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在評價李鴻章時曾言“李少荃拼命做官”。曾國藩這番感慨，看似在總結(jié)自己學(xué)生的夙愿，實則五味雜陳。不知是在欣慰親手調(diào)教出這樣一個“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的學(xué)生，還是在懊悔調(diào)教出一個“為升官不擇手段”的惡徒。
1870年爆發(fā)天津教案，在這整個事件的處理過程中，李鴻章一面未露，只通過短短幾封信的去來，在事件結(jié)束后就坐上了直隸總督的寶座，一舉躍到清政府權(quán)力中樞。要知道，在李鴻章之前的直隸總督可是其恩師曾國藩，之所以李鴻章有機會取代曾國藩，這里面的手段可稱得上是“綿里藏針”，讓人細思極恐。
世人皆知，曾國藩和李鴻章的關(guān)系陰晴不變。這捉摸不透的關(guān)系里，其實也暗含著一些“特定”的規(guī)律。二者都是“儒”宗，在一定程度上李鴻章對待“恩師”的態(tài)度非常尊敬，也非常欽佩曾國藩品性和成就。
但是隨著李鴻章地位的變化，從學(xué)生到幕僚，直至最后封疆大吏，李鴻章愈加在為人處世上對曾國藩的“見解”頗多，乃至不滿；尤其在其個人利益上，即便遇上恩師也從不手軟，甚至不講師生情面。
李鴻章跟曾國藩的入仕之路截然不同。相比曾國藩三次會試才“賜同進士”，李鴻章二十四歲就中了進士，成為當(dāng)時最年輕的翰林，可謂風(fēng)光無限。
自小就有功名心的李鴻章并不滿足在翰林院憑考試成績一點點升遷。他的夢想是擁有一座四面都是玻璃大窗的辦公廳，為了現(xiàn)自己年輕時的豪言壯語“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恐怕李鴻章也不知，這句“三千里外欲封侯”竟在不久的將來成為現(xiàn)實，真的在千里之外就當(dāng)上了直隸總督。
在清代官場，從中進士供職翰林院開始，到成為一方封疆大吏，這個過程大概要三十年，而且是暢通無阻的情況下。
天下武功皆需三九苦練，唯“葵花寶典”可做捷徑。當(dāng)官升遷自然也有捷徑，而且跟“葵花寶典”有異曲同工之妙，那就是“揮刀”。想要破格晉升，最快的方法就是有“戰(zhàn)功”，如曾國藩的朋友江忠源，就因趕上了太平軍暴亂，數(shù)年之內(nèi)就從一個小舉人升至巡撫。這種重利誘惑下，官癮極大的李鴻章是不愿放過任何機會的。
比較有意思的是，李鴻章從想通過戰(zhàn)功升官，到當(dāng)上最高級的封疆大吏直隸總督，第一步和最后一步，都是靠“坑人”來的，而且都是通過奏章坑人，坑的都是熟人。
李鴻章見到太平軍暴亂，就想回安徽辦團練，可小翰林“人微言輕”，沒有機會上達天聽，所以就“坑”自己朋友呂賢基下水。呂賢基是工部侍郎，二人同鄉(xiāng)，李鴻章時常替呂賢基寫奏折，畢竟李鴻章的奏折水平在清朝是超一流的，只有老師曾國藩可與之比肩。
李鴻章為立功，開始慫恿呂賢基回鄉(xiāng)辦團練，呂賢基答應(yīng)李鴻章上奏詢問，于是就讓李鴻章草擬奏折。李鴻章寫完之后，呂賢基已經(jīng)睡了，只能第二天送到呂賢基府上。呂賢基忙著上朝無暇審查，就糊里糊涂的送了上去。
呂賢基的本意是替李鴻章詢問，而自己并不想放棄在京城的小地主生活。結(jié)果李鴻章在奏折里說了一些八旗綠營無能的話，咸豐皇帝看完之后大為惱怒，直言讓呂賢基“滾回”安徽辦團練給八旗綠營長長見識。呂賢基欲哭無淚，說此奏折是李鴻章所寫，咸豐聽完之后只淡淡說了一句：那就讓李鴻章跟你一起滾回去。
辦團練本是咸豐喜聞樂見的好事兒，畢竟朝廷不給錢糧，誰愿意做炮灰誰就去，正愁沒人。辦團練在別人眼里是件甩都甩不掉的苦差事。只有李鴻章把這個“機會”當(dāng)做寶貝一樣，生怕咸豐拒絕，于是才寫了八旗綠營壞話，也就順路坑哭了呂賢基。
當(dāng)然，最后二人回安徽辦團練被太平軍打的屁滾尿流，走投無門才入曾國藩幕府。在曾國藩幕府學(xué)盡本事之后，又借著曾國藩的人才、勢力和糧餉，回到安徽操辦淮軍。
這也就有了今天要說的：李鴻章借“天津教案”一事，坑害恩師曾國藩，坐上直隸總督寶座。
晚清是多事之秋，烽煙四起，像李鴻章、左宗棠、曾國藩這樣能文能武的肱股之臣，必然會席不暇暖。
此時，往往也是獲得晉升的最大良機，尤其像李鴻章這樣已經(jīng)成為一方封疆大吏人，想做到頂級封疆大吏，機會甚少。而這次不多見的機遇，李鴻章抓的非常穩(wěn)，也非常關(guān)鍵，雖行為不值得提倡，但是嗅覺和城府卻令人欽佩。
1870年6月，也就是同治九年。天津發(fā)生了民眾火燒教堂、打死法國領(lǐng)事的“天津教案”。一時間，天津局勢緊張，英法公使集結(jié)天津海面軍艦，并且氣勢洶洶的去找曾國藩談判，清政府緊張萬分，也想調(diào)兵備戰(zhàn)。
在外征戰(zhàn)有兩人，一是左宗棠，一是李鴻章。左宗棠坐斷西北，戰(zhàn)事緊張，李鴻章之前就奉命領(lǐng)率領(lǐng)淮軍去支援左宗棠。
李鴻章這一路行軍，拖拖拉拉進程緩慢。因其與左宗棠素來不和，都是心高氣傲之人，積怨已久，左宗棠又不允許他人染指西北，所以李鴻章有些進退兩難，拖了小半年才動身。
動身后不久，朝廷突來的一道密令“救了”李鴻章，同治帝讓李鴻章“移緩就急”，不必去支援左宗棠西北戰(zhàn)事，先調(diào)兵來近畿（ji）一帶，也就是京城附近駐扎，保衛(wèi)京津安全。
與朝廷調(diào)令接踵而來的還有一封信，是曾國藩所寫。曾國藩詢問李鴻章對天津教案的看法，李鴻章給曾國藩的建議就是“守”，能花錢解決的事兒絕不打仗。
而且對曾國藩一再強調(diào)：此時彼直我詘，彼是我非。
李鴻章的意思就是，天津教案這件事兒，外國人占理，我們只能認錯。如果有百姓反抗，就要嚴(yán)刑懲罰，有官員不滿意，也要“酌予懲處”。
從這其中不難看出，李鴻章不愿打仗。
事情必須要解決，給錢也行，一官抵一官、懲處案件主要涉案人員也可。
李鴻章為何不愿打仗呢？因為他輸不起。在這一點上他打了小算盤，沒跟恩師曾國藩說實話。李鴻章在個人利益上看的很重，此次班師回朝主要是為了避免和左宗棠起摩擦，也解京津之急。
但如果和英法聯(lián)軍打起來的話，李鴻章是最吃虧的。
湘軍在兩江地區(qū)，楚軍在西北地區(qū)。李鴻章的淮軍去守衛(wèi)京津地區(qū)，如果打起來，受損的就是淮軍，即便打贏了，淮軍也實力大減，對李鴻章的影響會非常大，畢竟晚清朝堂的話語權(quán)看的不是官位，而是軍事實力。
如果打不贏，淮軍就沒了，李鴻章也會從地主變成貧農(nóng)。不但會被擼官，甚至?xí)?zhàn)死沙場。李鴻章深知其中風(fēng)險，早從上海時就常跟洋人打交道、買賣軍火時，就對英法聯(lián)軍的實力非常清楚。打起來無異于以卵擊石，所以力求“議和”，反正要錢是清政府給，要抓人也挨不著自己。
以曾國藩的脾氣，向來講究霹靂手段菩薩心腸，對這些事兒自然不會軟弱，對此事的態(tài)度就是“無束手受制之理”。但是曾國藩與洋人交道甚少，所以要詢問李鴻章的意見，聽完李鴻章說的話，曾國藩的態(tài)度是：盡情盡理后，再無理相干，只有一拼而已。
曾國藩的想法是好的，可哪知“好學(xué)生”李鴻章卻耍心眼之建議。
當(dāng)然，“和議”肯定是最好的解決方案。
但是李鴻章了解天津知府張光藻，這個人名聲非常好，如果因此事治他的罪，“一官抵一官”勢必會遭到天津百姓和文人的輿論反抗。所以李鴻章還交代曾國藩“誠恐下獄未足了事，吾師必與總署設(shè)法維持”。
如果把張光藻下獄有人鳴冤，老師你的有所準(zhǔn)備啊。
至于李鴻章另所交代的“痞子手段”，不過是嚇唬洋鬼子罷了，而且也只能用在以前。用在天津的英法聯(lián)軍上，不過只是一句“口號”罷。畢竟就在不久后的幾年，李鴻章作為直隸總督與日本“和議”時，“痞子手段”也只是在無奈時的一句口號，狐假虎威而已。
此時的曾國藩，儼然成為學(xué)生李鴻章的槍桿子。而此時的李鴻章，卻向朝廷表達另一種態(tài)度——“堅決不讓”。
李鴻章是一個非常會寫文章的人，在同一件事兒上，李鴻章給曾國藩和朝廷的傳信中，雖表述的同一種意思，但是語言上的使用上卻大有不同，給人呈現(xiàn)兩種感覺。
給曾國藩，自然說的要委婉，畢竟曾國藩是自己的盾牌，如果盾漏了，那只能讓淮軍頂上去，這是他不愿看到的，所以寫信時以解決問題為主，不讓曾國藩莽撞。
而給朝廷的奏折中，不但說到自己對外國人早有防范，有先見之明，也在無意中暗示清政府此事“理虧”，不能莽撞，要講道理。為了寬慰清政府，李鴻章說：我在蘇州上海時常跟洋人打交道，對洋人的實力很清楚，洋人船炮很厲害，但是我國陸路野戰(zhàn)強。所以咋們可以講道理，但也決不能縱容外國人的這種做法。我的軍隊不是沒有實力與之一戰(zhàn)，只要大清需要，我們就上。
這話說的簡直太巧妙，曾國藩以謹小慎微著稱，自然喜歡聽到穩(wěn)妥的建議。而清政府“要臉面”，就喜歡聽臣子說大清實力不弱。——雖然我們水軍不行，但是我們陸軍強。
清政府哪曾想，天津港上都是英法戰(zhàn)艦，而中國現(xiàn)代化水師還沒操辦起來，僅有的一點水師也在兩江地區(qū)，伸長爪子都夠不著英法戰(zhàn)艦。英法戰(zhàn)艦如要進攻，那天津一定是守不住的。天津守不住，就相當(dāng)于在清政府脖子上架了一把刀，隨時都有可能直取皇宮。
可清政府就愛聽李鴻章這種表忠心的話，尤其是慈禧，聽完之后很高興，睡得很踏實。
李鴻章一路北上，而曾國藩自然拖不到李鴻章的援兵到來，只能盡量“和議”，最后清政府被七國公使逼上門，被迫無奈只能接受對方要求。
清政府被七國公使嚇得有點嚴(yán)重，于是在“和議”之后急忙通知李鴻章不要再北上，千萬不要透露了行軍的消息，怕七國公使聽到調(diào)兵消息后反悔“和議”。（若調(diào)兵信息早為洋人窺破，必致又生疑忌）
李鴻章一看到這個密諭直嘬牙花子，“和議”結(jié)束了？那豈不是又要我?guī)Пフ易笞谔?？這可怎么辦。
李鴻章一拍大腿，又一張絕妙好折涌上心頭。急忙寫奏折勸阻清政府：我?guī)Пブ彪`，是有備而往，這次之所以能順利議和，全是因為遍布天下的洋人早已知曉了我大規(guī)模調(diào)兵北上的消息，他們議和是因為看到我調(diào)兵后就怕了，所以才沒有提更加過分的要求。
臣奉命帶兵赴直，何可仍以無備而往？即使調(diào)兵信息各處傳聞，為洋人窺破，或轉(zhuǎn)因其疑忌而中外和議可以俗稱，非理要挾可以裁抑
李鴻章此句的意思就是“邀功”，意思是洋人是因為忌憚淮軍才只“議和”，沒有要求割地賠款。
不得不說李鴻章寫奏折寫的非常“精妙”，清政府下詔說：你別來，別暴露調(diào)兵消息，萬一外國人聽到這事兒生氣反悔怎么辦。
看清政府被嚇破膽，李鴻章順勢而談：沒關(guān)系，我有備而來，而且如此大規(guī)模調(diào)兵遣將，外國人早就聽說了，很害怕，所以才肯無條件議和。
把不利條件轉(zhuǎn)化為利己條件，這是李鴻章的聰明之處。一共給清朝兩道奏折，均是此類套路，難怪在此事之后，李鴻章在大清朝的地位一直居高不下，這跟其會寫奏折絕對是有關(guān)系的。
清朝兩大奏折大家，一是老師曾國藩，一是學(xué)生李鴻章，這二人寫奏折均是能扭曲是非黑白的人，一紙一筆能殺人于無形。
這不，李鴻章就天津教案一事，在寫奏折的水平上，完美演繹“謝師禮”，親手用筆桿子在千里之外就把老師推下火坑，取而代之。
這一折背后，李鴻章個人利益牽扯非常之大。上折不但給自己“表功”，而且還強調(diào)必須要守衛(wèi)京畿要地，這也是在清政府“表忠”，說明自己不怕洋人。當(dāng)然，更多是因為已經(jīng)得知外國人和議，無后顧之憂。依照他對外國人的了解，和議之后是不會生變的，畢竟有“萬國公法”管束，所以才敢放言進軍北上。
這樣一來，自己偉岸的身影很明顯在清政府心中樹立起來了。再者，最重要的原因是，如果此時停留在原地駐扎，那這一趟兩萬人馬的星火兼程就白忙活了，好處撈不著不說，還要奔往西北看左宗棠的臉色，這對李鴻章說才是“難事”。
李鴻章這一折，雖然牽扯自己的利益，但是對自己的利益只字未提，全篇說的都是朝廷利益，這顯然是慈禧想要看到的。而且慈禧聽到李鴻章要進軍，自然也就不會阻攔，畢竟京畿地區(qū)無人守衛(wèi)，八旗綠營不堪一擊，湘軍實力削減之后兵力只夠守衛(wèi)兩江，唯獨剩下淮軍可倚靠。
且經(jīng)七國公使一嚇唬，清政府給李鴻章的奏折中明顯暴露膽子軟弱，所以李鴻章說調(diào)兵過來壯膽，清政府也就默許。然后又聽李鴻章奏折中對洋人知之甚深，又不懼怕，所以李鴻章的地位在慈禧心中絕對會有所提高。
而曾國藩確是最可憐的，在天津教案中，和談只是聽取了李鴻章的建議，而且具體方案也是李鴻章策劃，清政府確定，曾國藩只不過就是出面解決事情而已。
曾國藩既然出面解決，那就要解決利索。李鴻章說用官命抵官命，清政府默被嚇的同意，由曾國藩來執(zhí)行，最后共抓20人，殺16人，4名緩刑。
民眾看不到奏折信札，不知事情內(nèi)因，只知此事由曾國藩經(jīng)辦，便舉國痛罵，千夫所指。其實更大的一部分原因是民眾不敢罵清政府，因此事很大一部分原因就要歸結(jié)于清政府軟弱無能，李鴻章以“對方有理”為借口也主張軟弱。
不過，外人不知李鴻章參與此事，又不敢罵清政府，所以曾國藩就成了替罪羊，民眾只能怒斥曾國藩泄憤。
而清政府自然也知道此事會引起部分輿論，所以直接裁撤曾國藩直隸總督之職，籍此推卸責(zé)任。
去曾國藩而代之的就是這次除了趕路就是寫信出謀劃策的李鴻章，同樣的一件事，用一套話術(shù)教曾國藩軟弱，坑了曾國藩；用另一套告訴大清“沒關(guān)系，有我”，要堅強起來，為自己表功。
李鴻章的這一做法確實吃準(zhǔn)了清政府，亦或說慈禧。清政府隨著近年來“外交”頻繁，特需要一個能忠心護主又懂得維護慈禧利益的人。曾國藩只適合平內(nèi)亂，現(xiàn)在年事已高，對外交已經(jīng)毫無用處，遂讓李鴻章取而代之。
直隸總督是李鴻章的轉(zhuǎn)折點，這說明自己的地位或者寫奏折的水平，已經(jīng)完全超越曾國藩，青出于藍而勝于藍。
至于其寫給曾國藩和寫給清政府的“兩套話術(shù)”，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都是深諳“厚黑”本質(zhì)。
曾國藩說：李少荃拼命做官?，F(xiàn)在看來是褒是貶？
后來曾國藩給坐上直隸總督的李鴻章寫了一個“誠”字作為訓(xùn)誡。
至于其中含義，就又耐人尋味了。對洋人“誠”，還是對自己人“誠”？
當(dāng)然這些已經(jīng)都不重要了。
因為第二年曾國藩就去世了，而李鴻章也遂了年少時許下的愿“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成了晚清“第一重臣”。
歷史，終究只是歷史；人心，自古都是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