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個時代和社會，人的想法都各不相同，就拿當官來說，有的削尖腦袋鉆營趨附，惟恐當不上、當不大，有的卻避之唯恐不及，惟恐被人硬在腦門子上扣一頂烏紗帽。
太平天國這個短命王朝也同樣如此。
有的人就怕升官不快，按照洪仁玕在《資政新篇》里所說，是“動以升遷為榮，幾若一歲九遷而猶緩，一月三遷而猶未足”——一年升官三十六次還嫌不夠，太平天國最后兩年，封王封了兩千七百多，六爵、丞相之類多到數(shù)也數(shù)不清，洪秀全本人固然責(zé)任最大，這幫貪得無厭的官迷也是濫封的動力源之一。
但也有人惟恐自己當上這個“長毛官”，想方設(shè)法推脫逃避。大名鼎鼎的中國第一個留學(xué)生容閎，因為志向不合，謝絕洪仁玕保薦封賜的、在當時級別很高的義爵，寧可去曾國藩幕府當個沒名沒分的幕賓，是許多對近代史感興趣者所熟知的。此外像浙江布政使林福祥、副將李金暘等被俘不肯投降，被遣返后反倒死在清廷“失汛地者死”的軍事紀律懲戒下，也是頗著聲名的事。
不過大多數(shù)人并不知道，拒絕當“長毛官”的主體，并非容閎、林福祥這樣的名人、高官，而是那些蟄伏鄉(xiāng)里的普通士子、鄉(xiāng)紳或低級在籍官員。
不論前期、后期，太平天國都似乎有逼人當官的濃厚興趣，而所逼迫的主體，恰是前述這些介乎“官”和“紳”之間的人物。目前記載最早被強逼當官的清方官紳，是湖南興寧縣的士紳段成章，這是太平天國壬子二年（1852年）的事，此時太平軍尚未攻下任何一座省城，更未定都天京，仍是個流動的“馬背國家”，而最晚的記載，則是1862、1863年間江浙一帶所發(fā)生的，此時清軍和華洋混編的“常勝軍”已從上下游兩路進逼，太平天國行將就木，逼人當官的興致卻依舊火熱。
太平軍逼人當官，名字挺好聽，叫做“公推”“招賢”“推舉”，但做起來卻霸王硬上弓，生猛得很，如1856-1858年間翼王石達開部在江西撫州、安義等府縣“公舉鄉(xiāng)官”，采用的辦法，是“捕富紳，充偽官”，在宜黃則索性張貼告示，“逼勒投充（愿意去政府報到）”，否則就要“焚殺”；湖北興國州的太平軍，是用強制手段硬逼士紳“走馬上任”。后期李秀成攻下蘇州，也不惜軟硬兼施，逼迫蘇州紳董“可速出首，來城遞冊投誠”，“舉為鄉(xiāng)官，辦理民務(wù)”。
如果這些“官員人選”不識抬舉，后果是很嚴重的。如李秀成在庚申十年（1860年）五月初七日的一則告示中宣稱，如果蘇州郊區(qū)各屬不能按時推舉出鄉(xiāng)官，或推舉出的鄉(xiāng)官不能按時報到上班，“倘敢拖延，定行發(fā)兵問罪剿洗，以為抗違者誡”。
石達開、李秀成都是太平軍方面大員中公認比較愛民、治政秉承溫和路線的，前者被左宗棠、曾國藩稱為“能鉗制士大夫”“以結(jié)人心求人才為急”，后者則被曾國藩等稱之為“假仁義要接”，喜歡用懷柔手段解決地方問題。即便是他們兩人，在逼人當官方面也一樣走“軟的不行硬的來”的老一套，那些本就被稱為“橫暴”的太平軍將領(lǐng)如何“招賢”，也就不問可知了。
前面提到的興國州，一位拒絕“長毛招賢”的在籍庶吉士范玉涵，就曾被太平天國守將和歸附太平天國的“劣紳”圍攻；湖北監(jiān)利縣有個堅決和“長毛”唱對臺戲的士紳王柏心，因為在地方上名聲很好，盡管屢屢“不識抬舉”，幾任太平軍守將都互相轉(zhuǎn)告，“相誡勿焚先生居”——不要燒這位王先生的房子。
這段記載以往常常被作為“太平軍紀律嚴明秋毫無犯”的典型范例宣揚，但實際上卻能看出另一層意思：倘若王柏心不是在當?shù)氐赂咄?，而是稍有瑕疵嫌隙，僅憑不肯出來當官這條，就足夠讓“長毛”陡然而生燒屋之念了。換言之，因逼人當官未遂而燒屋，屬于“常法”；“不識抬舉”而后竟沒燒人家屋子，屬于“特事特辦”的“特殊優(yōu)惠政策”，是不足為訓(xùn)的。
太平天國逼人當官時，性子是急的，耐心是幾乎沒有的。庚申十年（1860年）八月，浙江嘉興郡太平軍主帥朗天安陳炳文貼出一份告示，對嘉興四屬“遲遲”沒人出來擔(dān)任鄉(xiāng)官十分不滿，發(fā)出“爾鄉(xiāng)豈無英才出眾端方公正之人”的質(zhì)疑，并以“軍士下鄉(xiāng)滋擾”的“萬一”加以脅迫，而實際上，嘉興郡是當年七月三十日才攻克的，即便陳炳文的告示是八月底張貼的，這個“遲遲”也不過是一個月時間罷了。
有時“不識抬舉”還可能有生命危險。辛酉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紹興守將綾天安周文嘉軟硬兼施，逼迫曾經(jīng)在清朝出任紹興總理捐稅的山陰胥吏何蕺民“出身辦公”，出任鄉(xiāng)官，在遭到何拒絕后，就想出讓山陰縣鄉(xiāng)官“責(zé)任包干”的辦法，硬逼其就范，最終導(dǎo)致何先是“畏避不出”，然后“遽而捐軀”，從“責(zé)任包干”到何死于非命，前后不過五天時間。
在那些“不識抬舉”的士子、在籍微官和鄉(xiāng)紳，其拒絕“長毛”招誘的理由并不難理解。前面提到的周文嘉得知何蕺民死亡后就曾經(jīng)批示稱“伊受祿于偽朝，自當效忠其尚（上），亦屬份所當然”；曾國藩等人在分析江西省咸豐六年清方大潰敗時，許多鄉(xiāng)紳甘愿接受“長毛偽職”緣由時，曾說這些人見到“各屬俱陷”，就“糜然以為天覆地坼，不復(fù)作反正之想”，也就是說這些出任鄉(xiāng)官的士紳，是覺得“長毛”有可能成事，由此反推，在大多數(shù)時候、大多數(shù)地方的大多數(shù)士紳，心目中依然認定“長毛非正主，還是讓咸豐”，覺得“長毛”垮臺是遲早的事，不肯給這樣一個“露水朝廷”充當朝不保夕、惹禍上身的“偽官”，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歷朝歷代，逼人當官、甚至逼人當皇帝的事在在有之，明太祖朱元璋曾下過“寰宇士大夫不為君用”要殺頭的、血淋淋的“招賢令”，清初強逼明朝士子出來當官、應(yīng)試，也是無所不用其極，甚至小說里宋江這樣的草寇，也會想辦法把秦明、盧俊義這樣的政府官員、地方豪紳拉下水。但這些真朝廷、土朝廷，逼人做的即便不是高官，也至少是個有前途的崗位（比如清代逼人考試，獲取功名后雖然職位不高甚或沒有，卻從此獲得進階的敲門磚和相應(yīng)社會地位）?？商杰娫谶@么長時間、這么多地方逼人當?shù)模瑓s都是芝麻綠豆大的鄉(xiāng)官，地位既低，前途也黯淡，太平天國立國十多年，能從鄉(xiāng)官“升級”成正式官員的寥寥無幾，且這個別例外，也大多因為其它特殊原因才得到升遷。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太平軍真正想得到的不是“候補官員”或經(jīng)世人才，而是糧食、賦稅和軍需。
從前期到后期，留存的太平天國布告、公文、招賢榜為數(shù)不少，幾乎無一例外把“紳董就職”和“冊”“糧”兩個字聯(lián)系起來，大到有軍師頭銜的石達開、李秀成、李世賢，小到芝麻綠豆官，幾無一人可以免俗。
所謂“冊”，是指“完糧納稅”的憑證，包括田冊、煙戶冊等等，有了這些憑證，就可以按圖索驥，征收賦稅；所謂“糧”，一方面指“完糧納稅”的“糧”，即田戶繳納給政府的田賦，另一方面則指現(xiàn)實意義的糧食。
任何一個政權(quán)都要靠賦稅支持，重視繼承前代遺存的稅賦憑證是普遍現(xiàn)象，對“完糧納稅”之“糧”予以重視，也不難理解。但太平天國的情況和歷朝歷代都不同，盡管全盛時期，這個政權(quán)曾跨踞數(shù)省，奄有數(shù)以十計甚至百計的郡縣，但其架構(gòu)，卻是頭重腳輕的，即中樞上層疊床架屋，設(shè)置了繁復(fù)的官員體系和政府機構(gòu)，越到基層卻越粗疏簡略，到了鄉(xiāng)鎮(zhèn)一級，則幾乎只剩下簡單的“就食”關(guān)系——“天兵天將”所經(jīng)之處要仰食于地方，交換條件則是提供保護，避免地方被其它勢力所騷擾。
由于這種頭重腳輕的架構(gòu)，加上太平軍各部自辦后勤，而缺乏統(tǒng)一的調(diào)撥機制，“完糧納稅”的“糧”實際上只對天京或省會的太平軍上層，充其量還對長期駐守的太平軍部隊有意義，而頻繁路過的“野長毛”則仍舊要靠強征和“打先鋒”（搶劫）度日糊口，甚至本地太平軍在賦稅不足以供應(yīng)時，也仍會撇開“冊”而直接征收現(xiàn)實意義上的糧食，甚至任何自己覺得需要的人、財、物，而要順利、迅速、圓滿、足額地做到這一切，一個諳熟地方、家世殷富的鄉(xiāng)官是不可少的，諳熟地方才能方便需索，家世殷富才能在需索不足時直接拿鄉(xiāng)官家產(chǎn)頂缸。
正因為太平天國逼人當官，實際上是為了解決供應(yīng)需要，因此被逼的士紳等類，也就只能去當最不起眼、最沒地位的鄉(xiāng)官，幾乎全無躋身高爵顯宦的概率。也正因為這，在“長毛”所到之處，“毛公”（紳士對“長毛”大官的恭維話）青睞的鄉(xiāng)官人選總是紳董、富戶，而最積極熱心的志愿者，卻往往是失業(yè)胥吏、幫閑光棍，因為前者對嗷嗷待哺的“長毛”意味著“備份糧庫”，而后者恰是一群無任何東西可以失去、卻覬覦著“富貴險中求”的冒險家。
（責(zé)任編輯：余江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