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門之變，源自于秦王李世民，與太子李建成的奪嫡之戰(zhàn)。
通常情況下，腦袋清醒的皇帝，在決定了太子儲君的人選后，往往會采取“強干弱枝”的策略，讓其他兒子對皇帝寶座死心，以免出現(xiàn)權力分散的多頭政治。
但李淵在這個問題上，顯然處理得一塌糊涂。
李淵作為唐朝的開國皇帝，當然，洞察全局是能力是不會差的。
但在他執(zhí)政的十年里，為什么會放任三個兒子自由發(fā)展私人勢力，而不加干涉呢？
其實，如果把視線放在公元617年晉陽起兵的大背景下，咱們就會發(fā)現(xiàn)，李淵也有不得已的原因。
在當時，只有搞多頭政治，才是唐政權奪取天下的最大勝算。
起兵之初，李淵的戰(zhàn)略布控，是“軍權四分”：由自己坐鎮(zhèn)中軍，長子李建成、二子李世民分領左右二軍，四子李元吉則鎮(zhèn)守晉陽大本營。
都說“上陣父子兵”，李淵這樣的安排，也有賭上全家創(chuàng)業(yè)的意思。而要讓兒子們拼命打仗，就必須授予他們足夠多的權力，尤其是軍權。
可以說，在隋末大亂那個混亂局勢下，李淵的大膽放權，是唐政權成為最后贏家的制勝法寶。
在這點上，咱要給李淵點個贊?。?！
李世民的權勢和威望，主要來自于唐朝在立國之戰(zhàn)中，歷次大小惡戰(zhàn)，積累的軍功。
617年，才20歲出頭的李世民，眼看隋朝氣數(shù)將盡，各路反王風起云涌。于是，鼓動李淵以晉陽為大本營，起兵反隋，在亂世中主動出擊。
當年六月，李淵軍順利拿下西河郡，打開了進入長安的通道。
第二年，李淵在長安稱帝，大封功臣，李建成為太子，李世民為尚書令、右武候大將軍，進封秦王，加授雍州牧，集軍、政于一身。
接下來，新生的唐政權，開始鏟除外部各大割據(jù)勢力。在6次大的統(tǒng)一之戰(zhàn)中，單單李世民參與指揮的，就有4次。它們分別是：
618年六月到十一月，平定西北薛舉、薛仁杲父子，被授予太尉,節(jié)制調(diào)度關東所有兵馬；
619年到620年四月，平定山西的劉武周，加封為益州道行臺尚書令；
621年六月，滅洛陽王世充、竇建德聯(lián)盟，生擒二王。四個月后加封天策上將封號、陜東道大行臺、領司徒，位在諸王公之上；
622年，擊敗竇建德殘留勢力河北劉黑闥，李淵加授李世民左右十二衛(wèi)大將軍。
這四次，屬于內(nèi)戰(zhàn)，唐軍打得是順風順水。
但此時，對唐政權最大的威脅，是來自北方草原的突厥。
624年，東突厥南下入侵，兵鋒直指國都長安。唐廷內(nèi)有人建議遷都，躲避突厥入侵。是李世民力挽狂瀾，僅率30騎兵跑去與頡利可汗談判，軟硬兼施讓突厥退兵。
憑借這一功勞，李世民被封中書令。
至此，李世民已經(jīng)升無可升了，李淵只能造出一個史無前例的“天策上將”頭銜，來授封這個戰(zhàn)功卓著的兒子。
不過，隨著統(tǒng)一之戰(zhàn)的結(jié)束，李淵起兵之初，向下放權的決策，逐漸顯現(xiàn)出負面作用來。
最大的隱患，就是太子李建成、秦王李世民、齊王李元吉，三個實力最強的兒子，在唐廷內(nèi)部，形成了三個各行其是的軍政小集團。
此時的李世民，也不過30來歲，正是雄心壯志的時候。于是，他以天策府為大本營，大肆招攬豪杰，為自己效力。
除軍功外，李世民也積極地在政壇，擴充自己的影響力。
早在洛陽之戰(zhàn)后，他就在秦王府中開設文學館，攻讀經(jīng)史子集等經(jīng)典，召集房玄齡、杜如晦、薛牧等十八人研究文學，號稱“秦王十八學士”。
這些心腹智囊，大部分都是望族出身，如房玄齡出身清河房氏、杜如晦出身京兆杜氏、薛牧出身于河東薛氏。
李世民因此獲得了眾多士族的支持，文臣武將兼?zhèn)洹?/span>
唐朝在初建時，很多配置還不完善，地位最高的三師空虛，李世民這個“天策上將”，兼任司徒、太尉兩職，實際上取代了三師的地位。
同時，唐朝在行政體制上，沿用的是隋朝的三省六部制。
三省之中，李世民先擔任執(zhí)行各項詔令的尚書令，再兼任起草詔令的中書令。而負責審核詔令的門下省長官陳叔達，是他的支持者。
之后，李淵雖然做過一些權力調(diào)整，李世民的勢力有所收縮，但還是保留了不少實權職位。
玄武門之變前，李世民是位列諸王公之上的天策上將，兼三公之一的太尉，和最高權力機構尚書省的長官，管理著六部，三省中有兩省被他掌握。
隨著李世民的地位攀升，作為皇帝的李淵，開始不高興了起來。
但凡當皇帝的，都想集權，都想全天下只有自己一個人說了算。這點，李淵也不例外，他并不想把軍權，都集中在李世民身上。
同時，在繼承人問題上，李淵經(jīng)歷過隋朝楊堅、楊廣父子相殘的歷史，深知廢長立幼是自取滅亡之道，所以堅持的是是嫡長子繼承制，立的太子是李建成。
因而，在李世民已出現(xiàn)尾大不掉的情況下，李淵動用手中的數(shù)萬禁軍，一邊強行壓住陣腳，將權力斗爭控制在政壇層面，另一邊拆解天策府的軍政班子，逐步清除掉李世民的影響。
623年，李淵以裴寂、蕭瑀為左右仆射，協(xié)助尚書令李世民，楊恭仁為吏部尚書，廢六部侍郎職位，著重加權于吏部；
625年，以天策府司馬封德彝為中書令，執(zhí)掌中書??；
626年，以裴寂任司空，原司空李元吉任司徒，和太尉李世民平起平坐。
上述這些人里，裴寂、楊恭仁是中立派，是李淵的心腹。封德彝明是秦王黨，卻在暗中支持太子，經(jīng)常在李淵密告秦王府的動靜。李元吉的齊王府，則早就跟李建成，結(jié)成了攻守同盟。
在李淵的布局下，李世民此時，其實已經(jīng)處于了下風。
李世民手握尚書省和天策府，朝廷里有門下省的支持，身邊有房玄齡、杜如晦出謀劃策，尉遲恭、秦叔寶做先鋒。
但同樣的，李建成有中書省的暗中幫忙，三公之一的李元吉是他最堅定的支持者，文有魏征、王珪，武有馮立、薛萬徹，齊王府有謝叔方等猛將。
兩方還各自組建有私兵。李建成有長林軍2000人，駐扎在東宮長林門。相比之下，李世民的天策府，玄武門之變時，能動用的兵力，只有800人。
更重要的是，李建成的嫡長子和太子身份，讓他在這場奪嫡之戰(zhàn)中，得以搶占道德制高點。
很明顯，如果按照眼下的走勢下去，用不了多久，李世民就會被扒光所有權力。剩下的人生，只能開啟“養(yǎng)豬模式”。
在李世民看來，要打破眼前的不利局面，只能跳出政壇的圈子，將斗爭的方式，拉回到自己最擅長的本領——打仗上來。
于是，就有了626年的玄武門之變！
玄武門之變，單就戰(zhàn)術來看，是一場埋伏戰(zhàn)。
為了制造埋伏的條件，李世民先是收買了禁軍首領常何、敬君弘。關鍵時刻，是這兩人關閉了玄武門，將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人馬，隔絕在伏擊圈之外，讓李世民成功完成了斬首行動。
李世民的第二個操作，是制造桃色新聞，彈劾李建成、李元吉兩人淫亂后宮，讓李淵召集兩人前來核實。隨后，就有了玄武門口袋陣的請君入甕。
李世民的第三個操作，史書上沒有明說，但給了線索。《資治通鑒》記載：
“上方泛舟海池”
也就是說，玄武門之變的時候，李淵在干嗎呢？泛舟游湖！
用腳趾頭想，李淵搞Patty的動態(tài)，也不正常。
一來，李淵召集李建成和李元吉進宮，是因為李世民告他們淫亂后宮。二兒子打小報告，說哥哥和弟弟把老爹您的小老婆給睡了，李淵還有心情游湖？
二來，玄武門是皇宮大門，皇宮能有多大？1000米*1000米＝100萬平米，夠大了吧？今天北京的紫禁城，是72萬平米。所以，李淵距離玄武門現(xiàn)場，頂多千把米的距離。
門口都殺聲震天了，李淵沒有反應？他手里他禁軍，也沒反應？
結(jié)論，只能是李世民搞了兩線作戰(zhàn)，早在玄武門開戰(zhàn)前，就已經(jīng)有另一支分隊控制了李淵。李淵沒法下令，被隔離成了“泛舟海池”，所以禁軍無法介入玄武門的戰(zhàn)局。
等到李世民擺平玄武門的戰(zhàn)斗，大勢已去的李淵，只能進入交權、讓位的程序。
玄武門之變，說到根上，是李淵在繼承人問題上，過于心慈手軟，下手得太慢。
作為開國皇帝，作為手握數(shù)萬禁軍的實權皇帝，他完全有實力，用更加強勢的手段，一勞永逸地剝奪掉李世民的軍權。
既然已經(jīng)確定了李建成的太子地位，其它勢力，該搞掉就要搞掉，該削權就削權。否則有兵、有將、有謀士、有皇族血統(tǒng)，李世民，李元吉，換誰，都是要找機會搞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