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太平天國西征,其目的在于攻武漢,解安慶之圍,以保天京。這是太平天國后期最大規(guī)模的軍事戰(zhàn)略活動。它的失敗,造成了安慶失陷,天京危急。網友們普遍認為西征是正確的,其失敗原因主要是李秀成消極參戰(zhàn),貽誤戰(zhàn)機造成的。有的則認為是英國的干涉造成的。
1860年,雖然太平軍取得三河大捷,攻下杭州,以“圍魏救趙”戰(zhàn)略,再破江南、江北大營,緩解了天京危機。但是,太平軍已經喪失了長江水上的控制權,而湘軍越戰(zhàn)越強,清方已控制長江上游重鎮(zhèn)武漢,開始包圍安慶,太平軍在江南統(tǒng)治并不鞏固,整個形勢,從根本上說對太平天國并不有利。
第二次西征,是洪仁玕、陳玉成、李秀成在蘇州召開的一次軍事會議上決定的。會議具體內容,因資料缺乏而不可知。但我們從《洪仁玕自述》中可以看到,在西征問題上,洪仁玕、陳玉成同李秀成有過激烈的爭論。
李秀成認為東南的新根據地尚未鞏固,上海、湖州等尚在清方手中,全軍西進,孤注一擲去救安慶是勞而無功,甚至是危險的。他主張首先經營蘇浙兩省,然后“即取百萬買置火輪二十個,沿長江上取,另發(fā)兵一支南進江西,發(fā)兵一支進蘄黃,合取湖北,則長江兩岸,俱為我有,則根本可久大矣?!?/p>
洪仁玕的看法,從理論上說是無可非議的,但在如何解決上游的危機問題上,應該說李秀成主張更為實際、合理,勝過洪仁玕、陳玉成一籌。
第二次西征的錯誤戰(zhàn)略決策,卻得到洪秀全的肯定。那時,江西德安縣以及隨州、義寧、武寧、大冶、興國、通山、通城等地起義者紛紛差使至蘇州,表示愿意投靠太平軍。李秀成上書天王準備去招收數十萬眾,再行西征。繼而又提出“買糧入京”,作好御敵準備。但是這些合理的意見,均被洪秀全否定,并且責備李秀成為“怕死”。李秀成說:“天王嚴詔頒到,命我赴上游,催我領軍而去掃北,那時無良計”,只好“強行而止”。
第二次西征攻武漢救安慶的“圍魏救趙”戰(zhàn)略,從實施來看,也是個冒險的計劃。它同李秀成從蘇南攻杭州救天京之圍,有很大不同。從蘇南攻杭州那時路途短、兵力強大、集中,行軍迅速,相反清軍在杭州力量較弱,又毫無準備,所以太平軍進軍迅厲,很快取得成功。而西征則不容易的。陳玉成要從浙江杭州前線回師;李秀成的軍隊也要從江南抽調。他們要經過浙江、江蘇、安徽、江西、湖北等省的數千里長途跋涉,還要經過清軍重重防守,在喪失了長江水師支援,信息聯(lián)絡十分困難的那個時代,還要兵分江南、江北二路,這就很難行動一致,協(xié)同作戰(zhàn)了。
陳玉成、李秀成在行軍途中,并不是直趨武漢的。陳玉成于1860年9月底自天京率部渡江北上,捻軍這時正被清軍民困于皖北定遠。陳玉成率軍解定遠之圍后,匯合捻軍,力量大增。這時陳玉成卻停止西進,反而南走廬州(今合肥市)、桐城,試圖直接解安慶之圍。11月下旬,陳玉成進屯桐城西南掛車河,連營40余座,強攻多隆阿、李續(xù)宜所部湘軍。多、李知陳玉成部遠道而來,利在速戰(zhàn),遂憑壘頑抗。太平軍猛攻數日不下,反面損兵折將,捻軍首領孫葵則戰(zhàn)死。陳玉成這才引兵西征,但已誤時多日。
李秀成南路西征軍出發(fā)比陳玉成晚了一個多月。他率軍經繁昌、南陵、石埭、太平等地。12月克黟縣北境軍事要地羊棧嶺,距湘軍祁門大營僅60里,這時大營空虛,曾國藩嚇得準備再次*。李秀成卻毫無所知,怕湘軍出擊,反而繞道徽州,入浙江常山。1861年2月由常山入江西,圍攻建昌;經20多天的圍攻仍不下乃撤兵。這時已是3月下旬,陳玉成兵已進抵湖北黃州。建昌與黃州相去千里,信息不通,無法相互策應協(xié)攻武漢。李秀成轉戰(zhàn)江西各地,直到6月,才攻克湖北武昌縣(今鄂城),逼近武漢。
英國侵略者為其在華的利益,無疑是要阻撓陳玉成、李秀成進攻武漢。1861年3月22日,英國參贊巴夏禮乘艦東返,途經黃州,上岸會見陳玉成,無理阻撓進攻武漢。陳玉成對巴夏禮說,他在進攻漢口的問題上有些猶豫,因為“他已聽說英國人在漢口已經開辟通商”。巴夏禮說武昌、漢口、漢陽三鎮(zhèn)聯(lián)結,構成一個巨大的貿易市場,太平軍奪取集中任何一個城市,都免不了要損壞由這三個城市組成的整個商港的貿易。所以,太平軍必須遠離武漢三鎮(zhèn)。
值得注意的是:陳玉成攻打武漢是由陳玉成、李秀成、洪仁玕共同商討并經洪秀全批準的重大戰(zhàn)略決策。陳玉成不經天王批準以及同李秀成、洪仁玕商量,竟聽從一個外國參贊的意見,擅自改變重大決定,這可能嗎?他承擔得起這么重大的責任嗎?
那么陳玉成大軍攻占黃州,兵鋒逼近漢口時,為什么停止前進了?因為此時李秀成軍仍在江西東部,陳玉成怕貿然進攻,會陷孤軍深入的危險境地。再者,武漢是個水陸城市,太平軍沒有水師,陳玉成知道,在敵人水陸兩軍力量較強的情況下,無論進攻或者撤退都比較困難,不能冒然前進。況且,此時安慶已十分危急,陳玉成只好直接回援安慶。
南路西征軍李秀成到達興國時,英國駐漢口領事金執(zhí)爾又跑來會見他說:太平軍進攻武漢對商業(yè)不利,并吹噓武漢駐有清軍重兵,以阻止李秀成進攻武漢。李秀成一時失察,竟將聯(lián)絡軍情的兩封信托金執(zhí)爾代投,結果被扣留,從而破壞了南北兩岸太平軍的聯(lián)絡。當李秀成看到了胡林翼、鮑超等部清軍增援武漢,便于7月中南退江西瑞州,旋即渡贛江東走,9月下旬撤入浙江。南北二路西征武漢的計劃遂半途而廢。
清軍早已知道太平軍“圍魏救趙”的計劃曾國藩、胡林翼等湘軍頭目早已知道太平軍進攻武漢的企圖,但卻始終咬住安慶不放。曾國藩給皇帝的奏稿說:“逆黨之救安慶,其取勢乃在千里以外,皆所以掣官軍之勢,解安慶之圍。論者多思撤皖之兵,回顧腹地之患,又有謂宜棄皖南祁、黟等縣,斂兵退保江境者,鄙意皖圍弛則江北之賊一意上犯鄂境,祁、黟退則江南之賊一意內犯撫建,故始終仍守原議” 。
曾國藩又說:太平軍在江西、湖北攻城掠地,“皆所以分兵力,亟肆以疲我,多方以誤我。賊之善于用兵,似較昔年更狡更悍、吾但求破安慶一關,此外皆不遽與之爭得失,轉旋之機只一二月可決耳”。他還一再致函,反復叮囑曾國荃:“無論武漢幸而保全,賊必以全刀圍撲安慶圍師,即不幸武漢疏失,賊亦必以小支牽綴武昌,而以大支回撲安慶,或竟棄鄂不顧。去年之棄浙江而解金陵之圍,乃賊中得意之筆,今年抄寫前文無疑也。無論武漢之或?;蚍瘛?,總以陳玉成“回撲安慶時官軍之能守不能守,以定乾坤能轉不能轉。安慶之壕墻能守,則武漢雖失,必復為希庵(指李續(xù)宜)所克,是乾坤有轉機也。安慶之壕墻不能守,則武漢雖無恙,賊之氣焰復振,是乾坤無轉機也”,因此,安慶得失即“關系天下之安?!?。
曾國藩、胡林翼是從實際力量對比上,看出太平軍力量已有限,從而制定了比較實際對策,這是西征軍失敗的原因之一。
英國的干涉,陳、李兩軍行動猶豫,步調不一,聯(lián)絡困難等。西征軍即使打下武漢,如曾國藩所說,不能根本改變上游的整個戰(zhàn)局,西征的目的亦達不到,也不能說成功。所以,上面的原因都不是主要的、根本的。西征失敗的根本原因,在于整個西征戰(zhàn)略決策是錯誤的。從陳玉成軍初戰(zhàn)李續(xù)宜受挫,李秀成大軍圍攻一個小小的建昌,竟然十數日不下,說明這時他們的軍力已是強弩之末。在力量對比不利于太平軍的情況下,貿然進行數千里的遠征,其結果必然不妙。太平軍當時應該采取集中優(yōu)勢兵力,集忠王李秀成,英王陳玉成,侍王李世賢、捻軍張樂行等部隊主力與曾國藩的湘軍決一死戰(zhàn),只要消滅湘軍,整個戰(zhàn)爭的主動權就在太平軍手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