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經濟學正面臨著范式危機
——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及實踐之反思（十九）
正因為理論本身體現了人的認知，因而不同時期的理論研究往往有不同的范式，這個范式體現了特定時期某一學科的成員觀察世界和實踐科學的方法，體現的是這些人所具有的共同信念，這種信念規(guī)定了他們共同的基本理論、基本觀點和基本方法。隨著歷史時代的變化以及人類認知的深化，當曾為某一團體共同采信的原有范式，越來越難以對不斷新生的社會實踐問題做出合理、科學的解釋時，會導致該學科出現所謂的“范式危機”；而當范式危機激化到一定程度，由量變到質變就會引發(fā)該學科的“范式轉換”。庫恩認為，理論不可能在相同的思維框架內連續(xù)地發(fā)展，而只能在不斷改變思維框架的前提下向前發(fā)展；為此，他將科學發(fā)展的過程概括為一個模式：前科學（原始時期）——常規(guī)科學——危機——科學革命（范式轉換）——新常規(guī)科學……。顯然，這種范式發(fā)展尤其適合于社會科學；事實上，從經濟學說史的角度看，西方經濟學的發(fā)展大致遵循了庫恩范式的轉換路徑。首先，在中世紀崩潰以及新興民族國家興起之時，出現了由英國、荷蘭、西班牙、法國、德國以及斯堪的納維亞國家所共同信奉的重商主義學說，但隨著自由主義思想的興起和國家干預造成的經濟衰敗日趨嚴重，重商主義范式出現了危機，以致在法國出現了激進的重農主義革命；其次，在重農主義革命基礎上，斯密把生產領域從農業(yè)擴展到工業(yè)，從而以“經濟人”假設、自由市場機制和勞動價值論構筑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范式基礎，但斯密有關生產性勞動和自由放任的觀點為不同價值取向的學者所繼承，從而也逐漸產生了古典主義的危機；其三，基于古典主義內部的紛爭，穆勒綜合了當時的各種學說而把古典經濟學綜合成一個龐大的折中體系，但在暫時緩和了歷史學派和社會主義學派的攻擊的同時卻引來了邊際效用學派更猛烈的進攻，從而出現了邊際革命；其四，在邊際革命的基礎上，馬歇爾綜合了自斯密以來的經濟學而建立了一個以供求分析為基本框架的新古典經濟學范式，但它過分強調市場出清且無法解釋和預測宏觀經濟危機而逐漸瓦解；其五，凱恩斯在1929-1933年大危機期間基于三個基本心理法則而創(chuàng)立了現代宏觀經濟學體系，開出了國家干預主義的新處方，但凱恩斯經濟學本身缺乏微觀理論基礎而面臨著新的危機， 20世紀70年代初的滯脹使得理性預期革命出現；最后，薩繆爾森吸收了新古典宏觀派的一些分析方法和特點而將馬歇爾的微觀經濟學和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結合起來，但薩繆爾森綜合本身就存在邏輯的不一致，因而西方經濟學依舊存在著范式的危機。
一般來說，范式的革命和轉換是“問題意識”促動的，而“問題意識”則包括對現實經濟問題的挖掘和對經濟學理論問題的反省兩個方面；前者涉及理論解釋力問題，而后者則涉及經濟哲學問題。一方面，就現實問題而言：在重商主義時期，各國面臨著資本的原始積累問題，在生產領域不可能取得快速積累的情況下，就只能通過殖民掠奪和對外貿易這兩條途徑；在古典時期，基于擴大外貿和殖民途徑的財富源已經枯竭，而工業(yè)生產已經取得長足發(fā)展，因而如何增加生產性勞動以及如何促進分工成為當時研究的重點；到了古典時期后期，由勞動投入的生產能力已經達到了一定的限度，因而自李嘉圖開始的古典經濟學們如穆勒、西斯蒙第、馬克思等都轉而關注分配問題，并把建立一個合理的分配制度視為經濟學建立的基石；而隨著西方市場機制的逐漸完全和社會制度的日益健全，自邊際革命開始新古典經濟學家逐漸把研究從生產轉向個人消費，并在消費還主要局限于物質方面以及生產越來越依靠積累的物質資本之時，新古典經濟學把稀缺性資源的配置問題作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不過，隨著物質財富和物質資本的日益豐富，人們的需求也逐漸從物質領域轉向更為廣泛的非經濟領域，因而時下的主流經濟學開始把理性的人如何行為視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另一方面，就理論問題而言：盡管經濟學本質上是研究如何提高人類福利的，但重商主義僅僅把外在的金銀視為財富而沒有考慮人類勞動的創(chuàng)造；重農主義雖然開始強調人類創(chuàng)造的財富，但是卻把創(chuàng)造價值的勞動局限在農業(yè)領域；斯密盡管把生產性勞動進一步拓展到工業(yè)生產，但也限于直接的生產必需物質品方面，沒有考慮到社會迂回生產的間接勞動；同時，古典經濟學強調財富的創(chuàng)造，卻忽視了財富的分配問題，也沒有分析人們如何最佳地使用財富，這些問題都促使古典經濟學的發(fā)展和完善；隨著西方社會制度的完善和市場機制的健全，新古典經濟學注著重探究了既存制度下個體有效使用資源的途徑，而隨著人們福利內涵和外延的拓寬，現代主流經濟學則專注于人類理性行為的研究；顯然，這都是對經濟學這門學科的本質深化。
然而，新古典經濟學面對的對象是物質資源，探究的是消費者如何取得最大效用、廠商如何取得最大利潤；也正因為如此，它局限于私人領域的問題，并主要處理邊際效用相等或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等技術性問題。但是，正如前面指出的，經濟學研究的是人的行為及其產生的社會現象，而現實生活中任何經濟行為都必然是社會性的，必然會涉及到人與人的社會關系層面，即使純粹的資源配置也不例外；也就是說，經濟現象本質上是公共性的，因而經濟學的研究重點應該在公共領域而不是“發(fā)財致富”私人領域。其實，在整個新古典主義時期，西方經濟學界之所以集中于物質資本配置的研究，根本原因是當時社會上最為稀缺的是物質資本，物質資本是社會發(fā)展的生產瓶頸，物質需求也是人們的首要需求；但是，自20世紀70年代起，隨著物質資本的積累日趨飽和，影響經濟發(fā)展的主要因素已經轉到了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等方面，如何更有效地創(chuàng)造和配置人力資本、社會資本等已經成為經濟學關注的重點，這促使了博弈論和激勵理論等的產生。但顯然，這些新型的社會性資本顯然不是像新古典經濟學所想象的那樣可以基于個人理性加以任意配置的，而是需要激發(fā)人力資本主體的能動性；譬如，一個社會中企業(yè)產權的構造根本上是基于激發(fā)人的主動性，但由于儒家社會對企業(yè)本身的認知和社會價值觀與西方社會是不同的，因而在西方流行的委托－代理治理模式在中國就可能是無效的。正因為如此，原先專注于人與物關系的自然主義思維已經不適用了，否則就會像主流博弈理論那樣，簡單地把人與物的理性聯合在一起就產生了大量的囚徒困境；或者，也會導致單向監(jiān)督的委托-代理治理方式的泛濫，并滋生出大量了激勵不相容現象。
總之，經濟學本身就存在強烈的人文特性，因此經濟學本質上無法像自然科學那樣科學化、客觀化和通用化，而是具有強烈的本土化色彩；就其原因在于，經濟學探究的是社會主體行為所產生的經濟現象，而不同文化背景下，人們的行為動機是不同的，從而建立在人類行為機理之上的經濟學理論也有所不同。例如，中國人的思維就與西方社會截然不同：在中國，人一直被視為思維和認知的主體，中國社會本質上也是人本主義的，它首先關心人類社會，儒家文明更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共生關系；因此，中國人的基本思維方式就是由人而物、由內而外、由社會而自然，將從對社會秩序的探究中獲得的知性逐漸反思到自然社會中，這是天人感應乃至于天人合一哲學的基礎。特別是，隨著經濟學研究對象從原先狹隘的物質資源配置領域轉向更為廣泛的社會關系領域，經濟學本土化的重要性愈發(fā)凸顯了；但是，迄今為止，我們的理論仍然建筑在西方的科學主義基礎之上，哈耶克就感慨，“20世紀肯定是一個十足的迷信時代，其原因就在于人們高估了科學業(yè)已取得的成就；所謂人們高估了科學業(yè)已取得的成就，并不是說人們高估了科學在相對簡單現象的領域中所取得的成就，而是意指人們高估了科學在復雜現象的領域中所取得的成就，因為事實業(yè)已表明，把那些在相對簡單現象的領域中被證明為大有助益的技術也同樣適用于復雜現象領域的做法，是極具誤導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