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 理寓物內 的第 91 篇文章
編者按
本文從奧斯曼宮廷細密畫、王宮財產賬單到陶瓷器本身的實例，勾勒出中國青花瓷在以奧斯曼和波斯為代表的中西亞世界受到推崇和珍愛的情景。作者還根據(jù)伊斯蘭青花陶器與中國青花瓷在圖案、造型、色彩方面的細致比對，分析了土耳其工匠如何利用中國青花瓷器靈感，因地制宜，從完全照搬到加以變化和創(chuàng)新，制作出具有自己風格的伊斯蘭青花陶器。首先，一些技術難度高、質地優(yōu)良、精美華麗的藝術品會被上層階級青睞，作為高貴地位和權力的象征，用在各種體現(xiàn)身份的場合中。第二，在當?shù)丶夹g水準無法達到原型質量要求的的情況下，工匠會從技術上予以變通，盡量仿制出外表形似的同類器物來。第三，經過一段時間的模仿，上層階級和工匠會嘗試制造體現(xiàn)自身文化特征的仿品，加入本地的審美元素。第四，上層貴族對某類奢侈藝術品的偏愛，會引領整個社會的審美潮流，成為一代時尚。第五，奢侈藝術品的輸入和借鑒會受獲得的難易程度和技術代價而有所不同，奧斯曼帝國因遠離青花瓷產地，又有一定的仿制技術基礎，所以借鑒和仿制成為重要的選擇，而波斯離中國更近，較易直接獲得青花瓷，仿制技術又不過關，所以就采取直接輸入的途徑，而沒有多花力氣來進行仿制。這種奢侈品傳播的特點，也許也可以從不同地區(qū)古文化之間的交流如青銅器和玉器等器物上反映出來，對于我們了解遠古文化交流提供深入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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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青花瓷題材的伊斯蘭青花陶器
中國瓷器的偉大傳統(tǒng)在好幾個世紀中啟發(fā)了各種模仿者。在藝術史上，一種模仿的傳統(tǒng)先是對遙遠地區(qū)過去榮耀的揣摩，進而采用自己方式和形狀，然后形成全新方向的重要創(chuàng)造力。奧斯曼土耳其小鎮(zhèn)伊茲尼克，就屬于這種情況。在這里，本地陶工在公元1500年前就受中國青花瓷啟發(fā)生產陶制器皿，大約同一時期，中國青花瓷已開始出現(xiàn)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王宮物品名錄之中。模仿瓷器，更不必說模仿卓越的中國瓷器，始終是一項艱巨的工作。一些基本原料在中國以外的地區(qū)很難獲得；并且即使在今天，燒制這些材料令其熔化、達到玻璃般光滑、半透明、純白色、以及真正瓷器特有的響聲所需的技術依然是一項復雜的挑戰(zhàn)。而對于16世紀的土耳其陶工來說，這種挑戰(zhàn)自然更大。他們解決困難的辦法是：采用一種含有很高百分比石英、類似陶土的灰白色混合物，外面涂上一層薄薄的純白色陶衣。他們再在陶衣和彩繪上涂上一層透明釉，以便使他們的產品呈現(xiàn)出類似瓷器的視覺效果。就如早些時候，中國工匠利用青花瓷作為介質模仿伊斯蘭的陶器和金屬器一樣，到16世紀初，土耳其帝國的工匠開始用陶器作為介質模仿中國的青花瓷。
也許這一現(xiàn)象中最有趣的方面，是奧斯曼土耳其模仿中國瓷器所體現(xiàn)的動機?，F(xiàn)在看來，這種動機與中國瓷器在伊斯蘭世界的象征性價值密切相關，并非是它復雜而多樣裝飾形式的象征性，而是中國瓷器本身的象征性，它在中東被高度推崇是因為其美麗、稀有和昂貴。并且，當15世紀晚期土耳其君主蘇丹開始收集中國瓷器時，將青花瓷與伊斯蘭王室相聯(lián)系的傳統(tǒng)已持續(xù)了一百多年，并被廣泛描繪在伊斯蘭細密畫中。對于考察伊斯蘭青花陶器傳統(tǒng)，以及它與中國青花瓷的關系，波士頓美術博物館的收藏擁有極佳的優(yōu)勢。博物館藏不僅有上好的中國青花瓷，而且它還擁有八件與中國青花瓷傳統(tǒng)有關的伊斯蘭青花陶器。
觀察這個問題的證據(jù)涉及到兩個基本方面。一是這些模仿的藝術品本身，它們見于大量土耳其陶器傳統(tǒng)和少量16世紀波斯陶器之中。二是各類“實證”，包括收藏于土耳其和伊朗的中國青花瓷，記錄這些收藏積累的檔案，和伊斯蘭細密畫中所描繪的中國青花瓷形象。上述這些材料加在一起，不僅能反映中國瓷器在伊斯蘭世界曾擁有的巨大聲望，也能提供它們是如何被伊斯蘭工匠與藝術家所認識改造的圖像。
首先，細密畫中描繪的青花瓷形象，提供了大量而又比較分散的一批證據(jù)。在這方面最早而又最豐富的一批資料，來自14世紀波斯詩人哈瓦哲·克曼尼所編輯的敘事詩集——《迪萬》的手抄本，現(xiàn)藏于大英博物館。這件手抄本完成于14世紀晚期的巴格達，是為賈萊里德家族的一位波斯統(tǒng)治者而制作；并由一個名叫杰奈德的杰出畫家繪制了九幅細密畫?？磥?，杰奈德對詩歌中大量描寫的宮廷奢侈品和詩中的浪漫故事同樣敏感。結果，圖畫中除了精確描繪宮廷中的地毯、華服和建筑裝飾以外，杰奈德還畫了許多來自中國的青花瓷器（圖1）他很可能是在賈萊里德宮廷中看到它們的。大英博物館所藏《迪萬》的細密畫較早時間應在公元1396年，它在兩方面顯得比較重要：第一，它表明在1400年以前，盡管當時波斯政局不穩(wěn)，但是宮廷對中國瓷器的輸入已經非常興盛。第二，杰奈德及其后繼者們的繪畫對下一世紀的波斯繪畫產生了巨大影響，而將王公貴族娛樂與中國青花瓷畫在一起，成為波斯繪畫中一個既定傳統(tǒng)。
圖1 宴飲圖局部的青花瓷瓶（1936年，大英博物館藏）
16世紀上半葉，波斯細密畫在青花瓷的描繪上出現(xiàn)了新的內容：中國瓷器不僅繼續(xù)裝點宮廷娛樂的場景，而且有時也見于不甚顯赫的背景中。佛格藝術博物館的一幅著名的細密畫中，原來是大約1540年波斯國王薩法維德·塔瑪斯普委托制作的手抄本插圖，畫家米爾·賽義德·阿里描繪了一件中國明代大型青花瓷碗，卻被用作了尋常用途，它被放在牧人的帳篷旁，用來盛放擰干的衣服（圖2）。這種將明代珍貴瓷器脫離宮廷宴飲背景來繪制是比較罕見的，它也許是一種視覺上的調侃。生活優(yōu)雅的朝臣們看見這幅畫一定會被逗樂，他們的珍寶在未開化的牧人那里，居然會有如此簡單、樸實的家常用途。
圖2 營地圖局部：青花瓷盤（1540年，哈佛大學藝術博物館藏）
在奧斯曼宮廷里，在宮廷背景中使用中國瓷器的例子很早就被保存在大型畫冊中，它們被宮廷藝術家用作設計構思與靈感的來源。畫冊中大量作品上都繪著中國瓷器。它們清楚證明了中國瓷器在伊斯蘭背景中的重要性，而且只限于少數(shù)上流社會的觀賞者，所畫的是他們最熟悉和最有意義的東西。。
奧斯曼土耳其王國檔案中的目錄賬單，講述著另一個有趣的故事。在一份1486年巴耶濟德二世蘇丹（1480～1504）的財產賬上，還沒有提到中國瓷器。1495年，伊斯坦布爾的宮廷目錄賬單上列出了5件中國瓷器。1501年，數(shù)字增長到了11件，其中包括5件碗、2件盤子。至1505年巴耶濟德二世去世一年后，土耳其王室收藏有21件中國瓷器。到1514年又增加了62件，這是蘇丹塞利姆一世在卡爾迪倫擊敗波斯國王、洗劫了波斯首都大不里士后帶回的。塞利姆一世的繼承者蘇萊曼一世（1520～1566）在位時，瓷器收藏的數(shù)量平穩(wěn)增長。證據(jù)表明，蘇萊曼一世期間瓷器收藏繼續(xù)增加，同時記載了在他晚年，伴隨著向更嚴格正統(tǒng)伊斯蘭教義的回歸，原有的金質餐具被下令熔化，而專用陶瓷器皿。而今，中國本土外中國青花瓷的最大兩處收藏，一是位于伊斯坦布爾的托普卡比宮博物館，另一處是如今位于德黑蘭的前波斯薩法維德皇室在阿德比爾家族祠堂中的收藏。那時不論在土耳其還是波斯，統(tǒng)治者都下令修建專門的建筑來珍藏他們的中國青花瓷。16世紀中葉，伊斯坦布爾建造了一座 “中國宮”；而伊朗波斯阿德比爾祠堂的青花瓷，則是1611年由阿巴斯大帝捐贈放在這座特別修造的建筑之中。
單憑這些證據(jù)，就證明了15、16世紀中國瓷器在伊斯蘭上層統(tǒng)治者中的聲望與流行程度。在這種情況下，或許難以避免，這些昂貴的、高度推崇的中國瓷器開始對本地伊斯蘭陶器傳統(tǒng)產生巨大影響。對著名的土耳其陶瓷來說，目前一般認為，它們絕大部分在擁有眾多個體專業(yè)作坊的伊茲尼克鎮(zhèn)制作的，源自中國青花瓷的影響體現(xiàn)在不同程度的方方面面，從完全照搬中國原型，到對中國圖案的土耳其化，有的只能通過追蹤發(fā)展軌跡，才能依稀辨認出中國式樣的源頭。奧斯曼最精致和曾經最令人嘆為觀止的創(chuàng)新，是受到中國青花瓷裝飾總體形式安排的啟發(fā)，并首先將它們變?yōu)橐环N16世紀早期伊斯蘭世界的流行風格，而后又變?yōu)楦叨葌€性化和原創(chuàng)性的奧斯曼程式化的、精細的花葉紋裝飾元素。人們一度以為，多數(shù)模仿中國青花瓷主題的奧斯曼青花陶器是在1500-1525年制作的，但波士頓博物館的收藏有助于表明：盡管有新技術和新色彩的發(fā)展使奧斯曼陶器裝飾逐漸偏離中國原型，但執(zhí)著于對青花瓷的強烈愛好，以致整個16世紀甚至更長時間里，奧斯曼制陶依然延續(xù)著仿效中國青花瓷的傳統(tǒng)。
圖3的土耳其大青花盤是奧斯曼試圖完全模仿中國原型的例子。與圖4中的中國原型相比，可以看到土耳其工匠在嚴格模仿整齊勻稱的青花圖案的同時，是如何把中國式花卉紋樣平面化和形式化的。采用了兩種不同的暖色調的藍，一種是直接描繪在盤面上的暗藍色線條；而很薄的涂層能使白色的泥釉透顯，呈現(xiàn)出淺藍色。在這件土耳其盤上，圖4中國原型中幾乎茸毛狀花卉質感在土耳其的仿品上被平面化了，于是每片花瓣中間深藍色的小淚點，顯露一種有點像織物紋路的感覺。這件土耳其盤的整體效果更像是一種阿拉伯特點。這件波士頓盤的制作細節(jié)與年代確認的一組突雷尼伊斯蘭風格的1500-1525年間的土耳其陶器如此接近，因此將其定在同一時期是沒有問題的。
圖3 土耳其盤（1500-1525年，波士頓博物館藏）
圖4 中國青花瓷盤（明永樂，1403-1424年）
如果我們再看另一件中國原型的土耳其仿品，這次是藏于大都會博物館的帶足碗（圖5），乍看之下，會讓人感覺是中國原型相同的復制品。就像那件波士頓盤，大都會博物館的這件陶碗顯示出無暇的白底，在清澈明亮的表面釉層下繪著兩種不同的藍色。就像波士頓的那件，大都會這只碗的口沿有小小的尖凸，它與器緣和器心的藍色裝飾紋相互呼應。但是相似之處到此為止。紐約這件器物更像它的中國原型。它的色彩是深藍色，不像波士頓那件是相對較暖的藍色。波士頓盤裝飾的平面感，在紐約碗上通過在花朵上用深藍色進行細微點畫的方法被消除了，通過直接留意中國原型，工匠對中國青花瓷制作出比較完美的復制。大都會碗并不屬于1500-1525年間，而是在1525-1550年間；這一時期，土耳其伊茲尼克鎮(zhèn)的技術實驗熱烈而廣泛，當時陶瓷工匠們已經擺脫了早先突雷尼人的風格，并掌握了生產較為逼真的中國青花瓷仿品的手段。
圖5 帶足碗（1525-1550年，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
像圖4那件波士頓標本的中國瓷器的影響是非常廣泛的，不僅在時間廣度上，而且遍及龐大商鋪和陶窯聯(lián)合體的每個作坊，它們被誤稱為伊茲尼克“工廠”。位于英國霍舍姆的戈德曼收藏中，有一件1525-1550年間生產的陶盤（圖6）中國的圖案被以一種非常獨特的奧斯曼風格加以詮釋，所有的枝條源自一個根基，并添上一種灰綠色。而盧浮宮所藏一件1550-1575年間的陶盤上（圖7），底子被施以淡綠色，去掉了中心圖案周圍的小花束，而代之以復雜的團花裝飾，環(huán)之以許多小花朵。羅浮宮這件陶盤一改一般中國瓷盤中心六朵主體花卉的圖案，變?yōu)橐粎残〉闹θ~與花苞，中間枝條蔓生，帶著五朵團花和許多小花。
圖6 土耳其盤（1525-1550年，英國戈德曼收藏）
圖7 土耳其盤（1550-1575年，巴黎羅浮宮藏）
波士頓另一件1525-1550年間的土耳其盤（圖8），也顯示出與的中國原型（圖9）的直接關系。它的中心花束以一朵大蓮花為主導，邊沿為高度程式化的緊湊渦紋，之間夾雜著卷曲的白色形狀。中國這類裝飾實則描繪的是海浪和卷起的水沫（即海水波濤紋——譯注）。盡管這件土耳其盤可見的程式化程度，但是出于對中國原型的尊崇，幾乎完全相同的邊飾一直被用在16、17世紀成千上萬的伊茲尼克盤上。
圖8 土耳其盤（1525-1550年，波士頓博物館藏）
圖9 中國青花瓷（15世紀初）
如將圖8的波士頓標本與大都會博物館一件相同的土耳其盤（圖10）作比較，可以再看到土耳其工匠采納原型設計中的變化。大都會盤凹弧飾處添加上一條葉形圈，而中心圖案則比較忠實地反映了中國原型中的各種花卉。在這兩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土耳其工匠個人對中國原型的不同闡釋。以大都會標本為例，其口緣刻意做出來的小尖凸，和對原型較為精確的模仿，反映了對著名中國青花瓷類型較如實的照搬。
圖10 土耳其盤（16世紀，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
這種獨特瓷器圖案的最終“土耳其化”，可以在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一塊16世紀晚期瓷磚上看到（圖11），它實際上是對伊茲尼克陶器的模仿，是在奧斯曼省會大馬士革市制造的。中間的團花形狀已完全圖案化，而這在波士頓盤上僅有點意思而已；周邊的花紋則已變成了土耳其的郁金香和康乃馨。波士頓和紐約兩個盤中構圖線條所發(fā)源的根部，變成了一個三葉形小卡鉗。另一件私人收藏的土耳其盤（圖12），將中國青花瓷圖案融入了奧斯曼宮廷繪畫的境界。邊飾完全消失，畫家繪制的式樣以中心團花為主體，賦予整個裝飾蜿蜒、無盡的動感，黑色的邊線里面描繪著深藍色、淺綠松石色、灰綠色以及淡紫色等釉料。深鋸齒狀的葉片和從幾個花朵上凸現(xiàn)的小蓓蕾，這種風格并非來自中國瓷器裝飾，而是源于伊斯坦布爾奧斯曼宮廷畫室中那些臨摹范本畫師的想象。
圖11 大馬士革瓷磚（16世紀晚期，英國V&A博物館）
圖12 土耳其盤（16世紀，私人收藏）
波士頓博物館還有兩件土耳其盤，一件沒有平邊（圖13），另一件則描繪著我們熟悉的浪花邊飾（圖14）。這兩件器物展示了對中國瓷器圖案的又一系列改造。無邊飾盤的中心呈深深凹進凸出的獎章式圖案，它的邊線為濃烈的鈷藍色，內部填以灰藍色釉，它是對中國蓮花俯視圖案的土耳其化。在其外圍，描繪著插于小罐或小瓶中的四束花卉。另一件標本則只顯簡化的獎章式中心和三組外圍花束，這些花束之間又繪著三組圖形，看上去好似交叉的雪橇，從盤心云朵狀圖案下冒出來，其來歷不明。這兩件盤的邊飾、團花圖案和花束，在中國青花瓷圖案中都能找到，但是它們在波士頓兩件盤中的組合方式卻不見于中國傳統(tǒng)。從1550-1575年間的這些陶盤來看，土耳其工匠們已經趨向于比較自由地改造，以新的、原創(chuàng)的方式整合各種元素。
圖13 土耳其盤（1550-1575年，波士頓博物館藏）
圖14 土耳其盤（1550-1575年。波士頓博物館藏）
波士頓博物館另外兩件土耳其青花陶器（圖15，17），以更加自由的方式表現(xiàn)中國主題。在第一件中，一般裝飾在中國瓷盤凹弧處的小花，在這里變成了兩朵大花，并由兩朵等大蛇形蜿蜒的卷云作對稱，共同環(huán)繞著盤中心的小圓花飾，組成了這件小巧精致的盤的主要紋飾。這些花本身由鈷藍釉柔和地描成，再輕點以白色花瓣的邊緣，而從每朵花的花心中又伸出一片舌頭般的大花瓣（圖16）。巴爾的摩市沃爾特美術館藏有一件16世紀80年代的土耳其燈，波士頓盤上的花朵和卷云經藝術家的想象，變成了一個戴著花環(huán)的小獅子頭（圖18），原來的舌頭形花瓣變成了獅子的口鼻，并且又額外增添上了兩只大大的圓眼睛。圖17中的波士頓盤就更不像中國青花瓷了：構成瓣狀四部分的渦紋和三角拱肩背景中，被填入粗糙的“渦卷紋”，無疑它源于奧斯曼化的“海水波濤紋”邊飾。另一方面，一條卷藤和卷葉的簡化邊飾, 則幾乎是15世紀早期中國青花瓷的直接翻版。從這幾個例子可以看出，這時奧斯曼青花陶盤已經遠離中國青花瓷的靈感，采取其自身的特征。第一件盤（圖15）十分注重花朵的質感，時間很可能在16世紀中葉。；而第二件盤（圖17）顯示出與中國青花瓷關系更少，年代可能在1600年左右。
圖15 土耳其盤（約1550年，波士頓博物館藏）
圖16 圖15的花朵細部
圖17 土耳其盤（約1600年，波士頓博物館藏）
圖18 土耳其陶燈細部：獅子頭（1580-1589年，沃爾特博物館藏）
反映中國青花瓷靈感的最后一件奧斯曼青花陶器（圖19），與在此所見的六件波士頓藏品不同之處是，在運用藍色顏料之外還在圖案上添加黑線。四分的圖案運用前述的一種“舌狀”花朵變體，這次淡藍色被勾勒上墨綠色的曲線，并被其枝條和細長的葉片所環(huán)繞。黑中帶綠，其外層透明釉的美妙光澤，以及與英國藏品中兩件著名的1550年左右清真寺陶燈的相似性，有助于將這件中國青花瓷的土耳其“遠親”定在接近16世紀中葉左右。
圖19 土耳其盤（16世紀中葉，波士頓博物館藏）
16世紀60年代末期，伊茲尼克的陶工在原有色彩的基礎上引進了一種明快的紅色。這種新的色調，加上隨后的亮綠色，對土耳其陶工擺脫中國青花瓷的影響至關重要，并轉向新的色彩風格，包括明快多彩的郁金香、康乃馨、風信子、玫瑰花，以及源自紡織品與手抄本插圖的實驗性式樣。藝術博物館中關于這一新風格的絕佳標本，（圖20），顯示以一朵華麗藍色大郁金香為主導的風格化枝狀花卉的裝飾。尊重中國瓷器的殘跡仍保持在盤子小尖凸的邊沿，見證了面對新風格和品味的變化舊有影響的延續(xù)。
圖20 土耳其盤（1565-1570年，波士頓博物館藏）
17世紀，伊茲尼克陶瓷作坊明顯衰落，部分原因是由于大規(guī)模生產導致質量下降，部分原因是由于盡管生產成本激增，但是土耳其皇室仍強行要求它們以低價出售陶瓷磚。藝術博物館一件17世紀中葉的晚期標本（圖21），顯示在伊茲尼克作坊中依然存在中國瓷器的顯著影響。這件盤幾乎完全用黑色線條裝飾，只略微點上幾點土耳其藍、綠色和土紅色。主體圖案看起來像是一片程式化的大葉子，旁邊有一些較小的葉子與卷須，浮現(xiàn)于黑色螺旋紋的底子之上；邊飾則是走了樣的“海水波浪”紋飾。實際上，這件平凡的別樣器物，是對15世紀早期明代青花瓷圖案極為風格化的詮釋，其中畫的一條空白的龍以大海怒濤為背景（圖22）。龍從波士頓盤上消失了，它蜿蜒的身軀變成了葉片和卷須，但中國圖案中某種猛烈與活力之感，依然與圓規(guī)畫的線條、很差的色調和有瑕疵的釉一起，保留在土耳其晚期的產品上。
圖21 土耳其盤（17世紀中葉，波士頓博物館藏）
圖22 中國青花瓷盤（15世紀早期）
最后一件受中國瓷器影響的伊斯蘭陶器，把我們再次帶回到直接仿效的時期。藝術博物館最近獲得了一件大青花陶盤（圖23）。乍一看，它很像前面觀察的最初那件土耳其陶盤（圖3）。裝飾由三朵釉下鈷藍彩的大牡丹花組成，也是用十分柔軟的毛筆畫成，非常熟練地留意藍色釉料稀釋后在白色泥釉透顯出來的效果。大花的周圍伴有許多小花和細長的葉片。盤子凹弧外的邊沿，是一圈小型纏枝花卉，盡管沒有渦紋，也許正因為如此，直接表現(xiàn)為熟悉的波濤紋邊飾。就如迄今提到過的青花陶盤一樣，釉下圖案繪于涂在灰白色石英質陶胎外的白陶衣之上。但是，與所見土耳其陶器不同的是，其釉色較暗，留有多處不規(guī)則龜裂紋，足圈內側無釉。從風格上來看，柔和的式樣、花葉較輕淺的勾勒，顯示它對中國圖案的模仿與伊茲尼克作坊不同。而凹弧處底部飾有一圈潦草的鉤狀紋樣，也從未見于土耳其標本。
圖23 波斯陶盤（約1500年，波士頓博物館藏）
這件陶盤其實并非產自土耳其，而是來自波斯北部。這類圖案的瓷器原型年代在15世紀初，看來該波士頓盤應該在1500年左右。成為一批極珍貴的波斯陶器中的一部分，很可能在這一時期產自波斯西北部城市大不里士附近。有點令人吃驚的是，雖然波斯細密畫中顯示波斯人對中國青花瓷的喜愛，但是這種類型的器物卻發(fā)現(xiàn)不多。或許波斯人缺少16世紀上半葉土耳其工匠逼真模仿中國瓷器的技術手段，原型模仿得不夠像，不值得白花力氣。同一傳統(tǒng)也的確復制了一些迷人的波斯青花陶器，最有名的是一件私人收藏的大盤，描繪著鳥兒與帶狀云彩，以及程式化的海水波濤紋邊飾。但缺乏對繼續(xù)和擴大生產的必要贊助，也許是因為16世紀初波斯比土耳其更容易直接獲得中國青花瓷。
本文觀察的八件青花器皿標本僅描繪了中國藝術傳統(tǒng)對伊斯蘭制陶持續(xù)幾個世紀影響的一小部分，該影響自9世紀唐代陶瓷輸入阿拉伯阿巴斯帝國時開始，一直持續(xù)到本世紀初伊斯坦布爾和德黑蘭的陶瓷制造者。我認為，與其說這些陶器是中國青花瓷的“仿品”或“衍生產物”，也許最好還是將它們看作是近東工匠及其上層贊助者向東方姐妹文化的“致敬”。
原載：[美] 沃爾特·丹尼著，趙琳譯，陳淳校，中國青花瓷題材的伊斯蘭青花陶器?！赌戏轿奈铩?010年第1期。
譯自：Danny, W.B. Blue-and-white Islamic pottery on Chinese themes. Museum Bulletin, 1974, 72(368):76-99.
編輯：任小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