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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社會認知研究的概念、問題和方法——譯者行為研究的新途徑

胡顯耀

西南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 400715

20世紀50年代至今，翻譯學形成了語言學、社會文化和認知科學三大研究范式，在概念范疇、本體理論、方法論和實證研究等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然而，三個研究范式之間涇渭分明，它們分別從語言層面、社會層面和認知層面對翻譯現(xiàn)象進行描述和解釋，缺乏統(tǒng)一的理論基礎、連貫的話語體系和共同的研究目標，各種理論的廣度、深度、解釋力和應用性都有所欠缺。毫無疑問，很多學者都注意到并正在努力解決這一問題，學科交叉和范式融合因此成為近年來的顯著趨勢之一。本文將探討在范式融合方面的一種新努力——翻譯社會認知研究，嘗試為不同范式提供一條整合的路徑，對翻譯的語言、社會和認知維度進行統(tǒng)一的描述和解釋。筆者將從三大范式的發(fā)展和融合出發(fā)，汲取社會認知（social cognition）的相關理論和研究方法，提出翻譯社會認知研究的理論構想、研究問題和方法。簡言之，筆者認為翻譯是一種社會認知，即一種基于譯者對社會世界的感知、理解和概念化的語際操作。這種觀點有助于三大研究范式的融合，有助于建立具有包容性和連貫性的翻譯學本體理論和話語體系，能夠提出和回答一些具有理論價值與現(xiàn)實意義的新問題。

當代翻譯學主要有三種研究范式：語言學范式、“文化轉向”（或稱社會文化范式）和認知科學范式。語言學范式和社會文化范式屬于傳統(tǒng)的研究范式，這二者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取得了很大的發(fā)展（譚載喜，2017；王東風，2020）；認知科學范式則是近年來新興的研究路徑（李德鳳，2017；文旭等，2021）。3種研究范式共同推動了翻譯學的發(fā)展，豐富了翻譯學的本體理論和方法論，但三者有著迥然不同的理論基礎、價值取向、研究方法和話語體系，每種范式的優(yōu)勢和局限并存。

1.語言學范式

20世紀50至80年代，結構主義語言學范式在翻譯學研究中占主導地位，主要對翻譯產(chǎn)品進行語言學分析，以翻譯的策略、方法、對等、變異和標準等概念為研究目標。20世紀90年代以來，語言學范式的主導地位被“文化轉向”學派所取代，轉向與社會功能結合的“目的論”和偏重描寫的語料庫翻譯學，后者對翻譯的典型特征或“翻譯共性”（Baker，1993）進行描寫（王克非，2012；De Sutter et al.，2017；胡開寶等，2018；胡顯耀，2021）。語言學范式是現(xiàn)代翻譯學的基本范式，為翻譯學提供了成熟的理論、系統(tǒng)的方法和連貫的術語體系，結構主義語言學、社會語言學、功能語言學和認知語言學等對翻譯學都產(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然而，總體而言，結構主義語言學范式傾向于探討“理想”翻譯模型的建構或對翻譯現(xiàn)象的“客觀”描寫，忽略或弱化翻譯行為中的價值取向或主體性，因此無法充分解釋翻譯現(xiàn)象。例如，語言學范式不能很好地解釋嚴復《天演論》翻譯中大量的非對等譯文或增添的按語。

2.“文化轉向”或社會文化范式

20世紀90年代至今，以Bassnett和Lefevere為首的“文化轉向”研究學者主要關注翻譯與社會、歷史和政治等維度的關系?！拔幕D向”有很多分支，如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和解構主義翻譯理論等。翻譯社會研究主要有Even-Zohar（1979）的多元系統(tǒng)論、Toury（1995）的翻譯規(guī)范論、Chesterman（1997）的模因論和近年來興起的社會翻譯學（Wolf & Fukari，2007；Vorderobermeier，2014；Hanna，2016；王洪濤，2017；傅敬民，2018；徐敏慧，2022）。社會文化范式是一種多元化的研究范式，其研究焦點、理論框架、分析方法和術語體系隨著不同的理論而變化。大體而言，該范式將翻譯置于各種社會文化因素的“場域”下，探討意識形態(tài)、權力結構、經(jīng)濟形態(tài)和文化規(guī)范等與翻譯活動的相互作用。這種范式可以很好地解釋非價值中立的翻譯社會文化現(xiàn)象（如嚴復的翻譯），但通常只關注具有一定社會影響力的重要譯本、重要翻譯家或重大翻譯活動，傾向于對翻譯活動進行宏觀研究和闡釋，不太重視普通翻譯行為、微觀翻譯過程或應用性問題。例如，“翻譯對”（translation pairs）是指譯者下意識地選擇與原文對應的譯入語表達，這樣的問題并不在社會文化范式的關注范圍之內(nèi)。

3.認知科學范式

認知科學范式興起于20世紀90年代末，主要有兩條路徑：一是借助認知科學的實驗方法研究翻譯過程（Li et al.，2019；Alves & Jakobsen，2020；Risku，2020）；二是借助認知語言學建立翻譯認知理論（王寅，2012；Xiao & Mu?oz Martín，2020）。前者大量采用實驗方法，具有很強的跨學科性，呈現(xiàn)團隊合作特征，研究內(nèi)容仍在擴展（Schwieter & Ferreira，2017：38）。后者主要采用范疇化、概念隱喻、框架語義學、識解、概念整合和關聯(lián)理論等認知語言學理論解釋翻譯的認知機制（文旭、肖開容，2019）?？偟膩碚f，認知科學范式聚焦“譯者行為”，通過實驗手段觀察譯者的翻譯認知過程，建立科學模型來解釋和預測翻譯行為。這種范式彌補了前兩種范式中譯者主體的缺失或模糊，對微觀翻譯過程進行了深入的探索，但也受到一些質疑。例如，翻譯過程研究（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TPR）傾向于對受控條件下譯者的翻譯過程進行客觀化的觀察和微觀描述，尚未產(chǎn)生成熟的理論模型（Mu?oz-Martín，2016：557）；實驗設計通常針對孤立的問題，簡化復雜的翻譯過程；實驗環(huán)境與真實環(huán)境差異較大，生態(tài)效度較低，實驗規(guī)模較小（Mu?oz-Martín，2010）；認知翻譯學主要關注翻譯的認知語言學模型；翻譯過程研究和認知翻譯學均很少考慮翻譯的社會維度等。

由上可見，翻譯學三個主要研究范式的哲學基礎、概念范疇、研究目標和研究方法的分歧較大，缺乏共識，尚未形成具有包容性的翻譯學本體理論框架或相對統(tǒng)一的話語體系。三者各有側重和優(yōu)勢，但也分別存在理論或方法上的局限：語言學范式集中于翻譯的語言問題，對社會維度或譯者維度的關注較少；社會文化范式注重與翻譯和譯者相關的宏觀社會文化問題，較少關注微觀的翻譯語言操作問題；認知科學范式則聚焦于譯者的認知模式和過程，但目前的理論模型和實驗觀察的范圍有限，未充分考慮譯者的個性、經(jīng)驗、情感等個體因素和真實的工作環(huán)境、工作模式、所在團體等社會因素。

然而，范式的分歧并不意味著這些范式不關心其他領域的話題。事實上，翻譯學內(nèi)部一直存在著范式融合的努力。在語言學范式中，早在20世紀80年代，Holz-M?ntt?ri（1984）的“翻譯行為”（translatorisches handeln）①（①德語原文為“translatorisches handeln”，英語中通常譯為“translatorial action”（Munday et al.，2022：108），漢語中一般譯為“翻譯行為”（translational action）。Holz-M?ntt?ri（1984）的理論將翻譯視為一個多種角色參與信息傳遞的復合體，而不僅僅是一個譯本生產(chǎn)的過程。）理論就將翻譯置于發(fā)起者、代理人、作者、譯者和讀者等多種角色參與的社會場景中；Snell-Hornby（1988）嘗試以格式塔心理學和原型理論來整合語言學與比較文學翻譯研究；House（1997）在《翻譯質量評估：修訂的模式》中引入了韓禮德系統(tǒng)功能語法的語域分析，語場（field）、語旨（tenor）和語式（mode）等概念明顯將作者、譯者和讀者的立場、關系和態(tài)度等社會因素納入了翻譯研究。在社會文化范式中，Holmes（2000）的“翻譯學框架圖”本身就是一個涵蓋翻譯產(chǎn)品、翻譯（社會文化）功能和翻譯過程的綜合框架；Toury（1995）將“規(guī)范”這一社會學概念引入翻譯學，嘗試用描寫的方法從大量譯文的語言特征分析中重構翻譯的社會文化規(guī)范，建立了語言學與社會學范式的聯(lián)系。近年來，一些學者將社會學理論（布迪厄的“場域理論”和拉圖爾的“行動者網(wǎng)絡理論”等）引入翻譯學研究，提出了社會翻譯學的構想。但也有學者指出，社會學理論偏重討論場域中的行動者與機構，不重視跨語轉換過程、翻譯文本或行動者的認知能力，因而主張社會學范式應關注微觀的翻譯策略和方法問題（Buzelin，2005；Wolf & Fukari，2007；周俐，2013；邢杰等，2016；劉毅，2021）。在認知科學范式中，不少學者呼吁將譯者的個性、情感、經(jīng)驗等個體因素和工作環(huán)境、團體等社會因素納入翻譯認知研究范疇（如Halverson，2014；Risku & Windhager，2015；Jakobsen et al.，2017；Ehrensberger-Dow et al.，2015；Risku et al.，2017；王寧，2021；盧植、鄭有耀，2022）。盡管翻譯學內(nèi)部已存在語言、社會和認知研究范式融合的趨勢，但這些趨勢目前尚不顯著（Alves，2015）。

1.社會認知研究的啟示

如上所述，語言、社會和認知三個維度共同構成了翻譯學的基本框架和范式，但由于理論和方法的起源不同，導致范式之間的分歧大于融合，我們需要一種新的理論來促進三種范式在概念范疇、理論構造和方法論上的融合。社會認知研究為翻譯學的范式融合提供了一種新的選擇。社會認知研究興起于20世紀90年代，是在社會學、心理學、生理學和認知神經(jīng)科學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一門交叉學科；其核心是通過描寫人們“解釋、分析和記憶社會世界信息的方式”（Baron & Byrne，1997），來“理解社會心理現(xiàn)象的信息加工過程及潛在機制”（Wyer & Srull，1994）；其主要內(nèi)容包括自我認知、人際吸引和人際信任、刻板印象、偏見和歧視、社會認同、群際沖突、社會決策、社會歸因、社會推理等（王沛、賀雯，2015：4-22）。

社會認知研究對翻譯學的啟示主要有：①對研究對象的啟示：翻譯具有顯而易見的社會性，將翻譯視為一種社會認知，可以避免使翻譯行為脫離真實的社會環(huán)境；另外，強調社會因素通過譯者的認知影響翻譯過程，有利于社會視角聚焦翻譯行為。②對理論模型的啟示：對外顯社會認知、內(nèi)隱社會認知和社會認知過程已有大量的理論模型（張淑華，2009），這些理論模型表明翻譯不僅是一個有意識的社會認知決策過程，也具有廣闊的無意識內(nèi)隱認知維度，后者是翻譯學迄今很少觸及的領域。③對研究方法的啟示：外顯社會認知、內(nèi)隱社會認知和社會認知神經(jīng)科學研究方法（王沛、賀雯，2015；克勞爾等，2020）——如量表法、問卷法、反應時測量、啟動效應檢測、內(nèi)隱聯(lián)想測驗、認知神經(jīng)檢測等——為研究翻譯社會認知結構和過程提供了大量實證方法的選項，這些方法既彌補了單純的語言學文本分析或宏觀理論思辨的不足，又豐富了認知科學范式的實驗設計和實驗方法。④對研究內(nèi)容的啟示：社會認知研究涉及個體、人際、群體和實踐層面的社會認知結構和過程，其中，自我圖式、自尊、人際吸引、人際信任、刻板印象、社會認同、社會決策、歸因和社會推理等（沙蓮香，2011；鄭全全，2017）為翻譯社會認知提供了成熟的概念工具和研究框架。

因此，筆者認為，社會認知研究能夠促進翻譯學的語言、社會和認知研究范式的融合，推動翻譯學本體理論的發(fā)展，為已有的理論問題提供新的視角，同時也可能提出一些有價值的、新的研究問題。

2.翻譯社會認知的概念

本文中的“翻譯社會認知”是指譯者在翻譯活動中對社會世界的感知、理解和概念化，包括譯者的自我認知、翻譯社群中的人際認知、對原語和譯入語的社會群體認知以及對翻譯實踐的認知。這一概念意味著翻譯不是一個價值中立的簡單的語言轉換過程，也不只是一種由各種宏觀社會因素決定的文化現(xiàn)象，而是一種通過譯者的社會認知進行的具體的語際操作。譯者的自我認知、情感、態(tài)度和動機，所處的社會環(huán)境和社會群體，以及對翻譯的概念化貫穿翻譯全過程。簡言之，翻譯是語言、社會和認知因素共同作用的過程和結果。

將翻譯視為語言、社會和認知的綜合體不僅符合常識，也具有相應的哲學基礎。例如，德國社會哲學家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提出，人類交往行為涉及與三個世界（客觀世界、社會世界和主體世界）的關系，“交往行為”必須滿足交往合理性三原則，即反映客觀世界的真實性、遵循社會規(guī)范的正當性和表達主體世界的真誠性（哈貝馬斯，2018）。翻譯顯然具有交往行為的基本特征——反映原文世界的真實性、符合譯入語社會規(guī)范的正當性和表達自我認知的真誠性（胡顯耀，2008）。

將社會認知引入翻譯學研究具有顯著的理論和方法論價值。首先，翻譯社會認知同時考慮翻譯的語言屬性、社會屬性和認知屬性，有助于翻譯概念的完善。其次，有助于研究范式的融合，建立翻譯產(chǎn)品的語言學分析、翻譯的社會功能分析和翻譯認知過程的實驗研究三者之間的有機聯(lián)系。再次，將推動翻譯學本體理論和方法論的發(fā)展。當代翻譯學借鑒了很多其他學科的理論和方法，但尚未形成成熟的本體理論，翻譯社會認知具有產(chǎn)生內(nèi)生性翻譯理論的潛力。最后，能夠為翻譯學已有的問題提供新的視角，并提出有價值的新的研究問題。

3.翻譯社會認知的研究問題

翻譯社會認知研究的主要價值在于促進翻譯概念的完善和范式的融合，但一種新路徑是否可行取決于它能夠解決什么問題和提出什么新問題，以及這些問題是否具有重要的理論或實踐價值。

首先，翻譯社會認知為哪些問題提供了新的視角?筆者認為，這些新視角包括：①提供了一個整合語言、社會和認知視角的翻譯概念，圍繞這個概念可以實現(xiàn)三個研究范式的融合；②為語言學范式提供了看待對等、變異、翻譯標準、原則和規(guī)范、翻譯策略和方法等傳統(tǒng)概念的新角度，這些概念不是絕對化的規(guī)則，而是可變的社會共識或概念化，通過譯者對翻譯實踐的認知來實現(xiàn)；③有助于社會學范式通過社會認知聚焦于譯者和翻譯實踐，即分析社會因素如何通過譯者的認知影響具體的翻譯過程和結果，避免社會視角的泛化；④幫助認知科學范式改變翻譯過程實驗脫離譯者這一真實社會群體及其工作環(huán)境的趨勢，提高理論模型和實驗設計的真實性。

其次，翻譯社會認知能夠提出哪些有價值的新問題?筆者認為翻譯社會認知可以在研究對象、理論模型、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提出一些具有理論和實踐價值的新問題。

①研究對象問題

按Holmes（2000）的分類，翻譯學的研究對象包括翻譯產(chǎn)品、翻譯功能和翻譯過程，三大研究范式分別對應這三類研究對象。顯而易見，這個框架中缺少了翻譯行為的主體——譯者研究。在三大研究范式中，只有認知科學范式聚焦譯者，但主要關心封閉的實驗環(huán)境下譯者的翻譯過程或理想化的認知機制；社會文化范式中的翻譯史研究雖也涉及譯者，但通常只關注重要的翻譯家，譯者常常處于宏觀社會因素控制下的被動地位；語言學范式則很少關注譯者。因此，翻譯社會認知研究的第一類新問題就是：翻譯行為的主體有何社會認知特征?翻譯的主體如何感知、理解和抽象化有關翻譯的社會知識?這些知識如何影響翻譯產(chǎn)品、翻譯功能和翻譯過程?

簡言之，翻譯社會認知的研究對象是譯者的社會認知特征及其對翻譯過程和翻譯產(chǎn)品的影響。這些翻譯社會認知特征包括：①個體層面，譯者的自我認知和情感、態(tài)度、動機等心理因素；②人際層面，對翻譯社群性（作者、讀者、發(fā)起者、贊助人等）的認知；③群體層面，對原語和譯入語社會群體的認知，如刻板印象、偏見等；④實踐層面，對翻譯實踐的認知或概念化（如翻譯的定義、隱喻、翻譯標準和翻譯規(guī)范等）。

這些特征是翻譯學的內(nèi)生性問題，對翻譯的社會認知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翻譯的過程和結果，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但三大研究范式對譯者主體的關注是不充分或片面的。

②理論模型問題

理論模型是指一種理論對與研究對象相關的要素、結構和過程的有待驗證的假設。每種范式都有各自的理論模型，如奈達的“分析—轉換—重構”模型（Nida & Taber，1969）、貝爾的“原語解碼—語義表征—譯入語編碼”模型（Bell，1991）、Even-Zohar（1979）的多元系統(tǒng)模型、Lefevere（1992）的權力、意識形態(tài)、贊助人和詩學“改寫”模型、PACTE（2003）的翻譯能力模型、“直譯—監(jiān)控”模型（Tirkkonen-Condit，2005；Chesterman，2011；Halverson，2017）和近年來在翻譯過程研究中興起的“具身認知”（embodied cognition）模型等（劉艷春、胡顯耀，2022）。

受社會認知研究的啟發(fā)，研究者發(fā)現(xiàn)了一些新的翻譯社會認知理論模型。例如，周愛保（2002：106）的“社會信息加工過程模型”為社會認知框架下的翻譯過程提供了一個非常有價值的理論模型。由圖1可見，影響翻譯過程的社會認知因素分為兩類，即外顯因素（信仰、意志和情緒等）和內(nèi)隱因素（動機、人格和價值觀等）。這些因素經(jīng)由譯者的注意進入知覺，并通過調用長時記憶和短時記憶中有關翻譯的對象、目標和工作空間等外部信息以及語義情境、目標程序和原型特征等內(nèi)部信息，形成理解；然后經(jīng)過有意識的推理、評判、算法和無意識的直覺、偏好與啟動效應（priming）實現(xiàn)翻譯的行為（反應）。這個模型和其他翻譯理論模型最大的區(qū)別在于它引入了“內(nèi)隱社會認知”的概念，即翻譯過程中自動的、無意識的操作過程。相對于外顯社會認知過程（有意識的社會信息加工），翻譯過程的無意識層面是目前翻譯研究較為缺乏的，也是較前沿的話題之一。限于篇幅，本文僅介紹了這一種模型，社會認知過程模型對于翻譯的適用性和具體因素對翻譯過程的影響還需要大量的理論和實證研究。

圖1

圖1   社會信息加工過程模型（周愛保，2002：106）

③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問題

如前所述，社會認知研究能夠為翻譯學的范式融合提供幫助，同時社會認知研究的理論模型和研究方法也能促進翻譯學理論框架和方法論的發(fā)展。筆者嘗試將翻譯社會認知的研究問題、研究內(nèi)容和研究方法納入一個整體的研究框架，如表1所示。

表1   翻譯社會認知研究框架

表1顯示了翻譯社會認知研究的研究對象、研究問題、研究內(nèi)容和研究方法之間的關系。首先，翻譯社會認知研究的對象和問題涉及翻譯主體（譯者）、翻譯過程和翻譯產(chǎn)品。其中，翻譯主體研究對翻譯的社會維度進行了限定，聚焦譯者社會認知的特征和結構，為翻譯過程和翻譯產(chǎn)品研究建立理論模型和假設，而后兩者分別從行為和產(chǎn)品兩方面檢驗前者的模型和假設，三者實現(xiàn)了翻譯的語言、社會和認知范式的融合，形成了理論與實證的循環(huán)。其次，從具體研究內(nèi)容來看，翻譯主體研究聚焦譯者社會認知的四個層面（自我、人際、群體和實踐）及其對翻譯過程和翻譯產(chǎn)品的影響，其中既有一些翻譯學已有的研究問題，如譯者個體的翻譯認知過程、譯者風格和翻譯共性等，也有一些新的問題，如譯者的自我圖式、人際關系、群體認知和翻譯觀念對其翻譯過程和產(chǎn)品的影響等。再次，從研究方法來看，翻譯社會認知研究主要采用外顯和內(nèi)隱社會認知研究方法，如量表法、問卷法、反應時測量、啟動效應檢測、內(nèi)隱聯(lián)想測驗、認知神經(jīng)檢測等（王沛、賀雯，2015；克勞爾等，2020）。對翻譯過程的社會認知研究則主要采用認知科學的實驗法，但在實驗設計中會采用社會信息加工過程模型、社會環(huán)境模型等彌補典型翻譯過程研究的封閉式環(huán)境的不足。簡言之，社會認知翻譯過程研究將更關心真實社會場景下的翻譯過程。社會認知視域下對翻譯產(chǎn)品的語言學分析基于已有的語料庫方法，分別考察社會認知四個層面的翻譯變體，為語料庫翻譯學提供了一個更系統(tǒng)的解釋框架。此外，社會語言學、功能語言學和批評話語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的方法也可用于對翻譯產(chǎn)品的分析?？傊?，翻譯社會認知研究的主要目標是：發(fā)現(xiàn)翻譯者的社會認知特征及其對翻譯過程和翻譯產(chǎn)品的影響，建立社會認知翻譯過程的理論模型，解釋與預測翻譯過程的行為規(guī)律和翻譯產(chǎn)品的語言特征。

本文偏重理論研究，旨在探討社會認知翻譯研究的可能性、可行性和價值。筆者從翻譯學主要研究范式的分歧和融合出發(fā)，嘗試引入社會認知研究的理論和方法，闡述翻譯社會認知研究的研究對象、研究問題、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本文提出了翻譯社會認知的概念和相關問題，但受篇幅限制，無法向讀者詳細展示翻譯社會認知研究的案例和實踐價值。不過，筆者愿借此機會在結論中簡要描述一下在社會認知框架下可能開展的一些具有現(xiàn)實意義的、新的研究課題：當代中國譯者的自我認知及其情感、動機和目的對翻譯的影響；翻譯行業(yè)的傳統(tǒng)工作模式（出版社和職業(yè)譯者）與新興的“眾包翻譯”模式（項目主管、互聯(lián)網(wǎng)、翻譯技術和非職業(yè)譯者）的比較研究；譯者對雙語社會群體的認知、刻板印象、社會認同和翻譯中的文化沖突問題；翻譯概念化的結構和演變；當代譯者的翻譯規(guī)范觀；翻譯語言的功能變體和社會變體研究等。這些課題各自包含很多具體的研究主題和內(nèi)容，其中有些問題是傳統(tǒng)翻譯學范式所忽略或不重視的。因此，筆者衷心希望學界同仁能夠認同這些研究新課題的理論價值和現(xiàn)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