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王安石變法到北宋的滅亡
（標題為編者所加）
以青苗法為例。陜西地方官推行時，效果不錯；王安石擔任地方官時，在自己治下地區(qū)實行時，也一樣大受歡迎。因此，王安石相當有信心地在全國推行。誰知，結(jié)果卻大大出乎人們的意料，很快在全國形成了大面積的災(zāi)難性后果。其原因相當復(fù)雜。如果根據(jù)史料還原當時的情形，則大體情況是：
青苗法肯定是適合農(nóng)民們需要的，特別是在青黃不接時節(jié)，更能顯示其救濟與援助的功效。有錢的人家不需要這種援助，貧苦之家需要，但必須以田里的青苗為信用擔?；蛘叩盅骸＿@樣一來，風調(diào)雨順時，大家自然都很歡喜；而一旦出現(xiàn)天災(zāi)人禍，發(fā)放貸款的官府與使用貸款的農(nóng)戶雙方，立即同時陷入恐慌之中。官府為了減輕自己的損失和由此產(chǎn)生的責任，唯有逼迫農(nóng)民一途。農(nóng)民便只好變賣家當，歸還貸款本息。嚴重者需要賣房賣地，甚至賣兒賣女。最后，導(dǎo)致部分農(nóng)民流離失所，更使許多農(nóng)民無力或者不敢貸款。
這樣顯然不行，因為各個地方官府都有固定的貸款準備金，這些貸款本金附帶著必須完成的增值使命一道下達。如果貸款發(fā)放不出去，地方官員便無法完成那百分之二十的貸款利息即價值增值的任務(wù)，這將直接影響官員們在上司眼中的形象、工作業(yè)績與升遷。于是，各地官府及其官員們便花樣百出。其中最普遍的做法是，根據(jù)當?shù)剞r(nóng)戶的經(jīng)濟狀況，將他們分成不同的等級，規(guī)定不同級別農(nóng)戶的貸款額度，然后，強令當?shù)馗粦襞c其他不同等級的農(nóng)戶之間結(jié)成利益共同體，由富戶為各等級貧戶提供擔?；蛘叩盅?。更有甚者，若干地方官府的官員們，為了提高自己的政績，還欺上瞞下、自說自話地或公開或變相將貸款利息提高到了百分之三十甚至更高。
很明顯，這種情形蘊含著相當兇險的潛在后果。它意味著，一旦出現(xiàn)饑荒之后，所有的人家全部會被一網(wǎng)打盡，舍同歸于盡一途，無處可逃。唯有官府可以旱澇保收。而各級政府官員只要足夠心黑手辣，則自然政績卓著。于是，一件本來具有功德性質(zhì)，明明充滿政治善意的政策，卻在帝國政治體制和各級官吏的運作下，變得面目全非，成了徹頭徹尾的殘害百姓之舉。
對于王安石來說，加倍不幸的是，變法開始后不久，全國各地就連續(xù)數(shù)年旱、澇、蝗災(zāi)不斷。受災(zāi)面積既大，災(zāi)害烈度亦強。致使遍布全國的地方官員立即變成真正的虎豹豺狼，在他們毫不容情的追逼之下，受災(zāi)農(nóng)戶紛紛傾家蕩產(chǎn)，賣兒賣女賣妻子的情況層出不窮。而且，富裕之家更加成為官吏們鎖定的對象，迫使他們破財免災(zāi)，或者破產(chǎn)、出逃。由此引發(fā)的后果成為十足的災(zāi)難。
均輸法與脫胎于平準法的市易法推行以后，則形成了對城市居民特別是工商業(yè)者的打擊。原本立足于平抑物價、抑制大商人重利盤剝的新政策，蛻變成國家壟斷市場、貨源、價格，甚至批發(fā)與零售也被政府官員所操縱，哪怕想做不大的生意，也要先過政府官員這幾道關(guān)口。于是，大中小商人一齊步履維艱，其后果當然不難想像。致使城市工商業(yè)開始凋零。從時人記載和蘇東坡等人的大量文字中可以看到，全國城市商業(yè)與市場一時間相當萎縮而蕭條，社會開始出現(xiàn)動蕩不安的局面。
而與漢武帝時代發(fā)生的情況類似，也與主張變法者的預(yù)期一致的，則是國家財政收入的大量增加。二十多年以后，宋徽宗趙佶登基不久，宰相蔡京報告說：如今國庫尚有五千萬緡積蓄，用度充裕，完全可以使朝廷威儀更加氣派一些。此是后話。
在這種情勢下，帝國管理階層出現(xiàn)的最顯著變化，就是士大夫階層迅速分裂為旗幟鮮明的兩大陣線。幾乎所有德高望重的元老重臣，和除王安石一人之外的幾乎所有最重要的文化名人，全部變成變法的堅定反對派，其中包括王安石最親密的朋友。他們當中的很多人，曾經(jīng)在王安石執(zhí)掌大權(quán)之前，給予過他相當無私的極大幫助。比如，有一位名叫韓維的官員，是神宗皇帝登基之前的主要幕僚與導(dǎo)師。他有一項工作，是給未來的皇帝講解經(jīng)義；每當他發(fā)出高論，引起贊賞時，他都會告訴皇帝：這不是我的見解，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觀點。后來，皇帝曾經(jīng)準備任命他擔任一項更加顯赫的職位，他謝絕了，卻推薦王安石出任該職，他的理由是，王安石比自己有水平得多，他應(yīng)該獲得用武之地。這是皇帝很早就對王安石產(chǎn)生深刻印象的重要原因。后來，為了推行變法，王安石對這位反對某些變法政策的韓維，給予了相當無情的打擊。我們知道，這并不能構(gòu)成非議政治家的理由，但是，卻至少可以表明當時的某種態(tài)勢。
在得不到重要臣僚支持的情況下，王安石相當冒失地啟用了一大批新新人類。這些人進入官場的時日不長，聰明、熱情、渴望建功立業(yè)、沒有沾染官場習氣，這是他們最重要的長處。但是，他們?nèi)鄙匍啔v，沒有經(jīng)驗，很少受過生活與人品的考驗，因此，在激烈的政治斗爭中，一旦把持不住，便特別容易由急功近利，一變而為投機取巧，再變則為不擇手段，從而墮入下流，變得為人所不齒。令人惋惜的是，王安石最重要的支持者與助手如呂惠卿、章敦、曾布、蔡卞、呂嘉問、蔡京、李定、鄧綰等人，大致走的都是這條路，最后，全部在當代與后世聲名狼藉，而且絕大部分被列進了官修正史《宋史》的奸臣傳中。其中，一句出自他們中鄧綰之口的名言，甚至成了后世指斥官場某種厚顏無恥的專用語：“笑罵由人笑罵，好官我自為之。”
翻檢當時與后世的文獻資料，很難找到證據(jù)證明司馬光、歐陽修、蘇東坡、蘇轍等一大批歷史文化名人，甚至包括王安石的親弟弟王安國在內(nèi)，反對變法是因為他們代表了大地主、大貴族的利益，或者是過于保守、僵化等等。從資料中判斷，元老重臣中確實有那種保守到了昏聵地步的情形；但是如上述司馬光、蘇東坡、蘇轍和黃庭堅等一干人，正值人生事業(yè)巔峰之際，他們冒著與年富力強的皇帝對著干，從而可能喪失一生政治前途的風險，而反對變法，怎么樣猜想也一定應(yīng)該有更崇高一些的理由才對。否則，便很難解釋他們是如何在當代與后世獲得如此崇高名望的。
在他們保留下來的文獻史料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大量記載著他們憂慮的文字，其中可以看到幾乎包括了社會各個階層痛苦掙扎的情形。比如，作為變法之一的保甲法推行時，為了逃避供養(yǎng)軍隊的高額賦稅與被抽去當兵的雙重威脅，民間發(fā)生了不止三、兩起自殘事件，嚴重者直至砍下了自己的手臂。
一般來說，只有這種來自民間的呻吟，最容易使這些具有社會和文化良知的文人們激動起來，這也是他們之所以能夠長留在歷史與人民心中的重要原因。
由是觀之，如果一定認為他們代表了大貴族大地主階級的利益，代表了某種僵化、保守的政治立場才反對變法的話，我們就必須同意這樣一個前提，即，蘇東坡們在寫下所有那一切輝煌文字的時候，實際上是口是心非的：在政治上，他們落后而反動；在經(jīng)濟上，他們貪婪而自私；在文化上，他們虛偽而心理陰暗；在個人品德上，他們狡詐而偽善。否則，我們將無法自圓其說。
然而，我們所受過的所有教育、一切歷史知識和生活常識，都在告訴我們，事實不是這個樣子的。
那么，事實究竟是怎樣的？
生活在一千年之后的我們，很難如臨其境地體會當時人們的處境。在很大程度上，我們只能根據(jù)那些文獻史料、經(jīng)驗與常識去推測當時所發(fā)生的一切。然而，假如我們仔細思索二十世紀最后二十年間，在中國大陸發(fā)生的一切的話，通過這些我們曾經(jīng)親身感受過的事情，再回過頭去觀照發(fā)生在一千年前的那場變法，自然會生發(fā)出許多不同的觀感。這樣做很有可能比單純理論上的推導(dǎo)更可靠。
在當今世界第一人口大國進行一場變革，其艱巨復(fù)雜的程度自不待言。從安徽小崗村的星星之火到今天，二十多年的歷程告訴我們：改革的成功與進步，至少需要滿足下列必要與充分條件：國家決策層治理好國家的政治善意與目標；改革目標與社會發(fā)展、人民需求的深度吻合；社會發(fā)展程度與改革步驟的適應(yīng)；具有政治智慧、耐心和洞察力的改革政策、策略、步驟與準備，穩(wěn)妥而正確的實施路徑；貫徹執(zhí)行改革的人力資源等等。從中國改革到目前為止所取得的進展來看，上述判斷應(yīng)該不算冒昧。
以此返觀一千年前的王安石變法，我們會發(fā)現(xiàn)，上述需要滿足的必要與充分條件中，只有第一條，即政治善意與目標勉強可以算是得到滿足了，其他所有條件，不是殘缺不全，就是根本無從談起，有些甚至相反。
從變革的實施及其結(jié)果看，今天中國改革的每一步進展，均伴隨著部分人群的歡欣鼓舞與相對少部分人群的痛苦失落，這使變革具有了廣泛的社會基礎(chǔ)，并一次次渡過相當痛苦的陣痛。以此一步步推進的結(jié)果，累積成為整體的社會進步、相對富足、國力增強與越來越多的支持和認同。
返觀一千年前的情勢，則相當令人沮喪：王安石變法的一些重要內(nèi)容及其推進，時常伴隨著特定階層小部分人群的興高采烈與其他階層大部分人群的痛苦失落；強行推進的結(jié)果，積累成為國庫的迅速充盈；其代價則是國家管理階層的徹底分裂，演變的后果是政治空氣的極度惡化與墮落；民間的肅殺與蕭條，演變的結(jié)果是越來越強烈的反對甚至反抗。事實上，我們所能看到的反對人群，包括了不同階層的人們。
由是觀之，我們大致可以相信，相隔一千年的兩次變革，完全無法等量齊觀；任何將兩者進行類比的企圖，都只能放回到各自的歷史條件下進行?；蛘邚恼軐W(xué)意義上說，對于這兩個基本不同質(zhì)的、變革方向正好相反的事物，根本就無法進行比較。而若要采用今天的理論框架，對一千年前的變革進行進步或者反動的價值判斷時，如果不想使自己顯得可笑的話，就尤其需要小心翼翼。因為誠如我們所知，時代已經(jīng)完全不同。
司馬光成為王安石變法的堅定反對派之后，曾經(jīng)以他特有的方式，連續(xù)三次致信王安石，勸告他重新考慮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治國方略，王安石的反應(yīng)是那封著名的《答司馬諫議書》。從此，二人在政治上分道揚鑣，遂成為政治死敵，不共戴天；在個人友情上則徹底決裂，從此終身不再往來，直到公元1086年，二人同年去世。
決裂后，司馬光在神宗皇帝的寬容庇護下，躲到大宋帝國的西京洛陽去，專心致志地致力于《資治通鑒》的撰寫。沒有證據(jù)能夠表明，在此期間，他曾經(jīng)組織或者參與過反對變法的實際活動；他的反對派領(lǐng)袖地位，此時更多地表現(xiàn)為精神領(lǐng)袖的作用。有史書記載說，此時，他極少談?wù)摤F(xiàn)實政治。
這期間發(fā)生的一件事情，表明了他的人格立場：皇帝曾經(jīng)準備任命他為樞密副使，相當于主管全國軍事工作的第二把手，司馬光堅決予以謝絕。他直截了當?shù)馗嬖V皇帝：除非皇帝準備徹底放棄變法運動，否則，自己不會考慮出任朝廷的任何高級職位。這和王安石除非皇帝準備進行變法，否則拒絕出任朝廷高級職位的做法如出一轍。兩位政治家，同殿為臣，其政治信念、操守、道德文章同樣如此令人仰慕，而政治上的作用力卻完全相反。造化之弄人，實令人感慨萬端。
從公元1069年即宋神宗熙寧二年二月，王安石官拜參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主持變法開始，到公元1085年即宋神宗元豐八年三月，神宗皇帝去世為止，王安石及其追隨者在皇帝支持下所倡導(dǎo)的變法運動，被稱為“熙寧變法”；其間跌宕起伏，顛三倒四，前后歷時十七年。
神宗皇帝去世后，繼位的哲宗皇帝只有九歲，由宣仁太后同處分軍國事，實際就是垂簾聽政。司馬光在皇帝去世后，由洛陽返回開封，參加皇帝的治喪事宜，曾經(jīng)被京城百姓數(shù)百人攔截在首都街頭，群眾高呼：“請先生不要回洛陽，留下來輔佐皇帝，救救百姓”（27）。史稱，司馬光相當恐懼，迅速離開開封，返回洛陽。
當年五月，司馬光奉堅決反對變法的宣仁太后之命返回京城，開始主持中央工作。到第二年九月病逝前，以一年半時間及其與王安石同樣不聽任何反對意見的精神，將十七年變法新政全部廢除。包括于民于國兩相便利的免役法在內(nèi)。史稱“元佑更化”。堅決反對變法，但贊成實行免役法的蘇東坡、范純?nèi)实热?，建議司馬光區(qū)別對待，保留那些經(jīng)實踐證明合理的新政，免得用另一種方式繼續(xù)糟蹋了老百姓。結(jié)果，遭到司馬光斷然拒絕。致使蘇東坡、范純?nèi)实热讼喈斻皭澋貒@息：奈何又一位拗相公。意思是，怎么又出了一個和王安石一模一樣剛愎執(zhí)拗的宰相（28）。
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細節(jié)：
王安石不惜與眾多親人、朋友、同事反目，也要忠實于自己的政治理想與信念，堅定而執(zhí)著。如今，司馬光表現(xiàn)出了同樣決絕的堅定與執(zhí)著。這種政治非理性令人感到極度不安。當這種令人敬重的品質(zhì)與完全拒絕不同意見相結(jié)合時，在這兩位偉大人物身上，同樣使人產(chǎn)生了一種感覺：美好的品格被不適當?shù)?、過分地濫用了。于是，政治寬容、理性精神、必要的妥協(xié)與長遠的目光全部不見了，堅定與執(zhí)著變成了執(zhí)拗與剛愎自用，帝國的政治空氣之中，被兩位政治領(lǐng)袖從不同方向注入了一股同樣強烈的、帶有戾氣的不祥氣息。它是一把雙刃劍，鋒芒所向，絲毫不留余地，在傷害了對手的同時，勢必同時傷害自己所鐘情的事業(yè)。從此，我們只能無奈地看到，在兩位領(lǐng)袖開辟的道路上，他們那些不成器的繼承人，越走越遠，越走越趨向下流。
公元1086年，即宋哲宗元佑元年，四月，王安石在江寧府，就是今天的南京去世，時年六十六歲；九月，司馬光病逝，時年六十八歲。此后，到公元1093年，即宋哲宗元佑八年，在宣仁太后主導(dǎo)下，帝國政府致力于清除王安石變法影響、恢復(fù)祖宗舊制的工作，前后歷時九年。至此，支持變法的政治派別，被時人稱之為“元豐黨人”，反對變法一派，則被稱之為“元佑黨人”。帝國政治陷入黨爭的泥沼，不可自拔。
公元1093年，宋哲宗親政，這位可能有某種心理生理缺陷的十八歲皇帝，再一次起用變法派人士，全面恢復(fù)變法新政，嚴酷打擊元佑黨人，前后歷時六年有余。蘇東坡等元佑黨人在元豐黨人章敦這位昔日朋友的苛酷荼毒之下，陷入晚年極為悲慘黯淡的境地。以王安石事業(yè)繼承人的姿態(tài)，出現(xiàn)在帝國政壇最高層的章敦宰相，不計后果不留余地地整治政敵，他甚至正式提出，要將司馬光的墳?zāi)咕蜷_，暴骨鞭尸；同時制訂了一整套摧殘元佑黨人及其子女后代的計劃。只有當他的同志警告他不要開這種先例，免得冤冤相報時，他才勉強放棄了這個誘人的念頭。
公元1100年，二十四歲的宋哲宗病死。宋徽宗趙佶繼位，由討厭新政的向太后垂簾聽政。其間，再次起用元佑黨人，廢除變法新政。九個月后，向太后患病歸政，宋徽宗正式執(zhí)掌大權(quán)。
上帝仿佛存心要毀滅北宋帝國一般，數(shù)年間，波詭云譎，政潮疊起。每翻覆一次，便使帝國的元氣正氣衰減一分，直到病入膏肓。
隨著兩位具有大家風度的政治領(lǐng)袖去世，兩派政治力量由道義與治國理念之爭，蛻變成私利、意氣與權(quán)力之爭，由確曾有過的君子之爭，墮落為真正的小人之爭。從此，在大宋帝國的政治舞臺上，再就很少見到那種信念堅定高遠、人格高尚純粹、學(xué)術(shù)博大精深的偉大人物了。
不久，隨著蘇東坡與范純?nèi)实镊鋈浑x去，標志著一個時代的正式結(jié)束。從此，帝國正兒八經(jīng)進入了一個政治倫理急劇淪喪，政治空氣迅速惡化，是非善惡觀念完全喪失的時代。整個帝國官場完全趨向厚顏無恥與卑賤猥瑣，到處充斥著道貌岸然的衣冠禽獸，他們興高采烈地奔走于堂皇神圣的廟堂之上，探囊取物般地攫取著國家的權(quán)力與財富，直到將北宋帝國導(dǎo)入萬劫不復(fù)的深淵。
來源：和訊博客
2007.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