間接來說是這樣，李淵雖然看重李世民但是他還是不敢違逆古來就有的嫡長子繼承皇位的傳統，更何況李建成并不是什么大奸大惡或者過分昏庸之輩。玄武門之變是李建成一手策劃的，目的是為了除去...
得李世民殺兄逼父登上皇帝是正確的，他選擇了正確的道路，如果不是他登上皇帝，中國能有貞觀和大唐盛世嗎，能有中國最圣明的明君嗎，如果是他兄弟當皇帝你能確定他們能有李世民那樣圣明嗎，能創(chuàng)造貞觀和大唐盛世嗎，答案當然是他們不可能做到李世民那樣好的皇帝，因為其中之一是他們與李世民的性格不一樣，李世民善于聽賢納柬，而他兄弟是逆賢納奸，李世民的父親李淵也不可能做皇帝做到李世那樣好，如果不是李世民全力輔助李淵打天下，（大唐大部分天下都是李世民打下來的）李淵能做上皇帝嗎，可以這樣說李淵只是名義上的唐高祖．從家庭和親戚方面來講，李世民殺兄逼父是不仁的，但從當時國家大局和當時廣大人民百姓來講，很希望有李世民這樣的偉大圣君，我們不管一個皇帝是怎樣登上大位的，只要他是一個好皇帝，為民著想，那就行了
李世民登上帝位之后，對于史書會如何記載他很是不放心。在撰修國史的過程中曾不止一次明確表示自己要親自過目。在君主握有一切生殺予奪的絕對權力的封建社會，這樣的表態(tài)對那些撰史者來說是一種何等沉重的壓力，而這種壓力又會在他們身上產生什么樣的微妙效果是不難想象的。唐太宗觀史以后，偏偏對玄武門之變的記載提出異議，也正說明了他一直放心不下的癥結所在。精明的唐太宗清楚地知道，對于這件至關重大，盡人皆知的流血事件，靠一些“微隱”的“浮詞”加以掩蓋，不僅是不可能的，而且還會適得其反，欲蓋彌彰。
玄武門之變的漏洞既然是無法彌補的，自然只好退而求其次—為這一事件找出盡可能充分的合理借口。于是唐太宗以“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鶴叔牙以存魯”，為自己發(fā)動玄武門之變定了調子 ，再加上他對關于李淵、李建成等人的“太誣”和“抑揚誣諱之辭”視而不見的暗示，撰史者是不難揣摩出其中三昧的。因此，與其說下令改史的唐太宗是要史官忠于史實，“直書其事”，倒不如說他是要史官把玄武門之變的前因后果編造得更巧妙些，庶幾符合子封建禮教的規(guī)范，以冀消彌對后代的不良影響，使李氏天下的長治久安不致留有從內部瓦解的隱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