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書鴻1904年4月出生于杭州，自幼喜歡藝術，而他的父親是個信奉實業(yè)救國的人，執(zhí)拗地把他送到工業(yè)學校去讀書。無奈之下，他選擇了與繪畫有關的染織專業(yè)，并參加了由豐子愷等人組織的西湖畫會。
1927年，常書鴻與學雕塑的妻子陳芝秀前往法國，入里昂中法大學，畢業(yè)后到巴黎高等美術學校繼續(xù)深造。塞納河畔，凱旋門旁，二人徜徉在藝術世界。陳芝秀是社交活躍分子，她和常書鴻把留法學生組織起來，成立了“中國留法藝術學會”。常書鴻女兒常沙娜回憶：“媽媽漂亮，打扮入時，非常愛我，而且非常能干，會織好看的毛衣，我穿的衣服都是她做的。媽媽在雕塑系學得很不錯，還拿到了獎學金……”
常書鴻夫婦與女兒常莎娜在法國
回國及婚變
留學的十年間，常書鴻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許多油畫作品獲獎或被博物館收藏。1935年秋，在巴黎塞納河畔一個舊書攤上，常書鴻偶然看到由伯希和編輯的名為《敦煌圖錄》的畫冊，受到極大震撼。為了敦煌藝術寶庫，1936年，他放棄了優(yōu)越的生活和工作環(huán)境，毅然回到了祖國。次年，妻女剛剛回國，一家三口就跟隨北平藝專匆匆踏上了南逃之旅。
1942年9月，在常書鴻的辛苦游說及國民黨元老于右任的支持下，敦煌藝術研究所籌備會成立，1943年10月，常書鴻攜帶妻子兒女乘坐一輛敞篷大卡車從重慶出發(fā)，跋涉了一個多月，終于抵達蘭州。常書鴻在蘭州“招兵買馬”之后，繼續(xù)坐著大卡車，頂著凜冽的朔風，到達了敦煌。
起初，陳芝秀也為敦煌壁畫和雕塑的瑰麗所折服，投入到壁畫臨摹工作?？墒?，漸漸地，敦煌生活的刻板和孤獨令他倆開始沖突四起。此時，一個浙江籍退役軍官闖入了他們的生活。此人取得常書鴻信任，承擔起研究所的后勤工作，他善于察言觀色，以甜言蜜語俘獲了常夫人的芳心。陳芝秀個性單純幼稚， 一時沖動，拋下一雙兒女，與那個軍官不辭而別。
常書鴻先生曾痛苦地反思自己的婚姻悲?。骸霸谧优目藿新曋校议_始默默地承受這意想不到的打擊。在苦不成寐的長夜里，鐵馬聲聲，如泣如訴，更勾起了我萬千思緒?；叵牖貒髱啄陙淼目部里L雨，回想妻子這幾年跟我一起遭受的痛苦，在怨恨之后，又感到自己心頭襲來的一陣自我譴責……”
母親離開后，十幾歲的常沙娜與父親、弟弟相依為命。她傾心照顧父親、弟弟，絕口不提母親。直到近二十年后的1962年，常沙娜才與母親在杭州重逢。那天母女相見，兩人異常克制，竟沒流一滴眼淚。常沙娜只記得母親連連致歉，并說:“現(xiàn)在我也很苦，一失足成千古恨?！痹瓉恚莻€國民黨退役軍官已經病死在監(jiān)獄，陳芝秀為生活所迫，不得不改嫁一體力勞動者，還不得不以幫傭來維持一日三餐。從那時起，常沙娜瞞著父親每月寄錢給母親，直至老人家過世，但母女倆卻再也沒有相見。
常沙娜至今仍保存母親的六封信，她說：“……母親信里的字很差很差，和記憶中媽媽的字完全不一樣了，看了心里很難受?！?陳芝秀留給世人的作品，只有兩尊雕像，其中一個是女兒 。
文革歲月
1947年，常書鴻與助手李承仙在蘭州結婚。夫妻二人繼續(xù)在敦煌開展保護和研究工作。1951年，敦煌藝術研究所劃歸中央政府文教委員會文化事業(yè)局，更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書鴻繼續(xù)擔任所長直至文革爆發(fā)。
文革一到，先生成了革命對象，被打翻在地，被稱為“老牛鬼”，李承仙被稱為“大蛇神”，敦煌文物研究所被稱為常李夫妻的黑店。據(jù)高爾泰回憶：“打他們打得最兇的，不是那些挨過整的人，而是那些他們一手培養(yǎng)提拔起來的人。以往出國辦展覽，先生都要把一個孫紀元的帶在身邊，后來又送他到北京中央美院雕塑研究班深造。每次斗爭會，此人都要哭著問他，用這些小恩小惠三名三高拉攏腐蝕青年是什么目的。答不上來就打。個兒高大，出手無情，有次一揮手，先生就口角流血，再一揮手，先生的一只眼睛當場就腫了起來。腫包冉冉長大，直至像一個紫黑色的小圓茄子。革命群眾驚呆了，一時間鴉雀無聲。”
同在全國各地一樣，所里的革命群眾，也分成了互相對立的兩派。兩派都忠于毛主席，指責對方不忠。比忠心也就是比兇狠，對先生爭相批斗，輪流抄家。他倆被趕到一間狹小的廢棄庫房食宿。有些事不說要打，說了也要打。身上舊傷沒好，又加上許多新傷。先生滿口的牙，被打得一個不剩。
一九六八年，批斗會少了，除有紅衛(wèi)兵來串聯(lián)，臨時舉行現(xiàn)場批斗之外，大都是監(jiān)督勞動。先生脊椎受傷，不能站立，勞動時只能用兩塊老羊皮包住膝蓋，兩手撐地，跪著爬行。給他的任務，是喂豬。所里有一頭約克夏，養(yǎng)在伙房后院里，先生每天爬去，跪著把豬食切碎拌勻煮熟，打到面盆里，端下鍋臺，再端起往前放一步，爬到跟前，端起再往前放一步，再爬到跟前，這樣一端一爬，一端一爬，到豬跟前，倒給豬，再往回爬，端第二盆。豬一餓，就要吼叫，聽到的人就要朝先生吼叫。為了滿足豬的要求，先生一天到晚，不停地來回爬。院里堆著煤，以致身上烏黑，他烏黑的形像，成了伙房后院景觀的一部分。
但常書鴻很豁達。他對高爾泰說，老牛鬼這個稱呼不壞，牛是善良的動物，“但得眾生皆得飽，不辭羸病臥殘陽”，正是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品質。 還說他晚上喂豬的時候，想起了李白的詩句：“跪進雕菰飯，月光明素盤”，說到這里，他倆“大笑”。但是他也說，兒子從蘭州來看望他們，所革委會始終不讓見面，他和李承仙兩個，真是難過極了。
1970年，韓素音到中國來，向周恩來提出，要見常書鴻。常、李因此都被解放了，恢復工作，恢復名譽，補發(fā)工資，住院療傷。上級責令撥款，為他們突擊修復和裝潢那被破壞得一塌糊涂的住宅，以便“接待外賓”。事后先生客居蘭州，成了“新聞人物”。
魂系敦煌
1978年常書鴻恢復敦煌研究所所長職務，1979年任甘肅省文化局副局長。1982年，任國家文物局顧問，敦煌研究所名譽所長，并移居北京。實際上，由于與第二任研究所所長段文杰的矛盾，常書鴻“一直想回敦煌，一直回不去?！荒芸途犹m州和北京”（高爾泰語）。高爾泰回憶說：“我勸先生算了，別回敦煌去了。我說人生如逆旅，安處是吾鄉(xiāng)，已經七十多歲，能放松休息最好……先生不這么認為，他說生命不息，奮斗不止。他把畢生的精力都貢獻給了敦煌，就這么糊里糊涂被趕了出來，怎么想都不得安心?！?/p>
他激憤地喊著：“為什么要我住在這個屋子里，把我弄到北京？為什么不讓我回敦煌？我要回敦煌，我還要住我那個土房子！”
為了能重返敦煌，先生作了許多努力，新華社記者為此寫了長篇內參， 胡耀邦 作了批示，調查組作了累月的調查，調查材料一厚本，但最后還是不了了之。
1987年，先生83歲，他這位“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回了一次敦煌， 想最后再看一眼榆林窟，研究院竟不派車，只得自己租了一輛。沒想到，有人竟派人追趕而去，不準先生進洞。常老氣極了，大罵來人，拿出早已有備的國家文物局和省文化局批文，才免于被趕的命運。
常書鴻說：“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轉生’。不過，如果真的再一次托生為人，我將還是'常書鴻’。我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做完的工作。”
(本文參考了常莎娜女士、高爾泰先生的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