來，常先生按圖索驥，果然采到了一大臉盆的蘑菇，這在當時，絕對是至尊的美味。
現(xiàn)在，常先生也年邁體衰，很難再做細致入微的案頭工作了，但是，他卻能時而揮毫作畫。或用他所熟稔的油畫筆，畫友人送他的野花；或用毛筆，畫寫意小品，畫得最多的，就是蘑菇。常先生曾有詩云：“敦煌苦，孤燈夜讀草蘑菇；人間樂，西出陽關(guān)故人多?！?/span>
日本著名學者池田大作先生曾數(shù)次來中國，并與常先生進行了多次深入交談。兩人共同完成了《敦煌的光彩——池田大作與常書鴻對談錄》一書。池田先生尊敬地稱常氏為“敦煌保護神”，并如此詩意地評價常氏：“在他走過的歲月里，歷史在閃光，美麗的人生在閃光?！?/span>
池田大作先生與常書鴻先生有過一段精彩的對話：
池田問：“如果您能轉(zhuǎn)世，您將選擇什么樣的生活？”
常答：“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轉(zhuǎn)世。假如真能轉(zhuǎn)世，我還做常書鴻，還去敦煌！”
常先生的家中，門楣上懸著一排風鈴，穿堂入戶的風一吹來，悅耳的鈴聲便叮當叮當?shù)仨?。常先生休息的“寶座”，就在這風鈴下，倘若小憩，那風鈴聲，便會遠遠地入耳，像古寺高檐下的風鐸，又像沙漠戈壁中的駝鈴……然而，常先生的敦煌卻不是夢，常先生的夢中無敦煌。這實在是因為，敦煌原本就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抑或全部。
常先生說他還會去敦煌，不管路有多遠。那里，有他的另一個家。他居住了多年的破屋荒園仍在，他當年手植的樹，已高過屋脊，健康地在陽光下閃著光，他家的老保姆仍守護在那兒，等待著主人的歸去……
北京的家中，壁上掛著飛天畫。這是常夫人李承仙為賀常先生誕辰而畫的作品。在每一寸的空間上，填滿了來訪者的簽名，乍一看去，宛若飛天撒出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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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書鴻自謂是“敦煌癡人”，別人則尊之以“敦煌保護神”。從一九四零年代已降，常書鴻與敦煌的名字彼此緊密地交織在一起，公允而論，歷史是無法將他們完全區(qū)隔的。我有常書鴻先生當年親手所贈的《敦煌的光彩：池田大作與常書鴻對談、書信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和回憶錄《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浙江大學出版社1994版）兩種，讀過多遍。最近重讀，卻意外發(fā)現(xiàn)了常先生敘述那一天在巴黎舊書攤偶遇“敦煌”的蹊蹺之處。
常書鴻對敦煌熱愛的原點，據(jù)他自述，是1935年晚秋在巴黎塞納河畔的舊書攤偶然看到了一部由六本小冊子合訂在一起的《敦煌石窟圖錄》，那是法國漢學家保羅·伯希和1907年在敦煌石窟所拍的黑白照片集錦?；貞涗浿腥绱苏f：
“這一天我從盧浮宮出來，經(jīng)過盧森堡公園，根據(jù)多年在巴黎散步的習慣，總要經(jīng)過圣杰曼大道，順便溜到塞納河畔舊書攤?cè)g覽一下內(nèi)容豐富的書籍。今天為了留一點的古代美術(shù)杰作的紀念，我特意去美術(shù)圖片之部找尋……”
因為此事關(guān)乎常書鴻極為重要的人生節(jié)點，故而我在重讀此章節(jié)時，很費事地（例如尋找圣杰曼大道，發(fā)現(xiàn)現(xiàn)已譯為圣日耳曼大街）在電子地圖上把常書鴻提及的幾個地標（盧浮宮、盧森堡公園、圣杰曼大道）標注了出來，試圖還原那一天常氏的行走路線，卻似乎發(fā)現(xiàn)了一點問題。
首先，如果從盧浮宮到盧森堡公園，是必須要橫穿圣杰曼大道的。而如果從盧浮宮經(jīng)過圣杰曼大道到達塞納河畔的舊書攤，則不應(yīng)會“經(jīng)過”盧森堡公園；其次，如果他的目的地是塞納河舊書攤，從盧浮宮出來直接沿河邊走是更便捷的，緣何要繞道圣杰曼大道再折回河邊呢？
那天常書鴻的行走路線如此“妖嬈”，如果不是作者書寫此段文字時未能字斟句酌外，我以為或有另被省略的細節(jié)。
不妨推測一下。也許那一天去盧浮宮常書鴻是一家三口都去的。之所以未直接沿河去舊書攤，是因為常書鴻要先把妻子陳芝秀和女兒常沙娜穿過圣杰曼大街送到盧森堡公園。然后，常書鴻才能“溜”到舊書攤。如果僅是自己一人，是大可不必說是“溜”的。之所以會出現(xiàn)貌似矛盾的文字，是因為回憶文字寫成后被“適當”刪改，目的大約是盡量刪去陳芝秀的痕跡。另有一例，常書鴻與陳芝秀1925年在杭州的結(jié)婚，回憶錄中只字未提。
1935年常書鴻、陳芝秀、常沙娜在巴黎
與常書鴻對童年時代的清晰而有趣的回憶不同，有關(guān)陳芝秀的回憶都在有意無意中被“快進”或干脆“省略”了。無論如何，這都是一種遺憾。常書鴻回憶錄第一次提及陳芝秀，是1932年夏，其時常書鴻以油畫系第一名的成績從里昂國立美術(shù)學校畢業(yè)，進入巴黎高等美術(shù)學校。此時，距常書鴻與陳芝秀在杭州結(jié)婚已七年、距陳芝秀赴法已四年、距他們以里昂一條河流命名的女兒常沙娜出生已兩年。
常書鴻陳芝秀一家三口在巴黎先是安家在十六區(qū)的巴丁南路，后來搬到塔格爾路，他們家始終是朋友們聚會的場所。1934年成立“中國留法藝術(shù)家學會”，即設(shè)在常家。陳芝秀在相夫教女的同時，自己也進入巴黎高等美術(shù)學校學習雕塑，與法國姑娘王合內(nèi)（1912—2000，中央美術(shù)學院雕塑系教授）成為同班同學。參看王合內(nèi)的簡歷，入學時間當在1933年。王合內(nèi)與王臨乙后來成為中國美術(shù)界所羨慕的“神仙眷侶”，他們的初次正式見面，就是在常家。陳芝秀是中國第一代留法的女雕塑家，這個定義應(yīng)該是確定的。
1936年常書鴻回國，任北平國立藝術(shù)專科學校西畫系主任，陳芝秀攜女繼續(xù)留在巴黎求學。同年，王臨乙亦被聘為北平國立藝專雕塑系教授，后赴巴黎與王合內(nèi)成婚，王合內(nèi)肄業(yè)并于翌年2月隨王臨乙到中國。陳芝秀與常沙娜大約在7月也回國，與常書鴻在上海重聚。
此時的北平藝專因抗戰(zhàn)烽火四起，而開始了“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流浪，先是江西廬山牯嶺，然后湖南沅陵，再輾轉(zhuǎn)至貴州貴陽。
1939年2月4日，日軍飛機對貴陽大轟炸，成為一個重要事件，從后來的發(fā)展看，也直接或間接地改變了很多家庭、很多人的命運，包括常書鴻、陳芝秀、常沙娜一家。那一天，常書鴻因事外出、王臨乙王合內(nèi)夫婦去郊外遛狗，均逃過一劫。但常家、王家的臨時住處被炸，所幸陳芝秀和女兒死里逃生。因住處被完全炸毀無處可去，貴陽的一個天主教堂，不僅為他們提供了棲身之處，還給予了一定的精神撫慰，陳芝秀和王合內(nèi)正是在那時一起接受了天主教。
國立藝專于本年春再遷至云南昆明，未幾，又轉(zhuǎn)遷重慶。此后，雖然時局依然艱難，工作也有變動，但生活卻相對安定了下來。在沙坪壩和磁器口之間的鳳凰山頂上，常書鴻陳芝秀、王臨乙王合內(nèi)、呂斯百馬光璇、秦宣夫李家珍四家合住在一所房子里。1941年7月，陳芝秀生子，常書鴻因嘉陵江而取名“嘉陵”。很多年后，常沙娜深情回憶：“鳳凰山上樹木繁茂，滿山野花野草，野菜也很多。早年就在法國結(jié)下深厚情誼的四家人，如今共住在同一屋檐下，大家相處得就像一家人似的，非常和睦。”
1942年的冬天，常書鴻等到了去敦煌的機緣，僅憑一紙任命，“孤家寡人”的他奔赴心中的圣地。他希望陳芝秀能帶著子女同行，但陳芝秀的反對，幾乎是可想而知的。不僅考量了稚子（常嘉陵）待哺、幼女（常沙娜）求學，還有遠離溫暖而堅定可靠的朋友們。另一個原因又會不會是，因為信仰（天主教與佛教）的迥異而造成的心理障礙和抗拒？
常書鴻在敦煌
即便如此，陳芝秀在常書鴻抵達敦煌的半年之后，也帶著子女到來了?？梢哉f，這是學雕塑的陳芝秀為了藝術(shù)，也可以說妻子為了丈夫。但矛盾依然并未消弭，之后的爭論，發(fā)展到爭吵，將矛盾的裂痕逐漸放大，終于不可收拾，并以陳芝秀的只身出走蘭州，從此生死不再相見，宣布曾令人艷羨的“佳偶”婚姻成為過去時。
平心而論，在當時情況下，常書鴻也曾對鳳凰山那幾個最好的朋友說：“在敦煌，你們一天都過不下去！” 既然如此，又何必苛求一個在多重負擔下的女人呢。與陳芝秀相似的，是一位著名女詩人幾乎在同時，也是拋下了兩個孩子逃離了婚姻。巧合的是，女詩人是從蘭州出逃，更巧的是，女詩人逃亡的終點，正是重慶磐溪。
常書鴻回憶錄中，他寫到聽別人轉(zhuǎn)述說陳芝秀逃到蘭州后，登報發(fā)布了離婚申明。之后，陳芝秀的去向不明。其實，何止是去向不明，陳芝秀在出走之后幾乎切斷了與過去生活所有的聯(lián)系，包括她所信賴的、結(jié)識于巴黎的朋友們。
恕我無知，當年在面對常先生時，沒有提問。面對可能知道內(nèi)情的吳作人先生，我也沒能相詢求證。甚至，面對最有可能會給我回答的王臨乙王合內(nèi)夫婦，我也未能開口提問。
歷史對陳芝秀，仿佛突然松開了手，任其滑入時間的茫茫深淵。有誰會有耐心聽一聽這個女人、妻子、母親的答辯。至于傳說中她曾經(jīng)對女兒常沙娜說過的最后一句話：“一失足成千古恨?！蔽冶３掷潇o，并有小小的懷疑。這一句話，可能符合很多人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對“拋夫棄子”者的“審判”，但，這仍然是一種缺席的“審判”。假如有機會，聽陳芝秀來說一說，可能更有說服力。遺憾的是，這種“機會”是永遠不再有可能了。
如今，關(guān)于陳芝秀，惟有零碎散亂的片言只語，再也拼不出一張完整的圖案。甚至，那些最了解她的朋友們的態(tài)度以及回憶，也都不約而同地被冰封了。諸暨是陳芝秀的故鄉(xiāng)，我去過多次，在那很有一些熟人，甚至還有原籍楓橋鎮(zhèn)的陳姓朋友。我叨擾他們幫助找尋陳芝秀的事跡，哪怕點滴，但都石沉大海，沒有回音。
作為中國最早的女雕塑家，陳芝秀的雕塑作品原件已無確定存世者。據(jù)常沙娜披露，雕塑作品的圖片尚存兩件：一件是幼兒常沙娜，另一件是青年呂斯百。一望而知，均作于一九三零年代的早中期。
《我的女兒》陳芝秀作于巴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