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是我國古代一位杰出的歷史學家、思想家、文學家。他所著的《史記》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開啟了史學家編寫紀傳體史書的先河，在中國以至世界史學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此書現(xiàn)已被譯為英、法、俄等許多國家的文字，受到世界人民的重視和贊譽。
司馬遷(公元前145一前87年?)字子長，左馮瑚夏陽(今陜西韓城縣)人。司馬遷的先祖曾世典周史，父親司馬談是漢武帝時的太史令，學問淵博，曾寫過《論六家要旨》，對先秦以來的儒、墨、名、法、陰陽、道德各家進行了分析和評論，這些都極大地影響了司馬遷。司馬遷自幼就刻苦讀書，“年十歲則誦古文”，曾向董仲舒學習公羊派《春秋》、跟古文經(jīng)學家孔安國研究《尚書》，進而博覽古代典籍以至當代的檔案文書，為他創(chuàng)作《史記》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司馬遷20歲時就開始了漫游生活，探尋古跡與文化的流傳。他曾任職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到達今云、貴地區(qū)，了解了西南夷的情況。因職務的便利，他曾跟隨皇帝多次出巡，他的足跡幾乎遍及全國。這不僅使他飽覽了祖國壯美的名山大川，了解了下層群眾的生活，開闊了眼界、增長了見識，還使他考察了各地遺跡，掌握了許多重要歷史人物的遺聞軼事，搜集了大量珍貴的歷史文物資料，為他日后寫作《史記》奠定了政治、思想、史料基礎。父親病危時囑咐他：“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父親去世后第三年，司馬遷果然作了太史令。同樣利用職務之便，他可以查閱“石室金匱”，即皇家圖書館所藏的各種典籍文書和檔案材料，這無疑為他創(chuàng)作《史記》準備了不可或缺的物質(zhì)條件。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馬遷倡議并主持了改革歷法的工作，組織歷法專家制定了有名的《太初歷》。這不僅體現(xiàn)了他在天文歷法方面的造詣，更說明了他確實智力超人，加之刻苦攻讀、長期游歷，他成為一個上通天文、下達地理、思想深刻、見解獨特、學識淵博的全才。
《太初歷》完成后，司馬遷開始著述《史記》，但意想不到的一場橫禍突然飛臨。李陵奉命出征匈奴，戰(zhàn)敗被俘降敵。司馬遷為他說了幾句公道話，觸怒漢武帝，被“幽于壘泄”。由于司馬遷“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結(jié)果遭受腐刑。這使他親身感受到世態(tài)之炎涼、人際關(guān)系之無情、虛偽。他多次想到死，但比起要完成父親的遺志來說，死又“輕于鴻毛”。這時，他想到了歷史上許多人物正是在苦難境遇中著書立說，傳之于后世的：“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腹腳，兵法修列……”，他決心像古人那樣，茍活下來，完成著書立說的大業(yè)。
這一奇恥大辱確實曾使司馬遷幾乎陷于精神崩潰：“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fā)背沾衣”，但這一奇恥大辱也給他的創(chuàng)作事業(yè)帶來更大的力量，并使他對現(xiàn)實、對統(tǒng)治者的認識更加準確，使他反映在著述中的思想更加進步。司馬遷出獄后做了名義上比太史令地位還高的中書令，實際與宦者無異，他的仕宦興趣已蕩然無存，他全身心投入到《史記》的創(chuàng)作上，55歲時，他終于完成了《史記》。他的卒年無從確定，大概在武帝末年。
《史記》的出現(xiàn)在我國史學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妒酚洝烦霈F(xiàn)之前，我國就已有孔子整理的編年史《春秋》，以后又出現(xiàn)了《國語》、《左傳》、《戰(zhàn)國策》、《世本》、《楚漢春秋》等多種歷史著作，但影響力卻遠不如《史記》?！妒酚洝返某霈F(xiàn)激發(fā)了更多人研究、撰寫歷史的興趣，成書也隨之增多，以至于史學蔚為大觀，不得不從經(jīng)學門類中獨立出來，成為一個僅次于經(jīng)而先于子、集的獨立門類。從這點上說，司馬遷不愧為中國史學的偉大奠基者。
《史記》記載了我國上起傳說中的黃帝，下至漢武帝太初年間，總共3000年的歷史。《史記》涉及時代久遠，包含內(nèi)容博大?！妒酚洝酚?．2本紀、10表、8書、30世家，70列傳，共130篇，52萬6干5百言。本紀敘述帝王政跡，并以編年形式，言簡意賅地寫出一代大事；表記載各歷史時期的大事件，對于歷史上起過作用而沒有立傳的人物，表也記載；書敘述了社會制度與自然現(xiàn)象，具有文化史的性質(zhì)；世家敘述貴族王侯的歷史，記載了某一家族的世代活動；列傳記載各個時代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各種人物的歷史。此五種體例雖各有淵源，但司馬遷把它們綜合于一書中，使它們相互配合、互為補充，從而創(chuàng)立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紀傳體裁，樹立了我國史學史上一塊不朽的豐碑，并直接影響著兩千年來“正史”的編蟹。
正如清人趙翼所說：“司馬遷參酌古今，發(fā)凡起例，創(chuàng)為全史。本紀以敘帝王，世家以記諸侯，十表以系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匯于一編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史家遂不能出其范圍，信史家之極則也?！?司馬遷寫作《史記》成功之一取決于他掌握了大量史料。這些史料來源大致有三個方面。一是先秦典籍和當世流傳的著作，司馬遷稱這些材料為“六經(jīng)異傳”、“百家雜語”。二是檔案文書，這部分也是大量的。三是實地調(diào)查的資料，這比文字記載的資料價值大得多，特別是秦漢百余年歷史的撰寫，主要依據(jù)這部分活資料。如他曾親臨秦楚、楚漢戰(zhàn)爭的戰(zhàn)場實地考察了山川形勢。這樣，他就能把當時戰(zhàn)役戰(zhàn)場的變化、軍隊出入的路線真實地再現(xiàn)于讀者面前。正如顧炎武所說：“秦楚之際，兵所出入之途，曲折變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國不易明，故曰東、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勢了然……蓋自古史書兵事地形之詳，未有過此者。
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勢，非后代書生之所能幾也?！备鶕?jù)顧炎武的認識，《史記》對兵事地形描寫的詳細清晰是以前史書所沒有的，而太史公對山川地勢的了解，也是后代書生難以企及的。司馬遷用實際行動告訴后人一個不容置疑的道理：編撰史書必須親歷其境采訪史事。司馬遷對史料的態(tài)度十分審慎，凡所掌握的都進行考訂選擇，可疑的存疑，不知道的不采納，奇談怪異的不寫，正由于此，《史記》才被后人一致公認為“實錄”。司馬遷十分重視現(xiàn)代史，所以《史記》的內(nèi)容詳近略遠，而《史記》之所以上溯到傳說中的黃帝時代，為的是使讀者了解當代發(fā)展的歷史淵源。《史記》全書130篇，其中專記漢代歷史的就有62篇，將近全書的二分之一，秦至漢僅一百年的史事，就占了全書篇幅的十分之六七。這也成為史學領域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之一。
司馬遷具有進步的歷史觀，他創(chuàng)作《史記》的宏偉目的就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熬刻烊酥H”就是探求天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當時以董仲舒為代表的正統(tǒng)思想家宣揚天人感應，認為天體宇宙與人類社會是一個整體，天也有意志感情，天干預人事，天以災異、祥瑞來表示對人的譴責與褒獎。但司馬遷卻認為，天體有自己運行規(guī)律，這種規(guī)律與人無關(guān)，人們只能并且必須按其規(guī)律辦事。他還認為天沒有意志，天的災異與祥瑞與人間的禍福無關(guān)，天人沒有感應。司馬遷有時行文里也寫“天”字，但這“天”指的是時勢。司馬遷寫通史這種體裁就是為了“通古今之變”，即從古往今來的歷史事實的變遷戶找出因果關(guān)系，以供當今及后人借鑒。
《史記》中的十表最能體現(xiàn)司馬遷的這一思想。如《十二諸侯年表》敘述的是周室衰敗，諸侯繼起，五霸盛衰的歷史。其他體例中也同樣貫串了這一思想。這也就是說，他編寫歷史不是單純寫史實、寫變化，更重要的是找出原因、指導后代。這無疑提高了史書的價值，為后世史家編寫史書指出正確方向。司馬遷在不信天命、反對迷信的同時，特別強調(diào)人的作用。他說：“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必有妖孽)，賢人隱，亂臣貴?！边@也就是說，司馬遷認識到“君子用小人退”時，國家就興旺，“賢人隱，亂臣貴”時，國家就危亡。他用事實證明人心向背是漢得楚失的一個關(guān)鍵。他指出項羽不善用人，不懂謀略，為人殘暴，凡所過之境，又屠又坑又燒又掠，“無不殘滅”，結(jié)果失去民心；反之，劉邦善用人，巧謀略，約束部眾“所過毋得掠鹵”。在關(guān)中“與父老約，法三章”，“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給軍士”。他用史實充分顯示了人在歷史上的巨大作用。
司馬遷非常關(guān)注物質(zhì)生產(chǎn)活動和國家經(jīng)濟、財富狀況?！妒酚洝分械摹逗忧酚涊d了夏禹以來的水利發(fā)展史，第一次對全國的水利工程作了系統(tǒng)、全面的敘述?！镀綔蕰窋⑹鰪V西漢財政經(jīng)濟的發(fā)展及政策的變動得失?！敦浿沉袀鳌分攸c記載’廠編戶之民發(fā)財致富的事跡。司馬遷認識到物質(zhì)生產(chǎn)對社會生活所起的作用，力圖從經(jīng)濟生活探求歷史發(fā)展的原因。他肯定布衣匹夫從事經(jīng)濟活動以求致富是合理的，他還用經(jīng)濟生活去解釋社會現(xiàn)象，并得出“倉凜實而知禮節(jié)，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于有而廢于無”的結(jié)論。這也給統(tǒng)治者指明應滿足人民最起碼的物質(zhì)生活要求，否則人民吃穿都無著落，哪還談得上禮義呢?雖然司馬遷具有進步的歷史觀，但也受到時代、階級的局限，我們對他應作實事求是的分析。
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里贊揚司馬遷的《史記》：“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史記》之所以是實錄，顯然取決于司馬遷具有實事求是、據(jù)事直書的精神。司馬遷在《史記》中一方面如實記載了漢武帝年間經(jīng)濟得到很大發(fā)展、人民生活安定的情況：“人給家足，都鄙凜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民務稼稿，衣食滋殖”，“海內(nèi)殷富，興于禮義”。另一方面也揭露了漢武帝窮兵黷武、好大喜功、發(fā)動一系列對外戰(zhàn)爭、耗費大量金錢搞封禪、求仙和巡游，結(jié)果“貧民流徙”，“國家用竭，海內(nèi)蕭然”，致使人民起而反抗，封建王朝出現(xiàn)危機的事實。
司馬遷在《酷吏列傳》里記載的人物全屬漢代，除一人為景帝時外，其余九人都是武帝時的。他痛斥寧成“其治如狼牧羊”，揭露寧成猛于虎：“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他說周陽由“最為暴酷驕您。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 之”。這就揭露了封建社會法律的虛偽性，更甚的是杜周為廷尉時不循法，而專以上意決定對犯人治罪或釋放：“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之，久系待問而微見其冤狀。”當時有人責問他，為什么不按三尺法決斷案件，他竟毫不猶豫地答道：“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后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原來在酷吏那里“人主意”即為法，法無非是“人主”的殺人工縣。
司馬遷在《酷吏列傳》里還揭露統(tǒng)治階級殘酷屠殺人民的罪行，義縱一天竟殺“四百余人，其后郡中不寒而栗”，王溫舒殺人“至流 血十余里”還不滿足，竟說：“嗟呼！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 (漢朝慣例春天不殺人)更令人憤怒的是，他們的行為反而受到“上以為能”的稱贊，可見這批酷吏是受漢武帝縱容的。司馬遷對當時皇上的罪行都能直書實錄，堪稱后世交家的楷模。司馬遷始終把揭露的筆端指向最高統(tǒng)治者，他在《游俠列傳》中深切指出：“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边@表明司馬遷對社會的認識極其深刻，對社會的揭露是深入本質(zhì)的。
劉知幾在《史通》中指出：“史之不直、代有其書?！边@就是說，每個朝代都有不據(jù)事直書的史家，其原因之一是史家只考慮個人利害，為本朝統(tǒng)治者歌功掩惡。比起那些史家，司馬遷的無私無畏確實可尊可敬。因為司馬遷敢于直書，所以他能大膽歌頌農(nóng)民起義領袖，他把陳勝、項羽列入世家、本紀中，稱贊“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他把陳涉比作征伐桀、紂的湯、武，歌頌陳涉說：“天下之端，自涉發(fā)難。”他清醒地認識到?jīng)]有陳涉的發(fā)難，便沒有暴秦的滅亡。陳涉在中國歷史上確有“首事”之功，功不可沒。項羽是漢代開國功勛高祖的敵人，敗于劉邦，也終未建立朝代，但他滅秦的歷史功績前所未有。他曾做過西楚霸王，向全國發(fā)號施令，司馬遷因此把他列入本紀中。
這表明司馬遷的膽識與真知灼見，司馬遷認識到了人民群眾的威力，認識到人民群眾及其領袖在歷史進程中的作用。司馬遷確實愛贈分明，他對那些為國為民族作出貢獻的人物傾注了深深的感情，極力頌揚，借助他的筆，那些英雄形象及其光輝業(yè)績千百年來一直“活”在人民心中，成為中華民族優(yōu)良傳統(tǒng)的象征。司馬遷稱贊屈原雖被流放，仍“卷顧楚國、心系懷王”的愛國精神“與日月爭光可也”。他肯定并贊揚了司馬穰苴、吳起、李廣等將領與士卒同甘共苦的精神，穰苴“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 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廣之將兵， 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 食”。
《史記》不但是一部偉大的史學名著，也是一部杰出的文學名著，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司馬遷具有很高超的語言藝術(shù)，特別善于采用當時口語，生動形象地刻畫人物性格?！短K秦列傳》中有一段蘇秦與嫂嫂的對話：“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倡而后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倍潭痰膶υ挵焉┥┶呇赘絼莸男蜗蠊串嬃顺鰜?，揭示了封建社會的世態(tài)炎涼?！独顚④娏袀鳌酚谩疤依畈谎?，下自成蹊”一句諺語表達了群眾對善良人物的喜愛心情。司馬遷善于用各種手段塑造人物形象。他筆下的人物大多個性鮮明，性格突出，具有典型性，能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人們不僅把《史記》當做歷史作品研讀，還把它當作文學作品欣賞?！妒酚洝凡粌H開創(chuàng)了紀傳體史學體裁，也開創(chuàng)了歷史傳記文學體裁?？梢哉f，《史記》是一部歷史與文學完美統(tǒng)一的典范作品，所以魯迅先生贊美它：“固不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