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元任（1892-1982）江蘇常州人。清光緒十八年壬辰九月十四日（1892年11月3日）生。當時祖父在河北一帶做官，所以趙元任出生在天津。據(jù)趙元任自己說是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的31代孫，六世祖趙翼（號甌北）是清代著名史學家和詩人，對趙元任很有影響。他說：到我六世祖甌北公，因為他做過許多事，到過許多地方，著過許多書，所以我們家里總拿他當個榜樣。趙元任出生時家里三代同堂，祖父趙執(zhí)怡（號仲固），清同治舉人。父親趙衡年當時忙于讀書準備考試，后來中了舉人。母親馮萊蓀（又名妮芬），據(jù)趙元任《早年自傳》中回憶說：“母親是那時有點才的女人，能寫詩，能填詞，寫得一筆好字，還有昆劇也好，又能唱歌。雖然母親教過我昆曲，可是我想我后來喜歡弄音樂多半是從母親傳下來的?？墒谴档褍旱故俏腋赣H教我?！?/span>
語言神童趙元任
趙元任對周圍的所見所聞很敏感。他注意到所接觸的多種不同方言，對此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留神聽各種不同的口音，并跟著學，家里原籍江蘇常州，但是住在北方得說“官話”，可是他對北方的官話很有看法，尤其是他把老北京市井的“土話”，叫“老媽子話”。所以他最早是帶常州口音的官話，自己說的也就成了一種不很純粹的京音。他天生有副好耳朵能夠分辨聲音極小差別，他還會有副最會模仿的發(fā)聲器官，什么聲音都能學會。趙元任跟帶他的周媽學會說保定方言。為了跟表弟一起玩耍，他跟表弟學會了說常熟話，還跟家鄉(xiāng)請來的陸老師學會用常州會念書，后來回到南京，到什么地方學學什么話，他年齡還沒滿12歲就已經會說北京、保定、常熟、常州、蘇州等地方言，并且長大后也沒有忘記。
在北方這些年，由于祖父的差事經常變換，趙元任小時也就的跟著不斷搬家。這也為他掌握方言和以后研究方言奠定了基礎。他生在天津，第二年就搬到北京，不久又到保定，接著搬到磁州。這些當然都是別人告訴他的，4歲起自己也能記憶起一些，他記得：
三歲住磁州
四歲住祁州
五歲住保定
六歲住冀州
七歲住保定
八歲住冀州
九歲“回”常州
雖然趙元任9歲前沒有到過常州，但是上輩子都是常州來的，所以跟著說“回”常州了，畢竟常州是趙元任的老家。收拾東西，搬家這一切他從小就習以為常了。如果把這輩子跑過的地方按時間、地點、路線記錄下來，那可不是三頁五頁能寫得下的呢?？墒腔氐匠Ｖ莺蟛痪?，他母親便去世了，他也被外婆接到了蘇州。
在蘇州，他經常能和表弟表妹玩耍，跳繩、玩皮球、還學會玩麻將牌。在蘇州那年他跟表哥龐敦敏學會用反切說話，不懂反切的人聽不懂他們說的話，后來進一步用倒轉反切說話，這樣熟悉反切說話的人也不容易的懂。學習不同的方言似乎是趙元任的生活樂趣，這種樂趣。這種樂趣豐收了他一生的事業(yè)，趙元任女兒曾問過他為什么研究語言，他回答說：“好玩兒。”他或許沒有想到，這句“好玩兒”卻為趙元任贏得“中國語言學之父”的地位。
趙元任在大學選修的課程領域很廣泛。從大學二年級選修的課程來看，選修了現(xiàn)代哲學發(fā)展史、邏輯學和形而上學課堂討論、儀器的設計與制備、實驗物理的近代發(fā)展、力學熱力學、有限群理論、系統(tǒng)心理學、語音學等。他曾說在大學時，并沒有打算什么都學，只是覺得不只限于學習少數(shù)幾種科目。他在大學幾年選修的課程從哲學、心理學、語音學到音樂等等，學一樣，鉆研一樣，并沒有因為是選修課而馬虎。甚至老師的教學方法都引起了他的注意。例如他選修德語課作為規(guī)定的外語學分，另外還在賓州一個國際函授學校學習法語。法語函授采用“聽說”的教學方法，給學員一套錄音蠟筒（當時還沒有留聲片或磁帶錄音設施）聽課文，學員的作業(yè)也通過蠟筒錄音寄給老師，并由老師糾正發(fā)音。這種教學方法趙元任非常欣賞，相比之下，德語老師雖然是德國人，可是一個學期下來沒有聽老師說過一句完整的德國話。課堂里不是老師用英語講解課文，就是學生將德語課文翻譯成英語。雖然學的課程是德語（外語），學生大部分時間聽的卻是英文（學生的母語）。對此，他很不以為然，他沒有管這一套，自己跟讀私塾的辦法一樣，大聲朗讀和背（德語）課文，最后他的考試成績獲得優(yōu)秀。從他的外語學習可以看出他的思路是多么廣，學習是多么認真，同時又有主見，學得主動靈活。他后來從事語言教學工作，始終堅持這種“聽說”教學法。
趙元任對語言的興趣也越來越濃厚。業(yè)余用英文編寫了一個獨幕劇《掛號信》，講述一位中國留學生英文說不好，想發(fā)一封掛號信鬧出了好多笑話。在中國留學生活動中曾多次演出，博得觀眾的歡迎。這也可以說是他對語言興趣的一個表現(xiàn)吧。那個年代正是世界語運動的早期，這自然很快引起一個對語言感興趣人的注意，他說自己也算一名參加世界語聚會的活躍分子吧。在哈佛大學研究學習時，有幸認識了《基本英語》作者之一、語言家里查德?；貒笤幹苹A英語錄音教材加以推廣。里查德的學術思想對他后來研究中國的通字方案有一定的啟發(fā)和影響。
給羅素做翻譯
1920年8月趙元任應清華學校的聘請回到中國。到清華學校報到之前，首先到南京出席中國科學社第五屆年會。他是中國科學社創(chuàng)始人之一，對科學社的活動從來都很熱心。會上他作了一個有關太陽系的科普報告，并會晤很多老朋友，如任鴻雋、楊杏佛、胡適、胡敦復和胡明復等。三位胡先生透露梁啟超、張東蓀領導的進步黨擬請英國著名哲學家羅素來中國做一系列的學術演講。因為羅素講學涉及高等數(shù)學、邏輯學、哲學等，不易找到能勝任翻譯工作的人，他們認為趙元任擔任這項翻譯工作的最佳人選。趙當然很高興有這樣一個機會為羅素做翻譯。他早在讀書的時候就閱讀過大量羅素的著作，認為對自己在哈佛的學習很有幫助。趙元任到清華大學上課沒有多久，“講學社”的蔣百里就和清華學校金邦正校長交涉把趙元任借走了。趙元任陪羅素講學近一年，輾轉上海、杭州、南京、長沙、北京、保定等地，主要在北京。趙元任陪伴羅素到各地演講做翻譯時忍不住試試用當?shù)氐姆窖苑g，他最得意的是在長沙，剛才旅途中跟一位長沙人學的長沙話，做翻譯時用上了。講完后一位學生跑上來問他：“趙先生，是幾時回省的？”這位學生以為趙元任是湖南人，國語說的不太好，卻不知道趙元任原是說國語的，而說不好湖南話。他覺得這件事非常有趣，很愛講這段故事給親友們聽。羅素在華演講內容相當廣泛，涉及哲學、社會改革、教育等方面。
趙元任說，當好羅素的翻譯確實不容易，為難之處倒不是講演內容高深，而是羅素性情幽默，喜歡用詼諧的雙關語，很難翻譯，羅素曾經寫過《物的問題》和《心的問題》，其中涉及唯物與唯心問題。例如，有一次羅素突然開玩笑： “What is ‘matter’? Never mind! What is‘mind’? It doesn’t matter!”。語雖簡單，但巧妙雙關，不但在臺上演講時難以用中文譯出，就是事后冥思苦想，也難得到令人滿意的中文翻譯。當時只好說，那是一種英文文字把戲。由此可見二種語言在不同文化的背景下，其不可翻譯性是多么強。
1915年至1916年間，趙元任日記中多處記載考慮學成回國做什么，自己最適合做什么，時常和同學議論中國語言的問題等。他說自己也許適合研究中國語言問題（1915年3月），又想到自己一生的工作也許是在國際語言、中國語言、中國音樂和認識論方面（1915年5月）。1916年元月記載：“我大概是個生來的語言學家、數(shù)學家或音樂家?！?/span>2月的日記中再度表示，自己“索性做一個語言學家比任何其它都好”。
中國語言問題
留學期間趙元任與胡適——他的同學與終身好友，時常在一起議論中國文字改革問題。1916年，美國東部中國留學生同學會新成水一個“文學科學研究部”，胡適擔任文學部委員。胡適找趙元任商量，把“中國文字的問題”作為年會文學部論題。胡適說他負責寫“如何可使吾國文方易于教學”，要趙元任寫“吾國文字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進行方法”。為此，趙元任認真準備，從中國語言的科學研究、中國語音學到改革的建議，越寫越多，大大超過原來的計劃，不得不分成三篇，加上胡適的一篇，用英文撰寫成的“中國語言問題”為題的一組文章，刊登在《中國留美學生月報》上。趙元任在第一篇文章中首先提出中國語言存在的問題，并且列舉事實來討論。他指出一方面要科學地歷史研究中國語言問題，另一方面又要進行建設性的改革。提出的問題全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他有一定的國學基礎，又熟悉不少中國方言，掌握在大學所學的西方語言學、語音學知識，并做一些研究。他認為英國、美國、德國、法國學者的大量工作對研究及改革中國語言有啟發(fā)和幫助，但不能生搬硬套，要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研究中國語言問題，而這是外國學者所不易做到的，因為外國學者不了解中國語言的問題，他強調研究中國語言的問題必須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首先，它應該是歷史的；其次，又必須是經驗的，即根據(jù)對實際用法的觀察和統(tǒng)計，提供判斷和評價傳統(tǒng)觀念的依據(jù)；第三，應該是有分析的。
在最后一篇文章“改革的建議”中，提出自己初步考慮要進行改革的幾方面和自己的一些想法，分為10個小標題：發(fā)音的標準化、詩韻的修訂和音律的發(fā)展、外國專有名詞的翻譯、口頭詞語的標準化、文言詞語的改革、外部形式、字的簡化、拼音化的論點、怎么使?jié)h語拼音化和對拼音化的16條反對意見等。趙元任所提出中國語言的問題，都用生動具體的例子逐條說明。他在文章結尾申明自己撰寫這幾篇文章的真正目的是提出問題，引起人們對研究中國語言問題的注意。他說文章寫完了，但不等于問題解決了。
這篇文章距今已經80多年了，那時他僅24歲，雖然大學主修的是數(shù)學，此時正在研究生院學習哲學，但正是由于他學貫中西，文理哲兼長融匯，并滿腔熱情地投入改革，他后來才能在語言方面不斷作出成績。趙元任的一生就是一個用現(xiàn)代方法，歷史地科學地研究中國語方并不斷創(chuàng)新的典范。
編《國音新詩韻》
在我國歷史上，凡作詩、填詞或作曲，在一定時期內大致有一個用韻的共同標準，這就是各種韻書，大體依據(jù)隋代“切韻”，但早已失傳。到了南宋時期，平水人劉淵把某些通用的韻又加以歸并，如今劉書也已失傳。后來通行的“平水韻”來源程于金人王文郁編的《平水新刊韻略》。沿用最久的“平水韻”距今已超過700年，由于字讀和語言的不斷變化，這些韻書早已不適用。趙元任也感受深切，他在1916年中國語言改革方案中就提出修訂詩韻和發(fā)展音律的必要，要給親友的信中也一再提到。他說，當前1921年詩韻系統(tǒng)是基于千年前的讀音，應該按照現(xiàn)今的音進行修訂。隨后自己便動手編寫一本《國音新詩韻》附平水韻，1923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熱心國語運動
1920年9月一個晚上，趙元任到胡適家喝茶，他第一次會見了“國語研究會”的汪怡、錢玄同和黎錦熙等先生，他們一見如故，熱烈地廣泛深入地講座中國語言問題，給趙元任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他欽佩這些學者們所做的研究工作。他發(fā)現(xiàn)有些想法竟與自己幾年前的想法不謀而合。而他留給國語研究會的先生們的印象也很深刻，不到一個星期他就被選為教育部國語統(tǒng)一籌備會的成員，并很快地投入于國語運動，成為國語運動中很活躍的一員。他致力于統(tǒng)一國語和推行國語的事，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推廣普通話。根據(jù)國語會的要求，1922年他受托錄制國語唱片（在美國哥倫比亞公司錄制唱片）和編寫出版〈國語留聲片課本〉。這套唱片當時是根據(jù)1913年“國音統(tǒng)一會”通過的人工國音，即所謂“老國音”錄制的。這種老國音是以北京語音為基礎，又照顧南方官話，而帶入聲聲調的一種語音系統(tǒng)。因為趙元任是唯一用這種語音發(fā)音的人，這樣的國音無法推廣。1925年國語會又決定改用北京語音為標準，那時趙元任改編國語留聲片課本，出版〈新國語留聲片課本〉，并根據(jù)1932年以北京語音為標準的“新國音”的〈國音常用字典〉錄制唱片，成為當時推廣國語的標準語音。
趙元任在推廣國語過程中，采用他一貫提倡的“聽說”教學法。他在教材序言中說：“百聞不如耳聞”，就是說語言要自己親耳聽聽，“耳聞不如口讀”，就是說耳朵聽了未必口能說，還必須要自己讀出聲來與耳朵所聽到比較好，才能學好。30年代廣播事業(yè)大大發(fā)展，趙元任充分利用廣播這種新的科學技術推廣國語，那時他住在南京，在電臺作過一系列國語廣播講課，并帶孩子們一同去參加，在對話節(jié)目孩子們表演聽眾，有時候唱歌，他的廣播教學一向生動活潑。
趙元任編寫的《新國語留聲片課本》，有他發(fā)音的“新國語留聲片”以及他的一系列推廣活動，對推廣國語標準音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國語標準音以致成為后來推廣的“普通話”，對現(xiàn)代漢民族共同語的發(fā)展和形成，對于后來的一系列語文改革是最重要的第一步，趙元任對此作了重要貢獻。
在國語運動中，趙元任熱衷于創(chuàng)制國語羅馬字羅拼音方案的活動。他早在《中國語言的問題》第四篇“改革的建議”中就提出中國文字拉丁化問題及自己的方案。當時有人反對，他與之進行辯論，并闡明自己的論點?；貒?，他與“數(shù)人會”的劉半農、黎錦熙、錢玄同、汪怡、林語堂等人取得共識，共同研究擬定了國語羅馬字拼音方案。在蔡元培的支援下，終于在1928年9月26日由當時的政權機關正式公布。趙元任的心情是多么激動呀，他在日記中用國語羅馬字寫下了他的激情：G.R.yu jeou yueh 26 ryh gong buh le.Hooray !!!(國語羅馬字已于9月26日公布了，好哇?。?！)
用白話文代替文言文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內容之一。趙元任在《中國語言的問題》文章后，就討論過文言言和白話文問題。他還指出寫的白話文和說的白話（口語）不一樣，他更強調口語，即活的語言。為此他進行過多種嘗試。
一個嘗試是用白話翻譯小說。趙元任在大學讀書時曾被英國作家路易斯·卡羅爾的《愛麗絲漫游奇境記》和《走到鏡子里》兩部兒童小說所迷戀，早就想將這兩部書翻譯成中文。他探索用白話文，并且是用口語翻譯。他于1922年在第一部書的譯者序中說：“這書要不是用語文體（白話文）很難譯到‘得神’，所以這個譯本亦可以做一個評判語體成敗的材料”。他不僅在翻譯一部文學作品，而且是用譯著來證明白話語體文能成功地表面優(yōu)美的文學著作。原著里有些字是作者為了表面兒童的心理、思維和語言而編造出來的，是有趣的文字游戲。為此，趙元任下了很大的功夫，譯得極為傳神，以中文的“文字的游戲”保持了原著的風格。1932年初又譯完第二部《走到鏡子里》。趙元任說：“在這本書里，我把雙關語譯成雙關語，韻腳譯成韻腳，在《阿麗思漫游奇境記》里，我沒有能做得那么好?！钡诙繒淖詈笄鍢託в趹?zhàn)火（1932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在日本侵略中國的“一二八”事件中被燒時，趙元任著作清樣在其中被毀），一直等到1968年，經過整理殘余的手稿和重新翻譯一部分，才作為《中國話的讀物》中第二卷在美國出版。
另一種嘗試是將活的語言（北京口語）搬上舞臺。1927年，趙元任將另一位英同作家A.A. Milne 的劇本“TheCamberley Triangle”用北京口語編制成中文，劇情做了一些更改，改名為《最后五分鐘》。他親自導演，請幾位清華學生表演，并在清華學校舊禮堂公開演出。隨后他又將腳本寫成漢語與國語羅馬字對照版本，親自寫序，并附學術論文“北京語調的研究”由中華書局出版。這本書既是話劇的國語（口語）腳本，又是推廣國語羅馬字的讀物，書后所附研究北京語調的學術論文又是他的語言研究成果家。如此有趣的著作只有幽默風趣如他的人才寫得出來。30年代初，他參加由中國現(xiàn)代戲劇熊佛西和余上沅組織的“北平小劇院”活動。他從推廣國語，提倡白話語體文，研究語調的興趣出發(fā)參加戲劇導演，甚至親自登臺表演。一次他的熊佛西上臺合演《掛號信》，趙元任扮演教授，熊佛西演學生，為了使教授顯得更加老成持重，上臺前，趙元任在自己的眼鏡上又加了一付黑眼鏡。熊佛西上臺發(fā)現(xiàn)趙元任戴著兩付眼鏡，竟笑得下不起腰，不能再演下去了。幸好那次只是彩排。當年風華正茂的趙元任與當代戲劇家摯友們，就是這樣熱情地投入了影響深遠的國語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