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不論《竹書紀年》還是《史記》，對于堯舜禹三人之間政權交替方式的描寫都不真實，僅僅是不同學派政治理念的折射而已。
堯舜禹的時代，在夏朝以前，那時中國還處在原始社會，沒有文字記載的歷史。而《竹書紀年》寫成于戰(zhàn)國中期，《史記》寫成于漢武帝時期，參考了很多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史料。也就是說，《竹書紀年》與《史記》的時代相近，距離堯舜禹的時代已經過去上千年了。在夏商周時代，文字記載是比較匱乏的，不像近現(xiàn)代出版業(yè)如此發(fā)達，所以不論是《竹書紀年》還是《史記》，在說到上千年前的堯舜禹時，都不免依據(jù)傳說與自己的想象，而不是確實的文字記載。
如果我們把堯舜禹想象成后世的封建帝王，那么確實很難相信《史記》中記載的“禪讓”，會比較認同《竹書紀年》中說的“篡位”，即“堯之末年，德衰，為舜所囚。舜囚堯，復偃丹朱，使不與父相見。舜囚堯于平陽，取之帝位”。
但是，堯舜禹處在原始社會，當時不論是生產力水平還是社會制度，都跟春秋戰(zhàn)國乃至西漢時期大不相同。堯舜禹不是后世至高無上、一言九鼎的天子，而只是部落聯(lián)盟首領。他們可能權力稍大一些，生活水平稍微好一些，但遠遠沒有達到令人羨慕的地步。比如《韓非子·五蠹》說：“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糲粢之食，黎藿之羹；冬日麂裘，夏日葛衣。”堯舜禹的生活水平還是比較艱苦的。在這種情況下，擔任部落聯(lián)盟首領，更像是盡義務，而不是享受權力。
而且，部落聯(lián)盟首領并不是可以世襲的職位或權柄，而是由各部落推舉出來的。其實古今中外各原始部落中都存在著類似的情況。比如中國古代不論是契丹、女真還是蒙古等少數(shù)民族，在他們接受中華文明以前，都采用推舉首領的方式。而先秦書籍中也有類似的說法，比如《孟子》中說，堯死后，大家不去擁護他的兒子丹朱，卻都去擁護舜。這個記載很可能說明了，舜其實是各部落推舉出來的共同的領袖，而不是接受了堯的禪讓。
但是，先秦時代的人已經無法理解這種推舉首領的方式了，所以不同的學派為了說明自己的思想，對于堯舜禹的事跡做出了自己的改編。比如儒家、墨家推崇高尚的品德，所以說堯舜禹之間是禪讓，而法家認為人性本惡，所以不認可禪讓的說法，認為堯舜禹之間是血淋淋的謀權篡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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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從個真實的例子開始談起：
我三爺跟著我太爺讀了十二年私塾，一手毛筆字村里一絕，過去村里對聯(lián)、婚喪嫁娶等文儀，無不出自其手，子曰、仁義、禮信脫口而出，且為人謙恭，童叟皆愛。而且極為能干，十六歲分家立戶，帶著四個長工種三十畝地，種地種菜園是把好手；秋冬跑川、陜馬幫，生意無路人有路，帶著出產之物一路交換，有什么換什么，回家都馱著銀錢、必用之物。58、59年村里開始餓死人，他硬是帶幾牛車棉油渣餅出去，在漢中換回了幾船南瓜，救了幾村人的命。
而我二伯更能，能說會道，但成分不好初二就被下學回家了。腦子靈光，自學木工，兩年后蓋房做梁架，四鄰八鄉(xiāng)老師傅無不聽他使喚。但在家里，與我三爺極不對付，終于有天爺兒倆干起來了，好像因為二伯要蓋房、三爺說沒錢更不想欠錢，我當時拖著鼻涕在場：先是三爺拿鞋提抽我二伯，我二伯不敢還手，淌鼻血后才火了，一下把三爺按翻在地，拿板凳給了三爺光頭一家伙，鮮血頓時直冒，三爺立馬蔫了，躺在地上哭得驚天動地，在房里睡了三天都沒出門。我二伯呢，第二天就叫了幾十個小伙子，把院墻柴房扒了，五天后硬是在老屋西起了三間大瓦房。此后，三爺三奶奶住太爺傳下的老房，二伯住新房，但凡家里家外大小事兒，連三爺都說，去找二娃子商量吧，他當家，我老了不作用了。
這場家長權力的父子交接，是通過血腥的暴力革命實現(xiàn)的。你可以說我三爺是選賢與能，聽族老規(guī)勸，把家長之位“禪讓”給了我二伯；也可以說我二伯憑武力打敗了我三爺，奪取了政權。一個歷史事件，有很多緯度，看你強調哪個緯度。只有各緯綜合，才更接近歷史真相。
具體到堯舜禹的交班接權，我是這樣看的：儒家《史記》強調了堯舜禹的德性和能干，因而出現(xiàn)了“禪讓”的說辭；而古本《竹書紀年》強調了舜、禹、啟的權力斗爭，因而出現(xiàn)了暴力奪權的記載。
我認為兩者只是同一歷史事件的不同緯度，都有夸飾成分?！妒酚洝芬怀鍪ト酥溃瑸楹笫懒⒌浞?，肯定過于美化。而《竹書紀年》實出自魏襄王的汲冢竹簡，為魏國史書，三家分晉，魏本得國不正，沒必要諱飾，因而更接近歷史真相。
大家覺得呢？但否定堯舜禹啟之賢，肯定也有失偏頗。如果再有幾種原始記錄，恐怕更有利于我們還原真相。但那是種奢望！
我認為《竹書紀年》的說法比較符合歷史真相。
先秦著名思想家韓非子有這么一句話：“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也?！?/p>
儒家所津津樂道的上古“禪讓”，在韓非子這里卻成了“舜逼堯，禹逼舜”。若是屬實，那么這種禪讓的本質，與后來曹氏、司馬氏篡權模式如出一轍。這個說法只是韓非子杜撰出來的么？或者他有秘密的資料來源，而這個資料是其他人所沒看到的？
一本神奇的史書破繭而出后，讓問題水落石出了。這本書就是對中國史學界產生過巨大影響的《竹書紀年》。《竹書紀年》其實就是戰(zhàn)國時代魏國的史書，后來秦始皇一統(tǒng)中國后，把六國史書都給燒了，魏國史書也就消失了。所幸的是，在數(shù)百年后，公元281年一起盜墓事件竟然讓這本史書得以重見天日。
據(jù)《晉書》所記，這是魏襄王或魏安釐王的墓，墓穴中藏有數(shù)十車的竹簡，其中便包括這本非常珍貴的魏國史書。由于這本書是刻在竹簡上，故而稱為《竹書紀年》，也稱為《汲冢紀年》，因為是在汲郡的墓穴中發(fā)現(xiàn)的。
《竹書紀年》的珍貴之處在哪里呢？在于它與正史的記載有許多不同之處。為什么會這樣呢？原因很簡單，古代史書不是寫給小民們看的，而是給君主看的，這是屬于內參，絕密。給普通百姓看的，實際上是另一個版本，是出于統(tǒng)治的需要而曲改了的歷史。現(xiàn)代的考古發(fā)現(xiàn)，有力地證實了《竹書紀年》的可靠性。
《竹書紀年》是如何記載舜取代堯的事情呢？共有幾個記載，我們來看一下：
“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p>
“舜囚堯于平陽，取之帝位?！?/p>
“舜放堯于平陽?！?/p>
“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p>
“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保ㄗⅲ汉箴⒕褪菞?，他是帝堯的同父異母兄弟，被舜任命為后稷，后稷是主管農事的官名。）
這些記載，完全顛覆了儒學史學傳統(tǒng)的“禪讓”美德。原來舜是發(fā)動政變，囚禁了帝堯，又斬斷了帝堯與兒子丹朱的聯(lián)系，以此逼迫帝堯讓位！
原來這竟然是“禪讓”的真相。舜的手段，與后世的王莽并沒有多大不同，但是舜僥幸得到善名，而王莽卻得到惡名。
由此可見，《竹書紀年》里的說法，與韓非子的說法并無二致。那么，為什么在學術發(fā)達的春秋戰(zhàn)國時代，只有韓非子提到帝堯是被舜逼迫讓位的呢？原因很簡單，因為其他人看不到內部史料。韓非子是韓國公子，而韓國與魏國都是從晉國分裂而來的，因此魏國史料中從五帝時代到晉國時代的記錄，在韓國也應該保留一份。韓非子以王室貴族的身份，自然有可能接觸到這些史料，因此他才能寫出“舜逼堯”的觀點。
當舜大權在握時，便開始清洗異己勢力，把刀口對準反對派，以武力手段鎮(zhèn)壓自己的對手。鏟除“四兇”一直被儒家學派認為是舜的功績，由于漢代之后，儒學在中國文化中一枝獨秀，所以很少有人去置疑所謂“四兇”的說法?，F(xiàn)在我們擺脫了傳統(tǒng)儒家史觀的束縛，可以好好探討一下“除四兇”的真相了。
“四兇”指的是共工、歡兜、三苗、鯀，其中共工、歡兜、鯀都是人名，三苗則是九黎分離出來的一個部落。在傳統(tǒng)儒家看來，四兇都是罪行滔天，十惡不赦，可是他們到底犯什么罪，沒有人說得清楚。
先來看看《呂氏春秋》的說法：“堯以天下禪舜，鯀為諸侯，怒于堯說：‘得天之道者為帝，得地之道者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為三公?！萌趺瞳F，召之不來。帝舜于是磔殺之于羽山?！?/p>
再看看韓非子《外儲說》的說法：“堯欲傳天下于舜，鯀諫之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于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諫之曰：‘孰以天下而傳之于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殺共工于幽州之都。”
因此，共工與鯀被殺的原因只有一個：反對舜稱帝。
鯀與共工是因為反對舜而被殺死，這已經有明確的證據(jù)。那么歡兜呢？歡兜之所以在劫難逃，是因為他與共工關系密切，他曾經在帝堯面前稱贊共工的業(yè)績。共工被流放乃至被誅，歡兜自然被牽連，流放到崇山，據(jù)說后來投南海自殺。
至于三苗，同樣是因為政治原因而遭到舜的鎮(zhèn)壓。晉人郭璞注《山海經》有這么一句：“昔堯以天下讓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殺之，有苗民叛入南海，為三苗國?！?/p>
從上面可以看出來，所謂的“四兇”、“四罪”，其實根本不是因為這些人有什么十惡不赦的罪行，而僅僅是因為他們反對舜，他們不過是政治斗爭中的失敗者。這恰恰印證了“成王敗寇”的說法，成功的人就是圣人，失敗的人就是惡人，所以舜成為圣人，而鯀、共工、歡兜等則成為千年流傳的惡人。
從這里也可以看出，舜取代堯，并非禪讓那么平和、那么一帆風順，實際上充滿了血腥的政治斗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