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dangdang
作者：孫慶偉 著
一、“中國”和“最初的中國”
“中國”名稱之初現(xiàn)，在考古資料方面，有西周初年的“何尊”銘文：“余其宅茲中國，自之薛民”①；在文獻方面，有《尚書·梓材》：“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土于先王”，《詩經·大雅·民勞》：“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在其語境里，“中國”均指以河洛匯聚之地為中心的中原地區(qū)，是肇始于“西土”的周人對夏商王朝統(tǒng)治的核心區(qū)域的稱呼。這應是“中國”原初的含義，可稱為狹義的“中國”。“中國”的現(xiàn)代詞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簡稱，指代有著特定疆域的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這種指代在清晚期已經明確出現(xiàn)，經民國時期，沿用至今②。此為“中國”的現(xiàn)代含義，可稱為廣義的“中國”。與此對應，“最初的中國”也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上講，指的是在中原地區(qū)形成的最早的王朝或國家級政體③；廣義上講，則指的是我們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雛形。本文討論的是廣義的“最初的中國”。
豐富的考古資料表明，我們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雛形在公元前第四千紀、尤其是其后半葉已經初步形成，本文意在探討如何以考古學的方法定義和認定這一“最初的中國”。
二、“最初的中國”概念的提出
“最初的中國”在“古史辨”派出現(xiàn)之前本不是問題，在以文獻構建的古史系統(tǒng)中被追溯到了黃帝時代。《史記·五帝本紀》記載黃帝征伐四方，其疆域“東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儼然已締造了最初的中國。20世紀初蓬勃興起的“古史辨”派動搖了整個古史系統(tǒng)，現(xiàn)代中國的源頭到底可以追溯到什么時候成了問題。史學界將重建古史的希望寄托在了新生的考古學身上。顧頡剛在《古史辨·自序》中就明確指出：“我知道要建設真正的古史，只有從實物上著手的一條路是大路”④。
第一代中國考古學家的目標主要是尋找“中國文化的原始”，論證中國文化的本土起源⑤，在史前文化整體格局構建方面，接受了時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梳理古史記載得出的“夷夏東西”框架⑥，從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中提煉出彩陶和黑陶兩大標志性文化特征，將當時主要的史前考古發(fā)現(xiàn)均納入這兩大文化系統(tǒng)中，并以東西二元對立解釋二者的關系。此模式明顯意圖將考古資料納入古史系統(tǒng)，建立史前時代中國與歷史時期中國的聯(lián)系，但沒有學者明確提出“夷夏東西”格局的形成標志著中國雛形的出現(xiàn)。
1949年以后，“黃河流域中心”模式或稱“中原中心”模式占據(jù)主導地位，強調黃河流域的核心作用和強大影響力。安志敏提出：“黃河流域的古代文明與世界上其他大河流域的古代文明相同，它的發(fā)生和發(fā)展也推動和影響了鄰近地區(qū)的古代文化”⑦。石興邦也指出：“黃河流域是我國歷史發(fā)展的中心地區(qū)，歷史上我國多民族國家的形成，是以這一地區(qū)為核心的”⑧。此模式之主旨正是為歷史時期的中國確立史前基礎，證明在史前時代，黃河流域已經以其核心作用和影響力將各地區(qū)維系為一個整體，形成了我們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雛形，但也未明確提出“最初的中國”的概念。
1981年，蘇秉琦提出“區(qū)系類型”模式⑨，否定中原地區(qū)的領先地位，強調各區(qū)系的獨立性，指出它們“以各自的特點和途徑在發(fā)展著”，各地區(qū)之間“影響總是相互的，中原給各地以影響；各地也給中原以影響”。此模式糾正了“中原中心論”對黃河流域核心作用的片面強調，但并未充分討論失去了黃河流域的強大維系力，各區(qū)系何以成為一體。
圖一 中國史前文化的“重瓣花朵”結構(采自嚴文明：《中國史前文化的統(tǒng)一性和多樣性》圖一，《文物》1987年第3期)
Ⅰ.旱地農業(yè)經濟文化區(qū) Ⅱ.稻作農業(yè)經濟文化區(qū) Ⅲ.狩獵采集經濟文化區(qū)
嚴文明在1987年提出“重瓣花朵”模式⑩，提出史前文化格局中，“最著名的是中原文化區(qū)”，周圍有甘青文化區(qū)、山東文化區(qū)、燕遼文化區(qū)、長江中游區(qū)和江浙文化區(qū)，最外層也還有許多別的文化區(qū)，“整個中國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個巨大的重瓣花朵”(圖一)。此模式還非常明確地將各文化區(qū)系與文獻記載的華夏、戎羌、東夷等聯(lián)系起來，提出重瓣花朵格局的形成“奠定了以漢族為主體的、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基石”。此“基石”與我們討論的“最初的中國”的內涵幾乎相同。
幾乎在“重瓣花朵”模式提出的同時，張光直提出了“中國相互作用圈”模式(11)。他指出，在公元前5000年以前，中國各地史前文化互相分立，“我們實在沒有什么特別的理由把這幾處文化放在一起來討論”。公元前5000左右，新的文化出現(xiàn)，舊的文化擴張。“到了約公元前4000年，我們就看見了一個會持續(xù)一千多年的有力的程序的開始，那就是這些文化彼此密切聯(lián)系起來，而且它們有了共同的考古上的成分，這些成分把它們帶入了一個大的文化網，網內的文化相似性在質量上說比網外的為大。到了這個時候我們便了解了為什么這些文化要在一起來敘述：不但它們的位置在今天的中國的境界之內，而且因為它們便是最初的中國”(圖二)?！斑@個史前的圈子形成了歷史期間的中國的地理核心，而且在這圈內所有的區(qū)域文化都在秦漢帝國統(tǒng)一的中國歷史文明的形成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這是“最初的中國”的概念首次被提出并清晰表述。
近年來，韓建業(yè)認為由于廟底溝文化的強力擴張影響，使得中國大部地區(qū)的考古學文化交融聯(lián)系形成相對的文化共同體。“這一共同體無論是在地理還是文化上，都為夏商乃至于秦漢以后的中國奠定了基礎，因此可以稱為'早期中國文化圈’，或者文化上的'早期中國’，簡稱'早期中國’”(12)。這是對“重瓣花朵”、“中國相互作用圈”和“最初的中國”的呼應。在古史研究界，李學勤則提出考古學認定的“龍山時代”意味著“從北方到南方很廣大范圍里，多種文化都有其共同點，這種情況，也可比喻為形成了一個文化的'場’”，“這個文化的'場’正是后來夏、商、周三代時期統(tǒng)一國家的基礎”(13)。這個“場”與“最初的中國”概念非常接近。
三、“最初的中國”之考古學認定
張光直對“中國相互作用圈”即“最初的中國”的表述中，點明了這一概念的三個要點：文化的發(fā)展、因“彼此密切聯(lián)系”形成的“共同的考古上的成分”、與歷史時期中國的聯(lián)系。準此，我們可以將“最初的中國”定義為：中國各主要史前文化區(qū)在同步發(fā)展的基礎上，通過密切交流形成的、對中國歷史發(fā)展產生了深刻影響的文化共同體。這些要點都可以用考古資料加以認定。
(一)文化的發(fā)展
圖二 “中國相互作用圈”(采自張光直：《中國相互作用圈與文明的形成》圖一，見《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在“文化的發(fā)展”方面，越來越多的考古資料顯示，公元前第四千紀，尤其是其后半葉，是中國史前時代重要的轉折期，中國各主要文化區(qū)幾乎同步上演著跨越式的發(fā)展(14)。
在黃河下游，時值大汶口文化早期晚段，隨葬品豐富的大型墓葬開始出現(xiàn)。山東泰安大汶口墓地M2005隨葬品共計104件，包括陶器58件及石器、骨器、象牙器、獐牙、豬頭骨和牛頭骨等(15)。在長江下游，安徽含山凌家灘遺址出現(xiàn)祭壇、積石圈和隨葬大量玉器、石器的大型墓葬，其中07M23出土隨葬品330件，包括玉器200件，有長72厘米、重達88公斤的玉豬(16)。江蘇張家港市東山村遺址發(fā)現(xiàn)目前崧澤文化最高規(guī)格的墓葬，其中M91有隨葬品38件(套)，包括14件玉器(17)。在長江中游，大溪文化晚期的龍王山墓地墓葬等級差別明顯，大型墓葬M11有隨葬品159件(18)。在遼西地區(qū)，紅山文化的發(fā)展達到頂峰，出現(xiàn)遼寧建平牛河梁遺址群，在方圓50平方公里的“圣地”內，集中分布著祭壇、冢墓和“女神廟”，大型墓葬的隨葬品中包括具有特殊內涵的玉器(19)。半支箭河(20)和蚌河流域(21)的調查也顯示出紅山聚落的等級化現(xiàn)象。
在中原地區(qū)，靈寶鑄鼎原周圍的系統(tǒng)聚落調查顯示，廟底溝時期的聚落數(shù)量從仰韶早期的13處增加到19處，而聚落總面積則從44萬平方米增加到近190萬平方米。最大的北陽平遺址面積近100萬平方米，次一級的中心性聚落西坡遺址面積40多萬平方米，聚落呈現(xiàn)明顯的等級化(22)。晉南垣曲盆地的調查獲得了類似的結果(23)。對鑄鼎原地區(qū)中心性聚落西坡遺址核心部位的發(fā)掘和對整個遺址的系統(tǒng)鉆探表明，遺址中心位置很可能存在一個廣場，廣場的四角都有大型半地穴房屋。西北、西南和東南角的房屋已經發(fā)掘：西北角的F105室內面積約200平方米，外有回廊，占地面積達500余平方米(24)；西坡墓地的34座墓葬等級差別明顯，最大的墓葬M27墓口面積達17平方米(25)。
(二)共同的考古上的成分
引人注目的是，各文化區(qū)不僅社會同步發(fā)展，地區(qū)間的交流互動也進入了新的階段，確實因“彼此密切聯(lián)系”而形成了“共同的考古上的成分”，逐漸成為一個文化共同體。
張光直在論證“中國相互作用圈”的形成時，列舉的證據(jù)主要是各地區(qū)陶器的相似性。任式楠在討論長江黃河中下游新石器文化交流時也以陶器為主(26)。更多的學者以廟底溝風格彩陶的傳播為各地區(qū)一體化進程的最重要證據(jù)(27)。但正如筆者討論過的，各地區(qū)新涌現(xiàn)的社會上層為維護自己的地位和威望而構建的社會上層交流網及以之為媒介的禮儀用品和高級知識的交流，應是促成各地區(qū)一體化的更重要的推動力(28)。
相隔1000余公里的凌家灘遺存和紅山文化在玉器上表現(xiàn)出的深度相似是社會上層遠距離交流的堅實證據(jù)。歸納起來，兩者相似的玉器種類包括玉人、寫實玉龜、龜?shù)某橄蟊憩F(xiàn)形式玉筒形器、紅山文化玉豬龍和凌家灘玉龍、雙聯(lián)璧、玉環(huán)、玉鐲、玉璧、玉鉞、凌家灘胸負八角星及雙翅為豬首的玉鷹與紅山文化“梟形勾云形器”、凌家灘“兔形器”(87M10∶7)與牛河梁第十六地點中心大墓所出“玉鳳”(N16M4∶1)等。龜?shù)某橄笮问酵残纹髟诖筱肟谖幕?、廟底溝文化和大溪文化中也是大型墓葬的重要隨葬品。大口缸很可能是當時與社會上層的喪葬和祭祀活動密切相關的盛儲器，大汶口文化、崧澤文化、凌家灘遺存和廟底溝文化的大型墓葬中均流行以之隨葬。這些大口缸形態(tài)相似、大小相近、擺放位置相似，應是社會上層相互交流的結果。各文化隨葬鉞的情況也出現(xiàn)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變化：首先是鉞的“儀仗性”加強；其次是大型墓葬中普遍流行隨葬多件鉞。這表明鉞已經普遍成為權力和身份的重要標志，葬鉞已經成為重要的制度。各地區(qū)社會上層的交流無疑是促成此變化的重要原因。由玉、象牙和綠松石等稀有珍貴原料制作的裝飾品在各地大型墓葬中的流行也是社會上層交流的重要證據(jù)，其中象牙器頗引人注目。大汶口文化大型墓葬中象牙器種類豐富，崧澤文化、廟底溝文化和大溪文化的墓葬中均發(fā)現(xiàn)有象牙鐲。
與一般意義上的文化交流不同，上述“社會上層交流”是在各主要文化區(qū)社會同步跨越式發(fā)展、社會復雜化程度明顯加劇、新的社會上層出現(xiàn)的背景下發(fā)生的，交流的內容包括象牙等稀有材料，但更主要的是原始宇宙觀、天文歷法、高級物品制作技術、權力表達方式、喪葬和祭祀禮儀等當時最先進的文化精粹。
(三)與歷史時期中國的聯(lián)系
以社會上層交流為主要推動力形成的文化共同體“與歷史時期中國的聯(lián)系”包括地理和文化兩個方面。正如張光直所言：“這個史前的圈子形成了歷史期間的中國的地理核心，而且在這圈內所有的區(qū)域文化都在秦漢帝國統(tǒng)一的中國歷史文明的形成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該時期形成并在各地區(qū)共享的原始宇宙觀、天文歷法、權力表達方式、喪葬和祭祀禮儀等均成為后世相關思想和制度的濫觴。
綜上所述，考古資料清晰顯示，在公元前第四千紀的后半葉，中國史前各主要文化區(qū)在社會同步發(fā)展的基礎上，發(fā)生了以社會上層遠距離交流為核心的各層次、各方面的深入交流，逐漸形成并共享著相似的文化精粹，聯(lián)結成為一個在地理和文化上與歷史時期中國的發(fā)展均有密切而深刻聯(lián)系的文化共同體，亦即初步形成了我們定義的“最初的中國”。
四、“多元”和“一體”
需要強調的是，此“最初的中國”具有“多元一體”的結構，兼具多樣性和統(tǒng)一性。
在“多元”方面，不僅是以陶器為代表的文化面貌的多元，而且包含以下要點。
首先，各地區(qū)相對獨立發(fā)展，開啟了自己的文明化進程，沒有證據(jù)表明某一個地區(qū)在“最初的中國”初步形成過程中發(fā)揮了引領其他地區(qū)的核心作用。
自“區(qū)系類型”模式提出后，“中原中心”模式對黃河流域在中國史前文化發(fā)展中的領導地位的過分強調已經被扭轉，但在討論公元前第四千紀的中國史前社會的普遍發(fā)展時，仍然有學者堅持廟底溝文化發(fā)揮了特殊作用的觀點。廟底溝類型彩陶的廣泛傳播是公元前第四千紀發(fā)生的重要文化現(xiàn)象，久已引起學者的關注和熱烈討論。嚴文明指出：“廟底溝期是一個相當繁盛的時期，這一方面表現(xiàn)在它內部各地方類型融合和一體化趨勢加強，另一方面表現(xiàn)在對外部文化影響的加強”(29)。王仁湘也指出：“廟底溝文化彩陶播散到這樣大的一個區(qū)域，意味著什么呢？這樣的一個范圍很值得注意，這可是后來中國歷史演進的最核心的區(qū)域。僅此一點，就足以讓我們對廟底溝文化的彩陶好好思考一番了”(30)。韓建業(yè)則明確提出，廟底溝彩陶的強力傳播催生了“廟底溝時代”，而該時代的到來標志著“早期中國文化圈”或文化上“早期中國”的形成(31)。這一可以被稱為“彩陶中國”的觀念頗可商榷。正如筆者討論過的，彩陶是當時被廣泛交流的各種文化元素之一而非全部。彩陶的廣泛傳播，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其易于被模仿，可以被廣泛應用于日常生活的特性，似乎并不完全歸功于廟底溝類型的超強實力和核心地位(32)。
其次，正如有學者已經注意到的，各地新涌現(xiàn)出的社會上層表達等級、展示權力和維持統(tǒng)治的策略各不相同(33)。凌家灘和紅山社會均大量使用具有特殊內涵的玉器，宗教氣息濃郁，但紅山社會有以牛河梁遺址群為代表的與世俗隔絕的儀式活動中心。大汶口文化社會高等級墓葬隨葬品奢華，但以表達世俗身份、威望、地位和財富的精美陶器、飾品和豬下頜骨等為主，缺乏特殊玉器等宗教儀式用品；崧澤文化與之相似。大溪文化社會的大型墓葬隨葬品數(shù)量大，但以明器化的日用陶器為主。廟底溝文化社會中，大型墓葬規(guī)格龐大，但隨葬品數(shù)量很少，同時存在大型聚落和大型公共建筑。很明顯，各地區(qū)的文明化進程不盡相同，所選擇的社會復雜化道路各具特色。
第三，各地區(qū)的社會上層在交流中采取的是各取所需、而非全盤接受的態(tài)度，充分考慮到了自己的文化傳統(tǒng)。例如，處于存在特殊交流關系的凌家灘和紅山文化之間的大汶口文化與南北兩個鄰居均有交流，其墓葬中隨葬的連環(huán)式璧和龜?shù)某橄笮问酵残纹骷词墙涣鞯拿髯C。但大汶口社會上層并未接受各種蘊涵宇宙觀的玉器，而是堅持使用表達世俗身份、威望、地位和財富的物品隨葬，明顯選擇了更適合于本地傳統(tǒng)的更加世俗化的社會發(fā)展道路。因此，雖然密切交流形成了很多傳播廣泛的“時代風尚”，但各地區(qū)在文化面貌和社會發(fā)展道路上仍然保持著各自的特色。
在“一體”方面，也不僅限于在密切的交流中，各地區(qū)出現(xiàn)了相似的陶器，形成了以彩陶的廣泛傳播為代表的“時代風尚”，還包括兩個要點。
首先，各地區(qū)逐漸開始共享相似的文化精髓。就目前的資料看，這些精髓可能包括龜?shù)某橄蟊憩F(xiàn)形式筒形器等器物反映的相似的宇宙觀、天文歷法、溝通天地的手段和各種禮儀，玉鉞等器物反映的相似的表達權力的形式，大口缸等器物反映的相似的喪葬禮儀等。放眼東亞大地，這些相互作用的文化區(qū)已經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一個區(qū)別于周邊地區(qū)的進入到更高發(fā)展階段的文化共同體。
其次，踴躍參與著區(qū)域間交流的各地區(qū)社會精英們很可能已經認識到了此文化共同體的存在。根據(jù)西方學者的相關民族學和考古學研究(34)，在巴拿馬前殖民時期的酋邦中，社會上層經常采取親身旅行這種直接的交流方式。原因有二：一是交流的內容包括最高級、最神秘的知識，需要面?zhèn)魃硎?；二是對于社會上層來說，游學旅行本身就是值得夸耀的、也是必須具備的英雄經歷，是提高自己威望的最佳方式。在中國的史前時代很可能也發(fā)生過類似的各地區(qū)社會上層間的直接交流，紅山文化和凌家灘遺存玉器的高度相似性就是這種交流的最有力證據(jù)(35)。參與交流的社會上層們很可能積累了被納入交流地區(qū)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豐富知識，并產生了對相應的地理范圍和文化心理范圍的某種認同。
蘇秉琦曾對廣義的“中國”的形成過程進行了視野宏闊的總結，認為其經歷了“從共識的'中國’(即相當于龍山時代或傳說中的'五帝’時代，廣大黃河、長江流域文化的交流、各大文化區(qū)系間的彼此認同)，到理想的'中國’(三代的政治文化上的重組)，到現(xiàn)實的中國——秦漢帝國”三個階段(36)?！白畛醯闹袊背霈F(xiàn)的時期，也正是共識的“中國”形成的時期。
張光直在《論中國文明的起源》中指出：“談中國文明起源問題，第一步是決定'文明’該如何界說，下一步便要決定什么是'中國’文明”(37)。強調在中國文明起源的研究中不僅要探討什么是“文明”，也要關注什么是“中國”。努力對“最初的中國”進行考古學認定將為“中國文明”的定義和形成標準的探索提供重要的視角。以此視角反思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相關討論(38)，我們會深切認識到，中國文明起源研究并不僅僅是要為已經建立的經典社會發(fā)展框架增添一個新的證明，更是要確立我們的多民族統(tǒng)一國家的史前基礎，尋找中國文明的獨特基因。
注釋：
①于省吾：《釋中國》，見《中華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1981年。
②馮天瑜：《“中國”、“中華民族”語義的歷史生成》，《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6期。
③許宏：《最早的中國》，科學出版社，2009年。
④顧頡剛：《自序》，見《古史辯》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⑤李新偉：《中國史前文化格局構建的心路歷程》，見《考古學研究》(九)，文物出版社，2012年。
⑥傅斯年：《夷夏東西說》，見《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⑦安志敏：《試論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文化》，《考古》1959年第10期。
⑧石興邦：《黃河流域原始社會考古研究上的若干問題》，《考古》1959年第10期。
⑨蘇秉琦、殷瑋璋：《關于考古學文化的區(qū)系類型問題》，《文物》1981年第5期。
⑩嚴文明：《中國史前文化的統(tǒng)一性和多樣性》，《文物》1987年第3期。
(11)張光直：《中國相互作用圈與文明的形成》，見《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12)韓建業(yè)：《廟底溝時代與早期中國》，《考古》2012年第3期。
(13)李學勤：《古史、考古學與炎黃二帝》，見《走出疑古時代》，長春出版社，2007年。
(14)欒豐實：《試論仰韶時代中期的社會分層》，見《東方考古》第9集，科學出版社，2012年。
(15)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汶口續(xù)集——大汶口遺址第二、三次發(fā)掘報告》，科學出版社，1997年。
(16)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凌家灘遺址第五次發(fā)掘的新發(fā)現(xiàn)》，《考古》2008年第3期。
(17)南京博物院、張家港博物館：《江蘇張家港東山村遺址M91發(fā)掘報告》，《東南文化》2010年第6期。
(18)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荊門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荊門龍王山新石器時代墓地發(fā)掘簡報》，《江漢考古》2008年第4期。
(19)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發(fā)掘報告(1983-2003年度)》，文物出版社，2012年。
(20)赤峰中美聯(lián)合考古研究項目：《內蒙古東部(赤峰)區(qū)域考古調查階段性報告》，科學出版社，2003年。
(21)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敖漢旗博物館：《內蒙古敖漢旗蚌河、老虎山河流域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簡報》，《考古》2005年第3期。
(22)Ma,Xiaolin,Emergent Social Complexity in the Yangshao Culture:Analyses of settlement patterns and faunal remains from Lingbao,Western Henan,China(c.4900-3000 BC).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1453,2005.
(23)中國國家博物館：《垣曲盆地聚落考古研究》，科學出版社，2007年。
(2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隊等：《河南靈寶西坡遺址105號仰韶文化房址》，《文物》2003年第8期。
(25)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靈寶西坡墓地》，文物出版社，2010年。
(26)任式楠：《長江黃河中下游新石器文化的交流》，見《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27)王仁湘：《史前中國的藝術浪潮——廟底溝文化彩陶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年。
(28)李新偉：《中國史前社會上層遠距離交流網的形成》，《文物》2015年第4期。
(29)嚴文明：《略論仰韶文化的起源和發(fā)展階段》，見《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
(30)同(27)。
(31)同(12)。
(32)李新偉：《“彩陶中國”的重新思考》，《三門峽職業(yè)技術學院學報》2013年第2期。
(33)李伯謙：《中國古代文明演進的兩種模式——紅山、良渚、仰韶大墓隨葬玉器觀察隨想》，《文物》2009年第3期。
(34)Helms,M.W.,Ancient Panama:chiefs in search of power.Austin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79.
(35)同(28)。
(36)蘇秉琦：《關于重建中國史前史的思考》，《考古》1991年第12期。
(37)張光直：《論中國文明的起源》，《文物》2004年第1期。
(38)白云翔、顧智界：《中國文明起源座談紀要》，《考古》1989年第12期。
來源：《考古》2016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