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倉頡造字”者，并非始于今人，查史料可見諸多。馬先生通過對古文字的研究和探索之實踐，堅信“倉頡造字”之說是可信的史實而非虛言，自有支持其命題成立的歷史依據(jù)和邏輯推斷。百家爭鳴，各抒起見，一切歷史迷案都將會得以破解。
漢字是怎樣產(chǎn)生的?這是每一個使用漢語漢字的人，都想知道的事情，馬氏認真研究多年，告訴你一個唯一可信的漢字起源的觀點，其它的說法皆經(jīng)不起任何推敲。
一，中國的漢字就是倉頡造的，倉頡是黃帝的史官。
黃帝經(jīng)過阪泉之戰(zhàn)，冀州之戰(zhàn)，涿鹿之戰(zhàn)后，統(tǒng)一華夏，踐天子位，深感庶業(yè)其繁，飾偽萌生，政令不通，遂命左史倉頡造字，以適應(yīng)朝廷行政管理和社會的需要。
《通鑒外傳》:“黃帝命倉頡為左史，制字。”
《易·系辭》:“上古結(jié)繩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 。我理解這里所說的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是指黃帝令倉頡造字一事而言，有了文字后面才會有百官以治，萬民以察的局面。此句已經(jīng)清楚說明，倉頡用六書的理論，方法，實踐，完成了整個漢字系統(tǒng)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漢字已經(jīng)進入了應(yīng)用、實施、記言、記行階段，黃帝王朝開始了信史時代。
二，倉頡思記事造字之法。
倉頡受黃帝之命，要把天子的命令，傳達于天下告知于國人，究竟怎樣造字，他心里也沒有底。他想呀想呀，冥思苦想，廢寢忘食，絞盡腦汁，也想不出一個好法子來，他痛苦極了。清晨，他推門一看，下雪了，到處是白茫茫一片。他來到郊外，看見幾只山雞在樹下覓食，雪地上留下了清晰地雞爪印;幾只梅花鹿，從倉頡身旁跑過，小鹿的蹄印留在了雪地上，依稀可辨;最后又有三頭野牛，從遠處急促的跑進大森林了，過了一會，有兩個獵人，手持弓箭在尋覓著什么，緊接著他們也進了原始森林。時間不長，獵人雙雙抬著一條野牛，滿載而歸。倉頡覺得奇怪，上前疑惑的問道:你怎么知道野牛跑到林子里去了?獵人回答:野牛在雪地上留下了逃跑的痕跡，按著牛蹄印的去向，就能找到野牛。倉頡進一步問:這是什么蹄印?獵人回答:這是梅花鹿的足印。倉頡問:這是什么足印?獵人回答:這是山雞的雞爪印。倉頡恍然大悟，連拍自己的腦門:我以前怎么就沒有發(fā)現(xiàn)和想到這一點呢?
鳥跡、嘼跡究竟給了倉頡哪些有益的啟示呢?倉頡從獵人那里受到了重大啟發(fā)，鳥跡、嘼跡有固定的形，有固定的音，有固定的義，鳥跡，嘼跡的三固定特征，正是倉頡所日夜尋找的東西--紋理，這種紋理可以和口語緊密的聯(lián)系在一起，這種鳥跡符號，獸跡符號，可以和人的語言中的詞，巧合對應(yīng)，這正是倉頡造字所需要的一種方法，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啊，三固定{紋理、音、義}真的很重要嗎?太重要了，這正是倉頡創(chuàng)造象形文字，所不能缺少的原理和方法。
《孝經(jīng)緯援神契》云:“三皇無文，至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跡，知分理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
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jīng)》。古文出于黃帝之世，倉
頡本鳥跡為字，取其孳乳相生，故文字有六義焉。
《論衡》:“見鳥跡而知書，天非以鳥跡命倉頡，而倉頡起鳥跡也。”又曰:“造端更為，前始未有，若倉頡作書是也”。
許慎《說文解字敘》:“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
理{紋理--馬注}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段玉裁注:“按史
者，記事者也。倉頡為記事之官，思造記事之法，而文生焉。”
三，鳥跡，獸跡是通向象形文字的橋梁。
這些鳥獸足跡都有固定的形，固定的義，一般人是分辨不出它們的形和義的，更不會發(fā)出什么音，然而獵人卻能，他不僅能看出是什么鳥獸足跡，指出它們足跡形狀的不同，都代表了什么鳥獸，還能叫出名字，發(fā)出音來。這個認知過程正是倉頡苦苦尋找的一個方法，找到了這個方法，就是找到了一座橋梁，這座橋梁就是將語言和鳥獸之跡【花紋的形狀】緊緊連接起來，倉頡就是通過這座橋梁，創(chuàng)造了象形文字，通過文字，讓天下人都知道了黃帝的命令。
鳥獸之跡到底都給了倉頡造字哪些有益的啟示呢?
1，紋理【花紋】的異同，可辨別出不同的物體。
2，世間的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獨特的外部特征，抓住這一特征，就能代表這個事物，這個特征是可以通過不同的花紋，表現(xiàn)出來。
3，用一種工具，將固定的花紋{筆道或線條}刻劃或摸描下來，保存下來，供人辨認。
4，鳥獸之跡盡管有固定的形，固定的義，甚至固定的音，但它的局限性很大，它是自然形成的，與人類語言連在一起有一定局限，倉頡要想記錄黃帝的話，就必須跳出鳥跡、獸跡的局限，將其進行提煉，升華，集中，重新啟用新的花紋，以物分類，歸納，整理，突出其特征?！疽李愊笮沃^之文】
象形文字往往與口語中的詞對應(yīng)起來，其字音字義就是人的語言中的詞音詞義，其字形實際上就是用來表現(xiàn)所記錄的詞的本義，古人稱作造字本義，這是造字需要解決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問題。
四，象形文字是漢字的基礎(chǔ)，但光有象形文字還不夠。
象形文字都是名詞，還要有動詞，才能組詞造句寫文章，才能記錄語言。
象形文都是名詞，記錄語言光有名詞還不行，還要有動詞，代詞，連詞，副詞，介詞，形容詞等，所以倉頡又創(chuàng)造了指事字，會意字，形聲字，轉(zhuǎn)注字，假借字等，當文與字都具備六書的特征時，而且達到一定的數(shù)量，約三、四千字左右，人就能夠讓字與字之間自如的進行組詞，造句，寫文章，記錄語言，為順利的表達一個中心思想，在這時，我們即可稱它為是一個完整的系統(tǒng)，即倉頡漢字系統(tǒng)。
倉頡從受命造字始，前后共抓住了最關(guān)鍵的三個環(huán)節(jié)，并很好的進行了解決，使他造字大獲成功。
1:通過獵人的辨識鳥獸足跡，捕獲獵物這一過程，使他認識到了鳥獸足跡【花紋】能代表鳥獸之名稱，它有固定的形，有固定的義，還有固定的音。各種鳥跡、獸跡，人跡，物跡，各有各的固定的形狀，永遠混雜不了。只要抓住它們的外部特征，就能反映出世間各種物體的本質(zhì)。
只要描繪出此物的花紋，就能叫出此物的名稱，明了此物的意義，這就是象形文?！炯丛S慎所說:依類象形謂之文】
2:有了幾百個物的象形文，還是不能記錄語言，為什么，文與文之間，都是名詞，還缺少動詞，世界是流動的，變化的，發(fā)展的。沒有動詞怎么行?人每天都在行動，每句話都得有動詞，沒有動詞無法記錄口語。他還得再創(chuàng)造一種表示動作的新的花紋。就像火車一樣，哪是車頭，哪是車廂，哪裝行李，哪盛旅客，車廂與車廂之間真么鏈接，都要有個規(guī)劃、設(shè)計，然后拼裝一起?，F(xiàn)在的問題是火車的的材料還未備齊，怎么才能找到能與動詞相匹配的花紋呢?倉頡找了好長時間，也未找到合適的花紋，最后他在已經(jīng)創(chuàng)造出來的象形文里，突然發(fā)現(xiàn)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獨體文，可以自由的匹配在一起，組成一個新的合體字，這讓他找到了一把鑰匙，動詞的大門向他洞開，里面除動詞外，還有介詞、連詞、副詞、助詞、代詞、形容詞、語氣詞等，凡是口語中的詞匯，都能在新字里被發(fā)現(xiàn)?！緯庾帧?/span>
3，盡管倉頡創(chuàng)造了象形字、指示字、會意字，但數(shù)量還是有限，應(yīng)用范圍很窄，所受局限很大，他必須突破瓶頸，將形與聲結(jié)合在一起，才能創(chuàng)造出大量的形聲字，使之成為一個完整的漢字系統(tǒng)，字與字之間，可以組詞，成句，寫文章，以滿足社會發(fā)展的需要。形聲字大量出現(xiàn)的出現(xiàn)，使記錄語言成為現(xiàn)實?！炯丛S慎所說:形聲相益謂之字】，根據(jù)學者統(tǒng)計，形聲字占漢字中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可見倉頡發(fā)明的形聲造字法對漢字系統(tǒng)的形成有著多么重要的意義。
五，倉頡用三年至五年時間，就可完成漢字體系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
就當時的社會來講，究竟需要多少文字，才能滿足國家行政事務(wù)的需要呢，常用字大約在3000字左右。到商朝晚期，學者從出土的甲骨文里，共“整理出4000多個不同形體符號的文字”{引甲骨文字典序言}鑒于以上情況，筆者做了一個具體、細致、而又有些保守的統(tǒng)計，如果倉頡從受鳥獸足跡的啟發(fā)，開始造字，按一天造兩個字算起，一年就是730個字，五年能造3650個字，如果一天造三個字，一年就造1095個字，三年就造3285個字，完全能夠形成一個完整的漢字系統(tǒng)，可以記錄口頭語言，也可以遣詞造句寫文章。以上的統(tǒng)計，是按象形字的造字速度說的，當倉頡一旦掙脫了象形字的羈絆，進入會意字和形聲字的創(chuàng)造時，就會出現(xiàn)大面積的豐收，一天能造十個、二十個字都有可能，因為加一個偏旁或部首，能造出一大串新的文字，何止二十個?所以說，倉頡開始造象形字的時候，是一個一個造出來的，造會意字的時候，是一組一組造出來的，造形聲字的時候，是一片一片造出來的，倉頡用三、五年的時間，創(chuàng)造漢字系統(tǒng)，滿打滿算是完全能夠完成的。
六，黃帝下令推廣使用文字。
倉頡將漢字系統(tǒng)創(chuàng)造完成后，交給黃帝審閱，黃帝與大臣商議后，認為滿意，可施行，即在朝廷普及推廣，然后再從朝廷擴大到各地官府，從官方再到民間，逐步推廣施行。所謂的文字是約定俗成的，實際上是指官方的法律約定，而民間必須執(zhí)行，天子一聲令下，萬民擁戴，人人守法而已。
推廣文字最好最迅速最便利的方法，就是天子發(fā)布命令，建立學校，由上到下，由里到外，分等級，分先后，逐步普及。文字具有假設(shè)性，傳授性，廣泛性特點和性質(zhì)，如果老師一天教會學生三十個字，十天就是三百字，一百天就是三千字，三個月多點就能將漢字系統(tǒng)全部掌握，四個月就能記錄言行和事件，行云流水，運用自如。黃帝時代有學校嗎?
據(jù)《周禮》記載,我國最早的學校出現(xiàn)在公元前5000年的五帝時代,名為”成均“。
早在4000多年的夏朝,就出現(xiàn)了最早的學校教育。 中國古代最早的學校名稱:庠、序、學、校。
宋朝學者衛(wèi)湜所撰《禮記集說》卷二十九說到:“《新書》曰:‘五帝大學，謂之成均;三王大學，謂之辟癰。’經(jīng):天子曰辟癰。董仲舒曰:成均，五帝之學是也。蓋以天道設(shè)教者，五帝也，故大學曰成均。以人道設(shè)教者，三王也，故大學曰辟癰。”
《周禮》職官有師氏、保氏，“師氏，德行，大學之教也;保氏，藝儀，小學之教也。”《周禮》中有大司樂，大司樂掌成均之敎，成均，就是太學。
既然，黃帝時代就有了學校，那么朝廷百官 就可到學校補習文化，學寫文字，跟誰學?當然是教官--老師，當時的老師叫師氏，保氏，擔任教字，補習文化，作文，寫奏折，寫狀子等公文事宜。
文字在社會上普及，施行，應(yīng)用。史官用文字開始記錄歷史，從黃帝時代起，我國就已進入信史時代，當時留下來的書籍有【倉頡書】、【黃帝內(nèi)經(jīng)】、【金人銘】等一批著名的經(jīng)典之作。其中包括文獻記載的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盡管這些已經(jīng)失傳了，但這些書籍在春秋戰(zhàn)國時，還存在。《左傳·昭公十二年》，楚靈王稱贊左史倚相:“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我們沒有看到原作，并不等于它們就不存在，五千年后的今人非要否定它們，恐怕也不太妥當吧。將夏朝及夏朝以前的歷史當做傳說，本身就不科學和嚴謹?？装矅娴絿視鴰斓馁Y料叫《緯書》，記載的更詳細:“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則唐虞以前孔子得而燒之。《詩》3000篇存311篇，則2689篇孔子亦得而燒之矣”“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侯》。 北京國防大學房立中先生對《孫武兵法》82篇抄本的意見很中肯，他說:“其中的《兵戈》篇、《舟車》篇等都是過去兵書中很少見的;還有古代的歷史，如共工怒觸不周山，埋了10萬兵的傳說，它說是地震--"天殺"把兵埋在那里，還涉及到"牧野之戰(zhàn)"等戰(zhàn)爭;還涉及到的一些古文字，許多是我們所沒有見過的，由于是歷代傳抄，都加進去一些當時的字，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文字演變史;還涉及到許多古代兵書，如《軍政》、《軍志》，早已失傳，八十二篇中大量引用，還引了《三墳》。引文中的黃帝的《兵典》，我們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對于研究中國古代史，尤其是研究中國古代斷代史; 都有好處。”這說明在漢代或春秋末期，【三墳】和黃帝【兵典】兩書還存在，被孫子引進書中，【三墳】和黃帝的【兵典】就是商朝以前的古書和古文字。”
綜上所述，從文獻記載來看，【詩經(jīng)】原有3000首，尚書有3240篇，這是一筆多么巨大的文明文化財富啊，黃帝時代已有成熟的系統(tǒng)的文字，有史官，有史書，這些都是客觀存在的，中國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是不容置疑的。我們了解古代的歷史，主要靠的是文字，靠的是文字記載。五千年的中華文明史從未斷過，歷史記載的已經(jīng)很詳細，當然我們也希望田野考古能夠有所新的發(fā)現(xiàn)，但是我們的祖先并沒有把歷史都埋藏在地下，祖先只是將很少的一點點東西，埋在了地下，請不要誤解。西方人文字出現(xiàn)很晚，他們的歷史又很短，文獻記載有限，他們把注意力和希望寄托在地下，是可以理解的。中國則不然，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和五千年的文字記載，那些金戈鐵馬，威武雄壯的歷史長劇，那些古代英雄，先賢和普通平民百姓，勤勞勇敢，無所畏懼，前赴后繼的影像及擲地有聲的豪言壯語，都演繹在玉版、簡冊，木牘，帛書，甲骨，金鼎的文字里，請不要輕視和否定這些經(jīng)典文獻，而本末倒置，數(shù)典忘祖，后生切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