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那些年》悅悅
最近幾年，因為一些辯論節(jié)目的火爆讓許多人開始愛上辯論。翻開歷史，辯論這種形式自古有之。古希臘盛產雄辯家，甚至還出現(xiàn)了一個以教授修辭學、論辯術為業(yè)的學派——“智者學派”。在中國，一說到百家爭鳴，舌戰(zhàn)群儒，大家就會聚焦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殊不知在南宋，思想的交鋒，言辭的論戰(zhàn)一樣精彩絕倫。
公元1175年，在信州（今江西上饒）的鵝湖寺舉行了一次規(guī)模盛大的哲學辯論會，辯論雙方一位是南宋理學集大成者朱熹，一位是南宋心學的創(chuàng)立者陸九淵。這場論戰(zhàn)持續(xù)了整整三天，不僅辯進了史冊，也辯出了中國哲學史上堪稱典范的學術討論。
陳寅恪先生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學術思想在兩宋時期也得到了極大的發(fā)展，在各種學術派別中，當時占據主流的理學和心學因觀點多有分歧，思想交鋒不斷。
朱熹是理學集大成者，與朱熹并立的是心學開山之祖陸九淵。陸九淵小朱熹9歲，雖然是后起之秀，但履歷也頗不簡單。他出身名門，家族到父親陸賀一代仍保持著“詩禮簪纓”的大家遺風。兄弟六人，自相師友，其中九韶、九齡、九淵三兄弟因學識不凡，并稱“金溪三陸”。
朱熹
陸九淵雖為家中老幺，但是天分最高。三四歲時就問父親：“天地何所窮際？”天地的盡頭在哪里，這個問題父親只是笑了笑沒有給出答案。陸九淵卻沒有罷休，開始苦思冥想，甚至廢寢忘食。多年后，陸九淵讀古書時讀到“宇宙”二字，書中解釋是：“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聯(lián)想到從小自己心中的疑惑，頓悟：“宇宙內事，乃己份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
陸九淵三十四歲才登進士第，但之前已經久負盛名，慕游者極眾。他天資獨特，能參悟人心，主張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些功夫”。在他的努力下，心學成為宋學中的顯學，他也成為“心學”開山之祖，主張“心即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學茍知本，六經皆我注腳”。
陸九淵
朱熹與陸九淵雙峰并峙，不過這一時期，心學和理學時常針鋒相對，并互有攻詰。
這時候，一個人主動站出來，愿意從中調和，他就是呂祖謙。呂祖謙或許是當“和事佬”的最佳人選，因為他和雙方都是至交好友：和朱熹師出同門，之后在學術上往來唱和，成為莫逆之交；他又是陸九淵科考的主考官，看到陸九淵的試卷后，贊嘆“此人斷不可失也”。之后，與陸九淵互為知己。
1173年，呂祖謙給朱熹寫信，轉達陸九淵主動請教之意。之后又積極斡旋，終于在1175年，將朱熹、陸九淵、陸九齡兄弟二人約到信州（今江西上饒鉛山縣）的鵝湖寺，力圖讓他們達成和解。
呂祖謙的本意是希望雙方能平心靜氣的交流以求同存異。然而事態(tài)卻迅速向不可控方向發(fā)展。接下來的整整三天，兩方大師火力全開、爭論不休。高手過招，必然精彩萬分。據說，當時有官吏、學者百人列席，共同見證了這場史上最精彩的會（辨）講（論）。
雙方爭論的焦點主要在如何治學和如何修養(yǎng)這兩個問題上。
焦點一：怎樣治學？
朱熹強調“格物致知”，認為應該窮盡事物之理，推致其知以至其極。他主張“泛觀博覽而后歸之約”，即多讀書，多觀察，根據經驗，加以分析、綜合與歸納，然后得出結論。通過學習積累經驗，才能進一步規(guī)范人的行為意識，從而成為一代圣賢。
陸氏兄弟的觀點正好相反，提出“堯舜之前有何書可讀”，認為頓悟即明心見性。心明則萬事萬物的道理自然貫通，不必忙于考察外界事物，去此心之蔽，就可以通曉事理，所以尊德性，養(yǎng)心神是最重要的；反對多做讀書窮理之工夫，以為讀書不是成為至賢的必由之路。
焦點二：如何修養(yǎng)？
朱熹主張從一事一物著手，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日積月累，最后對“理”的體會自然融會貫通。
陸九淵則認為“先立乎其大者”，也就是說先要立心（有高尚的道德追求），然后不斷提高修養(yǎng)，最后達到盡興窮理。
在這場辯論中，陸九淵做詩“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yè)竟浮沉”，批評朱熹的理學方式是“支離事業(yè)”，而自己是“易簡工夫”。
據說朱熹當時沒有回應，在鵝湖之會三年后才以一首詩表明心跡，其中寫到“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yǎng)轉深沉。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對陸九淵的看法提出質疑。
朱熹主張的“邃密”，陸九淵主張的“易簡”，可以說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方法論。三天的辯論，雙方最終都沒能說服對方，于是各持己見而去；也有說法二陸兄弟稍稍占了上風。
鵝湖之會，朱陸不歡而散，卻沒有自此老死不相往來。
呂祖謙這個調和者又一次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他不僅在雙方辯論中虛心傾聽，而且在雙方都氣血沖頭的時候，保持著客觀公允的態(tài)度：他指出朱熹過于較真，認為“爭較是非，不如斂藏收養(yǎng)”。對二陸，他一針見血地指出陸九淵把矛頭直指向朱熹本人是不對的。
有了呂祖謙的努力調和，朱陸雙方在事后都對自己的偏激態(tài)度進行了反思。
即使在學術上吵的不可開交，朱陸兩位大師仍然給予了彼此最大的尊重，私交甚篤。朱熹曾贊陸九淵說：“南渡以來，八字著腳，理會著實工夫者，惟某與陸子靜二人而已！”
之后，二人不僅檢討了自己的不足，而且努力學習對方的長處。朱熹指出：“陸丈教人，于收斂學者散亂身心甚有功。熹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太支離處……因此減去文字功夫，覺得閑中氣象甚適”；陸九淵曾經“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之后也向朱熹學習，“議論時卻肯向講學上理會。”
1181年，陸九齡病故，陸九淵請朱熹替兄長寫墓志銘，并到朱熹的任職之地南康（今江西九江境內）拜訪，相約泛舟湖上。
之后，朱熹還請陸九淵到白鹿洞書院講學。聽到陸九淵講《論語》“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一章時，朱熹大為折服，說：“熹當與諸生共守, 以無忘陸先生之訓。”之后，還將陸九淵的講詞刻石、親自作跋，立于院門，為不同學術流派同在書院講學樹立了典范。1193年，陸九淵去世，朱熹聞噩耗，率領門下弟子到寺院設靈位祭奠。
從辯論的角度看，鵝湖之會沒有分出輸贏，不算成功。畢竟辯論是說服的藝術。放到今天，辯論已經成為一門學問，有很多技巧。戰(zhàn)術上它需要講事實、擺道理，拿出數據，分析案例，既要情感代入，更需要邏輯自洽，否則往往會陷入情緒煽動。然而辯論的終極目的是促進溝通，共同進步。當你秉持著這樣的價值觀，就會避免掉進偏執(zhí)的怪圈。
因此，沒有分出輸贏的鵝湖之會在今天依然閃耀著歷史光芒。除了它所帶來的學術影響，在這場思想交鋒中，朱、陸二人堅持自己的學術觀點，堅持對學術自由的尊重，以及之后的私交往來所體現(xiàn)出的坦蕩君子之風才是留給我們最寶貴的精神財富。
不以門戶有成見，不因交鋒存宿怨。這樣的辯論，沒有輸，只有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