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邦趙高聯絡簡論
劉邦在破武關之前曾主動與趙高聯絡，以期減輕入關滅秦的阻力。
主持朝政的趙高因擔心秦二世問責軍事失利，借與劉邦聯絡壯膽，殺掉秦二世，派員與劉邦洽談分王關中事。
此前劉邦已經攻破武關，滅秦幾無阻力，當然拒絕趙高提議，也擱置此前的己方提議。
被趙高臨時立為秦王的子嬰洞悉劉邦趙高聯絡欲盡誅秦宗室的內涵，先行誅殺趙高，并組織抵抗，但關內秦軍根本不是劉邦之敵，旋即子嬰降，秦亡。
趙高至死也不知道劉邦毀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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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雜識之 劉邦趙高聯絡始末考論
菜九段
秦王朝末年，在天下反秦的洪流中發(fā)生了一幕楚將劉邦與秦相趙高聯絡的戲劇性場面，令人感到不可思議。
對此事，《史記·秦始皇本紀》及《高祖本紀》均有記載，看來屬實。此事發(fā)生的具體時間，《秦始皇本紀》定之為二世三年八月，《高祖本紀》雖未注明年月，但與這個時間不會有出入。因為兩本紀都提出了一個明確的時間標志，即劉趙聯絡發(fā)生于章邯降于項羽之后。據《秦楚之際月表》，章邯降楚為二世三年七月，《秦始皇本紀》也將此事繋于八月之前，而兩者又都將趙高殺秦二世列于八月。但是，對于這一重要事件的記載，上述二本紀又頗不相同，這就必然引起以下四點疑問：
1聯絡究竟由誰發(fā)起；2此聯絡發(fā)生于秦二世被誅之前還是之后；3此聯絡與秦二世之死有無關系；4聯絡發(fā)生于劉邦軍破武關之前還是之后。
現試以《史記》提供的史料為主，對這些問題予以一一揭示。
一
《秦始皇本紀》：“（二世三年）八月，……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于（趙）高。高恐二世怒，誅及己身，乃謝病不朝?！薄陡咦姹炯o》：“（沛公）遣魏人寧昌使秦，使者未來。是時，章邯已以軍降項羽于趙矣?！薄凹摆w高已殺秦二世，使人來欲分王關中。沛公以為詐，乃用張良計，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啖以利，因襲攻武關，破之?！边@兩段文字基本上已將上述四點疑問悉數涉及?！稘h書·高帝紀》所記此事與《史記》有出入，但其根本問題，即劉趙聯絡是成立的。至于由誰先發(fā)起聯絡的問題，《秦始皇本紀》及《高祖本紀》都明確指出是劉邦這方。只是《高祖本紀》沒有明言寧昌使秦是奔趙高而去的。于是就產生了兩點疑問：1、劉邦使者確實是去找趙高的嗎？2、使者的使命究竟是什么？結果又如何？可惜，歷史沒有給出直接答案，但這并不妨礙人們根據歷史成例及事物發(fā)展之情理予以推論。
按春秋戰(zhàn)國時代的傳統(tǒng)，交戰(zhàn)國之間常?？梢曰ヅ墒拐?，其使命多半是將己方之要求或讓步曉喻對方。秦楚之際，天下興兵討秦，滅秦之意昭然若揭，恐怕沒有什么討價還價的余地。經過兩年多的戰(zhàn)爭，也不存在什么下戰(zhàn)書的問題。最大的可能就是勸降。如果這確實是寧昌的使命的話，那么，他不可能去找秦朝天子、天下罪人二世胡亥。理由很簡單，劉邦部肩負的使命是“將革命進行到底”式的直搗黃龍，而秦二世是鐵定了要被打翻在地的人物。在這種前提下，根本沒有必要與秦二世接觸，對方也絕不會答應劉邦可能提出的諸如停止抵抗之類的要求。所以，劉邦的使者極可能是直奔秦王朝的實際主持朝政者、中丞相趙高，其目的在于分化瓦解敵對一方的陣線，以便使戰(zhàn)事進展順利一些。而趙高之所以恐二世“誅及己身，乃謝病不朝”的原因，大概就是擔心自己與敵方接洽之事風聲泄露，引起秦二世的不滿。從事后的情況來看，秦二世對趙高并沒有產生戒心，以至于反被趙高殺死。
劉邦使者私下里去見趙高的目的必是勸降。秦軍主力悉數覆滅于趙，舊秦之地根本無法逃脫覆滅的命運，所差也只是時間問題，這應該是寧昌使秦將曉之理。在這個基礎上，或許還應誘之以利，下文將進一步探討這個問題。
二
既然劉、趙聯絡是由劉邦發(fā)起，那么，其時間應早于秦二世受誅，上述二本紀在這個問題上是一致的。但還應看到，劉邦派使使秦只是單方面發(fā)起的聯絡，并不能保證其使命的成功?！陡咦姹炯o》特意提出“使者未來”，也說明這種聯絡暫還不知道結果，而劉邦一方顯然是在等這個結果出來。由于劉邦遣使所圖甚大，作為聯絡另一方的趙高也就有必要專門派出自己的使者到劉邦軍中落實聯絡圖謀之事。史載趙高誅殺秦二世后派人與劉邦聯絡，“欲約分王關中”，這個步調合乎情理，至少，誅殺秦二世一事可以算作為一種“見面禮”。這樣一來，劉趙雙方算是互派了使者，完全符合有來有往，有求有應的外交禮節(jié)。司馬遷用了“欲約分王關中”這樣的措辭，抑或暗示劉邦已通過其使者提出過類似的條件，此刻又為趙高承應了下來。此事大有可能，《秦始皇本紀》就可以提供有力旁證。趙高殺秦二世之后，“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為帝，不可。宜為王如故，便?！蓖炯o，“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此處的“王關中”當指趙高為王。這就呼應了“欲約分王關中”之語。據《高祖本紀》，楚懷王心“令沛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劉邦為了能盡早入關，他極可能令其使者提出分王關中的條件，以誘使趙高就范。但據《漢書·高帝記》載：“沛公攻武關，入秦，秦相趙高恐，乃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不許?！眮砜矗坪鮿畈辉岢鲱愃茥l件。這段《漢書》涉及到破武關的時間，其真實性、合理性后文還要論及。僅因為有這樣的記載出入，在此可作兩種推測：1、劉邦從來沒有提出過這樣的條件；2、劉邦確實提出過這樣的條件，但由于時局的發(fā)展變化，他又拒不承認先前的許諾。如果第一種推測成立，就無法理解派使使秦的目的與用心，也無法理解趙高何以“恐二世怒”。所以，第二種推測看起來更容易成立。首先，《史記》與《漢書》所載的實際發(fā)生情況并不矛盾。以《史記》來看，劉邦是以襲破武關作為對趙高所求的答復。其次，從劉邦派使到趙高使人來之間，所費時間甚多，在這期間，劉邦完全有可能得知章邯的秦軍主力降楚的確切消息。這至少意味著，劉邦所部不再會有腹背受敵的危險。而諸侯之軍隊遠在趙國（今河北省一帶），短時間內不可能直接攻擊秦國舊境。在這種情況下，劉邦自然就不再有興趣履行早先的許諾。一句話，劉趙聯絡始于二世受誅之前，終于二世受誅之后，其最后結局也因此失去了實際效用，而歸于不了了之。
三
根據前論，由于劉趙聯絡始于秦二世受誅之前，那么，它對于二世之誅就不可能一點影響沒有，但綜合歷史記載來看，這種影響就其性質而言只能是間接的，而不是直接的、根本性的。對此應該有一個中肯的評估。
對趙高來說，殺害秦二世是出于趨利避害的綜合性考慮，這與歷史記載中的趙高一貫行為趨向是極其吻合的。趙高有野心，他在秦二世的一連串倒行逆施的暴政中起了關鍵作用。而秦二世的一系列殺戳，為趙高登上權力頂峰掃清了道路。就在二世三年八月，即劉趙聯絡的這個月，趙高在朝中做了一次著名的“指鹿為馬”試驗，結果令他滿意。這表明他取代秦二世的時機已基本成熟。
秦二世是典型的昏君，他不僅耽于享樂，而且十分暴戾、嗜殺成性。除了殘忍地殺害了長兄扶蘇、蒙氏兄弟及諸公子之外，他還以天下動蕩為由逼死了右丞相去疾、將軍馮劫，腰斬了左丞相李斯。在他受誅前不久，他還派使殺掉作戰(zhàn)不力的楊熊（見《高祖本紀》）、責怪屢戰(zhàn)失利的章邯。最后，就在他被殺的這個月，他又“使使責讓（趙）高以盜賊事”（《秦始皇本紀》）。所以盡管趙高在很大程度上把持了朝政，其實并沒有多少安全感可言。因為秦二世太暴戾了，趙高得時時找替罪羊為自己消災擋禍。據《秦始皇本紀》及《項羽本紀》載，這一年的四月，章邯派其部下司馬欣回朝匯報戰(zhàn)事，趙高就欲抓司馬欣頂罪。多虧司馬欣足夠機警，才得以逃脫。而當秦二世帶有殺機的責怪直接落到趙高身上時，他已不可能找到替身了。在這種情形下，趙高只有下手除掉秦二世。
秦二世已動殺心，這一情況，絕非是趙高過于敏感的獨自擔心。他的這種窘況，即便是局外人也看得十分清楚。《項羽本紀》載趙將陳余遺章邯書就明白無誤地指出：“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币虼耍诖蟮溂磳⑴R頭的情勢下，在內外形勢對己可能有利的情勢下，趙高終于做出殺秦二世的舉動。趙高得手后，迅即召集諸大臣公子宣布弒君情狀，這個舉動或可看作為是劉趙聯絡一事為其撐腰壯膽。不論趙高日后將如何，至少在當時，在肆無忌憚地殺害君主之后，他與敵方重要將領的聯系之事對于他潛在的政敵是一種威懾，使他們不敢輕舉妄動。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劉趙聯絡介入了誅殺秦二世的行動。而趙高也許最大限度地利用了這種聯絡關系，以救自己的一時之急。
總而言之，秦二世之誅是趙高膨脹的個人野心、為求自保的應急手段及與劉邦發(fā)生聯系甚或有了某種協(xié)議這幾種因素綜合而成的結果。也只有消除了秦二世，趙高才有把握對劉邦作出承諾，并提出自己的要價。而這個要價，極有可能是劉邦早先主動開具的。
四
上述問題的討論并無助于解決劉趙聯絡發(fā)生于破武關之前或之后的疑問。而這個時限疑問又決定了這種聯絡的全部價值。有關這個時限，文獻記載互有不同，根據《高祖本紀》（詳見前文），這種聯絡在破武關之前就已結束；而據《秦始皇本紀》，則在破武關之后才發(fā)生聯絡。這兩種說法中必然有一個不能成立。除了兩本紀的歧義之外，對于《高祖本紀》之破武關，司馬貞《史記索隱》引《太康地理志》曰：“武關當冠軍縣西峣關，在武關之西?！薄读艉钍兰摇犯鞔_記載張良設計破秦峣下軍。這樣一來，原來的破武關前后聯系之疑又摻入究竟是破武關還是破峣關的問題?；蛟S兩者本身沒有矛盾，甚至可以將其統(tǒng)一為破峣關之前結束聯絡。但這也未免將事情過于簡單化了，完全脫離了劉趙聯絡發(fā)生的背景。
筆者傾向于劉趙聯絡的發(fā)起及終結均在劉邦軍攻破武關之前。除了《高祖本紀》之外，還沒有過硬的材料直接支持這一看法。而劉趙聯絡結束于破峣關之前倒是另有史料支持，《漢書·高帝紀》載：“（二世三年）九月，趙高立二世兄子子嬰為秦王。子嬰誅滅趙高，遣將將兵距峣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愿先遣人益張旗幟于山上，為疑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啖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怠懈擊之?！婀@峣關，逾蕢山，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睉撝赋?，這段文字是綜合《高祖本紀》及《留侯世家》而成，作為他證似乎不具說服力。大凡有關秦楚之際史事的記載，《漢書》基本上全錄《史記》，這可以通過比較與《史記·項羽本紀》、《高祖本紀》、《陳涉世家》、《留侯世家》相對應的《漢書·陳勝項籍傳》、《高帝紀》、《張良傳》相關文字而得出結論。兩書不同之處很少，而就是這些很少的不同，往往就會產生很大的問題，本文所引幾處《漢書》文字便是如此。比如剛才這段文字，就其字面意思也極其不通?？瓷先i關根本無需去破，沛公軍盡可以繞行而過，那么子嬰派將距峣關又有何用？或者峣關是因腹背受敵而破，或者破峣關與破秦軍于藍田南根本就是一役，因為峣關又名藍田關，位置正好在藍田南。顯然這些情況于理不合。實際情況究竟如何，恐怕不是這種有著明顯出入的記載文字及其相互之爭所能解釋。為解決這些疑問，我們不妨將武關峣關之爭與劉趙聯絡問題放在一起綜合考察一下。
首先來比較一下峣、武兩關的具體情況。從地理位置來看，武關是進入舊秦的一道屏障；而峣關則是舊秦境內距國都咸陽西南不遠處的一處關隘。沛公西行入秦當先武后峣，《史記·曹相國世家》、《絳侯周勃世家》均載，藍田破秦后，即入咸陽滅秦。從戰(zhàn)事實際發(fā)生來看，武關及峣關應該都有過激戰(zhàn)，不存在繞行而過的問題?！恫芟鄧兰摇访鞔_記載：“西攻武關、峣關取之?！薄督{侯周勃世家》記載與此同。從戰(zhàn)略位置來看，武關的重要性遠遠超過峣關，它是舊秦國通向楚國的門戶，其地位之重要絕不亞于聲名顯赫的函谷關。因此，武關的防御構筑及兵力配備應明顯強于峣關，當是很難攻克的。也正因為如此，才有必要設計破之。
其次，最為重要的是時間問題，這不僅關系到秦王朝的存亡，更關系到劉趙聯絡的合理成分。從時間上來看，在劉邦一方，峣關的攻取及藍田大戰(zhàn)應該是暴風驟雨式的，不可能耗費太多時間。劉邦所部對于近在咫尺的秦都咸陽的攻占欲已是急不可耐，《曹相國世家》載：“前攻秦軍藍田南，又夜擊其北，秦軍大破，遂至咸陽滅秦?！笨梢姡瑒钏客耆沁B續(xù)作戰(zhàn)，不給秦軍以絲毫的喘息之機。由此不難得出結論，從峣關的攻克到軹道受降，只是前后不幾天的事情。那么，《高祖本紀》之破武關就不當解作破峣關。即使從子嬰在位的時間來看，也將得出同一結論。秦王子嬰在位46日，如劉邦攻克武關后才與趙高聯絡，其間有劉邦使者趕赴咸陽之旅、趙高殺二世立子嬰、子嬰殺趙高這一連串事件，所花時間又不知幾許，決不是46日所能容納的。而劉邦部在過武關之后，只在峣關藍田一帶遇到過些微抵抗，對于急于定秦的劉邦及其部隊，要讓他們在如此狹小的范圍內耗去46天，其時間之長，未免不近情理?；蛟S《史記》提供的其它時間材料也可以作旁證?！肚厥蓟时炯o》載：“子嬰為秦王四十六日，楚將沛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李斯列傳》也說：“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保ㄗⅲ簼h初襲秦歷，其紀年以十月為歲首。二世三年八月至漢元年十月正好為三個月。）這兩處都明確提出子嬰即位后沛公入武關，是否表明破武關完全是子嬰為秦王以后的事。同理，考慮到這個時間因素，趙高與劉邦聯絡發(fā)生于破武關之后也就沒有可能了。
因此，筆者認為，有關史實當以《高祖本紀》為據，其所記載之張良設計破武關應為商縣以東之武關，而不是藍田以南之峣關。當然也無需排除張良為破峣關而再行設計。至于劉趙聯絡，也只應發(fā)生于沛公軍破武關之前。至少在那個時候，劉趙雙方還都想相互利用：劉邦受困于武關之下，他要給敵方制造混亂，分化瓦解秦國陣營；趙高則因殺害了秦二世而亟欲拉到外援以鞏固自己的地位。就是這樣的前提，使得雙方相互接觸成為可能。但是可以肯定地說，這種接觸對雙方都沒有帶來好處，也就沒有必要繼續(xù)下去了。趙高的使者在武關被攻克前見到劉邦，劉邦什么也沒有答應。大概劉邦認為此舉已無必要，這不僅因為張良已為其預設了破武關之計，甚至此計已在進行當中，而且如前文所言，他已沒有后顧之憂，可以從容不迫地行事了。也沒有任何資料顯示，劉趙于此后再行聯絡，那種事情實際上也不可能，因為趙高很快就被子嬰殺死?；蛟S劉邦見到趙高之使時，趙高就已被殺身死。劉趙聯絡也應以武關的被攻克為標志而告結束。
綜上所述，劉趙聯絡是一種發(fā)生在非常時期的非常行為。劉趙聯絡由劉邦一方率先發(fā)起，時間為二世三年八月，武關被攻克之前，貫穿于秦二世被誅前后并影響該事變，最終仍由劉邦一方所廢止。作為秦末風云激蕩的一朵流云，劉趙聯絡的產生及消失均不以當事者的主觀意志為根據，而是完全服從于整個形勢的變化而變化。只要將其放置到天下逐鹿的氛圍中去考察，就不難看出，無論其產生及消亡，都是極其合理且意味深長的。限于史料的闕如，現在人們所能看到的也只是劉趙聯絡的現象，即便如此，也是撲朔迷離、莫衷一是。而對于聯絡的本質，其源起、推動、展開、變化乃至于所謀究竟為何，則無從知曉。對于這樣一件重大問題來說，人們所擁有的資料及手段是極其有限的，這不能不成為這方面研究的重大缺憾。
（原載《淮海文匯》1996年4-5合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