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馬克思主義在東歐的傳播

馬克思主義誕生在西歐，但社會主義實踐于俄國和東歐。早在19世紀70年代，由于受到西歐工人運動和巴黎公社的影響，東歐國家有覺悟的社會主義者便開始組織工人階級政黨。東歐大地成為歐洲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的最早舞臺之一。

盡管東歐社會主義政黨的名稱不一，成立的時間有先有后，但在當時都是各國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政黨，都是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產物。它們的綱領都在經濟上要求生產資料社會化，政治上要求為社會主義而斗爭。它們在廣大人民群眾中宣傳馬克思主義思想，把科學社會主義的理想灌輸到工人運動中，把獲得最大限度的民主自由作為工人階級的革命目標。

例如，馬克思主義在保加利亞的產生和傳播，也像在其他東歐國家一樣是比較早的。早在1872年，保加利亞的《法制報》就第一次提到了馬克思的名字。到19世紀末，保加利亞是傳播馬克思思想最早的國家之一。這時起，馬克思的一些基本著作，如《雇傭勞動與資本》《共產黨宣言》《國際工人協會共同章程》《政治經濟學批判》等相繼翻譯成了保加利亞文[1]7-8。1904年《資本論》第一卷的兩個翻譯版本在保加利亞問世，宣傳社會主義思想[2]688。在1891年保加利亞社會民主黨建立之前，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們同時代、同路人的著作就陸續(xù)在保加利亞翻譯出版了。完成這項工作的先驅者們就是一批在西歐和俄國學習的年輕知識分子。他們在日內瓦、維也納、柏林、巴黎、圣彼得堡等地學習，并接觸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個別人還與恩格斯有通訊聯系，先后在國外和國內成立了多個社會主義小組和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為早期組織的領導人。他們是當時保加利亞的政治精英。

也正是從這個時候起，馬克思主義本土化就是一個永遠也討論不完的話題，甚至是爭論不休的理論與實踐問題。東歐各國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都在自覺或不自覺地探討這個問題?？偟那闆r是，各國各黨幾乎都同時存在兩種傾向：有人死死抱住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作為教條，把一些馬克思主義教科書視為經典和圣經，逐章逐句對照國內的具體情況，覺得這就是正統地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另一些人則主張從國內的實際出發(fā)，強調理論要為現實實踐服務，要解決革命和建設中的具體問題。

這些工人政黨后來或改名為社會民主工黨，或稱社會黨，都曾參加1889年誕生的第二國際及其活動。它們都把消滅私有制、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和社會主義社會作為奮斗目標。有的黨一度成為執(zhí)政黨。它們歷史悠久、黨員眾多、影響比后來成立的共產黨還大。例如，以畢蘇斯基為領袖的波蘭社會黨，從1918年波蘭獲得獨立到1939年德國希特勒侵占波蘭的整個時期，一直是波蘭的執(zhí)政黨。又如，1919年匈牙利社會民主黨的左翼與共產黨合并成為匈牙利社會黨，接管資產階級政權，并宣布成立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從此，“匈牙利無產階級把全部政權掌握在自己的手里”[3]295。其后，社會民主黨的右翼單獨建立了以拜德爾·久洛為首的工會政府。再如，捷克斯洛伐克社會民主黨在1918年捷克共和國成立時，在政府中占有3個席位，是參政黨。而其時，東歐共產黨剛剛成立不久，要么人數很少，要么被政府當局宣布為非法，處于地下活動狀態(tài)。但這個時期，社會黨內部受到修正主義和機會主義的滲透，黨內人員也在逐漸分化為改良派和革命派。

在東歐國家，沒有哪個國家沒有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一些政黨通過很多渠道使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和理論傳遞到各自國家中去。

二、十月革命有益于東歐馬克思主義本土化

在十月革命的激勵下，東歐左翼政黨嶄露頭角，登上歷史舞臺。1918年建立匈牙利共產黨；1918年12月波蘭共產黨成立，它是波蘭社會黨中的左翼分子和波蘭以及立陶宛社會民主黨的聯合體（1925年改稱波蘭共產黨）；1919年保加利亞社會民主工黨改名為共產黨；同年創(chuàng)立南斯拉夫社會主義工人黨（次年改稱共產黨）；1921年羅馬尼亞共產黨和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相繼誕生。這些政黨的共同特點是：承認十月革命對歐洲和世界革命進程的影響；強調要通過暴力革命推翻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政權；表示要以十月革命為榜樣，在各自國家開展革命。這些政黨都參加了1919年成立的第三國際。

然而，第三國際既對東歐共產黨給予了很大的幫助，也對它們的馬克思主義本土化進行了嚴重干擾。其時，東歐各國共產黨紛紛在自己的決議中認為，學習馬克思主義就是學習俄共（布），學習列寧和斯大林的著作就可以了。東歐年輕的共產黨在“布爾什維克化”的旗號下，將學習馬克思主義解釋成了忠于蘇聯的馬克思主義。所以，共產國際各黨（包括東歐共產黨）都把本黨的“布爾什維克化”作為奮斗目標，認為只要“布爾什維克化”了，也就馬克思主義化了，認為列寧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已經取代了馬克思主義[4]128。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東歐各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發(fā)展水平遠遠低于西歐國家。該地區(qū)除捷克斯洛伐克和后來的民主德國外，經濟上都是落后的農業(yè)國或農業(yè)工業(yè)國。1918年獨立的捷克斯洛伐克承襲了原奧匈帝國3/4的工業(yè)，成為當時世界上十大工業(yè)國之一。而同為奧匈帝國組成部分的匈牙利卻仍處于農業(yè)—工業(yè)國歷史階段，農業(yè)產值占工農業(yè)總產值70%以上。波蘭也是一個農業(yè)—工業(yè)國。其時，巴爾干國家大都仍是農業(yè)國，只具有中等或不發(fā)達的資本主義工業(yè)，大多數居民以農業(yè)為生。巴爾干各國的農業(yè)人口約占全國總人口的70%—75%。

東歐國家的議會民主制度也不成熟，并存在很大的差異。原屬西歐文明圈的波、匈、捷具有議會民主傳統，比較容易接受西歐的民主政治體制，實行西方模式的資產階級議會民主制。巴爾干地區(qū)的議會民主則完全不同于中歐地區(qū)。在巴爾干君主國中，這時幾乎都建立了君主專制制度，西歐的議會民主制還處于萌芽狀態(tài)。

可見，十月革命對東歐各國的共產黨及其開展的革命活動產生了全面影響。因而，從這些政黨成立之日起，就認真學習布爾什維克黨和列寧的革命策略，把捍衛(wèi)十月革命和共產主義理想視為己任。在這個過程中，東歐共產黨人既肯定十月革命對東歐人民民主革命的作用，同時又認為他們同十月革命既有共性，也有自己的特性。匈牙利學者認為：“應該說，歐洲人民民主革命吸收了十月革命的成果，但無論如何不是我們的敵人所指控的那樣似乎我們機械地照搬了俄國的樣板。相反，我們永遠從本國經濟的特定條件出發(fā)，尊重本國的社會和政治現實?！?/span>[5]180南斯拉夫學者也強調說，南斯拉夫革命是在人民解放戰(zhàn)爭的基礎上發(fā)生的，它的基礎要比俄國革命的基礎更加廣泛。南斯拉夫革命不是從無產階級密集的城市，而是從農村開始的。參加革命的有貧農、中農、大部分知識分子，還有部分下級神職人員，而俄國的情況則不是這樣。所以，南斯拉夫革命證實了一條規(guī)律：“20世紀任何一場社會主義革命都不會以同樣的形式出現?！?/span>[6]802

毫無疑問，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十月革命為其后的社會主義革命創(chuàng)造了豐富的經驗。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各國革命都需要借鑒十月革命的經驗，仿效俄共（布）的做法。但是，如果過分夸大這場革命的世界意義，把一國革命的經驗標準化和神圣化，那就違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一個國家革命的成功要靠本國革命條件的成熟，靠本國工人階級的覺悟，靠本國人民群眾支持的基本觀點。革命不可能按照一個固定的模式進行，也不可能由某個外國輸入。在一個國家適用的經驗到了另一個國家可能就不適用。這是有歷史教訓的。共產國際成立的早期，從十月革命迅速取勝的事實出發(fā)，曾預言會立即爆發(fā)世界革命，并在世界革命的浪潮中建立一個俄國式的“世界蘇維埃共和國”。然而，世界歷史進程的現實宣告了這種烏托邦式幻想的破滅。

1919年5月，保加利亞共產黨在加入共產國際后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其創(chuàng)始人迪米特爾·布拉戈耶夫在講到十月革命經驗和保加利亞革命前景時，提出了他的“四分之三”革命概念。這個概念的基本思想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是一個較長的過程，它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歐洲大國的革命成功。在保加利亞，革命的成功3/4取決于國外，1/4取決于國內。1920年，布拉戈耶夫又進一步闡明了它的觀點。他說，像巴伐利亞、匈牙利、烏克蘭這些小國的孤立的革命，沒有歐洲大國的革命勝利是很難成功的。保加利亞的社會主義革命只有成為全巴爾干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時才能成功[7]64,65。南斯拉夫領導人早就指出，我們常說的社會主義革命發(fā)展的“普遍規(guī)律”體現在各國工人階級向社會主義邁進的總趨勢中，而不是體現在某個最有影響的事件（如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具體經驗中。由于各國共產黨所處的條件不同，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也具有多樣性[8]43。這種奪取政權的道路的差別，對東歐國家戰(zhàn)后頭幾年的社會變革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東歐國家一方面承認蘇聯的經驗具有普遍的價值和一定的約束力，另一方面紛紛提出了走向社會主義的不同道路問題。這些國家的領導人幾乎都強調，他們考慮到本國的具體情況，將按照不同于蘇聯的方式來實現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

三、馬克思主義與東歐社會主義道路的選擇

二戰(zhàn)后初期，東歐各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季米特洛夫、鐵托、哥特瓦爾德、哥穆爾卡等立足本國國情提出建立有別于蘇維埃制度的新型人民民主模式，進而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主張。這一主張在某種程度上得到斯大林的首肯和支持而在東歐各國普遍推廣。1944—1947年，它們對人民民主模式的探索開創(chuàng)了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多樣性，不論是作為一種理論，還是作為一種實踐，無疑都是有益的。

在眾多的對東歐人民民主制度的解釋中，人們普遍認為季米特洛夫關于人民民主的論述最豐富、最全面、最具代表性。季米特洛夫認為：“人民民主制度和人民民主國家的性質是由四個最重要的特征決定的：（1）人民民主國家是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勞動人民——絕大多數人民的政權；（2）人民民主國家是過渡時期的國家，其使命是保證我國沿著社會主義道路發(fā)展；（3）人民民主國家是在同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合作和友好中建立起來的；（4）人民民主國家屬于反帝國主義的民主陣營?！?/span>[9]294季米特洛夫還認為，從人民民主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必然有一個準備階段或過渡階段，而且這個階段甚至是相當長的，當時估計一般需要10—15年的時間，這就是人民民主階段。

從東歐各國領導人關于人民民主的論述和講話中，我們可以看到，人民民主是一種新的、有別于蘇維埃政權的國家管理形式。東歐國家考慮到本國的特殊條件，在選擇社會主義政治模式時并沒有提出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和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口號，而是選擇了人民民主作為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政權形式。這種政權形式實行多黨制議會民主，成立聯合政府，允許反對派政黨存在，堅持各種所有制形式并存。同時，人民民主國家沒有照搬蘇聯國有化、工業(yè)化和集體農莊化的經驗。人民民主制度既不同于西方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又有別于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這是一種人民民主專政，而非無產階級專政，為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創(chuàng)造了新的模式和新的經驗。人民民主政治制度及其模式不是從蘇聯“移植”過來的，而是土生土長的制度模式。

東歐國家選擇人民民主這種政治制度模式既是人民的選擇，又符合這些國家的實際情況。二戰(zhàn)后，東歐國家處在超級大國的夾縫中，還不具備立即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國際國內條件。西方國家立即發(fā)動了“冷戰(zhàn)”，推行“遏制共產主義政策”，不允許這些國家建立“共產主義政權”；同時，蘇聯也不愿意破壞雅爾塔體系和違背同英國達成的劃分勢力范圍的諾言，得罪西方盟友。所以，人民民主政治模式是斯大林與其西方盟友妥協的產物，也是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一種社會形態(tài)[10]16。

然而，正當東歐國家選擇自己發(fā)展道路的時候，斯大林改變戰(zhàn)后初期對人民民主制度的肯定態(tài)度，把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模式作為唯一正確的模式強加給這些國家。1947年以后，東歐國家面對蘇聯的壓力，不得不接受共產黨一黨執(zhí)政和議行合一的蘇聯政治制度模式。隨著1948年東歐各國共產黨和社會黨合并，人民民主專政已被無產階級專政取代，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逐漸過渡”已被“急速轉變”代替。東歐國家沒有選擇社會發(fā)展道路的任何余地，必須學習蘇聯的榜樣和經驗，接受蘇聯的社會主義模式。正如俄羅斯學者所指出的一樣，1948年將南斯拉夫開除出人民民主國家，“便結束了通往社會主義的民族道路”，便把斯大林社會主義模式“作為普遍規(guī)律強加于東歐”。如果東歐各黨不放棄“自己獨立的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就會“被指控為民族主義、跟帝國主義抱團和仇視蘇聯”[11]234-235。于是，東歐豐富多彩和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開始消沉，廣大人民和黨員對新生政權的熾熱情感不能充分表達，理想的火花和獻身精神慢慢泯滅。東歐國家過早中止人民民主試驗，給這些國家爾后40多年的歷史發(fā)展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成為東歐社會主義演變的歷史根源之一。

從1948年起，東歐人民民主國家進入了全力推行蘇聯模式的時期。這個時期持續(xù)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這幾年是東歐國家政治經濟轉型的關鍵年代，是一個“痛苦的選擇”時期。當然，我們在強調東歐國家在不同程度“蘇化”的同時，也要看到它們對“蘇化”的態(tài)度不同，以及同“蘇化”作斗爭的情況。

隨著世界和各國國內局勢的變化，東歐國家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要求實行民主和政治變革。1953年夏東德爆發(fā)了工潮；匈牙利出現了改革嘗試的“新階段”和納吉的第三條道路；1956年發(fā)生了波蘭和匈牙利事件；1968年，出現了“布拉格之春”；1970年代起，羅馬尼亞和阿爾巴尼亞都推行了獨立自主的路線；1980年代波蘭出現了團結工會運動；“南斯拉夫道路”更是令人記憶猶新。這就是說，任何一種外來思想或模式都存在一個本土化的過程，更何況東歐的社會經濟發(fā)展水平和歷史文化傳統跟蘇聯有很大的不同。

四、東歐各國探索各自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到了20世紀50年代中期，當南斯拉夫和波蘭就本國革命提出一些有別于蘇維埃俄國革命的獨特見解后，蘇聯學者則強調指出，十月革命的道路對所有社會主義國家來說，都是“共同的和唯一的道路”；提出在不同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有不同的道路和模式就是違背了馬列主義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根本原則”；東歐人民民主革命同蘇維埃革命僅僅是形式不同，而內容、性質和目的是相同的，“兩種革命屬于同一類型”，即“建立無產階級專政”[12]。因此，東歐社會主義自始至終是在“民族道路”和“蘇聯模式”的選擇與磨擦中前進的。

首先，在政黨制度方面，鑒于東歐各國的政黨在戰(zhàn)時和戰(zhàn)后的作用不同，又受到各國歷史傳統和社會政治發(fā)展特點的影響，各國的政治體制呈現出多樣化：既有一黨制，也有共產黨領導的兩黨制和多黨制。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建立的是一黨政府，實行一黨制，黨的領導人集黨、政、軍、外交大權于一身。波蘭有統一農民黨和民主黨參政；民主德國形成了由德國統一社會黨領導的，有基督教民主聯盟、自由民主黨、民主農民黨和國家民主黨參加的多黨合作體制；捷克斯洛伐克有人民黨、社會黨和兩個斯洛伐克黨存在。這三個國家屬于一黨制下的多黨合作制。但實際權力掌握在共產黨人手里。保加利亞可以視為由共產黨和農業(yè)人民聯盟（簡稱農民聯盟或農民黨）共同執(zhí)政的兩黨合作制。但是，這種多黨制是很不成熟、很不完善的。20世紀50年代末起東歐各執(zhí)政黨開始承認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多樣性，各黨把發(fā)揚社會主義民主、遵守法制和恢復黨群關系等工作放在重要位置。一方面，減少了黨對議會、工青婦等群眾組織的干預，將一切積極因素團結在人民陣線或民族陣線的周圍，讓廣大勞動群眾參加國家和社會的管理活動。另一方面，又繼續(xù)對其他政黨領導人的任職和人數作了一些限制。民主黨派活動家一般只能擔任國家和政府機關的副職，少數情況下可以任議會的議長。在地方各級代表機構中，參與執(zhí)政的黨派的代表約占20%左右。它們的組織發(fā)展不能超過限定的人數。因此，這種一黨制下的多黨合作近乎形同虛設，是極不穩(wěn)固的。

其次，在政治制度方面，東歐國家也在探尋各自的道路。社會主義政治模式除了傳統的蘇聯模式和人民民主道路外，還有南斯拉夫的自治社會主義，以及各國具有特色的社會主義：如波蘭的沒有農業(yè)合作化和受到天主教強烈影響的社會主義，匈牙利的重視富農階層的社會主義，民主德國的特殊條件下的社會主義，保加利亞的以祖國陣線為主體的、與農民黨合作的社會主義，更有阿爾巴尼亞不承認任何宗教存在的貧窮社會主義以及羅馬尼亞的個人專權社會主義。毫無疑問，在這些模式中，最主要的、得到東歐各國承認的是蘇聯模式和南斯拉夫模式。這種社會主義政治模式的不同源自于各國的國情不同，各國的歷史、政治經濟、文化的不同。例如，二戰(zhàn)后頭三四年，東歐國家都小心翼翼地回避蘇聯“集體農莊”的名稱，一般都稱“農業(yè)社”“農業(yè)生產合作社”“農業(yè)勞動合作社”，這樣比較容易吸引農民參加。即便這樣，到1953年之前，東歐的農業(yè)合作化速度進展仍十分緩慢?，F有資料證明，至1953年，除保加利亞的可耕地集體化程度達到了50%外，其他東歐國家一般只有20%到40%，像波蘭、羅馬尼亞、民主德國則更低。波蘭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有學者指出：“實際上，波蘭農業(yè)集體化的速度從來就不快，從1950年至1953年，只有7%的可耕地被集體化，在以后的兩年里，可耕地被集體化的比例增加到11%?！?/span>[13]137大多數東歐國家是在1956年之后才出現農業(yè)集體化浪潮。

另外，在宗教政策方面，東歐國家也采取了與蘇聯完全不同的做法。東歐共產黨重視宗教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宗教政策具有強烈的獨立性。天主教在西方都擁有自己的政黨，東歐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波蘭有90%的群眾信仰天主教，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等地也有60%以上的天主教信徒。教會和教堂都存在，并活動積極。如果在這些國家和地區(qū)吸收新黨員時將大量信徒排除在外，那么共產黨的隊伍將非常之小，會喪失群眾基礎和社會基礎。所以，這些國家和地區(qū)的執(zhí)政黨當時是允許信教群眾入黨的，也允許他們進入教堂和清真寺。這看起來與蘇聯的做法、與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觀點是相矛盾的。

東歐國家在政治制度方面的創(chuàng)新，是從20世紀50年代起把工人自治制度引入到經濟和社會生活。前有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制度，后有波蘭和匈牙利的工人委員會。東歐執(zhí)政黨認為，這正是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貢獻。

應該說，在人民民主制度剛剛轉入社會主義軌道后，在沒有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經驗可供借鑒的情況下，東歐國家學習和沿襲蘇聯的經驗是必然的，也是無可厚非的。但是，有些國家完全不顧本國資源不足和經濟落后的現實，效仿蘇聯優(yōu)先發(fā)展重工業(yè)和國防工業(yè)的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提出了建成“鋼鐵國家”的口號和“必須在15到20年內完成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經過100年才能完成的事業(yè)”這一趕超戰(zhàn)略。這種機械照搬別國經驗嚴重脫離本國實際的做法，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同時，由于蘇聯模式并不適合東歐各國的國情，而執(zhí)政黨和政府又決定沿著這一道路走下去，于是加劇和激化了國內矛盾，也使執(zhí)政黨面臨一些新的問題和困難。1956年的波蘭和匈牙利事件，已經給那些盲目照搬蘇聯模式的執(zhí)政黨敲響了警鐘。

20世紀50年代中期，社會主義在經受第一次重大考驗后雖然很快站穩(wěn)了腳跟，但“東歐道路”同蘇聯模式之間的摩擦和矛盾并沒有因此而化解。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相繼產生了哥穆爾卡的“波蘭道路”和卡達爾的“匈牙利道路”。它們同“南斯拉夫試驗”一起被人們認為是戰(zhàn)后東歐改革的第一個高潮，也都為社會主義政治模式提供了寶貴的經驗。這正是東歐馬克思主義本土化的黃金時期。

20世紀50—60年代，曾被西方稱為“共產主義的年代”，確實是東歐改革的最好時期，但各黨沒有抓住這個機會，使改革沿著健康的道路發(fā)展。當然，在蘇聯的嚴密控制下，任何大膽的改革都會被視為“越軌”行為，會被消滅在萌芽狀態(tài)。這時的改革充其量只能是局部的、修補式的。所以，繼波匈事件之后，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接連受挫，在華約六國入侵下夭折；匈牙利的改革比較靈活，才躲開了華約國家的“圍剿”；波蘭宣布改革，也只能在困境中苦斗掙扎；像民主德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國都是淺嘗輒止，沒有真正認識到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到了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東歐各國開始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在突破蘇聯僵化的模式，在社會經濟民主化，在對外開放，在黨的建設和同友黨的關系方面，都在脫離蘇聯模式，回歸本國社會的歷史傳統，都在關注發(fā)展本國經濟、提高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從而掀起了改革的熱潮。我們可以認為，這是東歐馬克思主義本土化做得最好的一個歷史時期，也是東歐各國民族道路與蘇聯模式若即若離、暗中較量的時期。

在1989年底的暴風雨中，東歐各黨已處于十分困難的逆境之中。它們所選擇的社會主義道路和模式已經受到沖擊。多黨制成為不可逆轉的現實，東歐出現了多黨競爭的復雜局面。1989年11—12月份，東歐各國通過修改憲法，取消了共產黨領導地位的條款，紛紛放棄一黨制，建立多黨制。東歐社會主義政治模式宣告結束。

五、東歐馬克思主義本土化的啟示

通過對東歐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分析和研究，可以充分認識到馬克思主義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辯證統一。東歐國家接受社會主義制度，從事社會主義建設不是簡單的蘇聯化，需要結合本國國情找到正確的發(fā)展道路。東歐各國領導人從戰(zhàn)后一開始就認為，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一方面要看本國的歷史傳統和經濟基礎，另一方面要看老百姓是否愿意接受并對他們是否有利，還要看到當時社會利益的多元化要求過渡形式的多元化。這就是說，馬克思主義本土化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馬克思主義的共性不能違背各國的特殊性這個規(guī)律。

第一，東歐馬克思主義本土化就是要根據東歐各國的具體國情，接受和學習馬克思主義，并結合東歐各國歷史傳統和民族特性宣傳和運用馬克思主義，進而將馬克思主義變成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變成人民群眾能夠理解和接受的社會現實和民族思想。當然，這需要一個較長的探索和實踐過程。東歐馬克思主義本土化就是要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本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把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則同每個從事社會主義建設的國家的特殊性有機聯系在一起。馬克思主義政黨應該正確處理民族的特征和國際經驗的辯證關系。

第二，東歐馬克思主義本土化就是如何正確對待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和本民族道路的問題。或者說，如何全面理解斯大林模式與東歐道路的問題，不是盲目否定和全盤照抄，而是擇優(yōu)接受和為我所用。蘇東劇變的現實已經說明了這個問題。

第三，東歐馬克思主義本土化就是要不斷推進黨的理論創(chuàng)新，用黨的理論創(chuàng)新引領各方面創(chuàng)新。馬克思主義要發(fā)展、要創(chuàng)新，不能僵化理解、機械運用。但對一些重大理論問題不能隨意“本土化”或盲目“修正”和曲解。面對世情、國情、黨情的新變化，推進黨的理論創(chuàng)新，要不斷用新的觀點、新的論斷去豐富和發(fā)展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實踐中靈活運用馬克思主義。

第四，東歐馬克思主義本土化問題可以研究、評說，并值得肯定。20世紀90年代初起，東歐國家紛紛實行多黨議會民主制，實行自由市場經濟，取消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領導作用，取締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和教育。東歐馬克思主義本土化已經完全進入到了一個嶄新的、尚難以預料的新階段。人們期待馬克思主義在東歐煥發(fā)出新的活力，期盼對東歐馬克思主義本土化進行新的嘗試。東歐馬克思主義本土化問題更需要在新的環(huán)境下，進行認真的思考和研究。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