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綰是秦代首任丞相，然而，司馬遷在《史記》中，并未為王綰立傳，涉及到王綰的記述也少得可憐，給人感覺王綰是個不值得惜墨如金的司馬遷施以濃墨重彩的人物。
因為司馬遷的厚此薄彼，在后世王綰遠沒有相邦呂不韋、丞相李斯名氣大。呂不韋是世界歷史上最牛的大商人，不炒期貨炒人，投巨資把公子炒成太子，把太子炒成皇帝，把皇帝炒成期貨，把自己炒成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相當于副皇帝的秦國相邦。他主持編撰的《呂氏春秋》，熔諸子百家學說為一爐，閃爍著博大精深的智慧之光，其中的寓言、比喻，生動形象，趣味盎然，文學成就也較高，是中國古代重要的政治文化經(jīng)典。然而，呂不韋編撰《呂氏春秋》的功利性太強，他夢想用自己的思想控制秦王嬴政，而嬴政與他的思想并不投合，欲獨治其民，很討厭以“仲父”自居的呂不韋，正在嬴政尋找合適時機修理呂不韋的時候，嫪毐“矯王御璽及太后璽”發(fā)兵作亂，呂不韋穢行暴露，秦王政將其免職，又令其遷蜀，呂不韋畏懼，飲鴆而死。
李斯呢，是中國歷史上法制建設的標志性人物，商鞅變法，李斯定法，百代猶行秦法政。他那篇以客卿身份呈給嬴政的《諫逐客書》，文采斐然，說理透徹，極富感染力，千百年來無數(shù)騷人墨客凈手焚香品讀不輟；其隸書寫體《倉頡篇》亦如荊山之玉、靈蛇之珠，曾為秦漢人藏之深閣，奉為圭臬。但是，他立身無本，飽受詬病，沙丘之謀，貪戀權力，罔顧忠義，與胡亥、趙高之流，沆瀣一氣，臭名昭著；他做人無基，投機善變，面臨失勢，在秦二世面前，先義正嚴辭，后搖尾乞憐，助推胡亥厲行督責，殘賊天下，最終被趙高玩于股掌，受盡殘忍的酷刑而死。尤其是李斯恐天下學者道古以非今，向始皇上書焚書，于是禁天下私藏《詩》《書》百家之語，其法至于偶語《詩》《書》者棄市，嚴重破壞了中國古代的政治、文化生態(tài)，文化專制主義由此濫觴。郭沫若痛心地指出：“書籍被燒殘，其實還在其次，春秋末葉以來，蓬蓬勃勃的自由求索的那種精神，事實上也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擊?！?/p>
呂不韋、李斯都過于張揚，一生中大開大合，上天入地，氣場大、影響大、命運起伏大，自然身后會留下深刻的印記和播揚四方的故事，這使得司馬遷能夠從史料和采風中獲得兩人相對豐富和完整的信息。而王綰低調內斂，心思縝密，踏實穩(wěn)健，不受虛言，不聽浮術，不采華名，不興偽事，無崢嶸之高論、浩蕩之奇言，其智慧和能力只能從秦朝形勢變化和統(tǒng)治集團治國理政的實踐中細細品評。
可惜，司馬遷不察，在《史記》中王綰主要是作為負形象以反襯秦王、李斯英明而偶爾露面的?？缮约臃治?，就會讓人心生疑竇。研究有關秦史的權威性書籍，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嬴政執(zhí)政的秦國或秦代，可不時興裙帶關系、平衡照顧、跑官買官、拉幫結派、拉票賄選那一套，在朝廷之上，關系型、忽悠型、安置型、享樂型、平庸型、投機型的公卿難有立足之地，沒有能力和貢獻，就沒有權力和地位。由此推定，王綰作為秦代首任丞相，必有出類拔萃的能力和卓爾不群的功績。這從出土的《岳麓秦簡》和銅戈銘文上的“五大夫綰”“上郡守綰”“御史大夫綰”等略約記載，也可以看出王綰為相是符合秦朝“宰相必起于州郡、將軍必發(fā)于卒伍”和“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的價值取向的。
王綰和諸位公卿對于郡縣制在秦王朝的確立，有歷史性貢獻。始皇二十六年，王綰以丞相身份協(xié)助始皇主持了新建王朝的第一次朝廷會議。王綰率御史大夫馮劫、廷尉李斯等，確立了秦王朝的基本政治制度——郡縣制，這種地方行政體制模式，對后世影響深遠，為我國封建社會的發(fā)展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但在如何推行郡縣制問題上，王綰和李斯有嚴重分歧。
王綰在始皇二十六年的第二次朝廷會議上，向始皇提出了“諸侯初破，燕、齊、荊地遠，不為置王，母以填（鎮(zhèn)）之，請立諸子”的建議。始皇下其議于群臣，群臣皆以為便，唯獨李斯反對。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后屬疏遠，相攻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不能禁。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tǒng)，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也認為李斯言之有理，曰“天下共苦戰(zhàn)斗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彼旆痔煜乱匀?。
歷來有人據(jù)此說王綰反對郡縣制，贊成分封制，這是錯誤的。就大方向而言，李斯和始皇所言不謬，與王綰的觀點也是一致的。但是有了正確的方向，還需要審時度勢，制定正確的策略和方法，否則，欲速則不達。王綰并沒有反對在條件和時機已經(jīng)成熟的秦本土等地實行郡縣制，只是擔憂燕、齊、荊地遠，“黔首未集附”，舊貴族殘余勢力伺機作亂復辟，這是一個現(xiàn)實而緊迫的問題，需要暫行分封制，置王以增強國家對這些地區(qū)的控制力。
秦雖并天下，但天下并不是鐵板一塊，還有許多明隙暗紋，不及時加以彌補、焊接，很可能還會四分五裂，而李斯不察或根本不在意這些，只管開天窗、唱高調，蹈虛空、行急政，一刀切地推行郡縣制，成為秦朝速亡的重要因素。急政，左也，超越現(xiàn)實，不接地氣，非壞事不可。王綰的建議，務實而穩(wěn)妥，表現(xiàn)出他有豐富的政治經(jīng)驗和遠見卓識。史書記載，項梁、項羽、張良、魏咎、張耳、陳余等，就在燕、齊、楚這些地區(qū)隱姓埋名，陰結黨徒，并與游士廣通聲氣，伺機而動，以恢復昔日的割據(jù)局面。陳勝、吳廣大澤鄉(xiāng)揭竿而起時，這些地方的舊貴族殘余勢力聞風而動，如項梁、項羽、景駒乘機起于楚，田儋、田榮、田假起于齊，韓廣等燕國舊貴人、豪杰起于燕，各種反秦勢力迅速合流，并不斷擴大，終致起義烽火呈燎原之勢不可遏止。其重要的原因是，秦始皇沒有采納王綰在這些地方置王的建議，導致這些地方各級政權組織缺少忠心和權威，武備松弛，缺乏強大的社會控制力，而朝廷和強悍的禁衛(wèi)軍遠在咸陽及其附近，且禁衛(wèi)軍不可輕易調動遠征，主要軍事力量又集中部署在上郡以北、五嶺以南的邊疆地區(qū)，鞭長莫及。正所謂：“不知禍起蕭墻內，虛筑防胡萬里城?！?/p>
柳宗元在著名的《封建論》中，強調指出封建制的形成是由于“勢”，不是出于圣人之意。文章以周、秦、漢、唐四代史實作為依據(jù)，論證封建制的弊端：裂土分國，常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繼世而理”，賢、不肖往往倒置；士大夫世食祿邑，堵塞賢者發(fā)揮才能的機會，遠不如郡縣制優(yōu)越。他認為，秦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實行郡縣制的優(yōu)越性，無可否認，但問題是達致美好愿景總需要一些條件、一個螺旋上升的過程。理想是豐滿的，而現(xiàn)實是骨感的。一則寓言會給人以啟示：一位哲學家批判船夫不懂哲學相當于失去生命的一半。而當一個巨浪打來，哲學家掉進河里大喊救命后，船夫反過來批評哲學家：你不會游泳，就相當于失去生命的全部。
如果秦始皇采納王綰的建議，在燕、齊、荊邊遠地區(qū)置王，作為全面實行郡縣制的過渡措施，不太可能發(fā)生沙丘之變，即使發(fā)生沙丘之變，胡亥即位后也不敢殺盡兄弟姐妹，而趙高很可能被車裂；即使發(fā)生陳勝吳廣起義，也難以聚合各種反秦勢力，迅即席卷全國，只能在初始狀態(tài)便被扼殺?？上?，歷史沒有假設，不能推到重來，后人只能通過咀嚼史書，品味些許歷史的理性。
雖然秦始皇沒有采納王綰的建議，但他與王綰有相似的憂慮。因此，秦始皇“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又“徒天下豪富于咸陽十二萬戶”，且多次巡行四方，宣揚威德，教化天下。不過，這都不如“置王”有力有效。
班固說：“秦姍笑三代，蕩滅古法，且自號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wèi)?！蓖蹙U的建議雖然沒有被秦始皇采納，但卻在西漢初年，為劉邦付諸實施了。劉邦吸取秦二世而亡的教訓，以郡縣為主體，郡國并行，在國家初創(chuàng)的脆弱穩(wěn)定期，鞏固了統(tǒng)治地位，開創(chuàng)了幾百年的王朝基業(yè)。
王綰對封建國家的統(tǒng)一也有很大貢獻。他和右丞相隗狀組織、領導了以統(tǒng)一貨幣、統(tǒng)一文字、統(tǒng)一度量衡為主要標志的制度整合、文化整合的工作。這是一項廣泛、深刻、復雜的浩大工程，原東方六國貨幣雜亂，量制衡制不同，文字讀寫各異，統(tǒng)一規(guī)范起來很困難，不僅需要朝廷和各級官員做大量的基礎工作，而且還需要人們改變與之不相適應的觀念、習慣，掌握相關的新知識新技能。王綰和隗狀在統(tǒng)一和普及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李斯不過是參與者，即使曾“更尅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也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工作，其功績無法與王綰相比。
秦始皇時代，吏治穩(wěn)定，丞相久任。據(jù)專家考證王綰任丞相達七年之久，這七年正是秦王朝建立初期，百業(yè)待舉，政府組織開鑿靈渠以溝通南北運輸，修筑長城以屏障匈奴，推行郡、縣、鄉(xiāng)、亭四級行政組織以強化地方政權建設，頒布“使黔首自實田”的律令以全面實行土地私有化，修馳道、墮壁壘以促進經(jīng)濟文化交流，遷徙居民以打擊豪強、拓土實邊；這七年秦代厲行法治，從嚴治吏治民，行政效率高，社會生活日趨規(guī)范。王綰作為政府總理大臣，該有多少智慧、心血凝聚其中！我們不能因為秦王朝二世而亡，而徹底否定王綰的全部歷史。
由此可見，王綰是一位對中國封建社會發(fā)展有重要影響的卓越的政治家，其能力、功績，絕不在李斯之下，理應在《史記》中單獨立傳，以為后世傳遞更多的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