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1月1日,毛澤東（右）、朱德（左）和包瑞德（中）在延安。（圖片來自網(wǎng)絡）
1944年7月22日到1947年3月11日，延安曾經(jīng)生活過一支特殊隊伍——美軍中緬印戰(zhàn)區(qū)駐延安觀察組，簡稱美軍延安觀察組，代號“迪克西”使團，其任務主要是收集共產(chǎn)黨軍隊已獲取的日軍情報和共產(chǎn)黨根據(jù)地政治軍事各方面綜合情況，并協(xié)調營救被日軍擊落的美軍飛行員。戴維·D·包瑞德為其首任組長，從組建開始到當年12月去職，在5個月時間內，與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人朱德、周恩來、葉劍英等多有交往，雖與毛澤東接觸不多，但在其1969年所著《美軍觀察組在延安》一書中卻頗有記述。包瑞德，時任美軍上校，曾長期在中國生活，熟悉北京話，與國民黨當局有密切歷史關系，其立場與共產(chǎn)黨不同，但總體上仍能“以美國軍人那種超脫于政治之外的眼光”看待共產(chǎn)黨，對毛澤東等人的記述也體現(xiàn)了“當時在現(xiàn)場”的歷史觀。須知，包瑞德寫作出版此書時，美國的政治氣候是“中國不僅在一般意義上是一個棘手的題目，而且為中國共產(chǎn)黨說任何好話，即使是為二十五年以前的他們說好話，都要冒得罪某些人的危險”。所以，1970年該書出版后，即引起史學界高度重視，成為研究這一段歷史的主要參考書。本文僅就書中有關毛澤東的內容作些引述，看看在包瑞德和毛澤東的交往。
包瑞德雖然是觀察組組長，但負責政治方面是另一成員謝偉思，故當時接觸黨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的主要是謝偉思，謝偉思與毛澤東交談甚多。不知道在到延安之前，包瑞德對毛澤東有何印象，事實上當時“國民政府極力阻撓外國人特別是美國外交官獲得關于共產(chǎn)黨的真實消息，對新聞記者則采取壓制手段”。抵達延安當天，毛澤東即委托周恩來向包瑞德轉達，“對您的安全到達表示慰問”。之后，毛澤東請包瑞德吃過兩次午飯。吃飯時，他注意到毛澤東的方言很難懂，但是飯桌上與大家談話的氣氛卻是完全自由的。不過，他后來于10月30日聽到了毛澤東在有醫(yī)學、文化、教育等大單位參加的會議上演講，因為毛澤東可能作了特別的努力來避免說家鄉(xiāng)話，所以在理解其大部分演說時，就幾乎沒有什么困難。
正是這次演說，毛澤東給包瑞德留下了一個極好的演說家印象。包瑞德回憶說：“他總是神態(tài)自如。當他清楚地、有效地提出他們的觀點時，他并不咆哮如雷，也沒有看天空、敲桌子等不自然的表情。因為我在場，他可能有意回避責罵委員長（指蔣介石——筆者注，下同）和國民黨。他引用的辛辣幽默的民間諺語，不時引起聽眾一陣陣大笑。如果有過一個演講家通過手勢吸引他的聽眾，那么就正是毛澤東?！?/p>
毛澤東、朱德和包瑞德 （右一）等在延安機場（圖片來自網(wǎng)絡）
毛澤東參加跳舞，也給包瑞德留下了深刻印象。包瑞德在延安時正好多是好天氣，觀察組常常被邀請到稱作“梨園”的果樹林里去跳舞。一些對延安的每一件事都感到新奇的記者很樂意參加這樣的舞會。他看到毛澤東和其他共產(chǎn)黨領導人也來跳舞。他用了一整段話回憶說：“毛澤東穿著白襯衫，黑褲子，沒有制服。他和其他客人一樣，平等地站在隊伍里，準備接受領頭的姑娘的邀請。姑娘們大部分梳著垂在背上的長辮子，那個領頭的姑娘以標準的邀請方式對毛澤東說：'主席，請和我一起跳舞?！卑鸬抡J為，毛主席在公開場合的活動完全是不拘禮節(jié)的。他特別記得，有一次毛澤東參加一個軍事表演，表演是在一個露天場地進行，為觀眾提供的座位是一些粗糙的木制長凳，毛澤東在一條凳子上坐下，并熱情地邀請他同坐一起觀看。
更讓包瑞德印象深刻的是毛澤東的警衛(wèi)工作。對此，他把延安和重慶作了對比：“在重慶，我們所到之處都能看見警察和衛(wèi)兵；在延安，我所見到的地方，包括第十八集團軍總指揮部，都沒有一個衛(wèi)兵。在毛澤東樸素簡陋的住處前面，即或有什么人在站崗，這對于一個偶然的過路人來說，也是不顯眼的?！彼吹矫飨诠_場合出現(xiàn)時，經(jīng)常是步行，或者乘坐一輛封閉式救護車，而這輛車當時是共產(chǎn)黨唯一的機械化交通工具。毛澤東出現(xiàn)時，沒有衛(wèi)兵和便衣人員組成的封鎖線，“而委員長在公開場合出現(xiàn)時，卻總是被這種封鎖線包圍著”。包瑞德認為：“如果有什么人打算暗殺毛澤東，在我看來似乎是非常簡單的，但事后逃脫就是另外一碼事了。從延安到政府控制區(qū)（指國民黨政府——筆者注）有很長一段路程，而這一帶共產(chǎn)黨控制地區(qū)始終保持著對任何人的嚴格檢查。除非暗殺者是共產(chǎn)黨內部的人，否則他就會清楚地暴露出來。”與毛澤東警衛(wèi)工作相關的，包瑞德曾經(jīng)問過周恩來延安言論自由的問題：“一個普通公民也能在《解放日報》上從對立的角度自由地批評毛主席嗎？”“當然可以”，周恩來回答他，“但是沒有一個人想從對立面批評毛主席。”
包瑞德既看到了毛澤東平常不拘禮節(jié)的一面，通過參與赫爾利將軍與毛澤東的會談，又讓他感受到了毛澤東的堅強。作為美國總統(tǒng)特使，赫爾利將軍于1944年11月7日飛抵延安，充當國民黨政府和延安共產(chǎn)黨人之間關系的調停人。到11月10日離開延安時，赫爾利和毛澤東、周恩來等共進行了四次會談，包瑞德全程參與。他回憶說，8日上午舉行第一次會談，赫爾利似乎對國民政府和共產(chǎn)黨人均持中立態(tài)度，指出深信委員長和毛主席都是渴望實現(xiàn)祖國統(tǒng)一與和平的真誠的中國愛國志士。然后向毛澤東遞交了一份文件，文件中共列有五項條款：“1、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chǎn)黨為了盡快打敗日本、重建中國，將為統(tǒng)一全國武裝力量而一道工作。2、中國共產(chǎn)黨的部隊將遵循并執(zhí)行中央政府及中央全國軍事委員會的各項命令。3、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chǎn)黨將擁護孫中山關于在中國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各項原則，雙方將奉行旨在促進政府民主進程之進步和發(fā)展的各項政策。4、中國將只有一個國家政府和一支軍隊。共產(chǎn)黨部隊的所有官兵經(jīng)中央政府改編后，將依其軍階獲得與國家軍隊相同的薪水和津貼；所有部隊在分配槍支彈藥和軍需品方面，將享受相同待遇。5、中國政府承認并將使中國共產(chǎn)黨作為一個政治黨派合法化。中國的一切正常均將被賦予合法的地位。”包瑞德說：“這些不同尋常的措辭沒有避過毛主席，因為條款一經(jīng)讀畢他便馬上詢問，這五條代表了何人的思想。”“我認為毛主席是想知道委員長本從是否同意所有被提出的觀點。將軍說，委員長已經(jīng)同意了。”
第二次會談于8日下午舉行。會談中毛主席占據(jù)了主導地位。包瑞德回憶說，說了幾句彬彬有禮的挖苦話以后，毛主席便著手抨擊委員長及國民政府，坦率地指出中國必須有一個由國民黨、共產(chǎn)黨和其它黨派組成的聯(lián)合政府，為此而改組政府是必要的。毛澤東坦率地宣稱，國民政府的軍隊已經(jīng)沒有作戰(zhàn)能力，因為它的195萬軍隊有77.9萬被用于監(jiān)視共產(chǎn)黨，而余下的則在近來與敵人的所有戰(zhàn)斗中落荒而逃。國民黨部隊一名列兵的薪水僅僅夠買一盒中國香煙，而共產(chǎn)黨的士兵吃得好，穿得暖，身體健康。蔣介石的士兵饑寒交迫，許多人體弱多病，以至于不可能作短途行軍。赫爾利對此進行了反駁，并承認國民政府內部確實存在某些貪污腐化的事實，說委員長打算在全國軍事委員會中給中共一個席位，以證明他希望與共產(chǎn)黨人達成協(xié)議。毛澤東明確指出此舉毫無意義。赫爾利兩三強調這樣至少能讓共產(chǎn)黨人的一腳邁進大門之內，毛澤東卻反駁道，如果一個人雙手被縛，即使他的一條腿邁進大門也無濟于事。最終，赫爾利說：“主席，如果您認為委員長邀請您參加聯(lián)合政府的各項條款不夠公平，那么您依哪些合適的條件才樂意參加呢？”毛澤東回答，他希望有點考慮的時間，他還需要和黨的其他領導人商量，并建議第二天下午再進行會談，提出自己關于協(xié)議的建議。
毛澤東（左二）、朱德（右二）、周恩來（右一）等在延安機場迎接赫爾利。（圖片來自網(wǎng)絡）
9日下午舉行第三次會談，毛澤東把自己的建議交給了赫爾利。赫爾利表示愿意仔細研究，并于明日上午再行會談，提出他的建議。10日上午，會談最終達成了《共產(chǎn)黨五點建議》：“1、 中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chǎn)黨為了盡快擊敗日本、重建中國，將為統(tǒng)一全中國的武裝力量而共同工作。2、 現(xiàn)在的國民政府將改組成為包括所有抗日黨派和無黨派政治團體的代表在內的全國聯(lián)合政府。將頒布并實施一項新的對軍事、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諸方面事務進行民主改革的政策。同時，全國軍事委員會也將改組成為包括所有全部抗日軍隊的代表在內的全國聯(lián)合軍事委員會。3、 全國聯(lián)合政府將擁護孫中山關于在中國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各項政策。全國聯(lián)合政府將奉行促進進步與民主的，倡導正義的，允許信仰、出版、言論、集會結社等自由的，保證向政府請愿上訴、人身不受侵犯、遷徙自由的各項政策。全國聯(lián)合政府還將奉行使免于恐怖和匱乏的自由權利得以生效的政策。4、全體抗日軍隊將遵循并執(zhí)行全國聯(lián)合政府及全國聯(lián)合政府聯(lián)合軍事委員會的命令，并將得到政府和軍事委員會的承認。將公平分配得自國外的軍用物資。5、 中華全國聯(lián)合政府承認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chǎn)黨及所有抗日黨派的合法性?！卑鸬禄貞?，上述條款上赫爾利將軍漂亮的手書十分清晰。赫爾利對毛澤東說：“主席，你我在這些條款上簽字吧。我認為這是適宜的，它表明我們經(jīng)過考慮認可了這些條款的合理性。”條款的文本放在一塊石板上，毛澤東不是蓋圖章，而是象美國人簽署支票一樣在兩份文本上簽了名。當赫爾利準備簽字時，又對毛澤東說：“毛主席，您當然理解，雖然我認為這些條款是合情合理的，但我不敢保證委員長會接受它。”
赫爾利的擔心成為了現(xiàn)實。蔣介石沒有接受這些條款，11月17日，宋子文向赫爾利遞交了《中國政府代表的第二個反對草案》，全盤推翻了《共產(chǎn)黨五點建議》。同一天，赫爾利被任命為駐華大使，他要求包瑞德直接和毛澤東會談國民黨政府的第二個反對草案。12月8日下午，是包瑞德“永遠不能忘記的一次經(jīng)歷”，他和毛澤東、周恩來兩位共產(chǎn)黨領袖會談，其結果可想而知。包瑞德再次領略了毛澤東的堅強。他回憶說：“在整個會談中，毛主席的態(tài)度十分強硬。他未對我失禮，但是有幾次他大發(fā)雷霆，他不斷高喊：'我們將不再讓步！’'蔣介石那個王八蛋！’'如果蔣介石在這里，我要當面痛罵他一頓?！艺f，我認為依委員長的看法，'五點建議’是逼他下臺的手段。這句話特別激怒了毛主席，他'呼’地一下站起來，大聲說道：'他早就應該下臺了！’周將軍從不動怒，他異常冷靜，以平靜的話語支持毛主席所說的每一個問題，會談結束時，我感到，對于兩位聰明、無情、堅定的領袖，我所談的都是白費唇舌，他們絕對相信他們的地位所具有的力量?！睍劷Y束包瑞德離開時，毛澤東把他送到門口，對他說：“上校，您是真正在為中國的和平而呼吁，難道不是嗎？”包瑞德內心想：“的確，我是在為和平而呼吁?！?/p>
在這次會談后，包瑞德于12月底再次從重慶返回延安，與毛主席商談討論“當時正在歐洲服役的一個美軍空降師可能要派到中國來”的問題。然而，正是因為這次行程，包瑞德被免去“迪克西”使團的職務，結束了延安使命，也結束了和毛澤東的接觸交往。
當回憶美軍延安觀察組這一段歷程時，包瑞德說：“許多人，包括我本人，對延安共產(chǎn)黨政權基本上持贊賞態(tài)度的一個原因是，那里的一切事物所具有的外貌是絕大多數(shù)美國人都傾向于贊同的?！薄拔彝耆敢獬姓J，我在某些方面是過分地被共產(chǎn)黨打動了?！边@種“打動”，應該有毛澤東的一份功勞在內，否則，他就不可能在不算長的回憶錄中記述著如此多有關毛澤東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