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 琮
11
古蜀玉琮之射臺觀察
約當商周之際的古蜀時代，在四川廣漢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遺址，都發(fā)現(xiàn)了玉琮，又以金沙出土數(shù)目可觀，這也就使得西南成為相關玉文化信仰體系傳入的重要地區(qū)，也是保有相關傳統(tǒng)的最后一片圣地。
作為金沙遺址發(fā)掘與研究的直接參與者，王方有多篇論文討論了古蜀時代的玉器，也專門涉及到玉琮的研究。她梳理的結果是，三星堆遺址中出土玉琮數(shù)量較少，形制均較為簡單，多為素面單組射。早年發(fā)現(xiàn)的矮體琮，射部刻有平行橫線和雙圓圈，有學者認為類似良渚文化風格。金沙出土玉琮數(shù)量較多，多數(shù)為矮方柱體，射體不分組，素面無紋，制作較為粗糙。
有兩件高體玉琮，射體分組，每組雕琢紋飾，選料精良，制作精湛。其中一件射分十組，選料和制作均屬精良，為典型良渚文化晚期風格。
另一件四組射琮認為是仿良渚式，是目前所見商周時期玉琮的精品，也是商周玉琮中體形最大的一件，推斷該玉琮的制作年代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
研究者一般都認為，金沙出土神面紋玉琮是一件典型的良渚文化玉琮，其制作年代和良渚文化寺墩3號墓、草鞋山198號墓和福泉山40號墓的時代相近，為良渚文化晚期的作品，經(jīng)過長期的流轉而傳至成都平原，成為古蜀國的重器，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作為古蜀國的祭器而埋藏于金沙遺址。
金沙遺址出土玉琮既有典型的良渚文化玉琮，也有仿良渚文化玉琮，同時還出土了大量的商周時期常見的矮體素面玉琮，這極大的豐富了商周玉琮的內涵（王方《金沙玉器類型及其特點》《中原文物》2004年第4期；朱章義、王方《成都金沙遺址出土玉琮初步研究》《文物》2004年4期）。
在后來的研究中，王方注意到數(shù)量更多的矮體琮的解讀?！敖鹕尺z址祭祀?yún)^(qū)出土了30件玉琮，除兩件高節(jié)玉琮外，其余均為矮體素面玉琮，這些矮體素面玉琮表現(xiàn)出與長江下游良渚文化玉琮完全不同的面貌，與二里頭文化、商周時期其他遺址發(fā)現(xiàn)的玉琮也有所不同，卻與黃河上游地區(qū)齊家文化出土玉琮存在較大的相似性”。這是古蜀玉器的又一個源頭，當然還不止于此（王方《金沙出土矮體素面玉琮與周邊文化的交匯與聯(lián)系》《金沙玉工2》）。
她由金沙接著討論了三星堆的發(fā)現(xiàn)。三星堆出土玉琮數(shù)量相對較少，主要有四川省博物館收藏1件，四川大學博物館收藏2件，三星堆博物館收藏1件，1986年三星堆一號器物坑出土1件，三星堆倉包包地點采集小石琮1件。將這些發(fā)現(xiàn)和金沙的發(fā)現(xiàn)一起，與山東滕州前掌大商墓和山西曲沃晉侯墓地的出土品比較，也可以找到相互間的聯(lián)系。
對于金沙出土玉器的性質，黃劍華指出：成都金沙遺址出土的玉器數(shù)量甚多，大都是祭祀禮儀用器，金沙遺址出土的玉琮是非常值得注意的重要器物。
金沙那件青玉長琮上端筒部有一個采用陰刻手法雕刻的神人紋，雙腳粗短叉開站立，雙臂向兩邊平舉，頭戴神奇的冠飾，雙臂的兩端刻劃著飄逸的長袖，兩臂還刻畫著向上卷起的羽毛形裝飾。
黃劍華對玉琮上的這個刻符特別關注，他注意到良渚文化長琮如有符號，一般多出現(xiàn)在這樣的位置。例如中國歷史博物館、首都博物館、上海博物館各自收藏的一件長琮，還有安徽肥東征集的一件長琮，符號都雕刻于筒口的這個部位。此外巴黎吉美博物館內的一件長琮，符號刻于筒口至兩側饕餮面中間；臺北故宮博物院的一件長琮，符號則刻在兩側饕餮面中間。這些圖像符號說明這件長琮可能并非本地的古代蜀人所作，加上其造型風格與形制特點也與良渚文化晚期玉琮基本相同，很可能來自于長江中下游良渚文化地區(qū)，經(jīng)過輾轉流傳而成了商周時期古蜀族統(tǒng)治階層在祭祀活動中使用的特殊禮器。
將蜀地玉琮的來源，找出東方良渚和西北齊家兩個源頭，這應當是沒有問題的。不過，研究者卻并沒有明確認定，蜀人有沒有自作的玉琮，雖然也有人簡單提及可能有仿制的事實，但討論并不充分。實際上，如果是仿制，要甄別出來也并不容易。
我以為蜀人仿制玉琮是沒有問題的，蜀地的琮不會全都是由外部流入的，而且不僅僅只有仿制，還有創(chuàng)制，制出了有蜀地特色的琮，可稱之為蜀琮。
經(jīng)過仔細的器形比較，我發(fā)現(xiàn)蜀琮與其他琮的最大不同是，造型上出現(xiàn)了“射臺”。何謂射臺，指的是琮體之射左右連接起來后，不似大量龍山和齊家琮，它連接的位置其實沒有與琮的筒口處在一個平面上，而是高出一點形成一個臺面，這個臺面可以稱為“射臺”。如編號2001CQJT8106(7):8和2001CQJC:712的琮，就出現(xiàn)有明顯的射臺，這應當是古蜀人的特別制作。
這樣的連射之射臺，絕不見于良渚文化玉琮，良渚琮還沒有出現(xiàn)左右射連接在一起的形制。在齊家文化玉琮上也不見射臺，雖然琮左右射連接為一體，但連接處與琮筒口外沿平齊，并不形成臺階形。個別玉琮雖然乍一看有很窄的臺沿，其實不是，現(xiàn)在還沒有見到有射臺的琮。
甘肅定西出土齊家文化玉琮
有意思的是，在殷墟婦好中出土的編號1581的商代玉琮式管，由于直徑與器高不過2厘米，所以稱為琮管，其實它就是一件小型的琮。如果將它看作是琮，那它就是帶射臺的琮，俯視與側視都能明確地看到射臺。
再列舉西周玉琮相關的例子。陜西長安張家坡M32出土玉琮，上端有明確的射臺，下端卻沒有，兩射連接處與筒口平齊。
陜西扶風周代遺存中同時發(fā)現(xiàn)共存的玉璧玉琮一組，被認定是齊家文化之物。其中的琮制作精工，帶有明確的射臺，還不能說就是齊家琮。
陜西扶風周代遺址出土玉璧玉琮
蜀地之外的商周之際這幾個發(fā)現(xiàn)，我初步判斷都與蜀有關，應當都是蜀地流轉出去的琮，屬蜀琮無疑。由此可以看到蜀與周的交往，還有更早與商的交往，這蜀琮是一類重要的物證。
還需要提到的是，宋以后出土和傳世的琮形器中，其造型很多都與蜀式琮有關，既有良渚琮的射間，又有蜀琮的射臺，可以推斷是依據(jù)兩地出土琮重新創(chuàng)作的文創(chuàng)產(chǎn)品。
末了還要特別強調的是，三星堆與金沙遺址出土的玉琮，都與隨葬無關，顯示了不同于殷人的使用特點，古代蜀人對待玉琮的態(tài)度顯然與殷人有別。三星堆時期出土的玉琮較少，千姿百態(tài)的青銅雕像群，在精神觀念與物質形態(tài)方面都占據(jù)著絕對的主導地位。
而在商周之際的金沙遺址，不僅發(fā)現(xiàn)了來自良渚文化的青玉長琮，還出土了一定數(shù)量的當?shù)胤轮朴耒?，說明這些玉琮已成為古蜀族珍愛有加的重要祭祀禮器。在古代蜀人的心目中，這些玉琮顯然并未失去初始的寓意，可能依然是執(zhí)掌神權溝通天地的象征。
金沙遺址出土的玉琮，告訴我們的當然并不僅僅是這些。它們不僅透露了玉琮在良渚文化中的地位以及在后世的影響和傳播，而且揭示了古代區(qū)域文明之間源遠流長的文化交流，同時還從一個側面，展現(xiàn)了商周時期古蜀社會的崇尚觀念和祭祀禮儀方面的一些真實情形（黃劍華《金沙遺址出土玉琮探析》《河南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 》第22卷第2期2004年）。
我覺得這一點非常重要，真正能體現(xiàn)《周禮》中“六器”精髓的，卻是在古蜀時期，這也反證《周禮》禮玉細節(jié)絕非完全虛構。我們了解的包括良渚與商周時期的玉琮，以出土于墓葬中的例證最多，可以解釋為隨葬品或斂葬品，其歸屬卻并不是祭祀的禮器。也只有古蜀的玉琮及其他大量玉器，是明確出土于祭祀現(xiàn)場，是明白無誤的禮器。
又因為古蜀的這些玉器全都是發(fā)現(xiàn)在祭祀場所，而且是明確的瘞埋遺存，是祭地遺跡，可以啟發(fā)研究者對玉琮用途的重新思考。
玉琮的發(fā)現(xiàn)與研究，讓我們覺得它不僅僅只是一件玉器而已，它的大范圍傳播和長時段傳承，這樣的時空轉換過程值得仔細研究。
對于這個時空轉換的特征，楊晶有這樣的說法：“龍山時期的玉器，在紅山和良渚文化的玉器中，不難找到祖型；商周時期的玉器，在龍山時期的玉器中，也不難覓到原型。以玉琮為例，這種外方內圓的筒狀玉器，始見于良渚文化，一直流行至殷商時期”。
她說“從良渚文化的玉琮，到龍山時期的玉琮，再到殷商時期的玉琮，經(jīng)歷了一系列較為復雜的揚棄過程。良渚文化的玉琮，一般為多節(jié)，其上飾陰線細刻加淺浮雕的獸面紋；龍山時期的玉琮，一般為單節(jié)，多數(shù)素面無紋，少數(shù)飾瓦棱紋；商代的玉琮，通常為單節(jié)，其上多飾瓦棱紋和浮雕獸面紋?？芍埳綍r期玉琮在形態(tài)上雖然保留了良渚文化玉琮的造型，但在裝飾上卻拋棄了良渚文化玉琮的紋樣；而商代的玉琮，不僅弘揚了龍山時期玉琮的瓦棱紋，還升華了良渚文化玉琮的獸面紋”（楊晶《龍山鏤空技術一枝獨秀》，北方網(wǎng)http://www.enorth.com.cn 2012-10-28）。
進一步的研究證明，古蜀時期對玉琮的傳承也有揚棄，有創(chuàng)新的器形，而且還影響到中原地區(qū)。
從東南良渚到黃河龍山，再到西北齊家與中原三代，還有西南古蜀，玉琮的影蹤已經(jīng)越來越清晰。玉琮上有一條血脈將5000~3000年前的大華夏緊密聯(lián)結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