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辰春日時大彬制款宜興窯紫砂六方茶壺，北京故宮博物館藏
泡茶把玩用的紫砂小壺究竟起源何時、何地？沒有定論。流行的說法是明代正德年間（1506-1521），起源地有金沙寺和大潮山兩說。本文擬從文獻、圖像入手，對紫砂壺的起源和地點做一考辨。
一、紫砂壺文獻辨正
早期紫砂壺文獻主要有二：一是明代周高起的《陽羨茗壺系》，一是清代吳騫的《陽羨名陶錄》。
周高起《陽羨茗壺系》說：“近百年中，壺黜銀錫及閩豫瓷，而尚宜興陶，……至名手所作，一壺重不數兩，價重每一二十金，能使土與黃金爭價，世日趨華?！鹕乘律?，久而逸其名矣。聞之陶家云：僧閑靜有致，習與陶缸甕者處，摶其細土，加以澄練，捏筑為胎，規(guī)而圓之，刳使中空，踵傅口柄蓋蒂，附陶穴燒成，人遂傳用。
供春，學憲吳頤山青衣也。頤山讀書金沙寺中，供春于給役之暇，竊仿老僧心匠，亦陶細土摶坯，茶匙穴中，指掠內外，……世以其孫龔姓，亦書為龔春?！薄?】
此書所云要點有四：一，紫砂壺是小壺，“重不數兩”；二，紫砂壺最早出自金沙寺僧之手；三，宜興鄉(xiāng)賢吳頤山書童供春偷學了金沙寺僧的手藝，成為俗世制作紫砂壺的第一人；四，紫砂壺貴重。
儲南強先生捐獻供春款樹癭壺，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與其同時代的文震亨、張岱也有類似記述，如文震亨（1585-1645）《長物志》“茶壺”云：“壺以砂者為上，……‘供春’最貴，第形不雅，亦無差小者。時大彬所制又太小。”【2】張岱（1597-1689）《陶庵夢憶》“砂罐錫注”：“宜興罐，以龔春為上，時大彬次之?！蛏肮?，砂也，錫注，錫也。器方脫手，而一罐一注價五六金，則是砂與錫與價，其輕重正相等也，豈非怪事。一砂罐、一錫注，直躋之商彝、周鼎之列而毫無慚色，則是其品地也?！薄?】
文震亨卒于清初，張岱人清后又活了四十多年，其《陶庵夢憶》寫于清初。周高起生年不詳，只知道在崇禎十一年（1638）曾應邀參修過《江陰縣志》，清順治乙酉（1645）被“游兵”所害【4】。
韓其樓編著的《紫砂古籍今譯》所用周高起《陽羨茗壺系》是清代版本，時間是光緒庚寅（1890）。韓其樓認為，書中關于供春制作紫砂壺的方法是“作者的想當然”。書中所云“壺黜銀錫及閩豫瓷”和一壺“價重一二十金”的說法也與張岱所記不同。書中所用“明代”單詞（如“故茶至明代，不復碾屑和香藥制團餅”，“明代良陶讓一時，獨尊大彬固自非佞?！薄?】），似乎也與時代不符。翻檢明代文獻典籍、墓碑金石、戲說俗話，凡提到明代時或者稱“國朝”、“本朝”或者稱“大明”，直呼“明代”二字，少見。如清人趙翼《廿二史劉記》載朱元璋做了皇帝后，曾賜陶安門帖“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6】。濟南市博物館藏明右都御史張鼎墓志銘，其曾祖“元末始來歷城，國初遂占籍焉”。此墓志是張鼎生前自撰【7】。凌濛初編著的《初刻拍案驚奇》成書于明天啟七年（1627），書中凡提到本朝故事，也都是“話說國朝某某年”。在年號之前加“國朝”或“國初”二字應該是當時的習慣稱呼或書寫方式。直接使用“明代”單詞的是清朝，如前述趙翼的《廿二史劉記》就有“明代選秀女之制”題目以及“統(tǒng)計明代北京三殿”、“明代諸臣”等用法【8】。但趙翼是清朝乾隆二十六年（1761）進士，所著《廿二史笥記》是1780年至1814年間的事，相去明朝滅亡已經一百五十多年。如《茗壺系》是周高起在入清后撰寫的話，作為一個入清不到一年即被游兵所殺的遺民，當他人都在痛心疾首國破家亡的時候，他敢不敢追隨時尚，改口“國朝”為“明代”？
清人吳騫的《陽羨名陶錄》是第二本有關紫砂壺的著作。書中論及紫砂陶土出自何處時，提到蜀山、頤山趙莊山、蠡墅、團山、大潮山等地，沒有金山寺所在的山名。但是在說誰最早開始制作紫砂壺時，卻和周高起的《陽羨茗壺系》如出一轍，一字不差。不同的是，吳騫進一步注解了金山寺所處的位置，供春的主人吳頤山的身份，還訂正了周高起關于供春是吳頤山“青衣”的錯誤。
吳騫生活的乾嘉年間（1733-1813），正好是紫砂壺的輝煌時期。根據葉佩蘭先生的硏究，“清代紫砂壺陶藝進入了頂峰，制壺名手輩岀，壺藝的精細已被宮廷皇室看中，據乾隆十八年（1753）三月記事錄記載：于本月初四日外郎白世秀來說太監(jiān)胡世杰傳旨，從前傳做茶具宜興壺茶葉罐著南邊照樣做一份”【9】。至于故宮收藏的所謂明代乃至時大彬款的紫砂壺，葉先生說“過去院內老專家鑒定為清代仿品”。即便放在明代藏品中的“大彬”款筆山，葉先生也認為“有可能是清代仿品毋庸置疑，乾隆對紫砂壺的一道圣旨，既是皇上的旨意，也代表了社會上對于紫砂壺的肯定。由此抬高紫砂壺的價格和價值，也不會早于這個時期。所以，周高起《茗壺系》提到的一壺售賣一二十金的現象很可能也是發(fā)生在這個時期。正是紫砂壺在乾嘉時期的走紅，才可能刺激了紫砂壺專著的問世和傳播，也才會出現了規(guī)制性的曼生十八式。
明仇英《人物故事圖七竹院品古》（局部），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周高起《陽羨茗壺系》中附錄的《過吳迪美朱萼堂看壺歌呈貳公》稱“荊南土俗雅尚陶，茗壺奔走天下半。吳郎鑒器有淵心，會聽壺工能事判。源流裁別字字矜，收儲將同彝鼎玩。再三請出豁雙眸，今朝乃許花前看。高盤捧列朱萼堂，匣未開時先置贊?！笓u蓋作金石聲，款識稱堪法書岸?！鼻也徽f此詩水平之一般，就說款識法書，諸如時大彬、陳鳴遠之流的工匠們好像也沒有多么高的文化素養(yǎng)和書法水平。倒是乾隆之后，紫砂壺身上才增加了詩文書法。至于將紫砂壺和鐘鼎彝器放在一起鑒賞的活動，恐怕也早不過乾嘉時期。因為這個時期也是金石收藏熱、金石學熱的時期。另外，從明代文人雅集賞古圖畫中也看不到紫砂壺的身影。如仇英所繪的《仿張擇端清明上河圖》，雖然借用了宋人的名稱，但描繪的卻是明代中晚期蘇州的市井，畫中各行各業(yè)也只有瓷器店，沒有紫砂壺，甚至在橋頭擺的古玩地攤上，也難尋紫砂壺的影子。他的《人物故事圖（之七）》中，文人們雅集的案頭上除了書畫就是青銅器，紫砂壺則被冷落在屏風后邊，讓童子放在爐子上燉【10】?！稘h宮春曉圖》中，陳設在幾案上的是青銅器和瓷器，沒有紫砂壺。即使到了清朝乾隆時代紫砂壺依然難以躋身古董的行列。如乾隆已卯（1579）年間徐揚進呈給乾隆皇帝的《姑蘇繁華圖》中，紫砂壺也還是和缸、壇、罐子等一起被歸為日用陶瓷器之列，發(fā)賣在城鄉(xiāng)結合部。圖中店內擺放著紫砂壺，墻上廣告語“本窯缸罈發(fā)客”。無獨有偶，張岱《陶庵夢憶》“愚公谷”也記述了這么一個商店：“無錫去縣五里為銘山。進橋，店在左岸，店精雅，賣泉酒、水灘、花缸、宜興罐、風爐、盆盎、泥人等貨?！边@里的“宜興罐”就是紫砂壺。同書“砂罐錫注”“宜興罐，以龔春為上，時大彬次之，陳用卿又次之?！薄?1】這兩處店鋪，所賣都是日用陶瓷品，紫砂壺就躋身此處，而非和鐘鼎彝器同臺。實際上，即便張岱記述了“一砂罐、一錫注，直躋之商彝周鼎之列而毫無慚色，”【12】張岱也持懷疑態(tài)度。如同書“朱氏收藏”“朱氏家藏，如龍尾觥、合巹杯、雕鏤鍥刻，真屬鬼工，世不再見。余如親銅漢玉、周鼎商彝、哥窯倭漆、廠盒宣爐、法書名畫、晉帖唐琴，所畜之多”【13】，沒有紫砂壺。由此可見，周高起關于紫砂壺“收儲將同彝鼎玩”的說法值得懷疑。若就周高起和吳騫《陽羨羨陶壺錄》所附《芑堂明經以尊甫瓜圃翁舊藏少山茗壺見視，制作醇雅，形似僧帽，為賦而返之》詩比較，其手法與意境，兩人不分伯仲。如“一行銘字昆吾刻，歲紀丙申明萬歷”云云【14】。
明萬歷甲辰年大彬製款長方壺，四川省三臺縣文物管理所藏
明張光奎墓出土丁未夏日時大彬制款圓壺，晉城市博物館藏
二、紫砂壺圖像解讀
目前所見，出土的紫砂壺紀年明確的有南京明嘉靖十二年（1533）太監(jiān)吳經墓的提梁壺，福建漳浦縣萬歷四十二年（1612）盧維禎墓圓壺，江蘇江都縣明萬歷四十四年（1616）曹氏墓的六方壺，四川三臺縣“萬歷甲辰年（1604）大彬制”底款長方壺，山西晉城張光奎墓“丁未（1607）夏日時大彬”款圓壺，江蘇錫山市明崇禎二年（1629）華師伊墓大彬款三足壺【15】，開封周王府遺址崇禎十五年（1642）紫砂壺【16】。7件紫砂壺，4件出自萬歷墓葬。
明吳經墓出土提梁壺，南京市博物館藏
明盧維禎墓出土大彬款鼎足蓋圓壺，福建省漳浦縣文化館藏
明曹氏墓出土大彬款六方壺，揚州博物館藏
明華師伊墓大彬款三足壺，無錫縣文物管理委員會藏
再來看看這個時期的繪畫作品。文獻記載，明四家的沈周曾經到過宜興。他在給成化狀元吳寬所作的《東莊圖》之十七“拙修庵”中就有一把紫砂壺，其形狀類似吳經墓的提梁壺。《東莊圖》創(chuàng)作時間可能是吳寬在家守喪期間（1495-1498）年。
明沈周《東莊圖之拙修庵》（局部），南京博物院藏
文征明畫作中帶有紫砂壺圖像的有4幅，一幅是《惠山茶會圖》，作于正德十三年（1518）。一幅是《猗蘭室圖》，作于嘉靖八年（1529）。一幅是《滸溪草堂圖》，作于嘉靖十四年（1535）。一幅是《真賞齋圖》，作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四幅圖中的紫砂壺均被燉在茶爐上，尤其是《真賞齋圖》中兩位燒茶的童子，一負責燒火，另一個則一手把著壺罐，一手拿著筷子在攪拌。毋庸置疑，這倆童子所為是在煮茶。
明文徵明《真賞齋圖》（局部），上海博物館藏
但《猗蘭室圖》和《真賞齋圖》中還有兩把閑置壺，一把在《猗蘭室圖》茶房高桌上，一把在《真賞齋圖》矮桌上。茶壺沒有燉在爐子上，是否說明這兩把壺就是泡茶所用？【17】
明文徵明《猗蘭室圖卷》（局部），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明代宮廷畫家劉俊的《雪夜訪普圖》，圖中炭爐一側，煨著一把紫砂壺。
明劉俊《雪夜訪普圖》（局部），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劉俊是明初畫家，還被授予錦衣衛(wèi)都指揮銜。此圖雖然沒有明確的年號，但據邵彥推斷，可能是“隱喻大學士楊榮勸宣德皇帝御駕親征平定漢王朱高煦叛亂”事。朱高煦叛亂是明宣德元年1426）。如此，這是繪畫所見年代較早的帶有紫砂壺圖像的畫作。紫砂壺煨在火爐上，作用是保溫【18】。明嘉靖十七年進士王問《煮茶圖》，畫中爐子上燉著的也是一把提梁壺【19】。
明王問《煮茶圖》（局部），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
可見，至少在文征明及其之前的作品中，紫砂壺的功能主要是燒水或煮茶，即便偶有不在爐子上燉的，但也不能和書畫彝器平起平坐、躋身賞鑒收藏之列。
晚明畫家丁云鵬有兩幅帶紫砂壺的畫作，一幅是《漉酒圖》，一幅是《盧仝煮茶圖》?！朵蹙茍D》畫面右下角石桌上放著一把紫砂提梁圓壺，圈足，壺前是一個白瓷杯。提梁壺沒有燉在爐上，爐子被省略了。這幅畫沒有明確年代。另一幅《盧仝煮茶圖》作于萬歷四十五年（1617），畫中盧仝面前的爐子上正燉著一把紫砂壺，壺是一把圓壺，其身后石桌上，還有兩把形狀類似周王府的紫砂壺【20】。
明丁云鵬《漉酒圖》（局部），上海博物館藏
明丁云鵬《盧仝煮茶圖》（局部），香港佳士得2014年春拍
煙臺博物館藏有一幅十二條通景屏《清娛圖》，圖中爐子上燉著的紫砂壺和岀土的圓壺形狀近似。邱真認為，從畫面人物形象可見，《清娛圖》時代應該在明末清初【21】。
明末清初也是陳洪綬生活的時代。在陳洪綬的繪畫作品中，紫砂壺雖然依然擔當煮水煮茶的功能，但泡茶的作用日漸重要，其被鑒賞的小壺也開始嶄露頭角，登上了文人們的幾案。其年代從明崇禎四年（1631）開始，到清順治八年（1651），順治九年，陳洪綬去世。
《來魯直夫人小像》是陳洪綬三十三歲（1631）所畫，畫中夫人左手邊有一把紫砂壺，壺形如同周王府出土樣式，高頸高圈足，帶把帶流，旁邊是茶杯茶托?？梢娺@是一把泡茶用的壺。《伏女受經圖》作于1632年，畫面中伏女身邊放著一把紫砂壺和一只帶茶托的瓷杯?！墩蔽鲙鍒D至死-驚夢》是墨線圖，圖中的紫砂壺是燉壺，像文征明畫中的一樣，燉在茶爐上。這幅畫作于崇禎十三年（1640）。兩年后所作的《玉川子像圖》，老仆捧著的茶盤中，有一壺一杯，壺是闊底壺，杯是白瓷杯。1645年的《品茶圖》，壺和爐子上燉著的紫砂器截然分開，圖中的紫砂壺就是泡茶用的壺，明白無誤。1647年《高隱圖》中的紫砂壺和《玉川子像圖》中的幾乎如出一轍。1649年作的《高賢讀書圖》、《醉吟圖》中紫砂壺樣式雖然和前幾幅相近，但看起來似乎更規(guī)整精細，十年后的1650年所作《蕉陰絲竹圖》中的紫砂壺同樣如此。
明陳洪綬《來魯直夫婦像》（局部），上海工美2010年
明陳洪綬《伏女受經圖》（局部），遼寧省博物館藏
明陳洪綬 《玉川子像》（局部）
明陳洪綬《品茶圖》（局部）
明陳洪綬《高隱圖》（局部）
明陳洪綬《蕉蔭絲竹圖》（局部）
從《來魯直夫人小像》到《蕉陰絲竹圖》，一個明顯的現象是紫砂壺旁邊都配上一兩只白瓷茶盞。《醉吟圖》中，則更將紫砂茶壺和香爐歸置在一起，具象生動地表現了文人的三大時尚雅好：飲酒、吃茶、熏香。
進入清朝，陳洪綬畫中的紫砂壺樣式越來越多。如1649年所作《授徒圖》中的紫砂壺就是把壺身加長的大壺。1651年作的《博古葉子》線圖中，桌子上擺著的兩把小壺雖然未必是茶壺，但其形制明顯是紫砂壺的樣子，類似清代楊彭年的箬笠壺【22】。
明陳洪綬《授徒圖》（局部），美國加州大學美術館藏
縱觀陳洪綬畫作，他雖然出生在萬歷年間，但30歲開始進入崇禎年代，帶有紫砂壺的畫作從33歲開始，直到清順治八年（1651）。作為一個藝術家，能人他法眼的紫砂壺，多為帶把手的端壺，或許這僅是其個人的嗜好，或許只是為了畫面好看，他似乎更鐘愛底闊的造型。而此前或同時代出土的紫砂壺則多圓形、罐形或方形。
畫作可見，明末崇禎年代，泡茶用的紫砂壺開始嶄露頭角，成為陪伴文人雅士的道具。
三、金沙寺起源考證
金沙寺位于宜興南部山區(qū)，此前為唐代禪院，明代依然為寺。但到了明弘治、正德年間（1489-1522），也就是周高起說金沙寺僧制造紫砂壺的時期，寺院已經荒廢了。起因是寺僧綱紀遲亂，“諸髡嗜酒，悉賣寺田”【23】，寺院敗落，野獸橫行。吳頤山《頤山私稿》卷三《擒虎歌》“嘉靖丙戍（1526）春侍御朱公按部義（宜）興……維此虎患，猶未殄息，……乃下令國中招獵徒，懸賞格，戒時日，……于是……殪玄豹一，白額虎二”。文中可見，宜興山中虎患日久。山中野獸橫行，至少說明身處山中的金沙寺香火不旺。明末王釋登《荊溪疏》載，在萬歷癸未（1583）年路經金沙寺時，“路中見虎跡，御夫盡怖?！热胨拢蛑杆鶑拈g道者，虎穴也?！睆膮穷U山私稿說獵虎到王樨登五年后路過金沙寺，老虎甚至都在寺中安了家。如此荒野之處，寺中如有和尚的話，怎么會有閑心制造紫砂壺。而且，就是造出了紫砂壺，又有誰敢攜帶著壺坯下山尋窯附燒？
明正德二年（1507）榜中南京解元的吳頤山，因母親去世，不能繼續(xù)參加科舉，在家服喪，時間是正德三年至七年（1508-1512）。期間曾經在山中讀書。到正德八年（1513）進京會試，第二年中進士。
吳頤山守制的時期正好也是金沙寺敗落時期。作為當地第一才子，他會不會隱身狼蟲虎豹之地，雖不能臆測，但從其所撰《頤山私稿》看，卻從來沒有提及金沙寺，甚至連與其往還的二十幾位親友詩文集里，也罕見金沙寺與吳仕的關系。
吳仕讀書所在是南山，南山就是大潮山。明工部侍郎沈暉（1439-1518）有詩“太湖西擁大潮山，萬丈青蓮一水還。佛殿高凌云漢表，禪房多住白云間。散花龍女乘風去，乞食山僧帶雨還”【24】南山即大潮山。其山“秀拔奇?zhèn)?，必有魁奇之士出其間。而吾鄉(xiāng)沈氏實居于此山之麓”【25】。這里所稱“魁奇之士”非吳仕不可。吳仕26歲中南京鄉(xiāng)試第一名，七年后再中進士，宜興無出其右。至于文中的沈氏則是吳仕胞弟岳父工部侍郎沈暉。沈暉在吳仕服孝期間，曾邀請其入住南山沈家莊園。對此，吳仕的《頤山私稿》多有提及。如卷一《菊圃》“小隱南山下，移花忽滿床”，《送陳虞山》“我屋南山下，他年為爾分”，《贈潮侄》“寒宵能過我，山館似生春”，《次韻徐養(yǎng)齋先生》“忽來山水什，吾亦愛吾莊”，卷二《次靜齋中丞澤西方伯舟中聯句》“山館忽聞停絳節(jié)，雨聲如為浥黃?！?，《元日奉宴鶴坡侍御諸君子于頤山草堂記事》“慚予亦添春官屬，思向南山拾墮樵”。
宜興南山位置圖
最重要的是，吳仕讀書南山期間，名義上是守制，但實際上也是在緊張地準備進京考試，因為他雖然中了南畿第一名解元，但也還只是舉人身份，還沒有經過進士的考試。這個時期的讀書對他來說，猶如中舉之前，依然不敢懈怠松弛，也不敢有多少閑情逸致，像后來某些猜測，會自己動手制作紫砂壺，然后托名其家童。
由吳頤山詩文可見，吳仕在南山所居，既稱“山館”，還稱“草堂”、“我屋”、“吾莊”，并非寺院。雖然沈暉詩稱，大潮山有寺院有禪房，但吳仕所居恐怕還是沈家在山麓所建的別墅或莊園。如果是住在寺院之中，就不會有“我屋南山下”、“吾亦愛吾莊”詩句描述了。一般情況，寄居寺院者多為外來人或游方士人，無家無業(yè)，只能沾光和尚，免費食宿。吳仕是宜興大家族，明弘治十四年（1501），其父出資重修蜀山蘇東坡祠堂說明了吳家的經濟實力，即便吳仕真要遠離塵寰清心寡欲，自家也能夠筑室山林?！额U山私稿》卷一《筑室》“筑室喜新就，書編手自移”。雖然沒有確指何處筑室，但有能力和財力蓋幾棟房屋，置辦一座鄉(xiāng)野別墅不會是件難為的事。
成書于乾隆五十年（1785）的《陽羨名陶錄》“選材”也說“白泥出大潮山”。“吳騫曰，按大潮山一名南山，在宜興東南，距丁蜀二山甚近，故陶家取土便之。”【26】
由此可見，吳仕山中讀書的地方是大潮山，大潮山就是南山。吳仕的居所“我屋”、“吾莊”，應是自家或親戚家的別墅莊園，其書童應該同樣陪伴著吳仕在“吾莊”生活。
對于金沙寺在吳仕讀書期間已經衰敗以及吳仕讀書南山的事實，周高起作為一個參與撰修《江陰縣志》的文人來說，應該耳熟能詳，絕不會僅憑陶人傳說望風捕影，這不符合明清文人的學風，也有失修志人的品行。
玉麟款樹癭壺，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四、供春其人
周高起《陽羨茗壺系》“正始”說“供春，學憲吳頤山公青衣也，……以其孫龔姓，亦書為龔春?！薄?7】吳騫《陽羨名陶錄》在全文照搬后，還加注說“予于吳問卿家見大彬所仿，則刻供春二字”【28】。陳貞慧《秋園雜佩》“時壺名遠甚。即遐陬絕域猶知之，其制始于供春”【29】
周高起和陳貞慧距離供春生活時代已經一百多年，所載供春造壺之說都不是第一手材料。比二人又晚生了百年的吳騫引用前人之說以證明供春為紫砂創(chuàng)始人的說法，恐也難成信史。
關于吳仕書童的真實身份，臺灣學人徐螯潤遍檢地方文獻，發(fā)現其書童確有其人，但既不姓龔也不叫供春，而是朱昌。朱昌“一生隨侍老少幼三代，故以義仆傳附吳仕傳”【30】。徐書引清嘉慶二年（1797）《重刊宜興縣舊志》載：“頤山已逝，有嗣子謀害公孤，家人朱昌等訴狀?！U山舊仆朱昌，為公所倚任，后卒賴七力，門戶所以全。朱有子三，長本吳，入籍杭，萬歷丙辰（1616）進士，后官陜藩；次宗吳，甲午（1594）舉人，德安知縣；三懷吳，庚子（1600）舉人，邵武同知”【31】。
吳家是否還有其他仆人，沒有明說，但朱昌其人卻是作為對吳家忠心耿耿的義仆列入縣志的，而且因為在吳家為仆，近朱者赤，影響其三子也都像吳仕一樣科舉成名，為官為宦。以此推論，這個朱昌未必是無知無識的粗人，至少不會是癡迷于陶藝的下里巴人。因為，比他晚生百年的張岱在《陶庵夢憶》中就毫不掩飾地指出“竹與漆與銅與窯，賤工也”【32】。或許正是因此，他的三個孩子好像也沒有染指紫砂壺業(yè)，而是像吳仕一樣通過讀書，走上了科舉之道。
實際上，關于供春還是龔春，是人名還是壺式？明代晚期的人就已經搞不清楚了。但是，為什么后來追溯紫砂壺起源者卻都愿意相信供春的傳說，都愿意將紫砂壺這一民間陶藝掛到吳仕的門下，讓吳仕的書童家仆挑起紫砂壺首創(chuàng)的桂冠？按照明末張岱的說法，從事陶瓷等窯制產品的都是“賤工”，將不人流的賤工安插到宜興名士吳仕的門下，無疑于給吳家抹黑。同是明末的周高起難道不知道時人對紫砂壺藝人的態(tài)度？
從陳洪綬繪畫作品可以看出，在作于1631年的《來魯直夫人》圖中，紫砂壺好像只是一把水壺，以容量大為主。但到了清初的《品茶圖》、《高隱圖》等畫面中，紫砂壺的形狀已經很規(guī)整很美觀了。雖然，陳洪綬畫中的紫砂壺不是實物，但至少可以窺見，正是進入了清朝，紫砂壺才開始兵分兩路，一路作為“砂罐”繼續(xù)煮茶燉水，一路則變身為品茶的茗壺。如果要聯系到政治層面的話，清初的江南文人面對著改朝換代的痛苦和無奈，面對著新王朝的高壓，恐怕也不敢明目張膽地成群結隊、虎嘯山林、詩酒唱和、觥籌交錯的聚會結社了，唯一能消愁解悶的是關門閉戶、孤芳自賞地品茗啜茶。一把茶壺只供一人使用的時候，難免寂寥郁悶。但若將其增光添彩上書法、題刻，再附會上宜興高賢名士的頭銜，則既體面也風光，還有說道。這或許是明末清初紫砂壺藝人所以要傍名士請名人題款捉刀的原因之一吧？
五、紫砂壺起源討論
紫砂壺是泡茶用壺，是小壺。起源于明代，沒有疑義。但起源于明代哪個時期，由誰開始制造紫砂壺，則需探討。
明沈德符《萬歷野獲編補遺·供御茶》稱，茶葉由煮改泡的時間是明代初年，是朱元璋“首辟此法”。但是，一直到了清代，煮茶的方式也沒有完全被泡茶取代。《紅樓夢》第四十一回妙玉見賈母來到攏翠庵，“忙去烹了茶來”，這里的“烹”字，無疑就是煮。劉姥姥吃過后說“好是好，就是淡些再熬濃些更好了”。說的是煮茶時間的長短，好像煮的時間越長滋味就越厚重。這是清代雍正年間的習俗。清代眾多瓷器蓋碗，也是泡茶用器。加蓋是為了保溫。但因為茶葉和熱水混為一體，飲用時容易將茶葉吸入口中，所以人們在飲用時，要一邊用蓋將漂浮的茶葉刮到一側，一邊小口品嘗。這種習俗一直沿用至今。
出土的紫砂壺，雖然有提梁、端把之分，但無法斷定煮茶還是泡茶用壺。文征明作于正德八年（1529）的《猗蘭室圖》，畫面中兩把壺，是否就是泡茶的壺？如是，則泡茶用的紫砂壺在正德年間已經出現，這也是傳說的“供春”造壺的時代。不過，這個時候“供春”的主人吳仕已經離開了宜興，外出做官去了。而且，圖中的茶壺和水壺體量一般，和周高起所說的小壺有別。仇英《園居圖》中兩個童子，一個在煮茶，一個在擺弄青銅器，紫砂壺燉在爐子上，石桌上有兩只白瓷小杯，卻沒有多余的紫砂壺，可見，圖中的紫砂壺也還是在煮茶用。
和張岱過從甚密的陳洪綬，留下了不少帶有明確年號的繪畫，年代從明崇禎四年（1631）至清順治七年（1650）。畫中的壺式和乾嘉后流行的沒有太大的差別，而且，在一些女性身邊，也常常放置一把紫砂壺及其白瓷小杯，說明這個時期泡茶還是時髦。而《陽羨茗壺系》和《陽羨名陶錄》所開列的紫砂壺名家，真實可考的也大多生活在這個時期。
明清交代之際，政局動蕩，江南文人既不敢公開聚會吃酒，也不敢結伙妄議朝政，寂寞郁悶之際，只能自娛自樂，孤芳自賞，紫砂小壺隨之應運而生。淡淡的清茶在慰藉失意文人雅士們的同時也開始成為繪畫的道具。
凊朝乾隆時期，明亡百年，新生代冮南文人把玩的紫砂壺進入清宮，紫砂壺的黃金時代開始，紫砂壺的起源和品鑒論述也隨之而起。人們所以要將紫砂壺起源按在吳仕身上，估計也是因為吳仕出身于宜興，生活在紫砂壺創(chuàng)始的時代。讓南京解元吳仕首創(chuàng)紫砂壺，可以抬高紫砂壺的身價，抬高文化品味。
無論是考古發(fā)現，還是繪畫留影，紫砂壺并非起源于一時一地一個人，金沙寺和尚、吳頤山、供春，或許都是宜興陶工們的傳說和失意文人的添油加醋。而燉水煮茶的紫砂壺起源應該很早，至少在宣德元年（1426）的圖畫中就有表現，泡茶用壺則可能晚至文征明作品中的嘉靖年間（1529-1549）。目前所見，出土的紫砂壺實物多屬萬歷和崇禎時期（1573-1644）。陳洪綬畫中的紫砂壺不但為文人所用，也為婦人鐘愛，還進入了茶肆酒店，可見其普及程度。但這個時期是在明末清初也就是明崇禎至清順治初年間（1628-1652），和吳頤山生活的時代已經相去百年了。
注釋
【1】韓其樓編著：《紫砂古籍今譯》，北京：北京出版集團公司，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4-5頁。
【2】文震亨：《長物志》，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275頁。
【3】（明）張岱撰：插圖本《陶庵夢憶》，淮茗評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36頁。
【4】韓其樓編著：《紫砂古籍今譯》，北京：北京岀版集團公司，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4-5頁。
【5】（明）張岱撰：插圖本《陶庵夢憶》，淮茗評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13頁。
【6】（清）趙翼：《廿二史割記》，王樹民校正。
【7】韓明祥編著：《濟南歷代墓志銘》，濟南：黃河出版社，200年版，第115頁。
【8】（清）趙翼：《廿二史割記》，王樹民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753頁等。
【9】葉佩蘭：《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明清紫砂器》，《文物天地》，2012年第10期，第37頁。
【10】《明四家畫集》，北京：中國民族攝影藝術出版社，2003年版。
【11、12、13】張岱：《陶庵夢憶》，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140頁第36頁，第36頁，第117頁。
【14】韓其樓編著：《紫砂古籍今譯》，第27頁。
【15】以上出土紫砂壺資料均引自張浦生，霍華等：《宜興窯》，南昌：江西美術出版社，2016年版。
【16】開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開封新街口明周王府官署遺址發(fā)掘簡報》，《文物》，2017年第3期。
【17】《文征明書畫集》，北京：中國民族攝影藝術出版社，2003年版。
【18】邵彥：《明代永樂、宣德宮廷繪畫藝術》，《文物天地》，2010年第10期。
【19】張浦生，霍華等：《宜興窯》，南昌：江西美術出版社，2016年版。
【20】阮福春：《飲品·茶品·藏品·拍品》，《文物天地》，2014年第7期。
【21】邱真：《屏風里的晩明風雅》（上），《文物天地》，2015年第6期。
【22】《陳洪綬書畫集》，北京：中國民族攝影藝術出版社，2003年版。
【23】（明）王樨登：《荊溪疏》卷上，第5頁。
【24、25】徐鰲潤：《紫砂陶藝論文集》，臺北：盈記唐人工藝出版社，2008年版，第46頁，第46頁。
【26、27、28、29】見韓其樓編著：《紫砂古籍今譯》。
【30、31】徐鰲潤：《紫砂陶藝論文集》，臺北：盈記唐人工藝岀版社，2008年版，第65頁，第65頁。
【32】張岱：《陶庵夢憶》，第8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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