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宗李昂在坐上龍椅以前叫李涵，封江王，是唐敬宗李湛的二弟。
當時王守澄的勢力達到頂點，梁守謙自知無法制衡王守澄，打算退讓希望平安終老，偏偏沒有那個運氣，還不到一年，就在文宗的大和元年（827）暴卒家中，年四十九歲，追贈揚州大都督（有梁守謙功德碑在西安碑林博物館）。史書稱梁守謙有病在身，按說他沒有與王守澄結(jié)怨，且他有頗為強大的家族勢力，兄弟梁守志也是左神策軍都知兵馬使（其墓志于2012年從民間征集現(xiàn)身，收藏于碑林博物館），養(yǎng)子有五人，四個是宦官，全在宮中和地方任職，所以病死應該還是可信的，不像是被害。
這里需要特意澄清，歷來對唐文宗“大和”年號，不少人寫書、寫文章時，都以為可與太和混用。在古代習慣來說，的確“大”經(jīng)常與“太”通用，可是根據(jù)一些嚴謹?shù)难芯糠治?，唐文宗這一年號的確應該是大和，并不是太和。之所以令許多后人產(chǎn)生誤會，主要是出自《資治通鑒》這一比較權(quán)威的著作率先誤傳。
在北宋通鑒出現(xiàn)之前，唐代的史料記載有關(guān)唐文宗年號全是大和，幾乎沒有太和的記錄。唯一罕見的是唐代文人于鄴寫《揚州夢記》小說，按說是當時人寫杜牧生平的故事，今天留存的文本是“太和中”，因此引起宋代以后人們對文宗年號的分歧。但是，于鄴這一文章今天所見并非是唐代原貌，本就經(jīng)過整理編輯留存在《唐人繪》中，已經(jīng)是宋人的版本。所以，文宗大和年號的改變，的確是出自宋人記載的筆誤，這是一個流傳至今誤會很大、實際很不嚴謹?shù)募毠?jié)。
在唐文宗繼位之時，要說完全憑王守澄、梁守謙一句話就讓江王李涵坐上龍椅為君也不現(xiàn)實。后人對宦官勢力的渲染也是很容易引起誤導，大多數(shù)是后人對宮廷、朝廷存在一種朦朧想象，比如每一朝代的宮廷、朝廷雖然很多相似，但也很多不同。
晚唐宦官掌握了宮廷大局，畢竟宦官不能取代朝臣處理日常事務(wù)，唐代還有一套完整的朝廷制度，皇帝也需要大臣們支持。所以，唐文宗的繼位和之前穆宗、敬宗時有李逢吉與王守澄的配合不同，李逢吉在敬宗時試圖阻止裴度入朝失敗，已經(jīng)離開長安去了興元府做山南道節(jié)度使（敬宗對李逢吉有很深感情，曾約定日后再召回，結(jié)果敬宗很快死了，李逢吉年老患病，挨到大和九年身故，年七十八歲）。
當時對唐文宗起到定策之功的宰相是裴度。之所以裴度能與王守澄、梁守謙合作，一是敬宗之死的確是一場宮廷變故，裴度在大局上是支持神策軍平定劉克明等人企圖奪位的行為；二是恢復社稷秩序是宰相職責，裴度責無旁貸需要主持大局。三是與王守澄的交往體現(xiàn)裴度的靈活應變，可能對江王李涵多少了解，或者他能夠接受。
裴度名望地位已經(jīng)很高，文宗只再加集賢殿大學士，進階特進的禮遇。實際當時全靠裴度在位，才對滄景橫海軍李同捷擅為留后一事行使強硬手段。都知道裴度是憲宗年間清除藩鎮(zhèn)危害的代表人物，裴度不在朝廷時也就罷了，當他回到京師統(tǒng)領(lǐng)百官，正希望矯正穆宗、敬宗幾年下來的種種弊端，意圖延續(xù)元和年間的中興，怎么能忍受橫海軍的脅迫？
正是裴度向文宗建議調(diào)離互換任區(qū)職務(wù)，所謂先禮后兵。果然李同捷不服，這就有武寧軍節(jié)度使王智興率本軍三萬人充作先鋒討伐。
裴度畫像
畢竟裴度也六十五歲，還有病在身，隨著局面恢復，他請求休息。文宗對于接替人選，裴度自己舉薦已經(jīng)名聲在外的李德裕。文宗知道裴度、李德裕都是愛折騰的人物，出于渴望平靜的心理，拒絕李德裕回來，讓其在西川做節(jié)度使。
這期間發(fā)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吐蕃占據(jù)的維州（今四川理縣附近）守將謀劃歸降。在成都任劍南西川節(jié)度使的李德裕主張收復，派兵進駐維州。朝中牛僧孺等認為容易與吐蕃結(jié)怨，雙方不久前長慶年間才重申盟約，如此容易招來話柄，令雙方再起兵禍。文宗站在牛僧孺一邊，下令李德裕退出維州。
其實大和四年吐蕃已違約攻唐，牛僧孺對幽州和維州的決策，只反映他也主張修養(yǎng)生息，不愿挑起戰(zhàn)事的保守思想。文宗為人謹慎，與牛僧孺心態(tài)相似也就罷了，可后來實際又對維州的處理感到后悔，令牛僧孺主動告退，出為淮南節(jié)度使、山南東道（今湖北襄樊襄陽）節(jié)度使。
恰恰從許多大事決策可以看出唐文宗的反復無常，鮮明地表現(xiàn)出矛盾，這才是他一生看似很想有作為，結(jié)果往往行差踏錯，適得其反的悲劇根源。最典型的自然是對宮廷內(nèi)所謂清除宦官的心思，例如讓宋申錫點燃的導火線。
宋申錫是一個平民出身的文人，早年被不受看重的宰相韋貫之發(fā)掘，可惜沒有太大機遇。穆宗長慶年間逐漸入朝為監(jiān)察御史，人品非常端正，加上出身底層，他從不參與門戶派系的漩渦。所以文宗對他這一點非常欣賞，他一開始就是翰林學士身份參與起草詔書，可以時常接近皇帝。
文宗對王守澄的威勢非常忌憚，很想找機會奪回神策軍。暗中與宋申錫商議如何行事，希望讓他物色一些人選。宋申錫雖然忠心，但其實也不大清楚究竟哪些人值得信賴，舉動太過草率，一個試探一個，一個接洽一個，消息很快就走漏了。被王守澄信賴的宮廷名醫(yī)鄭注知道，以攀附漳王李湊意圖奪位這樣嚴重的罪名將宋申錫進行處置。
王守澄拿著逼迫得來的罪證扔給文宗看，文宗居然看不出真假，還以為真有其事。當時有另一宦官馬存亮出來勸阻王守澄不要急于殺掉宋申錫，認為事情還要調(diào)查，且要朝臣信服。宋申錫當然沒有等到機會辯白，其他宰相牛僧孺、李宗閔、路隨也同樣不明真假，無從說起。最終宋申錫被貶開州（今重慶開州區(qū)一帶）司馬，終身不許返回長安，死后才被同意送回安葬。
因為宋申錫一事，在其中翻云覆雨的鄭注成了眾矢之的。由于有王守澄的保護，鄭注沒有受追究。當時神策軍中，韋元素、楊承和（其實也是最早參與處理劉克明、絳王李悟的將領(lǐng)）、王踐言多少都與王守澄有一些矛盾，本來已經(jīng)想要設(shè)法對付王守澄，都認為鄭注此人可以先下手，于是以看病為名找來，結(jié)果鄭注是江湖游醫(yī)出身，一張嘴能說會道，韋元素等都被折服，認為鄭注是一個人才，不愿就這么除掉。
沒多久，文宗因心情郁結(jié)發(fā)了一次風疾。鄭注入宮為皇帝看病，趁機把自己編寫的《藥方》一卷獻給皇帝，文宗非常欣賞，鄭注善于把握機遇（或者就是投機）。他跟從王守澄混跡京師也有十多年，自認為對宮廷內(nèi)外局勢了如指掌，可以辦成一些大事，所以鄭注很快又轉(zhuǎn)向支持皇帝。
通過韋元素等人的試探，鄭注也很清楚王守澄的手下面和心不和，從王叔文、宋申錫等人的失敗，鄭注也知道吸取經(jīng)驗，提出從宦官中逐漸分化勢力，所以文宗就讓仇士良分走一部分神策軍。
為了讓王守澄疏于防范，鄭注以李訓善談《易經(jīng)》為名，讓他也到皇帝身邊共同謀劃，鄭注代表宮廷內(nèi)，李訓代表聯(lián)系外朝，這些本來都得到王守澄同意，因為文宗時常需要調(diào)養(yǎng)身體，煉丹服藥是再正常不過。他們二人之前都是王守澄、李逢吉的親信，且招財納賄，名聲極差，忽然受到皇帝倚重，許多朝臣都認為不妥，紛紛進諫。但文宗由于另有謀劃，當然不放在心上。
到大和九年（835），他們先除去當年害憲宗的兇手陳弘志，此時通過其他宦官安排，王守澄基本被架空，還以明升暗降的方式成為觀軍容使，由另一宦官李好古帶鴆酒到府上逼死王守澄。然后清除韋元素、楊承和，又以王守澄的葬禮為契機，準備更大規(guī)模除掉不利于皇帝的宦官，這實在是一個非常大膽冒險的計劃。
為便于調(diào)動兵力防止長安城中神策軍，鄭注外放到鳳翔為節(jié)度使招募死士和聯(lián)絡(luò)外部兵力，與李訓約定一個月為期，然后在長安城外浐水（指藍田縣境內(nèi)秦嶺流出的一條河，但是西北還是西南的浐水說法不一）行動。鄭注計劃以護送喪禮隊伍為名，使死士混入隊伍，趁機對前來送行的主要宦官群體一網(wǎng)打盡。
可李訓對鄭注的計劃擔心夜長夢多，且鄭注在外地不便控制，更擔心讓對方一人成就大功，說明他們兩人各自都有很大缺點。所以，李訓在很短時間內(nèi)，又急與王璠、王行瑜到處招募其他可以使用的人手，然后約定一出觀看神奇露水的名頭，發(fā)生了歷史上著名的甘露之變。
這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古時為陰歷，已是隆冬時節(jié)）李訓讓金吾將軍韓約請上早朝的唐文宗去金吾左仗院內(nèi)（位于大明宮東部，與含元殿相當近，可以隨時呼應）的石榴樹欣賞天降甘露。文宗比較高興，就往含元殿等候，讓左右先去左仗院看看是不是真的有甘露，派去的人當中就有李訓。
李訓等回來自然稱屬實，讓文宗過去欣賞。然后李訓讓王璠、郭行余所募士卒入丹鳳門準備。結(jié)果都知道，仇士良等神策軍首領(lǐng)前來后，因韓約表現(xiàn)慌張，讓宦官提前警覺。仇士良應變相當機敏，很快往含元殿截住文宗一起撤退，他們往北走，過宣政門，進入北衙神策軍控制范圍內(nèi)。李訓知道計劃失敗，其實反應也靈活，以遭貶謫為由很快混出長安，不過他準備朝鳳翔跑的時候被人發(fā)現(xiàn)，抓回長安被殺。
鄭注在鳳翔接到宮中出事的消息，再調(diào)集人手行動為時已晚。鳳翔城內(nèi)監(jiān)軍張仲清據(jù)說先答應會支持鄭注，這時已經(jīng)不可能再賠上自己，所以和手下一起殺了鄭注，向長安的仇士良獻功。其他被卷入的宰相王涯、賈餗、舒元輿全被逮捕下獄，遭嚴刑拷打，統(tǒng)統(tǒng)腰斬于興安門外。這一番變故下來，仇士良果決狠辣的大名迅速與王守澄不遑多讓。
關(guān)于仇士良，史書明確記載是以宦官身份后來娶戶部尚書胡承恩之女為妻，當然，這個尚書是靠仇士良的權(quán)勢贈的。胡氏生下幾個兒子，仇士良的兒子多數(shù)也擔任宦官。因為仇士良本就來自宦官家族，父親仇文晟雖是禁軍將軍，但叔父仇文義是宦官，擔任忠武軍監(jiān)軍使。
仇士良并非早年生了孩子再入宮當太監(jiān)，所以，唐代宦官也并不完全是我們后人印象中的閹人。以嚴耀中、杜文玉對唐代宦官身份和婚姻研究，唐代宦官有品級的娶妻比例占一半，甚至有宦官娶了不止一個妻子，一旦有妻子過世，很快就會續(xù)弦。而且有記載的宦官所娶的幾乎全是青春適齡女子，完全作為一種正常婚嫁情形來對待。而且唐代龐大的宦官家族，雖然有不少是養(yǎng)子、義父，但要說完全都依靠攀親戚來維持局面，恐怕也說不過去。所以一定有一些姻親關(guān)系是真正的血緣，所以會出現(xiàn)仇士良這種宦官能接連生兒子，又讓兒子繼續(xù)當宦官的比較特殊的情況。
但另一方面，畢竟也有不少宦官的確是閹人，哪怕娶了妻子，也導致很多女人生活不幸早死或委身空門，比如內(nèi)給事鄧某之妻王氏，諱晤空，字解脫，有志于佛，死后遺命葬于香積寺之南院。王氏的名與字顯然不是其父母確定的，任何父母決不會給孩子起一個如此消沉頹廢的名字，很可能是王氏出嫁后心灰意冷，轉(zhuǎn)而信奉佛門以求解脫，才給自己起了這樣的名與字。
千百年來，甘露一事都吸引著許多后來關(guān)注和研究的人們，這件事表面的經(jīng)過通過史書描繪，好像已經(jīng)非常清楚了，就是皇帝與親信希望重振朝廷聲威與宦官進行了一次抗衡，結(jié)果遭到失敗的巨大憾事?？墒聦嵁斦嫒绱撕唵螁?？
之前鄭注和李訓在大和五年處置宋申錫時，還被視為依附王守澄的奸邪小人，怎么短短兩三年就忽起這么大變化，居然倒戈與宦官為敵，最后還變得和英雄義士一般。若論形象反差之大，整個唐代史書里，貌似都沒有他們兩個這么富有戲劇性。
最后的甘露行動，李訓和鄭注好像還互有矛盾，是李訓貪功冒險搞出一場看甘露的演出，結(jié)果害人害己，但究竟為什么會行動失?。慨斦媸抢钣柕呢澒γ斑M嗎？甘露一事由于充滿種種戲劇化的情節(jié)，以至于充滿不少的疑團，當然失敗的結(jié)論是非常清楚的，可到底演變過程是怎樣，發(fā)生了什么卻云山霧罩并不那么清楚。
首先，李訓為何改變原定計劃？李訓害怕與鄭注爭功，可能只是事后記錄的分析推斷。出于當時通信往來不利，鑒于之前宋申錫聯(lián)絡(luò)的人越多反而遭到泄露，關(guān)于夜長夢多這種顧慮是有一定合理性。李訓在城中設(shè)計動手，應該不算完全出于貪功，也許是為了快刀斬亂麻。但致命要害在于他沒有其他更好的選擇，只能考慮金吾衛(wèi)軍，也就是南衙兵。
神策軍屬于禁軍的北衙軍，控制皇宮大內(nèi)（最初神策軍于代宗年間調(diào)入長安時就安排駐扎于北苑），而金吾衛(wèi)軍在過去府兵制的時候很輝煌，可以掌控整個京師的安防，是真正的禁軍。因府兵系統(tǒng)的衰落，南衙金吾衛(wèi)軍在安史禍事后徹底沒落，所以唐代宗擴編神策軍成為禁軍，取代金吾衛(wèi)軍負責宮禁護衛(wèi)大權(quán)，而南衙軍落得巡防長安外城的地位，感覺和負責社會治安的巡警差不多。
雖然還保留禁軍的名頭，但在宮廷和朝廷方面已經(jīng)沒有地位。雖然德宗年間，一度也考慮充實金吾衛(wèi)軍，但重點還在神策軍，已經(jīng)達到近二十萬，金吾衛(wèi)軍卻沒有顧及。到文宗時數(shù)據(jù)顯示，實際裝備整齊的金吾衛(wèi)軍可能才區(qū)區(qū)數(shù)百人，所以韓約就算愿意和李訓共同行動，根本心里沒底，所以進入宮中埋伏才會慌張不安。
其次，李訓到底有無真正謀劃甘露行動？
看史書記錄的整個事件過程，李訓確實希望提前行動，但他好像也沒有太多時間考察周祥，整個事情都顯得十分倉促。比如李訓希望利用金吾衛(wèi)軍，可實際只收買了金吾將軍韓約。比如當韓約表現(xiàn)懼怕仇士良不敢動手，李訓在含元殿呼喊金吾衛(wèi)將士保衛(wèi)皇帝鏟除宦官，其他金吾衛(wèi)將士并沒什么人站出來響應，所以令仇士良區(qū)區(qū)數(shù)人就在光天化日下挾制唐文宗溜之大吉。反而金吾衛(wèi)將士沒有跟著撤走，在宮中也被后來的神策軍一番剿滅?？梢娎钣柛緵]有收買其他將士，整個計劃才顯得一敗涂地。
當時宰相幾乎都被殺，為穩(wěn)定朝局，另讓鄭覃、李石提升宰相（實際他們屬于和李德裕關(guān)系較好），但仇士良每每還拿李訓、王涯等人為例子羞辱宰相，朝廷官員每天辦事都戰(zhàn)戰(zhàn)兢兢，整個局面到了空前壓抑和無奈的境地。好比鄭覃和令狐楚看王涯受刑和供詞，兩人非常難受，令狐楚知道王涯是被迫承認要推翻文宗，寫下詔書指責王涯，但言辭空洞，對他們受刑冤枉十分同情。
不久，昭義軍節(jié)度使劉從諫（劉悟之子，劉悟為平盧軍李師道屬下兵馬使，元和末年殺李師道有功任幽州地區(qū)昭義軍節(jié)度使，位于今昌平一帶）上書為王涯等人聲援。劉從諫在文宗大和初年幫助討伐李同捷、王庭湊有功，且與王守澄、李逢吉等因賄賂來往關(guān)系密切。劉從諫也不斷得到文宗信任封賞，在朝廷也頗有影響力，開成元年（836），劉從諫三次上書為王涯等鳴冤，請求赦免他們的罪行，并譏諷宦官。
由于劉從諫手握重兵，他的姿態(tài)才讓仇士良對大臣們稍微收斂，也不敢再輕易廢除宰相，鄭覃、李石終于能夠繼續(xù)做事。在鄭覃推薦下，大臣周墀、崔球、張次宗、溫業(yè)負責太學開展銘刻典籍的工程。
鄭覃也是門蔭入仕子弟，他是德宗時宰相鄭珣瑜的兒子，和李德裕之流不同，他并不善于文章詩詞，甚至傳說他建議文宗廢除科舉。后來前宰相李固言復相，李石則提出為宋申錫平冤。宋申錫因被王守澄、鄭注誣告而流放。鄭覃、李固言都贊成，文宗就追復了宋申錫的生前官爵。然后陳夷行、楊嗣復、李玨等一批人陸續(xù)被提攜，互相之間矛盾又多起來。鄭覃、陳夷行被認為與李德裕交好，而李固言、楊嗣復、李玨等被認為與牛僧孺、李宗閔、令狐楚親密。尤其牛僧孺等一派往往更多人善于詩詞文章，所以鄭覃建議廢科舉就視為引發(fā)矛盾的典型。
唐代后期朝臣紛爭，從元和到大和階段還可以維持在朝臣之間有不同看法的意見分歧，雖然偶爾有些私人恩怨，主流還是屬于公事。如李吉甫、裴度和李逢吉、李宗閔，包括穆宗長慶元年的復試案，文宗年間處置維州，雖然有借助公事打擊對方色彩，還不算特別明顯。
但文宗開成到宣宗大中這一階段，性質(zhì)完全變了，隨著令狐楚、白敏中、令狐绹等崛起，很多時候成為純粹義氣紛爭，無關(guān)對公事與否的分別，包括像鄭覃意圖廢除科舉，就因為他不擅長文辭就反對；像令狐綯對李商隱壓制，李商隱投靠過李德裕一方（選擇跟鄭亞當幕僚，甚至娶王茂元之女，王茂元按說與李德裕交情不算多親密，出于李德裕后來比較重視，而李商隱在甘露之后，從內(nèi)心是完全支持李德裕，包括李德裕大中初期被貶，李商隱有許多詩歌懷念和稱頌。出于生計要結(jié)交另一批官員如杜悰，偶爾又有貶損李德裕的聲音，顯示底層文人的可悲和無奈），堅決將李商隱視為背叛。就連白敏中，最初也是李德裕欣賞提攜，為了巴結(jié)新君宣宗，立刻見風轉(zhuǎn)舵批評李德裕，也顯示后期的朝臣為了鞏固地位開始喪失原則。
唐文宗經(jīng)歷甘露一事后，變得十分頹廢。按說第二個年號開成也有近五年時間，由于被仇士良軟禁，身體和精神大不如前，實際還不到三十歲。他一度對當值學士周墀慨嘆，自己受制于家奴，境遇不如周赧王、漢獻帝，不禁凄然淚下，周墀聽了也伏地流涕。
文宗的太子李永當時夭折了，另一個兒子蔣王也夭折了。所以文宗一度是想把敬宗的幼子陳王李成美立為太子，未行冊禮就病重，很快離世。
假如我們今天要對唐文宗進行一個比較準確的綜合評估非常困難，以史書形象來看，唐文宗是一個悲催窩囊的角色。自比漢獻帝的自嘲橋段歷來都感覺是一種心理投影，可唐文宗的情形和漢獻帝當時完全不同。
漢獻帝幼年就先后被董卓及其部下李傕郭汜各種控制，被曹操迎接到許昌以后更經(jīng)歷各種風波。漢獻帝的窩囊勉強可以說一生都在別人的壓制下。正如今天分析董卓、曹操，按說都有實力換掉漢獻帝自己稱帝，只是漢末濃厚的儒家社會氛圍不敢輕易嘗試，實際他們都在積極準備，等待時機，這是不可否認的。
幾百年后唐文宗的情形和漢獻帝的經(jīng)歷完全不同，他是被王守澄、梁守謙、仇士良等一批掌握禁軍的實力派宦官擁戴，前期并沒有完全受宦官的控制，甚至也不受某一個宦官控制。
正如之前提過，宦官雖然威脅朝臣，但并沒有取代朝臣，前期唐文宗得到裴度等一批很優(yōu)秀的大臣支持，比如還有李德裕等人，唐文宗說不上就是充當宦官的傀儡，只不過我們?nèi)菀妆皇窌竺娴那樾蚊曰?，認為唐文宗做不了主，這是一種同情唐文宗遭遇的史筆迷霧。
實際大和和開成兩個截然不同的階段就是分水嶺。唐文宗在大和時期是能夠處理和控制朝野局勢的，好比對李德裕、牛僧孺等人的處置，對任用宋申錫、鄭注、李訓的安排。盡管需要顧忌王守澄、仇士良等人，但并非做不了主。
唐文宗為了自保，大和年間是避免激怒王守澄，后期則是仇士良，包括維系朝局，所以長期都傾向采取緩和的方式。尤其甘露失敗之后，更不奢望搞什么大動作去動搖仇士良等人利益，文宗期間伴隨上升到激烈的紛爭，實際完全都有唐文宗刻意醞釀的因素在內(nèi)。
因此，唐文宗雖然有一些抱負理想，但骨子里非常保守，有些懦弱，尤其無可奈何的結(jié)局感覺博人同情，往往忽略宋申錫的悲劇，甘露的失敗很大程度都脫離不了文宗本人的責任。
宋申錫出事以后，文宗不但沒有積極的作為，反而他是幫助王守澄等人除掉宋申錫。出于自保，他也傾向于啟用李宗閔、李逢吉、牛僧孺、令狐楚等無所作為等輩，反感裴度舉薦李德裕入朝主事。
隨著時間推移，唐文宗又對李宗閔、牛僧孺不大滿意，又因為鄭注、李訓的說辭，醞釀甘露行動。實際是他渴望從種種尷尬的境地中掙脫，尋求更加安全的地位，還是一種短視的自保行動。只不過看起來，除掉宦官與振作朝局兩者并不違背，甚至要算一個重要前提。假如一開始唐文宗就選擇重視裴度和李德裕（包括還有劉蕡、杜牧等比較有實際才干的文人）等有能耐的一批大臣提供方案，恐怕后來不會是那么糟糕的樣子。
唐文宗為了保密躲躲閃閃，借李訓、鄭注談易經(jīng)、看醫(yī)生等名頭，李訓、鄭注確實有一些小才，也幫助皇帝肯轉(zhuǎn)變是一種額外的效果，但過于魯莽沖動也足以說明他們有很大局限性。
李訓、鄭注先把李德裕、李宗閔等人全排除出朝堂，還實際也迎合文宗內(nèi)心同時希望擺脫朝臣派別的隱秘心理。但文宗沒有考慮到，如此一來，能否順利廓清宦官強大的勢力就很成問題。甘露一事過于迷信李訓、鄭注偷襲一般的行動可以成就大事，說明太過天真。結(jié)果皇帝反而成了仇士良的俘虜，再次證明文宗空有抱負，毫無本領(lǐng)的事實。
甘露行動需要保密低調(diào)當然正常，可皇帝沒有提供一些智謀指示李訓、鄭注如何確保行動順利，哪里顯出忍辱負重的志向和手段？
這一點，假如對比后來的宣宗李忱（宣宗繼承文宗之后武宗的位子，輩分上是文宗李昂的叔父，年齡比李昂小一歲），能從神策軍馬元贄的控制下擺脫，后來還博得一個“小太宗”綽號，當然也有夸飾的意思，但比唐文宗的確勝出許多。所以唐文宗在史書形象博取后人同情，與實際作為來看水分很大，何況甘露一事犧牲那么多無辜朝臣的性命，也令晚唐局勢越發(fā)艱難，可以說罪莫大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