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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國藩的藏書與使用
          摘要:曾國藩,清朝晚期重臣、湘鄉(xiāng)散文學(xué)派創(chuàng)立人。其不虛度光陰、嚴格要求自己、對書多收藏并與使用緊密結(jié)合的思想行為,雖然距今一百多年,但給人們的啟示卻依然多多。   關(guān)鍵詞:曾國藩 藏書 使用 啟示
            曾國藩(1811—1872),湖南湘鄉(xiāng)人,清朝晚期重臣、湘鄉(xiāng)散文學(xué)派創(chuàng)立人。其一生不虛度光陰、嚴格要求自己、對書收藏使用的思想行為,特點鮮明,雖然歷經(jīng)一百多年,卻依然光輝不減。
            1、多藏書
            人的一生,需要收藏使用的東西,可能很多。然而,對于許多的人來說,最需要收藏使用的,或是經(jīng)常要收藏使用的,可能就是書。因為,書不僅能影響一個人的一生,也能改變一個人的家庭?;谶@種理念,曾國藩認為 “買書不可不多”。這句話有多重含義,一是多收藏書,二是收藏的種類與數(shù)量(復(fù)本)要多,三是要用自己的錢來購買,以保障自己與家庭成員清正廉潔自由的閱讀使用、展示各自的喜好與特長及淵博的知識。
            曾國藩藏書,始于道光十六年。當年是他第二次入京考進士,“恩科”試罷,又“名落孫山”,在返鄉(xiāng)途至金陵城時,已囊中羞澀,便典當了“四季衣裘”、到書肆買了一部《二十三史》。道光十八年(1838)曾國藩第三次進京趕考,金榜題名。之后,在京師生活14年,用自己的工資陸續(xù)買書“約7000余冊,2-3萬余卷”。其日記載,有一段時間,僅去琉璃廠的購書活動就有“60多次”。另外,曾國藩在京外生活的時間里,也不斷的用自己的工資買書。
            為了方便閱讀使用圖書,與家人互不干擾,曾國藩在其父藏書樓(名“利見齋”)的基礎(chǔ)上,用自己的工資又擴建立了“求缺齋”(曾國藩自用)、“歸樸齋”(曾國藩長子曾紀澤用)、“藝芳館”(曾國藩次子曾紀鴻及其夫人郭筠用)、“思云齋”(曾家其他人用)四座藏書樓,共收藏 “各類中外圖書30多萬卷”,居當時全國私人藏書之首。
            2、藏用結(jié)合
            藏用結(jié)合,有兩個含義,一是指結(jié)合個人與家庭成員的實際需要收藏;二是收藏后,個人與家庭成員就應(yīng)當使用。藏而不用,是浪費時間、人力、物力與財力,不如不藏。曾國藩對書的藏用結(jié)合,是從買書開始的。前述,他2次進京考試“名落孫山”后,便感到自己的知識離進士的要求還太遠,于是買了一部《二十三史》,每天“清晨起讀,夜半而息,一年之內(nèi)幾乎足不出戶,終將《二十三史》通讀一遍”;至道光18年,再次進京趕考,“成進士”;敲開了謀生立業(yè)的大門。之后,他每天堅持利用工作間隙臨帖習(xí)字,使其字“剛勁謹嚴”、達到了“上乘”水平,進入了書法家的行列。同時,他依據(jù)藏書中的理論與社會、家庭情況,于道光21年,撰成《里胥》,訴說民間疾苦,痛責腐敗吏治,得到好評;不久便獲取翰林院侍講、內(nèi)閣學(xué)士等職位;28年10月,他于所藏的書中輯錄古今名臣大儒言論,以修身、齊家、治國3目分為32小類編成《曾氏家訓(xùn)》,使其家英才不斷出現(xiàn),產(chǎn)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之后被升遷為禮部右侍郎、兵部右侍郎等職。咸豐4年2月,其針對自己的部隊兵力不足與洪秀全崇拜天主教不符合中國國情的現(xiàn)實,引用所藏的《新約》、《詩》、《書》典則,發(fā)表《討粵匪檄》,使一大批知識分子脫去長衫,率領(lǐng)農(nóng)夫,投到他的旗下,迅速的加強了軍隊的實力;后又針對部分軍人擾民、失去信任問題,于8年12月,作《愛民歌》,讓軍隊傳唱,使湘軍聲威大震,同太平軍決戰(zhàn)獲得了最后的勝利;使其成為了“中國思想政治工作的開山祖師”。咸豐9年2月,他所藏的書作《圣哲畫像記》,開列了32位圣哲名單;并認為:“此三十二子者,師其一人,讀其一書,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表明了圣哲的標準,拓寬了達到圣哲目標之路,對治學(xué)者起到了促進作用。咸豐10年5月,其在所藏的書中輯錄成《經(jīng)史百家雜鈔》26卷,傳播于世,創(chuàng)立了晚清湘鄉(xiāng)學(xué)派;7月,被委任兩江總督。咸豐11年,曾國藩運用藏書中的知識在安慶創(chuàng)辦軍械所;同治2年,造出中國第一條木殼小火輪;同治3年7月,被加封為太子太保、一等侯爵,成為“中國近代現(xiàn)代化建設(shè)的開拓者”。同治四年一月,他在藏書中挑選出漢唐以來各大臣奏疏17首,輯成《鳴原堂論文》,成為古代奏疏參考的首選資料;同年,建成江南制造局。同治7年,其利用所藏的書中知識組織人員試制成第一艘輪船;先后被補授體仁閣大學(xué)士、改授武英殿大學(xué)士、調(diào)任直隸總督等職。同治8年8月,其運用藏書中的知識撰成《勸學(xué)篇示直隸士子》,提出儒學(xué)有義理、考據(jù)、經(jīng)濟、辭章四科,唯義理為治學(xué)根本,把中國文化重新劃分為義理、詞章、經(jīng)濟、考據(jù)四門學(xué)問,見解獨特。他的著作還有《求闕齋文集》、《詩集》、《讀書錄》、《家調(diào)》、《奏議》、“200多萬字”《日記》、“1520封”的《家書》、“6599首”《十八家詩鈔》,匯集到一起,達100多卷,名為《曾文正公全集》,流傳于世。另外又著有《為學(xué)之道》、《五箴》等?!捌湓姼枭⑽闹鞒至说馈⑾?、同三朝的文壇,可謂‘道德文章冠冕一代’”。“其著作為任何政治家所必讀”。他利用所藏的書籍,“實現(xiàn)了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 ‘三不朽’事業(yè)”,成“為‘中華千古第一完人’”。
            有曾國藩藏書用書的直接熏陶,其家庭成員在運用家中藏書來促進個人的修養(yǎng)與建功立業(yè)上,也都不甘落后。其弟國潢,成年后運用家里藏書中的知識“協(xié)助父親、叔父管理家務(wù),教育子侄”;國華成年后運用家里藏書中的知識從軍,官至三軍統(tǒng)帥,后戰(zhàn)死沙場;國荃,成年后運用家里藏書中的知識參軍,官至總督,“恩賞穿黃袍馬褂”,加封一等威毅伯,去逝后追贈太子太傅、謚忠襄,有《曾國荃全集》(6冊,第一、二冊奏疏;第三冊書札;第四冊書札、電稿;第五冊家書;第六冊公牘、批牘、文集、詩詞、聯(lián)語、題銘、附錄)傳世;國葆,成年后運用家里藏書中的知識參軍,咸豐十一年(1861)八月帶兵攻克安慶,官“晉秩同知,賞戴花翎”,同治元年(1862)“領(lǐng)兵攻下南陵,參與圍攻金陵”,病逝軍中,“追贈其為內(nèi)閣學(xué)士,謚靖毅”。曾國藩之子紀澤用家里藏書中的知識,歷任英、法、俄大臣、兵部右侍郎、海軍幫辦,“被襲封一等侯勇侯爵”,“在外交界享有盛譽,與郭嵩燾齊名”,卒于戶部任內(nèi),謚惠敏,有《曾惠敏公遺集》(奏疏6卷、文集5卷、詩集4卷、出使日記2卷)行世;紀鴻運用家里藏書中的知識成為科學(xué)家,在數(shù)學(xué)、物理學(xué)上著述成果較多,撰成專著《對數(shù)詳解》(5卷)、《圓率考真圖解》(首次將圓周率推算到100位)、《炮攻要術(shù)》(6卷)、《電學(xué)舉隅》(中國最早電學(xué)著作)、合著《粟布演草》(2卷)等書;次女曾紀耀與五女曾紀芬運用家里藏書中的知識成為才女,分別有《紫瑯千遺稿》、《廉儉救國說》傳世;長女曾紀靜,三女曾紀琛,四女曾紀純,均知書達理。其他家庭成員利用家中的藏書,在持家衛(wèi)國上都作出了應(yīng)有的貢獻。   3、不虛度光陰
            曾國藩工作之余勤于讀書、用書,不虛度光陰。道光二十四年(1844)十一月二十一日,他給四位弟弟的信說:“學(xué)問之道無窮,而總以有恒為主。兄往年極無恒,今年略好,而猶未純熟。自七月初一起至今,則無一日間斷。每日臨帖百字,抄書百字,看書少亦須滿二十頁,多則不論。自七月起至今,已看過《王荊公文集》百卷,《歸震川文集》四十卷,《詩經(jīng)大全》二十卷,《后漢書》百卷,皆朱筆加圈批。雖極忙,亦須了本日功課,不以昨日耽擱而今日補,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預(yù)做”。后來軍政事務(wù)更加繁忙,他依然不斷的讀書、寫作。從道光十九年(1839)一月一日起,至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二日止,數(shù)十年如一日,“終生手不釋卷,枕書而眠,直到臨終的前一天才擱筆,為后世留下1500萬字”[6]的治學(xué)成果。
            4、對己要求嚴格
            曾國藩對自己要求嚴格的程度,堪稱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從史料中,可以看出,他的后半生是在接連不斷的疾病折磨中度過的。道光二十年(1840)六月(時年30歲),其“便肺病大作”(當時為不治之癥),后又出現(xiàn)經(jīng)常性的“吐血”、“耳鳴”、“眼睛模糊”、“肝病”、“腳麻”及“右目完全失明”、“疝氣”、“腎病”、“牛皮癬伴隨終身(心情一不好就奇癢難耐,夜不成寐)”,“可謂百病纏身苦不堪言”。盡管如此,他在政務(wù)、軍務(wù)的百忙之余,亦然不停的堅持練習(xí)楷書、讀史、寫日記,撰寫文章等;在這么短的時間里,獲得了上述的豐厚成果,是任何一位十分健康之人,也極難辦到的。但是,曾國藩卻說,“余生平有三恥:學(xué)問各途,皆略涉其涯涘,獨天文算學(xué),毫無所知,雖恒星五緯亦不識認,一恥也;每作一事,治一業(yè),輒有始無終,二恥也;少時作字,不能臨摹一家之體,遂致屢變而無所成,遲鈍而不適于用,近歲在軍,因作字太鈍,廢擱殊多,三恥也”。他又在遺囑中說:“余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極品,而學(xué)業(yè)一無所成,德行一無可許,老人徒傷,不勝悚惶慚赧。今將永別,……”。以此可見,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對自己的藏書用書要求越來越高,想在社會科學(xué)與自然科學(xué)上均有最高建樹,這也是他能不斷前進并引領(lǐng)全家人認真讀書用書的關(guān)鍵所在。
            參考文獻
            [1] 田樹德.曾國藩家事[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2]胡衛(wèi)平.曾國藩在京師期間的藏書活動[EB/OL]( 2006-11-28)[2009-7-1]
            [3]張建安.“鄉(xiāng)間侯府”富厚堂[N].中國教育報,2007-10-14.
            [4]唐浩明.唐浩明評點曾國藩家書上冊[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9.
            [5] 俞祖華,趙慧峰.“最后大儒”與“西學(xué)第一人”——曾國藩與嚴復(fù)思想比較 [EB/OL](2012-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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