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奎良◆文
一、經濟決定論的騷動
19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工人運動的發(fā)展和馬克思主義的振興，德國思想界中的唯物主義思潮逐漸抬頭，為越來越多的人所青睞，但是它從一開始就受到了以保爾.巴爾特為代表的敵視馬克思主義的思潮的曲解和干擾。巴爾特是哲學社會學家，萊比錫大學教授，恩格斯稱他為“平庸得令人難以置信的家伙”(《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728頁)。他曾著有《黑格爾和包括馬克思及哈特曼在內的黑格爾派的歷史哲學》一書，該書肆意歪曲、攻擊馬克思學說，其慣用手法是曲解馬克思的根本觀點和立場，把他自己憑空捏造出來的東西強加給馬克思，然后進行批判;所以恩格斯說他“簡直是跟風車作斗爭”(同上，第704頁)。巴爾特攻擊馬克思的矛頭主要集中在唯物史觀特別是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上，把馬克思描繪成只注重經濟的決定地位而忽視政治和上層建筑反作用的單面人。巴爾特對唯物史觀的曲解工于心計，一時俘獲了許多青年，特別是他把唯物史觀歪曲為經濟決定論或經濟唯物主義的叫賣，在許多剛入黨的青年黨員中找到了市場。
恩格斯在描述當時的情景時說‘近兩三年來，許多大學生、著作家和其他沒落的年輕資產者紛紛涌入黨內?！?同上，第695頁)這些人理論基礎薄弱，不懂辯證法，聽信巴爾特的歪曲宣傳，以為唯物史觀就是主張經濟對社會政治和歷史的單向決定作用，根本不了解其相互作用的機理，把政治和上層建筑說成是無關緊要的東西。然而“所有這些先生們”都宣稱自己是馬克思主義眷“都在搞馬克思主義”。(同上)恩格斯挪榆道:“關于這種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曾經說過:‘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J恩主義者?！R克思大概會把海涅對自己的模仿者說的話轉送給這些先生們:‘我播下的是龍種，而收獲的卻是跳蚤’。”(同上)“這些老兄”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既淺薄又低能，同時又十分狂妄和囂張。他們與“在柏林的新黨員”和以保.恩斯特為首的黨內“青年派”坑靡一氣，極力想以當時頗為流行的經濟決定論為基礎構筑新的理論體系，并抓住唯物主義充當建構體系的墊腳石。如恩格斯所說‘對德國許多青年著作家來說‘唯物主義’這個詞大體上只是一個套語，他們把這個套語當作標簽貼到各種事物上去，再不作進一步的研究，……就以為問題己經解決了?！?同上，第691 - 692頁)把“唯物主義”這個標簽貼到經濟上去，就出現了經濟唯物主義;貼到歷史上去，就產生了歷史唯物主義。而他們所理解的歷史唯物主義，其內核也就是經濟唯物主義，即經濟決定論，同時又伴之以對政治和上層建筑作用的輕視和貶低。當時這股思潮流傳很廣，影響極大，就連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也抵擋不住，他也寫了《馬克思的經濟唯物主義》一書，實際上也是經濟決定論的翻版。就樣，在經濟決定論的騷動中，“歷史唯物主義”作為一個套語，以對政治的拒斥為特征，最先在德國青年中流行開來。
恩格斯在1890年8月5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才第一次正式接觸到歷史唯物主義概念。在這封信中，恩格斯批評說:“許許多多年輕的德國人”不理解“我們的歷史觀首先是進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爾學派的方式構造體系的訣竅”(《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692頁)，這些人醉心于構造體系，而不愿做艱苦細致的收集材料和研究工作‘他們只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套語來把自己的相當貧乏的歷史知識盡速構成體系，于是就自以為非常了不起了?！?同上)
從恩格斯的這段話可以看出，歷史唯物主義是適應當時構造體系的需要才出現的，而這又與以下兩個事實直接相關:其一，是與德國作為一個理論民族相連帶的構造體系之風。恩格斯早在飯杜林論》中就痛斥“最不起眼的哲學博士，甚至大學生，動輒就要創(chuàng)造一個完整的‘體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44頁)時過十多年這股構造體系之風并未煞住，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歷史唯物主義就是被他們當作標簽來構造體系時所使用的一個套語。其二，是逃避艱苦的史料搜集整理工作，用唯物主義套語來掩飾自己知識的貧乏和不作進一步研究的借口。他們是思想‘懶漢，只滿足于第二手資料，從不對蕪雜的歷史事實進行深刻的研究和反思，造成了理論上的先天不足和一知半解。恩格斯批判說:斯有這些先生們所缺少的東西就是辯證法。他們總是只在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結果，他們從來看不到:這是一種空洞的抽象，這種形而上學的兩極對立在現實世界只存在于危機中，而整個偉大的發(fā)展過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進行的……這里沒有什么是絕對的，一切都是相對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705頁)正是這種形而上學的絕對對立的思維方式，使他們只認同歷史發(fā)展中的經濟因素，并把這種因素的作用絕對化、直線化、自動化，帶來的結果必然是對政治上層建筑能動作用的貶低。所以，我們從恩格斯致康.施米特的信中看不出他對這種重新建構起來的歷史唯物主義體系有任何好感，而總是把它與“套語”、“標簽”聯系在一起，其中不乏批評之意。
二、恩格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澄清和確立
恩格斯對青年中流行的這種淺薄的歷史唯物主義感到很為難:既需要旗幟鮮明地與之劃清界限，予以批評和揭露;又不能一棍子打死，因為那樣會失去青年的同情和支持。當時歐洲流行的說法是，上帝也會原諒青年們的過失，馬克思對巴爾特之流對他的批評也較為寬容和大度。恩格斯在信中曾描述過馬克思的無奈:“‘咳，這些人哪怕能讀懂也好啊!’遇到這類批評時，馬克思總是這樣感嘆的?！?同上，第710頁)
馬克思恩格斯沒有對經濟唯物主義思潮針鋒相對，大加撻伐，是鑒于它所獨具的特殊性質。秉持這種思潮的都是一些想當馬克思主義者的年輕人，但是他們理論造詣不深，思想絕對化，很容易受到巴爾特的蠱惑，走到經濟決定論的歧路上去。因此，馬克思恩格斯與他們的分歧屬于內部矛盾，主要是理論和認識問題，可以通過正面的批評和教育的方法來解決。在馬克思故去之后，這個任務就歷史地落到了恩格斯的肩上。
在恩格斯看來，新出現的歷史唯物主義的過錯不在于這個概念本身，而在于它被當做套語，用來拒絕艱苦的研究工作，掩蓋自己的知識貧乏。單就歷史唯物主義這個術語來說，它與自《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以來早己現成存在的唯物主義歷史觀并沒有原則的區(qū)別，都是表達對歷史進程的唯物主義理解。它們的共性是強調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以及由生產關系總和構成的經濟基礎對歷史和政治的決定作用。但是現在剛剛冒頭的歷史唯物主義把這種決定作用絕對化了，否認了政治上層建筑的反作用。在這個意義上，歷史唯物主義是對唯物史觀的扭曲。因此，只要恢復了政治上層建筑應有的地位和作用，歷史唯物主義概念未嘗不可以保留和使用。特別是歷史唯物主義在青年中比較流行，留住這個概念，給它注入政治上層建筑元素，將更有利于爭取巴爾特影響下的廣大青年，使他們真正走上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軌道。正是有此一慮，我們才看到，在致康.施米特的信發(fā)出一個半個月之后，即1890年9月21日，恩格斯在致約·布洛赫的信中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態(tài)度有了明顯的改變。他不僅接受了此前頗多微詞的歷史唯物主義概念，而且認為自己從前的某些著作就是闡發(fā)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的:“我也可以向您指出我的《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和《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我在這兩本書中對歷史唯物主義作了就我所知是目前為詳盡的闡述?！?《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697 - 698頁)所謂“詳盡的闡述”就表現在，既強調了經濟的決定作用，又對政治上層建筑的地位和作用給予了應有的肯定。無論是《反杜林論》對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歷史使命的闡述，還是《費爾巴哈論》對一切階級斗爭都是政治斗爭及其與國家和意識形態(tài)關系的說明，都凸顯了政治和上層建筑在歷史發(fā)展中的作用。
事實表明，恩格斯以實際行動兌現了確立歷史唯物主義的初衷，他接受和確認歷史唯物主義的過程也就是不斷地批判經濟決定論和強調政治上層建筑作用的過程。在致約·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第一次明確無誤地點明主題，闡明了歷史唯物主義中經濟基礎與政治上層建筑的互動關系，他說:“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里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經濟狀況是礎，但是對歷史斗爭的進程發(fā)生影響并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斗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階級斗爭的政治形式及其結果，……其中經濟的前提和條件歸根到底是決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條件，甚至那些縈回于人們頭腦中的傳統，也起著一定的作用”。(同上，第695 - 6%頁)
1892年4月20日恩格斯在鍬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fā)展》導言中將歷史唯物主義的地位再次提升。在這里他不僅毫無保留地接受了歷史唯物主義，而且宣布:‘本書所捍衛(wèi)的是我們稱之為‘歷史唯物主義’的東西”(《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698頁)，這就將歷史唯物主義空前地合法化，達到了捍衛(wèi)的程度。同年恩格斯把鍬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fā)展》英文版導言譯成德文，發(fā)表在(《新時代》雜志第一、二期上，并采用“論歷史唯物主義”為其標題。自此以后，歷史唯物主義就正式地登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殿堂，成為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那么，恩格斯要加以捍衛(wèi)的歷史唯物主義的主要觀點是什么呢?他說‘我在英語中如果也像在其他許多語言中那樣用‘歷史唯物主義’這個名詞來表達一種關于歷史過程的觀點，我希望英國的體面人物不至于過分感到吃驚。這種觀點認為一切重要歷史事件的終極原因和偉大動力是社會的經濟發(fā)展，是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改變，是由此產生的社會之劃分為不同的階級，是這些階級彼此之間的斗爭?！?同上，第704 - 705頁)這是恩格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對什么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直接回答，這個回答與恩格斯在((l泛杜林論》和《費爾巴哈論》中對歷史唯物主義最為詳盡的闡述綜匯在一起，就凸顯出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重要特點，即它對社會劃分為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充分重視。如果說，唯物史觀揭示了經濟矛盾是一切重大歷史和政治事件的終極原因，那么，歷史唯物主義在肯定這一結論的同時又把階級和階級斗爭看作是經濟矛盾的政治體現。階級斗爭在最直接和現實的層面上反映了經濟沖突，是階級社會發(fā)展的基本規(guī)律和動力，無產階級的解放和社會主義的勝利只有在反對資產階級的革命斗爭中才能實現。同時，恩格斯又認為“一切階級斗爭都是政治斗爭”，都“必然地具有政治形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51頁)，表現為罷工、議會斗爭和武裝起義等。超越經濟視野，把階級斗爭提高到政治革命高度，是無產階級充分覺醒和成為自為階級的重要標志。所以，歷史唯物主義比唯物史觀更強調樹立政治意識，它從無產階級的根本和全局利益出發(fā)來理解現實斗爭和一切重大事件，因此具有意識形態(tài)的特點。
恩格斯這個認識一直貫徹于8封信的始終，一有機會他就反復予以說明和澄清。他在1890年10月27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中寫道:“如果巴爾特認為我們否認經濟運動的政治等等的反映對這個運動本身的任何反作用，……他只需看看馬克思的《霧月十八日》，那里談到的幾乎都是政治斗爭和政治事件所起的特殊作用?！僬f，如果政治權力在經濟上是無能為力的，那么我們何必要為無產階級的政治專政而斗爭呢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704 - 705頁)在恩格斯逝世的前一年，他在致瓦.博爾吉烏斯的信中又重電‘政治、法、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等的發(fā)展是以經濟的發(fā)展為基礎的。但是，它們又都互相作用并對經濟基礎發(fā)生作用。并非只有經濟狀況才是原因，才是積極的，其余的一切都不過是消極的結果。這是在歸根到底總是得到實現的經濟必然性的基礎上的互相作用?！?同上，第732頁)
在歷史唯物主義出現之前，唯物史觀是馬克思主義科學史觀的唯一表述。遍查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唯物史觀的全部解說可以看出，在他們的視野中，唯物史觀的重點與核心是社會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是以一定時期的物質生活條件來說明一切社會歷史和政治事件，是以經濟為基礎來演繹歷史的發(fā)展進程;基本上強調的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的總和作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人類社會的歷史就是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展開過程。所以，唯物史觀針對的是唯心史觀，強調的是經濟必然J險;而歷史唯物主義針對的是經濟唯物主義或經濟決定論，它在經濟與政治的互動的前提下，強調政治的重要性。經濟唯物主義的泛濫是當時德國思想理論界的一段插曲，它雖然沒有成大氣候，但也阻礙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確傳播和發(fā)展，恩格斯說:“在這方面我是可以責備許多最新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而他們也的確造成過驚人的混亂”。(同上，第698頁)
但是，恩格斯在批評經濟決定論的同時，也看到了唯物史觀在宣傳和表述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傾向和問題，特別是還從主觀方面承擔了責任。恩格斯在致約。布洛赫的信中就不無憾意地解釋說:“青年們有時過分看重經濟方面，這有一部分是馬克思和我應當負責的。我們在反駁我們的論敵時，常常不得不強調被他們否認的主要原則，并且不是始終都有時間、地點和機會來給其他參與相互作用的因素以應有的重視?！?同上)他在1893年7月14日致弗·梅林的信中又說:“此外，只有一點還沒有談到，這一點在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強調得不夠，在這方面我們大家都有過錯。這就是說，我們大家首先是把重點放在從基本經濟事實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識形態(tài)的觀念以及以這些觀念為中介的行動，而且必須這樣做。但是我們這樣做的時候，為了內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這些觀念等等是由什么樣的方式和方法產生的。這就給了敵人以稱心的理由進行曲解或歪曲，保爾·巴爾特就是個明顯的例子?！?同上，第726頁)
恩格斯在這兩封信中所作的自我批評發(fā)出的明確信號，是恢復唯物史觀的全面性。恩格斯在對歷史唯物主義的表達中，不只肯定經濟的決定作用，同時還在經濟與政治的相互作用的前提下，高度重視政治、思想及上層建筑的反作用，這就是恩格斯所要闡明和捍衛(wèi)的歷史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能夠在唯物史觀產生近半個世紀之后應運而生，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三、正確處理經濟和政治的關系
是無產階級政黨成熟的標志
唯物史觀作為人類社會發(fā)展一般規(guī)律的科學，從《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中最初創(chuàng)立時起，就具有鮮明的全面性和系統性，但它也有自己特殊的針對性，尤其指向以“神本”和“思本”為主導的英雄史觀和唯心史觀。唯物史觀中的“物”不是自然之物，而是社會歷史之物，即基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所構成的生產生活和社會關系，其中具有決定意義的是經濟關系。把經濟關系作為不以人們主觀意志為轉移的物質關系而與唯心史觀相對立，就凸顯了唯物史觀的偉大創(chuàng)新。但是經濟關系對歷史發(fā)展的決定作用不是絕對的、自動的、唯一的;政治上層建筑作為經濟基礎的反映，既為經濟關系所制約和支配，又反過來對經濟基礎產生積極的能動作用。忽視政治思想因素在歷史發(fā)展中的積極意義，就否定了唯物史觀的辯證實質，而只能陷入形而上學史觀的泥潭。由此可見，正確理解唯物史觀不僅要強調它與唯心史觀的對立，還要重視經濟關系與政治關系的辯證統一。歷史唯物主義的生成過程啟示我們，如何正確認識和處理經濟與政治的關系，始終是無產階級政黨的重大課題和莊嚴使命。
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是人類生存的兩大基本領域，它們密切關聯，須臾不可分離。唯物史觀的開創(chuàng)性貢獻在于它揭示了社會物質生活的基礎地位，是對人類紛繁復雜的歷史演進的科學闡釋。
歷史經驗表明，從馬克思恩格斯確立唯物史觀和歷史唯物主義算起，中間經過列寧反對俄國經濟派的斗爭，到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和當今的改革開放，在這一百多年間，經濟與政治的關系問題始終是無產階級革命和建設的一道不可逾越的難題。人們在這個問題上走極端、摔跟頭，不是因為理論的不健全和不清晰，而是源于思維的慣性:一強調經濟就容易忽視政治，一講起政治就容易忽視經濟。這種錯誤屢反屢犯，屢批屢生，不可能一勞永逸地徹底鏟除。無產階級政黨只能面對現實，認真反思，努力學習，千錘百煉，才能真正成熟，自覺地走出經濟與政治顧此失彼的怪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