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熟悉王羲之，多因其在會稽山陰之作為，右軍將軍之名銜也傳揚后世
人們熟悉蘇東坡，也多因為他在杭州之作為，“西湖太守例能詩”也成為美談。
其實，王羲之的軍事生活，主要不在會稽，而在京城建康的護軍將軍任上。蘇東坡的軍事生活，主要不在杭州，也不在“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那樣意氣風發(fā)的密州，甚至也不在調領軍隊抗洪保民的徐州，而是在他官場生涯的最后一站——位處當時國家北部邊防的定州。他官銜全稱是“河北西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出知定州軍州事”。王羲之和蘇東坡的軍旅生涯，也有很多相似處。
王羲之在護軍將軍任上，寫過一篇《臨護軍教》，此篇在王羲之遺留墨跡拓本里找不到，存于《全晉文》，文曰：“今所任要在于公役均平。其差太史忠謹在公者，履行諸營，家至人告，暢吾乃心，其有老落篤癃，不堪從役，或有饑寒之色，不能自存者，區(qū)分處別，自當參詳其宜?！蓖豸酥窃谝蠛频姆磸蛣裾埾鲁鋈巫o軍將軍一職，當時殷浩為揚州刺史兼中軍將軍，是東晉最大地方行政長官兼主要軍事將領。殷浩得到當時兼攝國政的丞相、會稽王司馬昱重用，委以大權，準備興師北伐。
王羲之和殷浩多年知交，知道其人有虛名而韜略不足，在提醒殷浩謹慎從事的同時，王羲之對自己的職守兢兢業(yè)業(yè)，這篇《臨護軍教》，就是他對軍隊實際狀態(tài)了解后提出的整頓方略，為兩大內容，一是公平，二是求實。對當時朝廷浮囂氣氛下軍隊的亂象一針見血。
王羲之深知，在東晉國力衰微的大勢下，北伐決非一廂情愿之事，必須堅固國本，充實后方，整頓軍心，方可圖大計。為此，王羲之曾經向殷浩要求到臨近邊防的淮南或者更加遙遠的益州、梁州去做地方官。他還曾經向司馬昱建議要以天下為中心，向歷史上的賢達之人諸葛亮學習經國治世之方。青年謝安，才華出眾，性情沉穩(wěn)，卻隱居不出，自恣逸樂。王羲之帶他登臺觀望見“四郊多壘”，勸誡他“清談妨務”。凡此，均可見王羲之的謀略與實干。以后，王羲之雖然退隱，但他的意見，還是發(fā)揮了作用。謝氏諸人漸為中流砥柱，使東晉王朝繼續(xù)維持近百年，王羲之所言所為，非為無功。
再說蘇東坡。北宋時代，軍人以政變開國，卻文教至上，文人治軍漸成常格。蘇東坡出于功名正途，出任定州太守，是管帶三軍的元帥級別。他初到任，與以前到密州、杭州等地一樣，先搞基本建設，其所呈朝廷《乞修定州軍營狀》，對軍隊營房的狀態(tài)及修建方略條陳清晰，很快便付諸實施。他還檢閱部隊，嚴肅軍紀，嚴明賞罰，激勵士氣，和睦民心，使當地軍民大受鼓舞，贊譽蘇東坡與先朝名臣韓琦作派相仿。韓琦當年與范仲淹同守西北邊陲，為著名軍事人物，而蘇東坡的軍事建構被其文名所掩，若通讀《蘇東坡全集》，可以看到蘇東坡在軍事上的許多著作，與其文藝作品堪謂表里，相得益彰。
定州處于北宋王朝與遼、金兩國的邊防前線，蘇東坡既在其位，即謀其政，人道主義兼現實主義使得他的興革作為往往體察人情又深入人心。他熱情而負責地推薦提拔一批長期堅守邊防的武將擔任朝廷地方官員，使他們有更好的“出身”與作為。他更清楚國家防衛(wèi)之本在民眾力量，而定州地方尚武組團本來有傳統(tǒng)，因多年武備松弛兼防民變亂，本來農耕習武兩便、普及于全州的“弓箭社”已經打散。蘇東坡書呈朝廷《乞增修定州弓箭社條約狀》，又有《病遜帖》（藏于天津市藝術博物館）分析當時邊疆形勢處于小規(guī)模武裝摩擦頻繁狀態(tài)，而“弓箭社”的“人自為戰(zhàn)”正是“此人飲食長技與虜同，守護親戚墳墓，人人自為戰(zhàn)，虜獨畏此耳”。
以后二十多年，蘇軾早已亡故，北宋首都汴京被金軍攻陷，而處于早先淪陷區(qū)的定州，民間的分散抵抗卻此起彼伏。蘇東坡早曾感嘆：“熙寧、元豐中講求兵事備矣，然將帥皆貪功希賞之人，謂此事乃是實頭?！彼^“實頭”，即老實頭，出力不討好，故無人愿為。蘇東坡一代翰墨宗主，蓋世詞章風流，卻又是腳踏實地篳路藍縷之人。
早在他最初出任地方司法長官的鳳翔，蘇東坡就曾經向往在西北邊防立功，這可能受唐朝時期崇尚邊功及邊塞詩歌豪情越世的影響。宋朝的制度是文人只要有功名，不必承艱歷險，也可能擔任軍事要員，而是否能夠勝任，因人而異。蘇東坡則是每經一任，都在軍事建設方面有所施為。這方面，他和王羲之又何其相似。瞻望前賢，我們真該通過表面繁華，深入他們的內心，或者比較能夠得其真義。這樣我們在欣賞和學習他們的書法作品時，也就可以透過技術層面的程式、布白、用筆等可見因素，而深入到性情、志趣、節(jié)概等精神底蘊。
中國書法流傳至今，在展覽化、群眾化潮流下，有人主張摒棄其已經過時的文學內容，而張揚純粹“美術化”即“視覺化”的因素。這種主張的提出者，認為今天的中國人和歷史上傳統(tǒng)的書法家若王羲之、蘇東坡等在精神上的聯系基本斷絕，歷史經典所表現的精神生活在今天已經沒有感召力量。這樣的認識，割裂了中國文化和中國書法的歷史，也根本沒有進入中國文化和中國書法的歷史，沒有進入書法藝術之精微。書法的構成和筆墨技巧，按照美術教育方式，經過相當鍛煉，達到一定熟練程度之后，也可以成立，甚至也可以形成某種風格，但是，中國書法之最高經典，若王羲之和蘇東坡，其精神底蘊之豐富，則不能與一般所謂熟練、所謂風格相提并論。那種以“展覽效應”、“視覺效應”或職業(yè)地位取得表面喝彩而無意也無力進入書法文化深處的藝術家，充其量可以向“揚州八怪”看齊（能做到如此已經很不容易），卻遠未能夠進入書法文化之核心。
近代以來，傳統(tǒng)文化地位漸趨邊緣化，像王羲之、蘇東坡那樣集文人大成者再難得見?！拔娜恕币驗椤胺止ぁ钡募毭芤脖弧胺稚怼保渥詈诵闹柏熑巍比諠u式微，“風骨”即成絕響，而以筆墨生活、技術生涯而致富貴享榮華則漸成事實。如果我們檢討民族精神流變史，深入到前賢的人生成長與書法經典之形成，就不能不指出：王羲之和蘇東坡這樣的人物，他們的精神血液依然應該流淌在我們心中，非如此，所謂中國文化的復興，就只能是花樣裝點，而非精神發(fā)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