鹵園（孔貞燦）款古硯探秘（二）
" 鋚勒下薛氏誤多弌馬字"考
上期公眾號介紹了筆者收藏的鹵園（孔貞燦）款古硯，對硯臺右側面刻“鋚勒下薛氏誤多弌馬字”一行文字感到不解，本期來一探究竟。首先我們需要了解下“鹵園"(孔貞燦)為什么要在硯臺上刻這樣一句話，他是告訴我們什么？弄清楚這個問題，我們還是要了解“鹵園”（孔貞燦）這個人，前文已述，“鹵園”即西園，為孔尚任的族叔，也是他的老師，清初四氏學學錄，當時有名的文人、收藏鑒賞家。相傳孔貞燦著有《西園集》，現在已經下落不明，我們只能從孔尚任的著作文集中尋找蛛絲馬跡。 孔尚任在所編寫的《闕里新志》里告訴我們”四氏學”課堂所參考陳列的書籍，而孔貞燦是教授四氏學的學錄，可見是博覽群書的大儒。 正是孔貞燦的博學，孔尚任無論是赴京做官還是在外游歷，都經常與西園老師有書信往來，網上有孔尚任寫給孔貞燦的四封書信非常有趣，廣為流傳，前篇公眾號對其中兩封已經有所描述，這里再談其中另外一封： 大概是孔貞燦欲將自己的收藏珍寶結集出版請孔尚任作序跋之類，孔尚任認為西園老師的收藏之富可以媲美宋代周公，如果該書面世，則不在《過眼云煙錄》之下，也不輸《宣和博古圖》、《參古圖》等書，滿院的古玩重器與所著相互輝映，斗光爭彩，而自己的序跋則感形穢?？咨腥我苍栽倿槭詹毓磐娴男屑遥街?，文人藏家好友爭相拿出自己的得意之器與孔尚任分享?？咨腥螢榇诉€專門寫了《享金簿》一書。讓我們來看看有關對孔尚任《享金簿》的介紹和評價： “《享金簿》乃孔尚任述其所藏及經眼之書畫、金石彝器等物的一部專著。其中記述有關書畫題記八十二則，玉器十則，山石九則、樂器七則，請?zhí)?、鐘鼎、硯池各六則以及其它各種文玩計一百五十七則。對該物之來歷、出處、價值、特點等均有記載、考證?？芍^孔尚任考據散文之大成，可與藏書家之善本書識、題跋、亭記同觀。王士禛曾于《居易錄》中記載孔尚任對某些文物考據的觀點，予以首肯。其時，“漢學”尚未形成乾嘉學派，《享金簿》一書具有開一代考據風之先的的某些作用。黃賓虹等人曾在民國時期出版的《美術叢書》中予以刊載，可見其地位?！保ㄒ姟犊咨腥稳返谒膬裕@里略有整理）
孔尚任的收藏和經眼已經讓我們瞠目結舌，如果我們今天能夠看到孔貞燦的《西園集》，那必將更加感到震撼！對于我們現在想要了解“鹵園”（孔貞燦）款硯臺上所刻“鋚勒下薛氏誤多一馬字”的含義也能迎刃而解，這是非常令人遺憾的！為此我們不得為三百年前“鹵園”（孔貞燦）的考證而考證。 “鋚勒下薛氏誤多一馬字”，首先我們要找到有關薛氏“鋚勒馬”的出處。這個很容易，網上一查便知，乃宋代薛尚功所著《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石鼓文中“田車鼓”中可見！ 中華書局版薛氏《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輯存匯集了目前能夠看到的最好的版本，其中有存世僅有的宋代石拓本孤本，還薛氏《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的本來面目。對比之下，浙江古籍選用的于省吾刻本也名不虛傳。他們共同作證，薛氏（薛尚功）在他所著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中有關石鼓文“田車鼓”中的“鋚勒”下均有一個“馬”字！現在的問題是該一“馬”字何來"鹵園"(孔貞燦）所說的“誤多”！首先我們來了解下薛尚功和他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 薛尚功，字用敏，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宋紹興年間（1131—1162）以通直郎僉定江軍節(jié)度判官廳事。宋代金石學家，主要著作有《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二十卷。薛尚功在南宋高宗時任職。此書以呂大臨的《考古圖》、王黼的《宣和博古圖》為基礎，廣泛輯錄，收集從夏商到秦漢的銅器、石器銘文近五百件，考釋古器銘文，訂訛考異，詳加解釋。匯歷代考釋諸家之大成，有勘誤訂偽之功，對考據之學頗有裨益。在宋代集錄彝器款識的專著中，此書最為豐富，編次也較有條理。據南宋曾宏父《石刻鋪敘》，紹興十四年（1144）六月，江州郡守林師說為鐫刻置于江州公庫，計石二十四片。宋亡以后法帖原石不存。
為了驗證薛氏對于石鼓文文字的輯錄，我們有必要通過石鼓文的原石和原拓本來對照。這里必須要了解石鼓文的來龍去脈。 網上百科：
《石鼓》于唐代初出土于天興三疇原(今陜西省寶雞市鳳翔三疇原)，以后被遷入鳳翔孔廟。五代戰(zhàn)亂，石鼓散于民間，至宋代幾經周折，終又收齊，放置于鳳翔學府。宋徽宗素有金石之癖，尤其喜歡《石鼓》，于大觀二年(公元1108年)，將其遷到忭京國學，用金符字嵌起來。后因宋金戰(zhàn)爭，復遷《石鼓》于臨安(今杭州)，金兵進入汴京后，見到石鼓以為是"奇物"，將其運回燕京(今北京)。此后，石鼓又經歷了數百年的風雨滄桑。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為防止國寶被日寇掠走，由當時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主持，將石鼓遷到江南，抗戰(zhàn)勝利后又運回北京，1956年在北京故宮展出。
石鼓文迄今發(fā)現的我國最早的石刻文字，世稱“石刻之祖”。因為文字是刻在十個鼓形的石頭上，故稱“石鼓文”。內容介紹秦國國君游獵的10首四言詩，亦稱“獵碣”。今中國考古界一般認為是戰(zhàn)國時代秦國的遺物。石鼓文的字體，上乘西周金文，下啟秦代小篆，從書法上看，石鼓文上乘《秦公簋》（春秋中期的青銅器，銘文蓋十行，器五行，計121字。其書為石鼓、秦篆的先聲，字行方正、大方。橫豎折筆之處，圓中寓方，轉折處豎畫內收而下行時逐步向下舒展。其勢風骨嶙峋又楚楚風致，確有秦朝那股強悍的霸主氣勢。）法則，然而更趨于方正豐厚，用筆起止均為藏鋒，圓融渾勁，結體促長伸短，勻稱適中。古茂雄秀，冠絕古今。石鼓文是集大篆之成，開小篆之先河，在書法史上起著承前啟后的作用。是由大篆向小篆衍變而又尚未定型的過渡性字體。石鼓文被歷代書家視為習篆書的重要范本，故有“書家第一法則”之稱譽。石鼓文對書壇的影響以清代最盛，如著名篆書家楊沂孫、吳昌碩就是主要得力于石鼓文而形成自家風格的。
《石鼓文》主要以拓片行世，在唐代已有拓本，惜未傳。其后則以四明范欽天一閣所藏趙松雪家之北宋拓本為最古。該拓本為剪裱本，存字四百六十二字。清乾隆五十二年，海鹽張燕昌曾摹此佳拓，次年作《石鼓文釋存》，越一年摹于石，可惜此刻石已毀于道光十九年。
阮元重橅天一閣石鼓文宋拓本為?現在能夠見到的最接近原宋拓本的，奇怪的是阮元本《田車鼓》中“鋚勒”下的字雖然接近一半模糊不見，但剩余部分清晰可見，確實像一個馬字，重要的是馬頭下方還多了一拐類似大寫的“L”。這在宋代以后流傳的所有真?zhèn)瓮乇局羞@一點幾乎都是相同的，沒有疑問的，即便是現在已經磨損非常嚴重的原石上“馬”字頭下方的多出的這一筆“L”依然可見。除此之外，“馬”字后面原石應該在既簡之前還有兩個字模糊不清，但是薛尚功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沒有收錄，連空的位置都沒有留下，這個說明薛尚功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重點突出在法帖，就如我們今天臨寫古帖，只揀選其中清楚的字照著寫，那些模糊的可以不去管它。前人對此也有人吐槽，說薛尚功只是集前人的各種圖冊，難免拼湊錯訛。實際情況確實如此，如果薛尚功能夠親自看一下原拓或者原石也不至于犯如此低級錯誤。 馬敘倫在給石鼓文《田車鼓》考證注釋的時候也是認為“鋚勒”下“馬”字首下有“L”一筆，它是與馬字相關而不同于馬字的另外一個字，而且根據先秦詩歌特點認為類“馬”字重復。 對此民國時期金石專家商承祚在《石刻篆文編》一書也有比較詳細的考證。 遼寧美術出版社《古篆釋源》也收錄了這個說文有關馬聲篆文，來源是《玉篇》的解釋。 《石鼓文音訓》認為馬字非全部，可能是重文，如果作為偏旁有可能是“馯馯” 《 韶關學院學報》曾經載有徐寶貴的文章，他對前人的研究成果進行比較分析基本認同商承祚的觀點。 上海辭書出版社在《先秦詩鑒賞詞典》一書對此處類“馬”字與上同，也重文。 吳昌碩是書法大家，也精于金石考證，我們來看看他做了些什么。 我們從吳昌碩對于石鼓文的臨摹和創(chuàng)作中，我們不但看到他既有平常我們習慣的專揀拓帖中清楚好看的字練，同時也看出作為文人，書家、金石考據專家必定要表現出自己不同于常人的地方，顯示出自己在這一領域的卓越才華和地位，所以我們會看到他把“鋚勒”下那個與“馬”相關的字幾乎都考證個遍。 以上對于石鼓文《田車鼓》中首行“鋚勒”下有關“馬字”考證似乎有點繁瑣啰嗦，主要原因是無論是原石還是拓本我們能夠看到清楚依然清楚，不清楚的還是不清楚，各執(zhí)一詞，莫衷一是。即便是吳昌碩他的答案也是多選題，五花八門，這一點都不奇怪。 綜上所述，對于“鹵園”（孔貞燦）所謂“鋚勒下薛氏誤多弌馬字”的理解，我們認為無論薛氏的那個版本都不多一個“馬”字。相反薛氏之“馬”還有“缺腿少胳膊”之嫌。從歷經千年的田車鼓原石上我們還能清晰可辨那個“馬”字頭下方那明顯的類似L形的一拐，作為精于考證的薛尚功來說，應該不可不知。也許他認為從先秦詩歌的音訓來說，就是一個馬字讀音，因為其時類似的假借字非常普遍，但是不管怎么說，薛氏武斷地在“鋚勒”下安一“馬”字，還是令人感到詫異和不解?！榜R”字后面的兩個模糊不清的字，也被他完全忽略了，根本沒有空白備注，表現出令人難以容忍的草率。作為清朝初期，遠近聞名、到處游歷的詩人、收藏家孔貞燦來說，對薛尚功的做法不得不做出批評，也許他有關的長篇論文就詳細收錄在他的《西園集》里，他的文房古玩太多，憋不住又把自己的考證刻寫在家傳的這塊自署“鹵園”的古硯上，希望有學識的人能夠看到他的研究成果。當然，這個成果在今天的一般人看來也絕不是“多一馬”字這樣的可能，何況孔貞燦是精于金石這方面研究的人，可以說是什么樣的拓本沒有經眼？還是原石不曾看過？這種可能性幾乎都不太可能有。 孔尚任在辭官回鄉(xiāng)后，就常到孔貞燦的西園別墅和詩飲酒，欣賞各種古玩珍寶。
他對孔貞燦的“西園”有如下描述：“收貯彝鼎…海內人士謁闕里，無不過西園者”。 連這個名噪一時，自以為見過珍寶無數的孔尚任來說，相比較于他的族叔、老師孔貞燦還是小巫見大巫?！胞u園”者的考據能力不容置疑，正如前孔尚任給孔貞燦的書信所言，西園珍寶集的出版不亞于《考古集》諸書，而這幾種書正是宋代薛氏尚功寫成《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的基本依據。這就說明了孔貞燦對于彝鼎、石鼓等文字的研究非常深入，讓孔尚任這位給皇帝講書的博士都由衷折服。薛氏“鋚勒”下的錯誤多在于一個“馬”字，實際就是交給后人一篇考據要點，言簡而意深！
孔尚任因《桃花扇》成為婦孺皆知的名人，他的一點點收藏而成的《享金簿》被后來的學者奉為后來考據學派的先河，惜孔貞燦《西園集》之不存，否則，清初以來的考據學的歷史無疑將填上重重的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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