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化軍事變革浪潮中人應當如何自處？

來源：軍事文摘

作者：杜燕波、孫銘

隨著先進科技的迅猛發(fā)展，人工智能已經在許多方面超越人類了。無論是阿爾法狗（AlphaGo）在圍棋賽中大勝世界冠軍李世石，還是人工智能算法在“阿爾法狗斗”中擊敗美空軍F-16戰(zhàn)斗機資深飛行員，都給人們帶來極大震撼。按照這樣的發(fā)展速度，未來人工智能將擁有越來越多超越人類自身本領的“特異功能”。那么，在現代軍事體系中，人們應當如何與這些“身懷絕技”的人工智能共處呢？如何才能適應并駕馭軍事智能化，而不是在智能化軍事浪潮中滑入迷途呢？這顯然已經成為一個人們不得不關注的重要問題。

人或許是智能化軍事變革的最大短板

在這個技術定義軍事、定義戰(zhàn)爭的時代，人工智能無疑是智能化軍事變革最重要的因變量。但是當人們對人工智能技術孜孜以求的時候，很少有人意識到的是，人（而非技術）可能是智能化軍事變革的最大短板。當然，這并不是指人類在下棋、模擬空戰(zhàn)中敗給人工智能那些已經成為事實的顯式必然，也不是說自然人思考問題的腦回路速度遠遠低于機器速度，而是指其更深層次的悖因。正如人工智能發(fā)展史所顯示的那樣，人工智能（AI）建立在現代科學技術極大發(fā)展的基礎之上，在一代又一代科學家、工程技術人員前赴后繼的努力下一路高歌猛進。盡管也存在低谷期，但每一次理論與技術突破之后，都會迎來新一波加速發(fā)展期。當前人工智能在一些西方軍事強國軍事領域已經取得令人乍舌的巨大突破。相比而言，人的進化依然遵循古老的自然規(guī)律，今天人們的智力水平并不比古人高多少（盡管現代人掌握了比古代人更多的知識、更強大的工具），而且仍然要面臨生老病死的無解循環(huán)，任何崗位、任何領域人才的每次更新換代都意味著要完成一次徹底的“格式化”，每一批新人都得另起爐灶重新學、重新干。盡管可以假定新晉人員都是受過專門教育或訓練的“高素質人才”，盡管有資料留存與工作交接，但經驗、見識等無形的寶貴資產都可能隨著新老更替而大量流失?？梢姡说倪M化邏輯與人工智能的演化邏輯發(fā)生了嚴重錯位，這種錯位現象在實踐中將更多地表現為：人的思維范式與行動邏輯對人工智能的發(fā)展演化構成越來越強的束縛，使其巨大潛能無法得到解放。智能化軍事變革客觀上要求人與人工智能協調發(fā)展，因此從某種程度講，人或許已經成為智能化軍事變革的“最大短板”，而非人工智能技術本身。

卷積神經網絡

我國古代思想家莊子有句名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用這句話形容人與人工智能之間的關系再恰當不過了。人工智能（AI）可以視作人類科學技術發(fā)展的“皇冠”，它是以數學、計算機科學、生物學等基礎學科的長足進步為基礎長期積淀形成的，內核是各種復雜的算法，如卷積神經網絡算法（CNN）、回歸神經網絡算法（RNN）等。除非非常專業(yè)的人士，一般人并不懂其中的原理與運行邏輯。這就造成一種嚴重的割裂現象：一方面，專業(yè)人員需要長時間學習積累和工作實踐才能達到一定專業(yè)水準，才能進入人工智能領域有所作為，這個過程顯然是漫長而艱辛的，很容易產生莊子所說的“殆”、現代人所講的“專而不通”問題以及各類心理問題；另一方面，絕大部分人對人工智能的底層邏輯并不了解，很容易陷入迷惘，進而出現不考慮人工智能技術邊界、功能邊界而弱化、虛化、神化人工智能的種種錯誤認知。這些情況顯然都不利于人工智能的正常發(fā)展及各種場景應用。例如，一些文章一談到智能化戰(zhàn)爭便仿佛上天入海、無所不能，對仗工整有板有眼的表皮下卻沒有扎實可靠的邏輯支撐。

回歸神經網絡示意

超脫個體而從社會組織看，智能化的理想狀態(tài)應當是社會組織形態(tài)同人工智能內在秩序深度耦合、同頻共振。然而，現實情況卻并不如人意。從根本上講，這主要是由兩者之間的異質性決定的。對于社會組織而言，由于不同個體之間存在不同的品味、追求和利益訴求，整體上便表現為大量內卷、內耗等渦流化現象。這與人工智能力求簡潔化、流程化、高效率的本質要求完全不同。這兩種完全不同的內在秩序，決定了智能化轉型注定不會一帆風順。更重要的是，由于智能化轉型發(fā)展取決或嚴重受制于人這個本體，故而智能化的實際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會組織形態(tài)（而非人工智能）定義的。社會組織越龐大越復雜，就越受制于這個客觀規(guī)律。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組織形態(tài)，軍隊的優(yōu)點是以明確宗旨、目標為統領的高度集中統一，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內卷、內耗現象，但它的缺點也在于高度集中統一。換言之，軍事智能化客觀上要求軍隊適應人工智能（AI）的快速演進，但是軍隊在編制體制、裝備研發(fā)等領域的強大慣性使這種轉型非常困難。越是大國軍隊，越是高度集中統一，這種困難就越大。

如何成為人工智能的主人

毋庸置疑，人工智能蘊藏著巨大潛能。而這些潛能如何發(fā)掘、實際效能如何，則完全取決于它的主人。所謂“山高人為峰”，唯有順勢而為，遵循人工智能的內在機理與運行邏輯，積極主動作為，才能像古代將士騎馬打仗那樣駕輕就熟。最重要的是要做好如下幾點。

“黑箱”管理，掃除茫然。如前所述，人工智能對大多數人來說都是“黑箱”，這是無法改變的客觀事實；而人類對人工智能的迷茫與恐懼，多半源于這種對人工智能的認知缺失。因此，人們首先要做的就是對這些“黑箱”進行科學管理，使其關鍵信息對合適的人可見。只有對人工智能的技術邊界、功能邊界、倫理邊界、時空邊界及內在機理有正確的理解和清醒的認識，才能擦除人們內心的茫然及由此帶來的種種不切實際的錯誤認知。具體而言，人工智能系統開發(fā)要嚴格遵循國、軍標，嚴格遵循現代軟件系統開發(fā)的基本思想與規(guī)則（如模塊化、系列化、版本化、標準化原則），做好模塊封裝。區(qū)分系統論證、概要設計、詳細設計（包括算法設計）、軟件編寫、軟件測試等不同階段，在構建軟件系統的同時，全流程編制與存檔全套軟件資料，確保AI軟件系統（包括各功能模塊、標準接口）在技術層面對技術人員可見，并且可以在不同項目組之間無障礙遷移、升級。管理人員要善于學習，切實理解與準確把握AI技術現狀、每個AI系統的具體功能、版本階段及其對現代作戰(zhàn)裝備體系的實際貢獻率。

文理均衡，以文馭理。人是一種特殊的感情動物。古往今來，精神空間與人文關懷對每個人都必不可少。文藝復興以來逐步發(fā)展起來的理科對人而言僅是一種應時的“器物”，并不影響人之所以為人的本體。相比而言，人工智能純粹是建立在數學、計算機科學、生物學等現代科學基礎上的理科的產物。因此，人與人工智能的對立統一，從根本上可以視為文科與理科的對立統一。遺憾的是，文、理科這兩個共同生發(fā)于哲學的雙胞胎兄弟之間經常“打架”，而且總體上表現出理興文衰的明顯趨勢。現代大學及各個領域均存在明顯的工業(yè)化、數據化、指標化思維，不僅導致人文科學受到一定程度的侵蝕，而且致使許多科研項目在總體上被嚴重割裂或扭曲。這種狀況在人工智能領域表現得也十分明顯——人們很容易見到AI算法、AI項目、AI系統及某個AI系統的功能表現，但是在AI系統發(fā)展規(guī)劃、各AI系統之間的嵌套或互補關系、AI系統在某個社會領域（如軍事）中的角色作用究竟如何等方面卻很容易走偏走弱。要想使人成為人工智能的主人，就必須從根本上扭轉這種理興文衰的趨勢。理想狀態(tài)應當像聶榮臻元帥與“兩彈一星”元勛科學家錢學森那樣——聶帥負責方向把控、宏觀管理及對科研工作的全力保障，技術路線及所有技術管理問題都交由錢老全權負責，上演了新時代高技術領域的“將相和”。

倫理為綱，以倫制機。西方哲人講，“我思，故我在”“人類高貴，是因為體內流淌著道德和倫理的血液。”人是一種特殊的感情動物，能夠感知愛恨情仇，在歷史長河中逐漸形成寶貴的倫理，即關于“什么是對的、什么是錯的、什么應該做、什么不應該做”的基本道德判斷。相比而言，人工智能說到底最多是人類的一種“高級工具”，它沒有倫理概念，沒有疼痛、羞恥、遺憾、快樂、郁悶等情感要素。如果人工智能出錯或做出違背人倫的事情，受到傷害及心靈譴責的只有人本身。因此，必須旗幟鮮明地倡導人本主義——人始終是世界的核心；如果人本身受到侵害，藍天、白云、美食還有什么意義，要人工智能又有何用？因此，在人工智能發(fā)展過程中，必須以服務人為基本出發(fā)點與落腳點，必須以符合基本的人類倫理為最大規(guī)約框架。例如，克隆人那種極易造成人類倫理失序的行為應當受到嚴格禁絕。當然，同其他任何一種技術一樣，人工智能是一定會用于軍事或戰(zhàn)爭的，而且已經部分用于軍事或戰(zhàn)爭了。即便如此，也要遵循《日內瓦公約》《聯合國憲章》及戰(zhàn)爭法規(guī)定的基本的戰(zhàn)爭倫理，如不可濫殺無辜、不可慘無人道等。據悉，美西方國家已經就是否為無人機賦予更多“開火權”展開多年討論——當然，這并不是說美西方國家在戰(zhàn)爭倫理方面走在世界前列，而是說這些國家由于人工智能發(fā)展較快而更早地遇到這個戰(zhàn)爭倫理問題。

人工智能是沒有倫理概念和情感體驗的

依托AI，超越AI。人工智能在機器學習、模式識別（包括人臉識別、衛(wèi)星圖像判讀）等方面擁有超過人的速度和效率，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在此背景下，要想成為人工智能的主人，就要對人和人工智能之間的本質區(qū)別有清醒認知，找準人的相對優(yōu)勢持續(xù)發(fā)力，謀求“差異化發(fā)展”。那么，人類智慧與人工智能的本質區(qū)別究竟是什么呢？這種本質區(qū)別可以概括為：人類智慧是價值性的，人工智能是工具性的；人類智慧是非邏輯的，人工智能是邏輯的；人類智慧是發(fā)散的，人工智能是聚斂的；人的優(yōu)勢在于判斷復雜形勢，而人工智能的運用場景十分狹窄。那么，在人工智能發(fā)展過程中，人一定要超然于人工智能之上，對人工智能做到依托而不依賴；要努力讓人工智能的工具性、邏輯性、聚斂性臣服并服務于人的價值性、非邏輯性和發(fā)散性，使人工智能在人的智慧的規(guī)約下發(fā)揮功用。相反，值得警惕的是，人千萬不能被人工智能這種人創(chuàng)造出來的“高級工具”所左右甚至綁架。

如何適應和駕馭軍事智能化

講了“如何成為人工智能的主人”，“如何適應與駕馭軍事智能化”這個問題便基本清楚了。這兩個問題是層層遞進的關系，前者是更大范疇的宏觀思考，后者則是面向“軍事智能化”的具體考量。當然，正因為“軍事智能化”有其區(qū)別于一般智能化的特殊性，本節(jié)內容也就有了深入討論的必然性。上述帶有一般性普遍性的規(guī)律仍然適用。在此基礎上，下面結合新近爆發(fā)的俄烏沖突中涌現出來的、帶有智能化特征、對未來智能化戰(zhàn)爭演變具有啟示意義的“情報眾籌”作戰(zhàn)方式，重點強調如下幾點：

順時應變，積極更新智能化軍事理論。俄烏沖突中，烏方采用了一種名為“情報眾籌”的戰(zhàn)法：烏政府主導開發(fā)的某款智能終端App供烏普通大眾下載使用，每個烏克蘭人都可以隨時隨地拍攝俄軍裝備、人員并上傳至互聯網，然后由烏軍對俄軍部隊實施精準獵殺。這顯然是一種很“偏門”的打法，其具體作戰(zhàn)效能尚不得而知。

要成為人工智能的主人，就要適應智能化軍事理論

但是，這種令人腦洞大開的作戰(zhàn)方式本身足以表明：智能互聯網時代作戰(zhàn)方式正在發(fā)生深刻變革，且需引起軍事觀察家們的密切關注?？陀^地講，這種作戰(zhàn)方式極大地顛覆了人們對戰(zhàn)爭的傳統認知，之前世界各國軍隊各種先進軍事理論或作戰(zhàn)概念（如美軍提出的“多域戰(zhàn)”“分布式殺傷/作戰(zhàn)”“馬賽克戰(zhàn)”等作戰(zhàn)概念，特別是關于現代城市作戰(zhàn)的理論）都沒有慮及這種作戰(zhàn)圖景。這表明，智能化軍事理論創(chuàng)新尚存在想象不足的現象，未來確實大有文章可做。馬克思主義戰(zhàn)爭觀認為，“人類用什么樣的方式生產，就用什么樣的方式作戰(zhàn)?！边@啟示人們：研究智能化軍事理論絕不能就軍事而論軍事，不能在軍事或軍隊的圈圈里“打轉轉”，一定要把思維放到更廣闊的社會與歷史空間中、放到更敏感的科技變革中，從現代總體戰(zhàn)、多維多域戰(zhàn)的大視角考慮戰(zhàn)爭問題。只有超脫軍事看軍事、超脫軍隊看戰(zhàn)爭，只有從科學技術、生產生活、社會組織形態(tài)的大視野切入觀察與思考戰(zhàn)爭問題，才能夠準確把握現代戰(zhàn)爭形態(tài)演變規(guī)律，并制定出針對性強、靈活適用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

突出重點，著力研發(fā)智能化指控系統?！扒閳蟊娀I”的核心是那個專用App后臺的“云端大腦”；在“云端大腦”的強大支撐下，普通大眾只要動動手指便可產生對戰(zhàn)爭的正向貢獻率，而戰(zhàn)場上普通作戰(zhàn)部（分）隊及士兵也被賦予掌握戰(zhàn)場態(tài)勢和作戰(zhàn)（戰(zhàn)術）主動權的能力。這個“云端大腦”，放在軍事語境中，指的就是指揮控制系統。而這個“偏門”的典型案例折射出一個常識性道理：在現代信息化智能化戰(zhàn)爭條件下，指揮控制系統扮演著至關重要的核心角色。如果擁有先進指控系統，哪怕三代老舊武器平臺也可“化腐朽為神奇”；而一旦指控系統發(fā)生問題，那么即使有再先進的武器平臺也很難發(fā)揮實際作用，更惶論戰(zhàn)爭制勝。因此，現代軍隊信息化智能化轉型，必須緊緊扭住指揮控制系統這個“神經中樞”持續(xù)發(fā)力，千萬不能大水漫灌、撒胡椒面式稀釋掉寶貴的軍費資源（特別是信息化智能化方面的寶貴資源）。要借鑒“滴滴打車”“美團外賣”App等代表現代社會先進組織方式的商業(yè)運營模式，按照“基礎平臺（數據層）—業(yè)務中臺（服務層）—業(yè)務前臺（應用層）”的邏輯構架，實現指控軟件功能的模塊化、系列化、版本化，從源頭上剪除不必要的功能冗余、代碼冗余和多余的信息流轉環(huán)節(jié)，理順有違信息化智能化原則的運行邏輯，力求具備超強的簡潔性、穩(wěn)定性、適應性、敏捷性、韌存性與容錯性。

研發(fā)智能化智控系統可以提高武器利用率

勇于變革，適時調整智能化體制編制。根據馬克思主義唯物論，軍隊體制編制變革的基本依據是戰(zhàn)爭形態(tài)的演變，而戰(zhàn)爭形態(tài)在很大程度上具象化為現代作戰(zhàn)的組織指揮方式?？梢哉f，“有什么樣的組織指揮，就應當有什么樣的體制編制”；只有兩者匹配共振，才能最大限度地發(fā)揮與釋放戰(zhàn)斗潛力。那么，在這個信息網絡高度發(fā)達、人工智能方興未艾的時代背景下，過去那種高度集中式的指揮控制體制已經不適用了，迫切需要構建扁平化指揮控制體制和分布式作戰(zhàn)體系。此次俄烏沖突中，準備打城市戰(zhàn)的烏軍以分散的連、排甚至班為戰(zhàn)斗單元，他們在“情報眾籌”App的組織下形成若隱若現、形散神聚、機動靈活、進退有據的作戰(zhàn)體系。盡管烏軍總體上處于弱勢地位，且由于俄軍對烏大城市采取圍而不攻的策略而在戰(zhàn)場上沒有太大作為，但是從組織形態(tài)與編制體制上看，它并不輸于俄軍，甚至顯示出一定時代性與先進性。事實上，美軍“馬賽克戰(zhàn)”“分布式作戰(zhàn)”“多域戰(zhàn)”等先進作戰(zhàn)概念及以此為指導的各軍種轉型或變革，走的大致也是這條演進路線。這啟示人們：要在深刻領悟現代戰(zhàn)爭形態(tài)（特別是現代作戰(zhàn)組織指揮方式方法）演化的基礎上，不斷校準現代軍隊體制編制變革的總體方向、目標和原則，并以此為指導深化論證并適時修訂軍隊體制編制。

結語

本文的一個基本預設是：軍事智能化固然需要積極發(fā)展并運用人工智能技術，但其本質依然是軍隊形態(tài)變革或轉型，因而從根本上講依然是一個獨特的社會學問題。更進一步，軍事智能化涉及人們如何認識并因應人工智能的快速發(fā)展而做出心理調整及行動跟進，因而又是一個重要的認識論和實踐論問題。正因為此，本文主要從社會學、心理學、認知論的角度考察軍事智能化問題。希望能夠給人以有益啟發(fā)，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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