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風度與魏晉時代
“魏晉風度”是個老話題，也是一個常講常新的話題?！拔簳x風度”雖然講的是魏晉士人對生活的態(tài)度及其生活方式，也直接關系到中國古代士人生活的生活作風和生活態(tài)度。因此自古以來就是人們感興趣的話題。
宗白華先生在《美學散步》里說，漢末魏晉六朝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政治最為混亂、社會最為苦痛的時代，但同時又是中國古代精神史上最為解放、極為自由的時期。這就很有看頭。所以要考察中國古代士人是如何形成了他們特有的生活方式，就必須從魏晉時期入手。
1927年的7月23日和7月26日，魯迅先生在廣州夏季學術演講會上作了兩次演講，題目就叫做《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這篇文章后來收到《而已集》中，這篇文章已經成為研究魏晉思想和文學的經典之作。在這篇文章中，魯迅提出了“魏晉風度”的問題。
風度，從表面上看，是指人的言談舉止、儀態(tài)風貌。但實際上，風度不僅僅指的是人外在的形象，還指人的精神內涵。人的言談舉止、儀容風貌決定于人的精神氣質。因此所謂風度，就是人的精神氣質和儀態(tài)風貌的內外統(tǒng)一，用魏晉人的說法，是形神融合所產生的士人風貌。
魯迅在他的文章中沒有講什么概念，他首先講魏晉士人的生活，講他們的生活作風，然后由士人的生活講到文章，再由文章講到士人的精神風貌、作風背面的文化背景。按照魯迅先生這種講法，魏晉風度實際上就是魏晉士人的生活、生活態(tài)度、生活作風以及他們的文章所呈現(xiàn)出來的精神風貌。今天我們就從魯迅先生的這篇文章入手，圍繞魏晉風度講幾個問題。一是魏晉風度與魏晉時代；二是魏晉風度的種種表現(xiàn)；三是講魏晉風度的文化內涵。首先分析一下魏晉風度是在什么樣的背景下形成的。
關于魏晉風度所產生的背景，筆者認為主要應該從士人的命運入手來考察。魏晉時代是士人命運的轉折時期。漢代的選官制度是察舉制，通過朝廷選拔和地方推薦來選拔人才，選拔的重要條件是經明和行修。五經讀得好，才有條件進入朝廷和地方官的視野。所以漢代士人把董仲舒、公孫弘作為楷模，“天下學士靡然鄉(xiāng)風矣”，士人多是李白詩中所描繪的“白發(fā)死章句”儒生形象。
到了東漢中后期，外戚和宦官斗爭引發(fā)士人群體和外戚宦官的尖銳斗爭。經過兩次“黨錮之禍”，士人群體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士人的榜樣是像李膺、范滂、郭林宗這樣的一些士人清流。比如李膺，經過他的人物評點，士人就像鯉魚跳了龍門，一下子會形成很大的影響。李膺一言就可以決定一個人的名聲好壞，決定一個人一生的命運。是什么原因使這些人成為士人領袖？就是因為在面對宦官專制、政治非常黑暗的時候，像張儉、范滂、李膺等士人表現(xiàn)出了一種錚錚鐵骨的社會擔當情懷和氣節(jié)。
到了正始時期，情況又有很大變化，導致了士風發(fā)生了激變。大家知道，曹操實際上是想當皇帝的，但是他生前決不當皇帝，他要做周公。曹操沒有當皇帝，但他的兒子曹丕代漢稱帝了，而且演出了一場“禪讓”的鬧劇。所謂“禪讓”，是中國古代理想的政權交接形式：你作為天子，如果認為我的德才可以治理天下，那么你就讓賢于我，此謂“禪讓”。但實際上這場禪讓的節(jié)目，是曹丕逼出來的。
前有轍后有軌，到了司馬氏控制了魏國的實際大權，也就想效而法之。曹操做魏王的時候，司馬懿深受重用，任太子中庶子。曹丕去世的時候，以司馬懿和曹真共同為輔政大臣，輔佐魏明帝曹睿。曹睿去世時，曹芳只有八歲，明帝遺詔托孤給司馬懿和曹真的兒子曹爽。曹爽上臺后基本上把所有的軍事權力都抓過來，但司馬懿是一個極有權術的人，他從正始八年就開始裝病，躲避曹爽的鋒芒。
正始十年正月，少帝曹芳帶著曹爽等人拜謁位于高平陵的明帝之墓。司馬懿認為時機已到，于是發(fā)動政變，把曹爽的兵權全部奪了過來，并且把曹爽、何晏以及他所有的心腹殺掉，這就是有名的“高平陵之變”。這次事變，歷史書上記載，天下名士少有全者，死去了大半。
政治如此險惡，面臨著這樣政治環(huán)境的士人就要考慮怎樣活下去，就是怎樣生存下去這樣一個問題，不得不調整他們對待現(xiàn)實、更具體說對待政治、對待個人生存的態(tài)度，這就直接導致了魏晉的士風之變。
漢代的士人擔當?shù)懒x，即使是經生也把經書作為道的一種體現(xiàn)，是一種外向的社會責任型的士人。到了魏晉時期，士人開始往回走，向自身、向內心走，他們開始考慮個人的出處、個人的性情等問題，于是就表現(xiàn)出了魯迅所說的魏晉士風。
魏晉風度與“三美”
第一美是魏晉士人服藥所表現(xiàn)出的病態(tài)美。魏晉名士服藥比較普遍，何晏、嵇康、王弼、夏侯玄等都有服藥的記載。他們吃的是什么藥呢？即寒食散，也叫五石散，是由石硫黃、石鐘乳、赤石脂、紫石英以及白石英五味藥組成的。石硫黃、石鐘乳是壯陽藥，赤石脂是生肌藥，紫石英和白石英是安神藥。吃這五味藥，何晏是祖師爺。何晏為什么要吃藥？皇甫謐《高士傳》給我們一個答案，說何晏是耽聲好色才吃這味藥，但是他還有另外的目的。
何晏是漢大將軍何進的孫子，他在幼年時父親就去世了，曹操納其母尹氏為夫人，何晏也就成了曹操的養(yǎng)子。曹操對他還是很好的，服食比照太子。何晏是絕頂聰明之人，同時還是一個有骨氣的人。曹操看他很聰慧，長得又漂亮，很喜歡他，就想收他為養(yǎng)子。但何晏聽到這個話以后，在宮中畫了一個四方圈，他自己站到里邊，寫上幾個字，此乃何氏之廬，意思說這是我的家，我何晏性“何”。這話傳到曹操那以后，曹操就放棄了收他作為養(yǎng)子的想法，一直稱他為假子，即不是兒子的兒子。
據(jù)說何晏做吏部尚書也是很有成績的，何晏的政敵傅玄的兒子傅咸評價何晏，說他能夠選賢任能，使內外之職各得其才，屬于好官，能干的官。何晏吃藥，一是使自己身體強壯起來，另外一個目的恐怕主要和人的生命意識的覺醒有關，是為了養(yǎng)生長壽。另一位服藥的人，嵇康就是這樣。嵇康為什么要吃藥？他寫了一篇《養(yǎng)生論》，里面講，人要使形神相親，首先要呼吸吐納，就是要練好氣功；第二就是服食養(yǎng)生，只有這樣才能做到修性保神、安心全身，使形神相親，表里相濟。
但是我們知道，這些藥都是一些發(fā)熱的藥，吃了后會給人帶來很大的生理變化，尤其是行為上的變化。首先吃了以后總是燥熱出汗，一會兒出汗，一會兒又發(fā)冷。何晏面色皎白，是怎么來的？當然一方面是他長來的，《世說新語·容止》即說他美姿儀，面至白。另外一方面，筆者看來就是吃藥所致，吃藥以后要出汗，出汗后的面色肯定是又白又嫩的；然后一會兒又發(fā)冷了，當然面色會變得更白，所以這是一種病態(tài)的美。又因為吃的都是石硫黃、白礬這種東西，服藥后五內俱熱，是極為痛苦的。怎么辦？要發(fā)泄，叫“行散”，怎么行散？即快走。我們現(xiàn)在治療高血脂、高血壓、高血糖的良方就是快走，其實魏晉的時候就有這種快走之風，當然不是為了治病，而是為了行散，發(fā)散。
魏晉時代有一種風度，叫疾行緩步，一會兒走得很快，一會兒邁著四方步走得很慢，顯示出一種高士的風度。其實這種風度不是裝出來的，是藥催的。另外因為每天出汗，皮膚總是處于一種潮濕、發(fā)嫩的狀態(tài)，所以說魏晉人穿衣服很講究，不穿新衣服，要穿柔軟的沒棱角的舊衣服，以防止衣服磨破皮膚。這些寬大的衣服，是為了服食行散方便，但是給外人看來，這些士人走起路來，寬衣博帶，飄飄然像神仙一樣。
這種風致，實際表現(xiàn)出了魏晉人對病態(tài)美的一種追求，以病態(tài)為美。為什么以病態(tài)為美？因為他想不同凡人、不同常人，只有魏晉士人才有這樣的舉止。
第二是縱酒，就是喝酒所表現(xiàn)出的頹放之美。中國人有悠久的飲酒傳統(tǒng)，保定中山王劉勝墓的側室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大甕，都是酒缸，可見喝酒之風在漢代是很盛的。然而魏晉士人在喝酒上最為有名，可以說飲酒是魏晉士人典型的生活方式，像阮籍、嵇康、阮賢、劉伶都是這樣的酒徒，其中以阮籍最為有名。
《魏書·阮籍傳》說:“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以為常。”這就點出了阮籍為什么要喝酒。因為當時的政治極為險惡，喝酒成為士人逃世的一種手段。司馬昭想娶阮籍的女兒作為自己的兒媳婦，想向阮籍求婚，阮籍一醉就是六十天，兩個月不醒，司馬昭沒機會和他提這話頭，這事就過去了。另外一個原因可能是苦悶，來自內心深處的極端苦悶。蘇軾看得很準，說嗣宗這個人表面上看很放蕩，喝酒縱放不拘，但骨子里是個入世的人，但因為魏晉間多事，所以他才放于酒耳。
魏晉時代另一位有名的飲者劉伶還給我們留下了一篇《酒德頌》。文中寫了一個大人先生，實則就是他自己。說這位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期，萬朝為須臾”，他認為人生極為短暫，天地不過就是一個早上，人的壽命和生命顯得更為渺小和短暫，所以他要“幕天席地，縱意所如”，因此他“唯酒是務，焉知其余”，說我只知道酒，其他都不知道。喝醉了以后，醉酒的快樂在哪？“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睹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酒，并沒有使他真正的麻醉，酒使他更清醒，使他更加有意地和外界隔絕起來，酒切斷了他和外界擾擾世事的聯(lián)系，所以他才感到安靜、安寧，才感到幸福。
我們說，把所有時間都放在喝酒上，像劉伶那樣每天飄飄忽忽、土木形骸，這應該是頹廢吧？我們說，像阮籍那樣，兩個月不醒，這應該是頹廢吧？但是從頹廢里面，我們能感受到的是一種力量。一種什么樣的力量？一種對抗現(xiàn)實，對抗禮教、禮法的力量，這就帶有了一種狂放的豪氣。嵇康醉酒以后，山濤說他如玉山將崩摧，是多么美的一個形象！
第三是魏晉士人清談、清游所表現(xiàn)出的蕭散之美。士人在魏晉之前多討論的是經學問題，現(xiàn)在討論的都是玄學問題，玄學的討論在東晉達到了一個高峰。據(jù)說何晏“能清言，天下談士多宗尚之”，他家中經常談客盈坐。東晉的時候，辯名析理的清談活動達到了極致。
魏晉時期有幾個美男子，潘岳、衛(wèi)玠等。衛(wèi)玠就是一個擅清談的少年才子。據(jù)說他座上談玄的時候，王澄，就是王平子，為之三絕倒，三次佩服得倒在了座上，佩服他佩服到絕頂。東晉開國功臣王導就是一個玄談領袖，他不怎么過問政事，為人玄遠，但是東晉靠他開拓并穩(wěn)住了半壁江山，所以他功不可沒。王導過江以后和人談玄，就是談三個題目，聲無哀樂、養(yǎng)生論，還有“言盡意論”。據(jù)說他能夠婉轉相關，不管到什么場合，和什么人談都能夠從三個題目里談出新的玄理。
魏晉士人的另一個好尚就是縱游山水，王羲之有《蘭亭集序》，是士人作山水雅集后的產物。當時士人甚至把能否喜歡山水，作為能否作文的重要考察標準，這都說明魏晉時期的士人是以山水作為自己寄托的。不管是清談也好，還是清游也好，事實上表現(xiàn)的都是士人們不以政務為務的一種蕭散風致。
魏晉風度的文化內涵
講了這么多魏晉風度的表現(xiàn)，說他服藥，說他縱酒，說他清談，說他縱游山水，那么他有什么樣的文化內涵？這是需要我們關注的。筆者個人認為，魏晉風度的思想史意義在于它疏通了產生于先秦的道家思想流傳的河道，并使其與洶涌浩蕩的儒家思想潮流會合，修正了士人的人生價值觀和生活態(tài)度，確立了其亦儒亦道的適合士人生存的生活方式。
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后，國家的意識形態(tài)就是儒家了，就是經學了。所以說開始傾向于強調人的社會責任，社會角色，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作為個體的本質屬性被忽略掉了。魏晉對人的認識恰恰是從漢代被忽略掉的個體人入手，然后從人的行為上，從人的實踐上來活出一個個體人的生命，我認為它的意義就在這里。
首先是生命意識的覺醒。魏晉士人這個時候為什么要吃藥，突然重視起來生命了？魯迅沒有回答，李澤厚回答了。李澤厚在《美的歷程》里說，這個時候人的服藥，人的縱酒，和士人的生命意識覺醒有很大關系。
建安時期，曹操的“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是典型的生命的詠嘆。正始時期士人詩里面也大量地表現(xiàn)了對生命苦短的哀嘆，像阮籍的《詠懷詩》“命非金石，身輕朝露”、嵇康的《四言贈兄秀才入軍詩》“生若浮寄，暫見忽終”等等。王瑤先生在《中古文人生活與藥》里說:“我們念魏晉人的詩，感到最普遍、最深刻、最能激動人的同情的，便是那詩中充滿了時光飄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和情感。”確實說得很好。
魏晉士人不僅在他的作品里表現(xiàn)了人對生命的認識，更主要的是他們在理論上開始探討這個問題。像嵇康寫了《養(yǎng)生論》，主張節(jié)欲養(yǎng)生，要清虛靜泰，少思寡欲。向秀寫了《難養(yǎng)生論》，對嵇康的理論提出疑問，主張順欲養(yǎng)生，他有一個觀點:“有生則有情，稱情則自然。若絕而外之，則與無生同，何貴于養(yǎng)生哉。”說人生下來就有情欲，有情有欲，你只有滿足自己的情欲才是符合自然的，如果你把人的情欲看成是一種外在的，那就和你沒有生命是一樣的，沒有生命就沒有這種情欲，對于養(yǎng)生有什么好處呢。所以你要承認人是有情欲的。
不管是節(jié)欲養(yǎng)生還是順欲養(yǎng)生，只有一個目的，就是使人長壽，不過只是觀點不同、手段不同而已。另外更值得關注的是，這個時候的人，不只在詩里表現(xiàn)這種生命的感嘆，在理論上來探討人的生命怎樣才能夠長久，還要親自去實踐。
生命意識的覺醒，不僅使魏晉士人追求生命的長久，更主要是使士人重視現(xiàn)實物質的享受。縱酒不用說了，為了排遣苦悶，為了躲避政治的災難，這是一個理由，當然也有口福之欲在里面。魏晉士人的生命意識里面為什么重視現(xiàn)實的享受？這和中國古代固有的哲學理念，尤其在生命哲學里沒有來世觀念有關。
儒家自不必說，孔子是“子不語怪力亂神”的，別人問他死的問題，他說“未之生，焉之死”，人活著的問題我還沒搞清楚，我怎么思考死后的問題呢，所以儒家不探討未來的問題。儒家固然講功業(yè)，講功名，講留名后世，但留名后世不等于是重視來世。考慮的還是當世士人的心理感受。
那么莊子呢？莊子認為人是怎么來的？認為是由氣演變而來的，氣凝聚成體，才有了人；人死以后呢？又回歸于氣。氣是什么，是物質的。既然死后變成氣了，那就什么也不存在了。莊子當然也描述了一些神人、仙人，但是這些神人、仙人都不是存在于生命之外的，而是在生命之內的。中國古代這樣一種生命哲學，必然導致人把所有的一切都放在此世，都放在此生，也就是當下的世界，也就是本生。
其次，個體意識的覺醒。表面看魏晉士人飲酒，一是為了避世，解決政治險惡問題，是一種逃避的手段。阮籍就是這樣，處于兩個政權斗爭之間，要使自己保住生命，縱酒成為他保護自己的一個手段。
魏晉士人縱酒還有比這更深的文化內涵，那就是個體意識的覺醒和高漲，酒成為士人表達真性情、對抗禮教的工具和武器。魏晉士人個體意識的高漲，和經學到魏晉時期已經衰落了是有關系的。經學的衰落帶來的結果，就是人的思想從經學里解放出來，人們從過去講社會責任、講社會倫理的人里面被解放出來以后，突然間發(fā)現(xiàn)了一個很深情的個體的自己。
這個自己既是精神的個體，又是肉體的個體，這兩個個體，無論哪個都那么好，這就是一種生命意識的覺醒。但這種覺醒重要的是士人看到了自我，因此強調個體不應該受禮法的束縛，人應該活出一個自然的我。這個自然，就是本性的我。所以在魏晉時期，討論的最根本的話題就是自然的問題。什么是自然？自然就是自然而然的一種狀態(tài)，就是本來如此，非人為的。
從自然的理論出發(fā)去看倫理，人的本性里邊有沒有孝呢？有孝。人靠父母有了生命，生下來后又是父母養(yǎng)活了自己，因此我們無論從動物性和人性哪個方面都應該孝敬父母，這是出自人們的本性?？墒嵌Y法卻把孝變成一個很僵硬、很虛偽的東西。父母死了，必須服孝三年，不能喝酒，不能吃肉，這就把一種出自人本性的孝，變成了一種外在的、強加的東西。所以魏晉人開始反抗，強調找到真性情。
阮籍的母親去世以后，他蒸了一頭豬在那喝酒，裴楷去吊唁，阮籍披頭散發(fā)坐在床上，箕踞不哭。裴楷則伏到地上哭，吊唁完就走了?？床粦T的人說，主人不哭，你為何哭？裴楷說，阮籍是方外之士，我們屬于俗內之人，他可以不拘禮法，但我們要拘禮法。阮籍表面不拘禮法，但是孝不孝呢？他是至孝之人。喝酒吃肉之后，舉聲一嚎，吐血數(shù)升。難道他不孝嗎，他對母親沒有感情嗎？他要追求一種本性的我，一種來自人情的、自我的、自然的孝。
還有男女之間、親人之間、友人之間的感情。如果按照禮法，這些感情也都被屏蔽或者異化了，人不可能很自然地表現(xiàn)出男女之間的正常的感情交往。所以阮籍就打破它。他嫂嫂回家探親，按禮他不能跟嫂子告別，但他偏要去告別。他的鄰居是一個賣酒的婦人，他和王戎經常到那兒去喝酒，喝醉了就躺倒在婦人旁邊。婦人的丈夫開始懷疑阮籍是否有非分之想？但他觀察了很久，還真是沒什么事。阮籍有一句名言:“禮豈為我輩設也？”不重禮法，反過來他要的是真性情，真親情，真?zhèn)惱?，即一種合乎人自然本性的倫理。
魏晉玄學家有圣人有情無情之辯。他們?yōu)槭裁粗匾暻榈奶接?？就是因為這個時期的士人太多情了。謝安對王羲之說，人到了中年，真是傷于哀樂，和親友相別，幾天心情都不好。王戎的小兒子去世了，山簡去看他，王戎哭得不行。山簡說：“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戎說了句名言:“圣人忘情，最下者不及情，情之所鐘，正在我輩?！?/p>
魏晉時期有很多故事我們現(xiàn)在看起來很不可理解。像王子猷，他在山陰這個地方居住。一天晚上下起大雪，他打開窗子，四望皎然，興致來了，吟誦左思的《招隱詩》，想到了好友戴逵。他馬上叫自己的仆人駕起小船去看戴逵。走了一夜，才到了戴逵住的剡縣。但到了后，他連戴逵的門都未進又掉頭回來了。仆人對這種行為很不理解，說你不就是想戴逵才來看他，怎么又回去？王子猷說：“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這種看起來很怪異的情況，其實表現(xiàn)出了此時士人重真性情的一面。
第三，士人本身身份意識的覺醒。前面講的都是人的覺醒，但是士人在社會中扮演的是一種什么樣的角色？這是魏晉士人關注的問題，也是我們應該關心的問題。里面涉及到很多問題，一是探討士人名分的問題。向秀和郭象的《莊子》注明確說明，人的名分來自自然，人要守自己的本分而不能越位。這也是一種自然。因此士人要順從自然，聽從天命。作為士人不能有越位之想，這樣你才能自足，才能適性。
第二探討的是出處的問題，就是做官和隱居的問題。如果按照莊子的說法，干脆就到山林隱居。但如果這樣，魏晉士人受得了嗎？既要肉體的享受，又要精神享受，枯居山林與世隔絕如何受得了？所以又找到了一個出路：在廟堂之上也可以存山林之想。我在這兒，雖然坐在辦公桌前，可我想的卻不是庶務，而是自由自在的山林之游，這樣就把隱居和功業(yè)都調和好了。
名教和自然本來是對立的，但魏晉士人把它調和起來了。名教就是禮教，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是最大的禮教。我們說阮籍、嵇康講“越名教而任自然”，要反對禮教。但有人不主張個人的性情與名教對立起來，因為這樣有風險，因此有了向秀和郭象把它們調和起來，認為名教自有樂地。實際上這些都是士人在試圖尋找適合自己性情的、適合自己身份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態(tài)度。而這種種出儒入道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態(tài)度對后來、特別是唐宋及明清時期的士人產生了很大影響，以致我們說到后來士人的生活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從魏晉時期開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