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權威的服從：一次逼近人性真想的心理學實驗》是2013年最不該被忽視的著作之一。但或許是出版方（新華出版社）不善推廣的緣故，它未見于任何一個好書榜。相比之下，2010年三聯(lián)出版社推出菲利普·津巴多的《路西法效應：好人是如何變成惡魔的》，到2011年已經(jīng)印刷4次之多，幾乎成暢銷書了。
事實上，《對權威的服從》的作者斯坦利·米爾格拉姆和津巴多是中學同學，兩人都進入了耶魯大學的心理學系。米爾格拉姆的實驗，要比津巴多早得多，引起的爭議也更大。當米爾格拉姆知道津巴多在做斯坦福監(jiān)獄監(jiān)獄實驗的時候，他感到一絲欣慰，因為一個和他一樣“沒有道德”的心理學家出現(xiàn)了。如果說《路西法效應》證明了好人在一個特定的環(huán)境下可以成為惡魔的話，那么《對權威的服從》則證明，至少有一半的人，有成為“惡魔”的潛質(zhì)，因為在權威的命令下，他們會對一個受害者進行電擊，一直到450伏特。
【一】
1960年代，在耶魯大學任教的心理學家米爾格拉姆進行了一系列著名的實驗，永遠地改變了我們對個人道德和自由意志的看法。實驗的基本方法是：實驗者招聘了40名來自不同職業(yè)的市民，告訴他們參加一項名為“懲罰對學生學習影響”的研究。他們充當教師，在主試者的指令下，當“學生”在對單詞配對出現(xiàn)錯誤的時候，對“學生”施加強度和痛苦程度不斷增加的電擊（30個電擊開關，從15伏特遞增到450伏特），盡管學生以各種形式反抗（嘟囔，抗議，慘叫，大喊自己心臟受不了），有26名受試者在主試者的命令下，堅持到最后，對“學生”施加了最強程度的電擊。
（米爾格拉姆實驗<英語：Milgram experiment>，又稱權力服從研究<Obedience to Authority Study>，圖為實驗參與者在做痛苦選擇。）
當然，被困在椅子上、身上連接電擊器的“學生”只是一個演員，他的種種痛苦反應都只是逼真的表演，并沒有真正電擊，只是受試者不知情而已。米爾格拉姆改變實驗的各種變量，做了19個獨立實驗，實驗對象大約1000人。盡管變量不同，徹底服從（堅持到最強電擊）的比例也不多，比如，當有人幫受試者按開關，40人中堅持到最強電擊的達37人，而主試者不在現(xiàn)場，進行電話遙控時，比例又大幅降低，但是米爾格拉姆的實驗表明，服從普遍存在。
在走進實驗室之前，絕大多數(shù)人都相信，自己不會干出電擊受害者的惡事。這些實驗，不但整體上改變了公眾對個人道德的看法，由一些變量所導致的不同結果也很有意思：外表強悍的大漢，反抗的意識并不比弱女子強；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要比受程度低的人更具反抗性；從事法律、醫(yī)療、教育的人，較之于從事工程、物理科學等技術性工作的人，服從傾向更高；在軍隊中服役時間越長，服從程度越高，但無論服役時間多長，曾擔任軍官的要比士兵的服從程度低……可惜的是，對這些細微的區(qū)別，書中缺乏更深入的分析。
服從受試者最常見的思維調(diào)整是，他認為自己不必承擔自身行為的責任。他將所有的主動權完全交給主試這個法定權威，從而推卸掉了自己的責任。他把自己視為外部權威的代理人，而不是一個以道德責任行動的個體。在實驗后的受訪中，服從受試者的普遍解釋是：“如果就我自己，我是不會這樣做的；我只是在做我被要求做的?！泵谞柛窭钒堰@種心理狀態(tài)稱為“代理狀態(tài)”，處在這種狀態(tài)中的服從者，不再從道德的角度對行為作出反應，道德關注轉(zhuǎn)向了另一個關注：如何達到權威對他的期望。
這讓我們想起漢娜·阿倫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二戰(zhàn)時期，德國納粹殺害數(shù)百萬猶太人被屠殺，“最終執(zhí)行方案”的負責人阿道夫·艾希曼，在人們的心中是不折不扣的惡魔，戰(zhàn)后他逃亡阿根廷，最后被以色列的特工綁架回耶路撒冷審判，他對自己行為竟然平靜地做出無罪辯護：我只不過是完成自己的職責。阿倫特提出了“平庸的惡”的概念，在她看來，艾希曼并不像一個可怕的惡魔，而更像一名毫無激情的官僚，他的工作就是坐在辦公桌前完成自己的工作。
那些只是做著分內(nèi)事、內(nèi)心并不帶有特別的敵意的普通人，可能會在可怕的毀滅性活動中充當幫兇。米爾格拉姆的研究最根本的啟示是，我們這些普通人中，具有艾希曼潛質(zhì)的大有人在。對人類而言，幸運的不過是，雖然艾希曼常有，但希特勒這樣壞的權威不常有罷了。
【二】
米爾格拉姆的實驗在美國引起了很大的反彈。人們不能接受，自由而民主的美國人，竟然會做出電擊受害者這樣的事情。其后，德國、澳大利亞、意大利和瑞典的心理學家在不同時期重復了這一實驗，得到的結果基本相同。
米爾格拉姆探討的不是作為一個政治組織模式的“獨裁主義”，或者一系列的心理態(tài)度，而是權威與服從本事。獨裁主義可能會由民主化取代，但是只要社會繼續(xù)以我們所知的形式存在，權威就不可能消失。米爾格拉姆曾在美國各大學進行服從實驗演講，實驗中受試者的行為令學生們非常震驚，他們表示永遠不會做出這種行為，但是幾個月后這些學生就被送往軍隊，參加越戰(zhàn)。與他們在戰(zhàn)爭中的所作所為相比，電擊受害者的行為顯得如此微不足道，但他們沒有任何道德上的自責。
“服從命令是軍人的天職”，這也許是全世界軍人的共識，軍人無疑是“代理狀態(tài)”的極端化體現(xiàn)，因為任何一支軍隊，都會通過訓練而消滅士兵的主體意識，讓人成為工具。這種服從，同時伴隨著對對手的貶低，把對方也貶低為非人，從而完全逃避道德層面的思考。在米爾格拉姆的實驗中，完全服從的受試者在事后經(jīng)常貶低受害者：他太蠢了，記不住單詞，不然我早就停止電擊了。納粹屠殺猶太人之前，有一個長時間的貶低猶太人的運動，把他們視為二等民族。這種狀況，同樣發(fā)生在越戰(zhàn)戰(zhàn)場，美軍把越南人稱為“gook”（越南佬），好像他們是二等民族，不值得同情。越南戰(zhàn)爭中發(fā)生了米萊村大屠殺，數(shù)百手無寸鐵的村民被集中到溝里，包括一些懷抱母親的嬰兒，被美軍一個小分隊用m-16槍掃射而死。1972年美國一項調(diào)查顯示，51%的受訪者表示，如果長官命令他們射殺一個越南村落的村民，他們會遵命而為。
米爾格拉姆的實驗被人批判的一個理由是，這些實驗對那些不知情的受試者來講，是殘酷的、不公平的，曾“傷害別人”的經(jīng)歷，或許會對他們留下心理創(chuàng)傷。但是，實驗后的跟蹤調(diào)查顯示，這一實驗非但沒有給受試者留下陰影，還起到了某種積極的反思作用。1964年，一位年輕人在普林斯頓參加了復制實驗，并且完全服從。參加電擊實驗，對他的生命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他認識到，如果應征入伍，他絕對會做出殘忍的事，這讓他感到害怕。因此，他拒絕參軍，并且準備好了去坐監(jiān)獄。
【三】
由于實驗探討的主要是服從及其心理結構，米爾格拉姆對反抗著墨不多，但是，反抗顯然是我們更應該關注的問題。如果服從是人性之幽暗的話，那么反抗就是讓人類繼續(xù)活著的那束光亮。
米爾格拉姆書中只記載兩個反抗者。其中一個是舊約教授，他在按下150伏特開關后停了下來。當主試告訴他實驗很安全時，他被激怒了，提到實驗對學生情感上的影響，而不是身體上的影響。他甚至認為，主試不過是嚴厲而狹隘的技術人員，根本無法與其進行高水平對話。實驗結束后，主試問他：“想要加強反抗不人道權威的力量，最有效的辦法是什么？”他回答：“如果人類有了最終極的權威——上帝，人類權威就不足輕重了。”他的回答表明，他并不是反抗權威本身，而是用一個好的權威——神來代替壞的權威。
另外一位停下來的是一個31歲的美麗女士，到了210伏特，她堅決拒絕繼續(xù)，理由是“不想對這個男人的痛苦承擔責任”。在此前的實驗中，她自始至終表現(xiàn)得堅決果斷，沒有任何緊張感，完全能夠控制自己的行為，似乎反抗對她而言是一個簡單的理性行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她的少年時代，是在納粹德國度過的，她說，“也許我們經(jīng)歷太多痛苦了?！?/p>
上述兩例有很強的代表性：一位有堅定的宗教信仰，另一位則是早已見識了太多由于服從而導致的罪惡。對普通人來說，反抗權威是很難的事情。這并不是由于權威的力量異常強大，而是因為我們從小生活的社會，內(nèi)在包含著地一種權威-服從結構。在人類社會早期，人類以等級形式組成一個個群體，對群體成員而言，這種構成方式非常有益，可以戰(zhàn)勝部落遇到的各種危險。而在漫長的人類社會發(fā)展中，這種記憶會逐漸演化為一種生理和心理習慣。
所有人都是在各種權威結構中長大的，小時候當父母告訴我們，“不許打小朋友”，這不是一個命令，而是兩個：其一，命令的接受者要禮貌地對待小朋友，其二，還有一個隱藏的命令，“你要服從我”。而這個隱藏的命令，是前一個表面命令的基礎，如果不服從父母，那“不打小朋友”就是一句空話。我們道德觀念的形成，與這種對服從要素的反復灌輸是分不開的。在所有具體的命令中，服從是唯一共同的要素。
有一些反抗，其實仍是服從的一種形式。比如欺騙權威，很多受試者都有一個有趣的反應，在他們讀到正確的那個單詞時，往往會加重語氣提高音量，在他們看來，這是對“學生”的善意提醒，并由此減輕受試者自己的道德壓力。這種反抗是不折不扣的自我安慰，因為這是建立在完全承認主試的權威前提下的。還有一種“反抗”可以稱為異議，受試者對主試命令的行為表示不同意，并提出自己的看法。異議也是一個減輕緊張感的心理機制（反正我已經(jīng)提出了不同看法，出事就不能怪我），并不是反抗，因為很多異議者在被主試駁回后，都繼續(xù)進行了電擊。真正的反抗始于內(nèi)心的懷疑，是從根本上懷疑主試的動機和價值，懷疑這個實驗的意義，只有整體上懷疑權威的合法性，才能產(chǎn)生決裂的行動。用文學作品的例子來說，懷疑就是魯迅小說《狂人日記》中的主人公，翻遍所有史書，看到的不外是兩個字，“吃人”。這就是懷疑的時刻，也是覺醒的時刻。對個體來說，覺醒是痛苦的，也伴隨著恐懼，因為這意味著自己對行動完全承擔責任。而在集權社會，這就必然伴隨生命危險。
魯迅曾致力于改造國民性，因為他發(fā)現(xiàn)中國人“無非是暫時做穩(wěn)了奴隸的時代和欲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不得不佩服他的深刻，因為他以作家的嗅覺敏銳地感知到了服從的本質(zhì)。但是，米爾格拉姆的實驗向我們表明，服從的困境是整個人類面臨的狀況，沒有哪個民族比別的民族更有奴性。
（原文標題：《誰比誰更壞？》）
延伸閱讀：李靜睿：《一個正常人為何淪為劊子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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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書出版信息：
《對權威的服從：一次逼近人性真相的心理學實驗》
作者: 米爾格拉姆
譯者: 趙萍萍，王利群
出版社: 新華出版社
出版年: 2013-1
頁數(shù): 234
定價: 29.00元
ISBN: 9787516602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