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發(fā)于明崇禎年間的“登萊之亂”（亦稱“孔有德之亂”），是膠東歷史上的大事件。其戰(zhàn)事雖主要發(fā)生在半島一隅，但影響卻體現(xiàn)在全局層面，很大程度上加速了“明亡清興”的進程。
正因為有著深遠的影響，“登萊之亂”也儼然成為明末歷史研究中的一個熱門話題，與之相關的著述甚多，不勝枚舉。
不過，以往的著述大多將重點放在登州城以西的萊州等區(qū)域，而對登州城以東的福山等地的情形提及較少。實際上，登州以西固然是主戰(zhàn)場（以萊州保衛(wèi)戰(zhàn)為代表），但東線對于總體局勢的走向亦有較大影響。本文就嘗試簡述之。
1、戰(zhàn)事之初的總體局勢
“登萊之亂”，肇始于明崇禎四年底的“吳橋兵變”。當時，后金方面圍攻遼西大凌河，明廷令登萊巡撫孫元化出兵增援，而孫元化便派遣孔有德等皮島舊將率部出征。但后者行至吳橋縣（河北）時，卻聚眾嘩變，掉轉矛頭，一路劫掠，攻向登州。
由于孫元化的戰(zhàn)意不堅（主張招撫），加之城中有耿仲明等人作內應，孔有德叛軍遂于崇禎五年正月初三輕易攻陷登州。
如果說此前的“吳橋兵變”還可視為一場普通嘩變的話（明代中后期，嘩變之事并不鮮見），那么，至此登州失陷、巡撫被俘，這顯然就已經(jīng)是公開叛亂了。
攻陷登州之后，孔有德叛軍攫取了大量糧餉器械。清初掖縣文士毛霦在《平叛記》中記載道：
“（城中）馬三千匹，餉銀十萬，紅夷大炮二十余位，西洋炮三百位，其余火器甲杖不可勝數(shù)，皆為賊有?！?/span>
在實力大為增強之后，叛軍也蠢蠢欲動，籌劃起下一步的打算。
關于孔有德發(fā)動叛亂的目的，史料中的直接記載雖然不多，但也能看出些許端倪。如《明史·徐從治傳》中記載：
“有德既破登州，推九成為主，己次之，仲明又次之。用巡撫印檄州縣餉，趣元化移書求撫于（余）大成曰：'畀以登州一郡，則解?！?/span>
通過“畀以登州一郡”之語不難看出，孔有德等人的真實想法近似于“割據(jù)登州”。這種濃厚的軍閥地盤意識，多半是在皮島時受到了毛文龍的影響。
而為了在與明廷的談判中占據(jù)主動，叛軍決定以攻代守，開始攻掠周邊州縣，東西兩線的戰(zhàn)事就此爆發(fā)。
2、東線戰(zhàn)事的大體經(jīng)過
在戰(zhàn)事之初，叛軍氣焰囂張，總體處于進攻態(tài)勢。但其在東西兩線的進展速度卻有明顯區(qū)別。
光緒版《增修登州府志》（下同）載：
“賊攻黃縣……十三日，城陷；……十四日，招遠以城降。又撲福山，知縣朱國梓力御之。二月初三日，進攻萊州?！?/span>
從以上記載不難看出，起初叛軍曾試圖東西線并舉（黃縣、招遠在西，福山在東），但在東線進攻福山受挫之后，便將重點轉向西線。
而福山能夠成功抵御住叛軍的進攻，時任知縣朱國梓可謂功勞卓著。
朱國梓為遼東貢生出身，系明末邊將朱梅（曾跟隨袁崇煥效力）之子，因此頗知兵事。在登州失陷之后，朱國梓當即修繕城池、穩(wěn)定人心、著手備戰(zhàn)，為防御的成功奠定了基礎。事后當?shù)剡€專門為之建祠，以紀念其功德。
關于朱國梓采取的具體舉措，清乾隆版《福山縣志》（下同）載：
“崇禎五年正月，郡城陷，風鶴甚緊，知縣朱國梓為遼宿將梅子，亦曉兵科，糾紳士誓守，勸諭富豪輸粟，收兵擇子弟有材干者假千把總……括置將軍砲、佛郎機、三眼槍、萬人敵甚備……儼然巨鎮(zhèn)矣?！?/span>
由于朱國梓等人的部署得當，叛軍無機可趁，加之其進攻重點在西線的萊州。因此，自崇禎五年二月之后，便停止在東線的攻勢?！陡Ｉ娇h志》載：“自二月后，（敵）無一騎敢過邑東?！?/strong>
（▲圖為現(xiàn)煙臺市福山區(qū)的縣府街，老福山縣衙就在此處）
萊州，控扼膠萊河口，在當時系半島與內陸交通之咽喉。叛軍若占據(jù)萊州，進可直逼青齊，退可畫河自守。因此，在“登萊之亂”中，雙方對萊州的爭奪尤為激烈。
叛軍在人數(shù)方面占據(jù)優(yōu)勢，且裝備有紅夷大炮等火器，萊州城中的防守壓力可謂巨大，多次派人突圍求援。在此背景下，明廷決定于東線轉守為攻，向登州城進軍，以從叛軍背后進行牽制。
《增修登州府志》載：
“四月，……登鎮(zhèn)新任副總兵吳安邦奉令屯寧海，率文登兵間道規(guī)取登州，福山百戶劉師吉率鄉(xiāng)勇以從?！?/span>
此舉頗合兵法上“圍魏救趙”之意，如若成功，“登萊之亂”的進程或許可以改寫。但可惜由于吳安邦統(tǒng)御無方，東線明軍雖一度攻至登州城郊的迎仙橋，但卻功虧一簣，被城中留守的叛軍擊敗，福山百戶劉師吉戰(zhàn)死沙場。
《福山縣志》載：
“（師吉率部）半夜抵郡之迎仙橋，已有先登者。城中始覺，出敵。安邦怯不知兵，先遁。師吉據(jù)橋力戰(zhàn)，所領殆盡，遂死之。事聞，升副千戶世襲，入忠孝祠。”
此戰(zhàn)過后，吳安邦率眾退回寧海，城中叛軍亦無力追擊。東線戰(zhàn)局又重新進入相持階段。
見東線無法破局，明廷只能從西線入手。當年八月，以關寧鐵騎為主力的援軍渡過膠萊河，在萊州西南之沙河擊敗叛軍，并追至萊州城下?？子械乱妱莶幻?，率部東逃，萊州至此解圍。
隨后，明軍繼續(xù)東進，相繼收復招遠和黃縣，九月兵臨登州，反將叛軍圍困在城中。至次年初，孔有德等人乘船渡海北逃，明軍收復登州。持續(xù)一年多的“登萊之亂”，終告結束。
3、東線戰(zhàn)場的意義評價
與西線相比，東線戰(zhàn)場的戰(zhàn)斗頻次和規(guī)模雖然較低，但其對于全局的意義卻不可忽略。
大體而言，其意義主要體現(xiàn)在兩方面。
其一，福山的成功防御，阻止了叛軍的鐵蹄東踏，使得更東面的寧海、文登兩地免去了戰(zhàn)火的涂炭。這既保存了明廷在半島東部的有生力量，也避免了叛軍實力的進一步擴展。畢竟，明代在文登設有“文登營”，亦有大量兵員軍儲。如若東線不守，上述資源落入叛軍手中，后果不堪設想。
關于這一點，《福山縣志》中有一段生動的描述：
“郡久未復，（朱國梓）乃繕疏間道遣人赍上，備陳形情，朝廷始知東州縣尚為國守。時承平久，亂兵百戰(zhàn)之余，其鋒不可當，招、黃既破，萊、棲賴有道將屯駐，惟邑孤懸無援，國梓用眾力，屹然中立，文、寧全資捍蔽?！?/span>
其二，東線戰(zhàn)場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也牽制了登州城中的叛軍，使得對方始終有后顧之憂，不敢傾巢而出，這顯然從側面減輕了西線主戰(zhàn)場上的壓力。
《增修登州府志》載：
“時賊眾圍萊州，惟耿仲明居守（登州）?！?/span>
從之前的記載來看，耿仲明作為叛軍中的三號人物（后來降清與孔有德同封為王），并沒有跟隨進攻萊州，而是始終留守在登州城內。這顯然與東線戰(zhàn)場的存在不無關系。
綜合以上兩點來看，東線戰(zhàn)場在整個戰(zhàn)局中的輔助、牽制作用還是相當明顯的。事后明廷論功行賞，朱國梓等人得到升遷獎勵，而劉師吉等殉難將領也得到追恤，這也算是官方對于東線戰(zhàn)場功績的一種肯定了。
（注：本文首發(fā)于《芝罘歷史文化叢刊》2022年上卷，總第25期。《芝罘歷史文化叢刊》由煙臺市芝罘歷史文化研究會主編。該研究會成立于2012年，至今已過十載，其成果豐碩，會員眾多，筆者曾有幸參與幾次活動，受益匪淺。感興趣的朋友，亦可關注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