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希臘與希臘化時期文明特色的差異比較
作者：楊鳳霞
來源：《中國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02期
[摘要]古典希臘與希臘化時期是古希臘歷史上兩個重要的歷史階段，二者有歷史的相承性，但由于自然環(huán)境與政治環(huán)境、社會環(huán)境的變化，這兩個歷史時期在文明基礎、文明特征和文明外化的表現方面也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性，反映出了兩個歷史階段不同的歷史特征。
[關鍵詞]古典希臘；希臘化時期；文明特色
[中圖分類號]K54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5595(2010)02－0067－05
希臘歷史上的古典時代與希臘化時期是兩個重要的歷史階段，這兩個時期的文明成果甚至在今天還在發(fā)揮著它們的影響作用。從文明特色上看，兩個歷史時期有相承性也有差異性，各自帶有不同的歷史特征。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學術界掀起了古希臘歷史與文化的研究熱潮，并取得了豐厚的研究成果，但把古典希臘與希臘化時期的文明特色進行縱向比較研究的成果還不多。本文擬從文明特色的視角對古希臘歷史上上述兩個重要的歷史時期文明特色的差異性進行比較研究，希求更好地理解西方古典文明。
一、兩個時期文明基礎的差異
(一)奴隸制城邦是古典希臘時代的文明基礎
從古典希臘的歷史來看，“古典”一詞源于拉丁語classiclls，意為“第一流”。“古典希臘”在本文中指約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間的古希臘盛世時期。古典希臘時期的文明覆蓋區(qū)域以希臘半島為中心，包括東面的愛琴海和西面的愛奧尼亞海，以及今天的土耳其西南沿海、意大利南部及西西里島東部海岸地區(qū)。早在公元前800年以后，奴隸制城邦就已經遍及全希臘范圍：大陸上有雅典、斯巴達、底比斯、科林斯，小亞細亞沿海有米利都，愛琴海諸島有納克索斯和薩摩斯，其中，斯巴達和雅典兩個城邦的疆域最大。斯巴達的面積為3 000多平方英里，雅典為1060平方英里，而其他城邦平均不到100平方英里，而且，這兩個城邦的人口數量都超過30萬人，大約相當于其他大多數鄰邦人口數量的3倍。奴隸制城邦文明構成了古典希臘的文明基礎。
在荷馬史詩中，城邦(polis)原指一種血緣集團，并沒有任何政治意義，只是從公元前8世紀開始，它發(fā)展成為一種特殊形式的國家組織，才具有了政治意義，并且成為古典希臘時代唯一的國家組織形式。古希臘奴隸制城邦具有小國寡民的特點，典型的城邦是以一個城市或城堡為中心，包括附近數公里以內的若干村落，一般城邦面積為50～100平方英里之間。居住在每個城邦的城鄉(xiāng)公民人數約在600～1200人之間，總人口一般為數千人，很少有萬人以上的城邦。
城邦是理解古典希臘文明的基礎，它決定了古典希臘時期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方方面面。古希臘的城邦在本質上是一個以公民權概念為核心的政治集體，突出的表現是主權在民與直接民主。古典時代希臘的城邦政府是參與型的，城邦與其全體公民是一個概念，公民大會在古希臘的各城邦都是最重要的權力機構，城邦的一切重大問題必須由公民集體決定。古典時代的城邦經濟狀態(tài)和文化形式是一種共同體意識下的奴隸制城邦經濟和城邦文化。每個城邦對外獨立，對內享有完全的自主權，城邦本位主義和多中心構成了古典時代希臘政治上的特點。通常認為，是古希臘人提出了西方文明中最早的民主觀點，雅典民主政制的確立是希臘城邦制度最終完成的標志。古典時期的希臘文明正是奴隸制城邦繁榮時期的表現。
(二)世界帝國是希臘化時期的文明基礎
希臘化時期在本文中是指亞歷山大東征建立起帝國到公元前30年羅馬最終消滅托勒密王國這300年間的古希臘歷史時期，希臘化文明(Hellenis-tic Civilization)在區(qū)域上以亞歷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23年完成的征服為基礎，他建立的帝國疆域包括整個希臘、整個埃及、西亞大部，直到印度邊境。希臘化時期揭開了歐、亞、非三洲大陸間人類文化大交流、大匯合的序幕，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重要意義。
亞歷山大東征的直接結果，是在歐、亞、非三洲建立了一個面積達200萬平方英里的前所未有的龐大的世界帝國。伴隨著東征的進程，古希臘狹隘的城邦界限被打破，在亞歷山大的帝國概念中，“亞洲人不應該受到歐洲入侵者的統(tǒng)治，歐洲人和亞洲人同樣應該平等地受到一個君主的統(tǒng)治，對希臘人和野蠻人的區(qū)別不加考慮；波斯人和馬其頓人都要把這個君主看作是自己的國王。……打破了西方和東方之間的藩籬。”這種“一個世界”的觀念，或許是亞歷山大向波斯帝國學習的成果。古典時期的城邦政治隨著亞歷山大的征服而逐漸退出政治舞臺，到公元前3世紀，希臘及馬其頓統(tǒng)治者普遍建立了君主制，各王國盛行土地國有制，經濟活動高度集中和國有化，君主制的氛圍籠罩著亞歷山大帝國。亞歷山大的統(tǒng)治方式是希臘方式與亞洲方式相融合的產物，這個“世界帝國”最終構成了希臘化時期的文明基礎。然而，在這個基礎上形成的希臘化文明既不是希臘古典文明的衰落階段，也不是希臘古典文明簡單的延伸或擴張，而是一種新型階段性的文明，古希臘的歷史在這個文明階段形成了其獨具特色的政治制度、經濟結構和基本文化精神，君主專制的政治體制成為這個時期的明顯特征。
二、兩個時期文明特征的差異
(一)濃郁的狹隘性和地方性是古典希臘時代文明的特征
古典希臘時代的文明建立在奴隸制城邦的基礎上，城邦文化的一體感和認同感必然會造成城邦思想的狹隘性，古典希臘時期的哲學家也只能從城邦的角度來觀察宇宙，闡發(fā)其哲學思想，因此，古典希臘時期的文明特征呈現出濃郁的狹隘性和地方性，古典希臘的歷史形成了多中心的特點。
古典時代的希臘歷史雖然組成了以雅典為中心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達為中心的伯羅奔尼撒同盟，但這兩個城邦都沒有能夠完全掌握過希臘本土及其各島嶼諸城邦的最高政治主宰權，每個城邦基本上都是各自獨立發(fā)展的。
從城邦的一般涵義來說，它“是為了要維持自給生活而具有足夠人數的一個公民集團”。城邦不僅是一種標準的古希臘時期的組織形式，它還創(chuàng)造了政治生活的現代概念。雅典城邦的民主制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全面實施，雅典奴隸制城邦的民主制度幾乎被公認是當時最進步的政治形式，但即使這樣，它也帶有明顯的狹隘性：雅典惟一的立法機構是由祖居阿提卡的男性居民們組成，并以各種形式完全控制著雅典的行政和司法，而所有的婦女、僑居的外邦人和奴隸全被排斥在外。由此可見，雖然雅典建立了一個民主政體，但這種希臘式的“國家”不僅僅是一個居住在某一地區(qū)的人口的集團，而且是一個由男性親屬組成的集團，即使在雅典的全盛時代，其人口數量的分配特點也是相當明顯的：“自由公民的總數，連婦女和兒童在內，約為9萬人，而男女奴隸為36.5萬人，被保護民——外地人和被釋放的奴隸為4.5萬人。”其中，全權公民——自由民中的成年男子總數約在三四萬人，僅占全阿提卡居民總數的六分之一，而能夠出席公民大會的通常不超過二三千人，所以，盡管有學者稱“從來沒有任何一個民族比雅典人更能夠把所有公民平等的原則變成更活生生的現實”，盡管有20歲以上的男性公民都可以參加的公民大會作為雅典的最高權力機關，有五百人會議作為實際上雅典的政府，有6000名陪審員組成的陪審法庭作為雅典城邦的最高司法機關，但是，人們還是不得不承認，雅典的這種民主制是極其狹隘的，在城邦內，只有少數人真正享有公民權，這種民主政治在授予公民權方面是很吝嗇的。由于每個希臘城邦都對外獨立，城邦之間沒有隸屬關系，因此，難免經常出現你爭我奪的混亂局面，爆發(fā)戰(zhàn)爭也成為不可避免的現象，古希臘人沒有解決好其內部的政治沖突問題，其結果便釀成了一個最大的悲劇。公元前431年爆發(fā)的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便成為古典希臘文明衰落的標志。
斯巴達人原本是公元前12世紀侵入希臘南部伯羅奔尼撒半島的多利安人，在征服的過程中，為了避免與被征服的拉哥尼亞當地居民混合，他們就強行把當地居民淪為“農業(yè)奴隸”，并在以后的征服過程中都沿用此種做法，而全體斯巴達人則成為被征服地區(qū)的統(tǒng)治者。斯巴達的城邦政治實行雙王制，當戰(zhàn)爭來臨時，全體斯巴達公民參加的公民大會決定由哪個國王率軍作戰(zhàn)，被任命的國王擁有軍事全權；非戰(zhàn)爭時期，政府的工作完全依靠長老會議、公民大會和監(jiān)察官三個機構一起發(fā)揮作用。其中，長老會議由兩位國王和另外28名成員組成，這些成員都是年逾60歲的貴族，由公民大會選出，終身任職(在整個古代世界通常認為最年長的人是最聰明的人)；公民大會由年滿30歲的男性公民參加，共有8000人之眾，因其人數太多，所以，公民大會本身無法制定議案，因此，雖然名義上監(jiān)察官和貴族會議成員都由它選出，決議也由它通過，但在歡呼表決法限制下公民大會實際上并不能發(fā)揮真正的權力效力，因為公民大會是由監(jiān)察官和貴族會議操縱的，也是由監(jiān)察官主持召開的。監(jiān)察官由5人組成，名義上由公民大會每年選一次，是公民大會所通過的議案的執(zhí)行者，并處理所有司法事務，主持與外邦人的談判，它是斯巴達國家的真正主宰。在斯巴達，有相當規(guī)模的公民大會和雙王制，人們似乎可以認為它的政治制度實現了充分的平等，然而，事實上，斯巴達的居民總數為40萬人左右，其中，斯巴達公民僅約有8000人，居民中的大多數是被稱為“希洛人”(helots)的沒有自由的農業(yè)勞動者。因此，斯巴達的政治稱不上是真正的直接民主制，其文明特征同樣呈現典型的狹隘性和地方性。
(二)多元化與開放性是希臘化時代文明的特征
希臘化時代是西方君主專制時代的開始，也是古希臘歷史由獨立城邦走向統(tǒng)一的世界性帝國的過渡時期，“世界國家”(Cosmopolis)一詞就誕生于希臘化時期。亞歷山大帝國囊括了東方的波斯文明、埃及文明和猶太文明，以及印度文明的一部分，第一次在政治上統(tǒng)一了地中海東部世界，并由此奠定了希臘化文明多元化特征的基礎。在亞歷山大帝國的創(chuàng)建過程中，伴隨著東西方文明交互滲透的過程，超越種族和國界的觀念開始呈現。在希臘化的過程中，各地區(qū)和各部落之間的差別在縮小，從前的宗教、城邦和公社的閉關自守性在逐漸發(fā)生著變化，經濟和文化的聯系在擴大，人們的活動超越了過去的城邦界限，出現了統(tǒng)一的希臘化世界的經濟體系，女性有了更多的接受教育的機會，并出現了一些有名的女詩人，如埃麗娜(Erinna)、諾西斯(Nossis)、安尼特(Anyte)，希臘化時期女性的社會地位有了明顯的提高。希臘化時代的人們作為龐大王朝的子民有了“四海一家”的意識，希臘化時期的世界主義取代了過去狹隘的民族主義，在多元文化共存局面下的希臘化世界呈現開放的全球意識。
由于希臘化時代的統(tǒng)治者亞歷山大及其繼承者都從主觀上積極推崇希臘文明，因此，通過他們的努力，放大了古希臘文明的影響，在整個亞歷山大帝國中，到處分布著希臘式的劇院、希臘式的廟宇、希臘文學與藝術、希臘商業(yè)以及希臘式的城市，尼羅河口的亞歷山大里亞、小亞細亞的帕迦馬、敘利亞的安條克和小亞細亞海岸外的羅得島成了新的希臘藝術、文學和科學的中心，其中，亞歷山大里亞更是被譽為世界主義的東方城市。亞歷山大通過征服開創(chuàng)了一個廣闊而復雜的希臘化世界。通過表1中有關內容的對比，關于希臘化時期與古典希臘時代的文明差異人們可以窺見一斑。
從表1中所列內容可以看出，僅在社會思潮、政府、教育、商業(yè)和婦女地位這5個方面的比較中，就不難體會到這兩個時期希臘文明特征的差異顯著，即相對而言，古典希臘時代的狹隘勝和希臘化時期的多元化、開放性的表現是鮮明的。
三、兩個時期文明外化的差異
(一)古典希臘時代的文明充滿理性色彩
西方學者認為，“在古代世界的各民族中最明顯地代表了西方社會精神的當推希臘人”。古希臘民族是世界上少有的“商業(yè)民族”，常年的航海和商業(yè)活動，使希臘民族形成了敢于冒險、積極進取、活潑、機智、開放的民族性格。對希臘人而言，似乎沒有他們不敢探索的學科，他們生存的目的就是要最充分地發(fā)揮人的潛能。但“美而不奢”是古希臘人追求的一種理想。
文化是文明外化的表現，希臘古典文化的魅力并不僅僅表現在具體的文化成就上，還在于其具體的文化成就中所蘊含的精神，這種精神就是西方學者通常所講的理性與人性。在希臘古典文化中，荷馬史詩和希臘神話哺育了文化的人性，古希臘人對神敬而不畏，古希臘神話“神人同形同性”的特點與古代東方神話“獸首人身”的形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古典希臘的城邦制度又為人性文化的發(fā)展提供了沃土，使文化的發(fā)展得到了理性的滋潤，因此，有了不主張過度行為的阿波羅精神，有了以倫理美德為主的希臘宗教，有了普羅泰戈拉(公元前481年一公元前411年)的“人是萬物的尺度”的思想，有了蘇格拉底(公元前469年一公元前399年)用德爾菲神廟“認識你自己”的箴言把希臘哲學從天空拉向人間，有了希臘人世俗和理性的世界觀。如果說公元前466年至公元前428年間雅典城邦的統(tǒng)治者伯里克利開創(chuàng)了古典希臘的極盛時代，那么，同樣可以說，他在重建雅典城的同時，也復興了雅典的精神，古典時代的文化成就無不洋溢著英雄主義、現實主義和人本主義的精神。崇尚自由、積極樂觀地面對人生和現實、歌頌人的力量和人的價值，也成為希臘古典文化的重要特征。在史學研究方面，“希臘人以求真的態(tài)度、懷疑的精神、批判的眼光、理性的分析完成了由自發(fā)向自覺的歷史意識的過渡，并在西方史學上率先確立了史學的理論和方法。”古典時代希臘哲學家對美學的探討，更是對各藝術領域實踐經驗的總結和藝術家從事創(chuàng)作活動的理論指導，自然和理想成為貫穿希臘古典美術的兩個重要要素。
(二)希臘化時代的文明顯現頹勢
公元前338年，通過喀羅尼亞戰(zhàn)役，馬其頓國王腓力用武力統(tǒng)一了希臘，結束了古希臘的城邦時代。公元前334年，腓力之子亞歷山大率軍東征，建立了一個地跨歐、亞、非三洲的大帝國，希臘歷史進入希臘化時代。希臘化時代，人們的生活處于動亂和不安之中，頻繁的戰(zhàn)爭不僅消耗了大量的經濟資源，也給人們的心靈帶來了巨大的創(chuàng)傷。到公元前3世紀，希臘城邦明顯衰落，城邦內部階級矛盾日益深化，城市當中的中產階級消失殆盡。城邦的衰落和王權的盛行勢必減少公民的權利，自然也削弱了公民對公共事務的關心程度。“在雅典中心主義者看來，從亞歷山大以后，不但希臘的政治自由和獨立行動開始熄滅，而且多產的天才也開始枯萎。”“希臘化時代政治理論的貧困是一個不可避免的事實。”
隨著城邦政治生活的結束，在亞歷山大所曾經征服的領土上，政治體制都是君主專制，古典的民主政治思想被專制主義所代替，希臘人的理性精神和人本主義日趨黯淡，城邦公民的自信和進取精神轉為了被征服后的屈辱感和消極情緒，面對無法掌握的個人命運，以及無力改變的社會現狀，人們開始逃避公共生活而轉向個人的安身立命。因此，有學者認為“希臘化時代的哲學逐漸放棄了古典時代哲學對純粹知識的追求”而“成為一門生活的藝術，越來越個人化了，倫理化了”。
希臘化時期最早的哲學思想代表犬儒學派就主張“返于自然”，在物質生活方面，把“自足”精神作為他們的主要目標，帶有明顯的遁世色彩。希臘化時期最大的兩派哲學——斯多噶學派和伊壁鳩魯學派的共同點是具有明顯的個人主義色彩和大同主義成分，斯多噶派具有明顯的命定論色彩，斯多噶哲學是希臘化時期的崇高產物，倡導平均、和平與人道。伊壁鳩魯派的倫理與政治學說以功利主義為基礎，教導人們盡量少參加政治，離群索居，退出公共生活，表現出了消極的個人主義傾向，或者說是一種心理疲倦的表現。被稱為更為激烈的失敗主義哲學——懷疑主義哲學的主張更是典型的希臘化時期的思想，即想使個人從他所不能改造也不能理解的世界中逃脫出來，懷疑論學派追求心靈的寧靜，表現出了挫折感和對未來茫然的態(tài)度。懷疑論者甚至比伊壁鳩魯學派更不關心政治與社會問題。希臘化時期的哲學與宗教表現出來的共同點是尋求把人類從艱苦的生活中拯救出來的辦法，人們的宗教信仰由原來的重外在儀式而轉向內心的告白，古典希臘城邦時期的市民崇拜已經失去了活力，大眾更傾向于信奉有感情色彩的私人宗教，并建立了一套繁瑣的現世的儀式。
盡管希臘化時期的經濟呈現出全面增長與繁榮的局面，但絕不是人人都能夠享受到繁榮的。希臘化時期人們生活狀況的反復無常，經濟發(fā)展呈現出明顯的貧富分化現象，必然會影響到這個時期的思想和文化。希臘化時期的文學與藝術特征都表現為以極端的方式運用于先前希臘成就的某些方面：烏托邦文學作品的涌現，是希臘化時期社會經濟與社會矛盾緊張狀況的反映。希臘化時期的文學作品增添了“世俗化”和“自我意識”的創(chuàng)作內容，卻鮮見過去文學作品的創(chuàng)作活力，金錢、宴會和愛情成為人們追逐的話題，缺乏的是深刻的思想內容。雕刻藝術作品的代表作《拉奧孔群像》和《垂死的高盧人》等表現出了這個時期雕刻藝術新的特質，刻意表現人的心理狀態(tài)，不再突出古典時代雕刻藝術作品的教育意義。公元前5世紀到公元前4世紀早期的希臘建筑風格是對稱與樸實，而希臘化時期的建筑所強調的是堂皇與奢華；早期的雕刻追求的是把人道思想理想化，并以低調而克制的風格表達希臘人的節(jié)制觀念，而希臘化時期的雕刻則著力表現極端的自然主義和未加任何矯飾的奢華。從希臘化建筑的主要特征中可以看出烏托邦作品所含蓄地批判的那種華而不實的藝術風格，這種藝術風格也是時代特征的一種表現。
四、結語
古典希臘時代與希臘化時期作為古希臘歷史上兩個重要的歷史階段，也是早期西方文明發(fā)展史上的兩個重要階段，二者在文明特色上有相承性，即希臘化時期的文明建立在古典希臘文明和東方文明成果的基礎上，希臘化時期的統(tǒng)治者的作用是放大了古希臘的文明影響。同時，二者又具有明顯的差異性，主要表現為文明基礎的差異，即古典時期的文明基礎是奴隸制城邦，而希臘化時期的文明基礎是“世界帝國”；文明特征的差異，即古典時期文明特征的狹隘性和希臘化時期的多元化與開放性；文明外化的差異，即古典時期的理性與希臘化時期的頹勢。古典希臘與希臘化時期文明特色的差異主要來自兩個不同歷史階段的自然環(huán)境、政治環(huán)境與社會環(huán)境的變化，也反映出了兩個歷史時期不同的歷史特征。古典希臘時代的文明成果依托于城邦的自然環(huán)境，建立在奴隸制城邦政治、經濟和文化發(fā)展的基礎上，希波戰(zhàn)爭的勝利促進了古希臘的經濟與文化的迅速發(fā)展和繁榮，并取得了至今仍令世人矚目的成就。然而，隨著古希臘的歷史進入公元前4世紀以后，伴隨著城邦危機的出現，古典時代的民主政治氛圍被打破，政治日趨專制化，形成了東西方文明傳統(tǒng)的交融現象。古典時代希臘城邦公民充滿了積極的生活態(tài)度，希臘化時期文明的表現卻是相對消極的精神狀態(tà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