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報》2021年4月9日（星期五）第八版
《競逐富強》：麥克尼爾的天真和煙火氣
王邵勵
【導讀】麥克尼爾的學術如一條河流，《競逐富強》就是河上的浪花一朵?？v而觀之，《西方文明史綱》（1949年）、《西方的興起》（1963年）和《歐洲史的形成》（1972年）是他譜奏的“西方文明三部曲”。這之后，他推出《瘟疫與人》（1976年）和《競逐富強》（1977年）。二者堪稱姊妹篇，又可視為《西方的興起》的續(xù)寫。
《競逐富強》
中信出版社2020年12月版
湯因比在天庭之上，麥克尼爾在塵土之間
考察威廉·麥克尼爾的知識背景，西方譜系是一條悠長的河流。在他以前，有奧古斯丁式的基督教普遍史、啟蒙時代的人類進步法則、康德和黑格爾的世界歷史哲學、蘭克的民族-實證主義范式以及維多利亞自由觀。在他左右，涌動著斯賓格勒和湯因比的文化形態(tài)論、魯濱遜的“新史學”和布羅代爾的“長時段”。這一譜系，對麥克尼爾來說，是他不可選擇又必須有所選擇的史學遺產(chǎn)。
麥克尼爾揭示了 “世界史”要義，其成名著《西方的興起》被視為突破“西方中心論”的標志。該書檢討了啟蒙運動以來盛行的以民族國家為認識單位、以西方為價值規(guī)尺的歷史寫作傳統(tǒng)，展現(xiàn)了“西方興起”背后的全球景深和歷史合力。反對“西方中心論”者不止麥克尼爾一人，但對 “文明多元論”者，他卻并非一概茍同。比如，麥克尼爾贊賞湯因比的“文明”范型，但二人分歧明顯：湯因比首先是哲學家，或者說是哲學家中的歷史智者，他那思辨的歷史哲學總是在天庭之上藐看萬物，而麥克尼爾則鐘情人間煙火的趣味，始終“在塵世的土地上挖掘”，渴望理解形塑人類生活的各種物質(zhì)能量，極力發(fā)掘著技術、貿(mào)易和生態(tài)等歷史要素的意義。
《西方的興起》
中信出版社2015年1月版
然而，與其他秉持實證原則的史家又有不同，麥氏對于歷史經(jīng)驗的重視另有深意。試看他對“新史學”的批判。1919年，魯濱遜提出“新史學”，倡導歷史研究主題的拓展?？稍邴溈四釥柨磥?，此等“新史學”并不能療治“舊史學”的痼疾。政治史之外的另找話題和技術翻新，無法從根本上改變西方史學應答世界之變的偏頗與乏力，它只是為政治史包裹上 “自由的外衣”，用陌生的不清晰替代了熟悉的混沌?；乇堋案締栴}”的新史學，只能制造滿地的碎片。身為職業(yè)歷史學家，麥克尼爾并不反對作為工具的歷史實證，惟堅信歷史真相的復原和解釋，應當服務于一個“高尚的夢想”。在筆者看來，這個夢想倒是和奧古斯丁和湯因比的思辨之史心有靈犀，那就是“從各種零碎的細節(jié)中去尋找一種概括性的通論”。或許，在麥克尼爾看來，如此方能重拾崇高的歷史經(jīng)驗。
軍事史外的經(jīng)濟和社會，全球史下的東方與西方
麥克尼爾自身的學術亦如一條河流，本文欲求理解的《競逐富強》就是河上的浪花一朵?？v而觀之，《西方文明史綱》（1949年）、《西方的興起》（1963年）和《歐洲史的形成》（1972年）是他譜奏的“西方文明三部曲”。這之后，他推出《瘟疫與人》（1976年）和《競逐富強》（1977年）。二者堪稱姊妹篇，又可視為《西方的興起》的續(xù)寫，皆關注影響世界歷史形成的重大要素。前者補足世界歷史進程的生態(tài)背景，于今炙手可熱的醫(yī)療社會史奉之為經(jīng)典；后者著意在千年變局中冷觀西方現(xiàn)代威權優(yōu)勢的形成，從而為李約瑟難題貢獻了一個全球史版本的答案。筆者的觀感是，此書雖然聚焦軍事，但卻秉持著作者一貫的“整體史觀”，緊扣歷史全局中的“關鍵互動”。
《瘟疫與人》
中信出版社2018年5月版
《威尼斯：歐洲的樞紐》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4月版
歷史學是對歷史的有限定的選擇性書寫。在海登·懷特的敘事理論取景框中，史亦為詩。一流的歷史解釋框架，既是歷史客觀的再現(xiàn)，更映見歷史學家的匠心。在此種意義上，麥克尼爾創(chuàng)造的史學范式，即具有詩學的意味。那么，麥克尼爾又是如何建構他的世界歷史詩學的呢？在《競逐富強》中，他針對歐亞大陸的文明實體，展開了內(nèi)外兩個維度的剖析。
其一，社會組織的內(nèi)部運轉(zhuǎn)。誠如此書副標題所示，作者意在“技術、軍事與社會”所構成的“系統(tǒng)”中，而不是單純的軍事史語境中解釋富強競逐的根由。讀麥克尼爾的書，仿佛拆解一個阿德里亞諾線團，抽出一條線索便會牽扯出另一條線索，發(fā)現(xiàn)一個話題便會追問另一個話題。在他解釋威權博弈的因果鏈條中，卷入了火藥革命、市場爭奪、交通運輸、海外貿(mào)易、官僚機制，及至法國大革命和英國工業(yè)革命這樣宏大的變量。國家或地域文明體間的實力較量，表面上看是槍林彈雨，實際上卻是社會整體動員力的綜合較量。技術、經(jīng)濟與政治構成互動的三角，武力是這個體系的輸出產(chǎn)品。公元1000年前后率先起步的中國武器制造巨變，首先得益于市場機會的增多和社會的大規(guī)模商業(yè)化。15世紀大西洋歐洲在軍事上的異軍突起，得益于“軍事-商業(yè)復合體”的體制發(fā)明和軍事管理的官僚化。戰(zhàn)爭為國家所帶來的財富，反過來又增持軍工投入，加速國家實力增長的內(nèi)循環(huán)。麥克尼爾旁征博引地告訴我們，稱雄一時的政權，無不在社會組織的順暢運轉(zhuǎn)上領勝一籌，晚近以來，沒有上限的實力競逐同樣構成了現(xiàn)代文明的巨大隱憂。上層建筑體系業(yè)已成為支持霸權爭奪的頂配，欲望、謀略、發(fā)明、權力和市場這些曾經(jīng)塑造文明的部件，日益綁縛于國家資本驅(qū)動的戰(zhàn)車之上，孕育出無法馴服的“利維坦”。
其二，文明實體的對外交往。《競逐富強》在第二章中描繪了宋至明中期的中國歷史，并把它命名為“中國稱雄的時代”。此種寫法不僅是為補上《西方的興起》中少寫一筆的空間盲點，更鋪設了競逐所由的寬廣歷史語境。中國在這幅競逐版圖中的存在，不是孤立的“地方性知識”，而是“人類之網(wǎng)”中的一個樞紐。中國人在11世紀時的開放表現(xiàn)，特別是路上和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通，為全球市場關系的建立發(fā)揮了關鍵作用。此后，中國北方游牧民族的軍事力量通過和文明社會的接觸而不斷提高，至13世紀達到了頂峰。蒙古帝國的建立，使中國技術傳播到歐亞大陸更遠的地方，構成了世界歷史形成中的“東方因素”。15世紀之后，西方一躍成為最耀眼的競逐者，這一勝出同樣離不開文明互動的全球背景。現(xiàn)代西方軍事的勝利實質(zhì)上是資本主義國家體系在全球的勝利，是現(xiàn)代世界體系中不均衡的資源流動的結果。到了19世紀，在戰(zhàn)爭工業(yè)化的進程中，以武力征服為先鋒，輔之以現(xiàn)代交通和通訊手段，歐洲人將遙遠的亞非拉美世界納入一個由他主導的交換和生產(chǎn)體系之中。不難看出，《競逐富強》再次重申了麥克尼爾的經(jīng)典世界史觀：西方的興起是世界歷史的合力聚變。其中值得鏡鑒之處在于：在長時段的歷史流變中，每一次全球競逐中的領先都受力于文明的交往。要想保持長盛不衰，文明體必須具有海綿一般的持續(xù)不斷的養(yǎng)分吸納能力，和把外部能量化為已用的自我改造機制。
一個并不樂觀的未來，一劑看似天真的藥方
歷史學關注過去，但一流的歷史書寫總是逼近關乎整個人類的現(xiàn)時命運問題。在麥克尼爾筆下，歐亞列強競相登場的舞臺被置于公元1000年以來的背光燈下，在幽深又宏闊的布景中，區(qū)域的勝出如江山輪轉(zhuǎn)，每一輪競逐所造就的或勝或負的結局，留下高低錯落的連綿痕跡，隱約勾勒出文明盛衰的軌程。
立足長時段的經(jīng)驗，《競逐富強》在尾聲部分為我們的世界預見了一個并不樂觀的未來。20世紀以來，新技術的開發(fā)逐漸失控，理性的規(guī)劃反倒催生出非理性的結局。國家內(nèi)部的組織日趨完善，由之組成的世界卻沖突加劇。處在全球權勢金字塔尖的人陶醉于 “威脅論”的想象，“不信任感”增多。人類所發(fā)明的新式武器，已超出所能駕馭的限度。那么，21世紀呢？在某些人眼中，它可能是 “最好的時代”，但以人類處境觀之，它也可能是“最壞的時代”。
如何面對因競逐無序而帶來的不確定的人類未來？麥克尼爾開出了一劑看似天真的藥方：成立一個至高無上的 “全球政府”，以消除不同利益群體間的紛爭。如果不這樣，人類的滅絕可能隨時發(fā)生。由國家體系向全球帝國的轉(zhuǎn)變，注定是一個很難證實的假說，熱衷于競逐的現(xiàn)代世界似乎一點兒也沒有為這個遠景做好準備。一個深諳世界歷史法則的智者，也許更應當提出一種適合人類未來的“競逐之道”，在只能維系“脆弱平衡”的武力砝碼之外另尋“永久和平”之舟的壓艙石。拋開各種不可控的變量，當下的世界公民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急迫地需要達成一種 “共同體倫理”，以自證人類作為 “類存在”的共存智慧。
（作者系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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