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隆中對》試析
諸葛亮是我國古代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他先后輔佐劉備、劉禪父子，為創(chuàng)立蜀漢基業(yè)、為“興復漢室”統(tǒng)一天下的大業(yè)，北伐曹魏，耗盡了畢生精力。諸葛亮在輔佐劉備、劉禪父子中取得的業(yè)績和忠于蜀漢的“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受到歷代人們的稱頌。而諸葛亮這一切成就的取得，都與其著名的《隆中對》(也稱《草廬對》)的戰(zhàn)略決策有著十分緊密的聯(lián)系?！堵≈袑Α肥侵T葛亮對漢末時代風云觀察的杰作、蜀漢政權立國的建國方略，同時也是諸葛亮善于審時度勢，決策北伐的戰(zhàn)略方針。本文試就此作一探討，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一、諸葛亮《隆中對》產生的社會背景
東漢末年，由于東漢王朝的殘酷壓榨和自然災害的猛烈襲擊，廣大的農民家破人亡，顛沛流離，無以為生，被迫挺而走險。東漢靈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在張角兄弟的領導下，爆發(fā)了著名的黃巾起義。起義軍用黃巾裹頭，呼喊出“蒼天當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號，義軍到處，“所在燔燒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日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川黃巾起義的浪潮迅速席卷了長江以北的廣大地區(qū)，沉重地打擊了東漢豪強地主的反動統(tǒng)治。面臨滅頂之災的東漢王朝為了維護風雨飄搖的統(tǒng)治，急忙調兵遣將，向農民起義軍瘋狂反撲；各地的豪強勢力也趁此機會招兵買馬，加人鎮(zhèn)壓農民起義軍的行列。
經過黃巾起義沉重打擊，東漢王朝已經是奄奄一息，名存實亡了。而在鎮(zhèn)壓黃巾起義的過程中，“豪杰并起，跨州聯(lián)郡者不可勝數。”各地的軍閥勢力紛紛擁兵自重，割據一方。經過十多年的火并廝殺，公孫瓚占據幽州；公孫度占據遼東；袁紹占據冀州、青州、并州；袁術占據揚州；曹操占據充、豫二州；劉表占據荊州；孫策、孫權占據江東；韓遂、馬騰占據涼州；劉焉、劉璋父子占據益州，唯獨劉備沒有固定的地盤，率領部隊輾轉四方，先后依附于公孫瓚、曹操、袁紹、劉表等。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迎漢獻帝到許，政治上取得了“挾天子以令諸侯”圖的有利地位。并先后率軍消滅了呂布、袁術、袁紹等割據勢力，占領了冀、幽、青、并等州，平定了北方，大有一舉平寧南方，一統(tǒng)華夏的趨勢。
諸葛亮出身名門氏族，少時就才華橫溢，超群出眾。史稱其“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三國志·諸葛亮傳》記載：“諸葛亮字孔明，瑯邪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后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為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諸葛玄為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于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穎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諸葛亮就是在東漢末年的戰(zhàn)亂年代出生成長起來的，他親眼目睹了戰(zhàn)亂給百姓造成的家破人亡的痛苦。特別是諸葛亮隨同叔父諸葛玄南下過程中，沿途那種“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的凄涼悲慘景象，更是在年青諸葛亮的心靈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同時也為后來諸葛亮立志消除分裂割據，統(tǒng)一天下奠定了思想基礎。公元197年諸葛玄病逝，年方十七歲的諸葛亮就開始了獨立生活，“躬耕隴畝”于湖北襄陽以西二十里的古隆中。在隆中，諸葛亮度過了十個寒暑春秋。
諸葛亮高臥隆中，“躬耕隴畝”的十年，過的也并非是與那種世隔絕的世外桃源生活。在隆中，諸葛亮認真研讀史籍，總結歷代興亡的經驗教訓；密切注意當時的政治形勢，冷靜地觀察與分析各個政治集團實力的消長和斗爭的成敗。并且經常與當地及因避戰(zhàn)禍而流亡到荊州的名士司馬徽、徐庶、石廣元、孟公威等人縱論時局變幻，交換政見，暢談未來。
他最佩服春秋時期齊國的名相管仲和戰(zhàn)國時期燕國的名將樂毅，并“每自比于管仲、樂毅”，立志要象管仲、樂毅那樣，干一番有益于天下統(tǒng)一的事業(yè)。為此，諸葛亮高臥隆中，靜觀天下風云變幻，等待時機，期遇明主，以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宏偉抱負。
怎樣才能夠實現自己的鴻鵠之志呢？綜觀其時軍閥混戰(zhàn)的結果，到赤壁戰(zhàn)前，只剩下了曹操、孫權、劉備、劉表、劉璋、公孫度、韓遂、馬騰等人。那么，為什么諸葛亮不投靠已經平定了北方，并“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曹操，或是已“據有江東，已歷三世”的孫權，而要為四處奔走，無固定的地盤的劉備出謀劃策呢？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1．雖然曹操實力最強，政治上取得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有利地位。并先后率軍消滅了呂布、袁術、袁紹等割據勢力，占領了冀、幽、青、并等州，平定了北方，大有一舉平定南方，一統(tǒng)華夏的趨勢。但諸葛亮深知，曹操的手下有荀彧、郭嘉等一批賢才謀士，如投其帳下，難以其施展才能。同時東漢王朝雖已名存實亡，但在漢末士人中仍有較大的影響。在許多漢末士人的眼中，曹操名為漢承相實為漢賊。道不同不相為謀，諸葛亮自然不肯為其出謀劃策。
2．孫權雖據有江東之地已歷三世，但其缺乏統(tǒng)一天下的雄心，而諸葛亮志在結束分裂割據，完成統(tǒng)一大業(yè)。況且孫權承繼父兄基業(yè)，屬下早已有張昭、周瑜等一批元老重臣。諸葛亮深知如到孫權之處，同樣難以施展其蓋世之才。因此，在張昭薦亮于孫權時，諸葛亮不肯留下，人問其故，諸葛亮曰：“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亮而不能盡亮，吾是以不留。”
3．劉備在當時雖無立足之地而依附于荊州劉表，但自起兵以來，雖屢經挫敗，壯心不已，為時人所敬重。就連曹操也認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劉備)與操耳。”諸葛亮審時度勢，認為劉備可以奪取荊州、益州作為立國之基，效法高租劉邦，成就帝業(yè)。同時劉備身邊一直缺乏真正的謀略之士，諸葛亮認為自己輔佐劉備，可以充分發(fā)揮自己的才干，實現其抱負。因此，當劉備三顧茅廬時，諸葛亮欣然應允出山輔佐劉備。
二、《隆中對》躊躇滿志，制定天下三分和北伐戰(zhàn)略
東漢建安十二年(207年)，諸葛亮的好友徐庶向劉備推薦了諸葛亮。而此時劉備正依附于荊州牧劉表門下，盡管劉表以宗室之誼對劉備待以上賓之禮，讓劉備所部屯兵新野(今河南新野)。但劉備作為一代梟雄并不甘心寄人籬下，急切地盼望壯大實力，以求能實現其逐鹿中原的大志。劉備對諸葛亮其人是早有所聞，據《襄陽記》載：“劉備訪世事于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杰。此間自有伏龍、風雛。”因此，當徐庶力薦諸葛亮時說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愿見之乎？”四十七歲的劉備便迫不及待地冒著隆冬的嚴寒和大雪，三往隆中，向年方二十七歲的諸葛亮請教統(tǒng)一天下的大計。在《三國演義》中，羅貫中將“三顧茅廬”描述成了一段十分精彩的故事。諸葛亮認為劉備是與他志同道合，可以信賴的明主，便把自己對當時社會形勢的觀察與分析和盤托出，并且針對劉備集團的處境，向劉備提出了一套完整的三分天下，建基立國和北伐中原的戰(zhàn)略方針，這便是著名的《隆中對》。
《隆中對》曰：“自董卓以來，豪杰并起，跨州聯(lián)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于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聯(lián)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是因之以成帝業(yè)。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于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yè)可成，漢室可興矣。”
從《隆中對》中我們可以看出，《隆中對》是諸葛亮對當時政局的看法，并且針對劉備集團無根據地的處境提出的具有遠見卓識的戰(zhàn)略方針。概括起來，諸葛亮《隆中對》的內容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1．當時的形勢是“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而荊州和益州乃用武之地，應利用荊州劉表、益州劉璋不能守成的機會，“若跨有荊、益，”取代割據荊、益的劉表、劉璋，建立起可靠的根據地，與曹操、孫權三分天下。
2．在奪取荊州和益州的同時，利用“帝室之胄，信義著于四海，”的聲望，招攬人才，“內修政理”，逐步增強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
3．在益州要妥善處理好與西南地區(qū)少數民族的關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解除以后北伐時的后顧之憂。
4．在荊州要“外結好孫權，”與孫權建立抗擊曹操的聯(lián)盟。待“天下有變，”再分兵兩路，“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于秦川，”如果這樣的話，劉備“則霸業(yè)可成，漢室可興矣。”
綜觀后來的歷史進程，諸葛亮在《隆中對》中對當時形勢的分析，基本上是符合客觀實際的，為劉備集團制定的戰(zhàn)略決策，大體上也是行之有效的。
三、《隆中對》的歷史局限
在《隆中對》中，諸葛亮為劉備分析了當時形勢后，又為劉備謀劃了“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yè)可成，漢室可興矣”建基立業(yè)的宏偉藍圖。應該說，諸葛亮在《隆中對》中的形勢分析和提出的戰(zhàn)略決策基本上是正確的和可行的，但同時也存在著它的困難和局限，這在后來形勢的發(fā)展中逐漸顯現出來，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首先，“跨有荊、益”和“外結好孫權”存在著極大的矛盾。在《隆中對》中，諸葛亮為劉備制定了首先奪取劉表的荊州和劉璋控制的益州為根據地，然后“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劉備“率益州之眾出于秦川，”“北定中原，興復漢室”的宏偉藍圖。但是，荊州“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聯(lián)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占有荊州，向南可威懾江南，進而掃蕩割據江東之地的孫吳；向北可出兵宛、洛，北定中原。因此爭奪荊州，無論是對曹操、劉備、孫權都至關重要。在赤壁戰(zhàn)前，面對來勢洶洶的曹操大軍，唇亡齒寒，共同的利害關系，使劉備、孫權結成抗曹聯(lián)盟。赤壁之戰(zhàn)曹操戰(zhàn)敗，退出了對荊州的爭奪，而赤壁戰(zhàn)后，劉備與孫權荊州爭奪的序幕就拉開了。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孫權“以備已得益州，令諸葛瑾從求荊州諸郡。備不許……(孫權)遂置南三郡長吏，關羽盡逐之。”為爭奪荊州地區(qū)，吳、蜀不惜兵戎相見。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劉備集團留駐荊州的大將關羽率軍攻打曹魏占領下的樊城，水淹曹操派來援助曹仁的于禁所督七軍，“羽威震華夏”，曹操甚至“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劉備集團勢力的發(fā)展，不僅對曹魏集團是一種威脅，對孫吳集團也是嚴重的威脅。在這種情況下，曹操和孫權又暫時結成同盟。孫權趁關羽出兵樊城，后方空虛的時機，命大將呂蒙襲取荊州，斬殺了關羽。
蜀漢章武元年(公元221年)為了奪回荊州，劉備不惜傾巢出動，沿長江而下伐吳。夷陵之戰(zhàn)，蜀軍大敗，劉備的蜀漢再也不能對孫吳構成威脅，這時倒是曹魏對孫吳的威脅更加顯現。于是，孫吳向蜀漢“遣使請和”，蜀漢與孫吳又結成了抗曹聯(lián)盟。由此可見，“跨有荊、益”和“外結好孫權”之間是存在著極大的矛盾，是有一定條件的。
二、荊州的失去，使得北伐的基礎發(fā)生了極大的變化。同時，隨著時間的推移，諸葛亮《隆中對》“則霸業(yè)可成，漢室可興矣”的提法，也逐漸了失去了原有的號召力。諸葛亮《隆中對》認為在軍事戰(zhàn)略上要分兩步走：首先利用荊州牧劉表、益州牧劉璋的弱點，不失時機地奪取荊、益二州；然后再以荊州、益州為根據地，等待時機成熟，兩路出兵，對曹魏實施兩面夾擊，以達到逐鹿中原，興復漢室的目的。在以后的一段時間，形勢也正是按照諸葛亮提出戰(zhàn)略決策發(fā)展的，劉備集團先后奪取了荊、益二州。此時真可謂萬事俱備，只欠“天下有變”的東風了。
然而，荊州的失去，使得后來諸葛亮北伐時的條件，已異于《隆中對》中提出的北伐戰(zhàn)略條件。失去荊州，使得蜀漢政權處于偏安一隅的窘境，經濟實力大大削弱，軍事上喪失了“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與“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于秦川”遙相呼應，兩面夾擊曹魏的可能。
盡管諸葛亮后來與孫吳重修盟好，解除了可能來自孫吳方面的威脅。同時諸葛亮對蜀漢政權在政治上加強治理，整頓吏治，舉賢任能，調整了蜀漢集團內部，主要是隨劉備入川的荊州集團和原屬劉璋的益州集團的關系；經濟上則大力獎勵耕戰(zhàn)，務農植谷；軍事上治戎講武，為北伐作準備。經過幾年的勵精圖治，蜀漢出現了“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的局面，訓練出了一支十余萬人的精兵。為了安定蜀漢的后方，解除北伐的后顧之憂。蜀漢建興三年(公元225年)，諸葛亮經 過兩年的準備，親率大軍南征，“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迅速平定了南中四郡南夷首領的叛亂。同時，又得以征收南中地區(qū)出產的金、銀、丹漆、耕牛、戰(zhàn)馬等物資以給軍國之用；并挑選勁卒萬人編入蜀軍，號曰“飛軍”，加強了蜀漢的軍事實力。但僅管如此，蜀漢與曹魏、孫吳相比，在經濟上和軍事上都還是最弱的。
為了完成“興復漢室，還于舊都”統(tǒng)一天下的大業(yè)，諸葛亮從蜀漢建興六年(公元228年)春開始，到蜀漢建興十二年(公元234年)八月病死北伐軍中，七年中先后五次興兵北伐曹魏。以諸葛亮之才，嘔心瀝血，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然而卻功敗垂成，收效甚微?？陀^地講，北伐的失敗，與其北伐時的條件已異于《隆中對》時提出的北伐戰(zhàn)略有關，蜀漢和曹魏兩國力量過于懸殊，蜀漢以一州之力難以蹈覆雄據九州之地的曹魏，失敗是必然的。唐代大詩人杜甫對諸葛亮十分崇敬，他在《蜀相》詩中寫道：“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對諸葛亮北伐未能成功深感惋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