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策第十八
【題解】
畫策,即謀劃策略。在本文中,商鞅為秦孝公謀劃了治國之策,其間貫穿了明顯的路線之爭。如在【18.1】中,商鞅將其古代歷史分為昊英之世、神農(nóng)之世、黃帝之世,指出不同的時代需要用不同的治國之策。在【18.3】中,商鞅明確強調(diào)只有打勝仗才能稱王天下,這就與儒家依靠仁義來稱王天下的路線針鋒相對。在【18.6】中,商鞅提出“治主無忠臣,慈父無孝子”,這就與儒家家國同構(gòu)的思想針鋒相對。在【18.8】中,商鞅指出儒家仁義之道的弱點在于,講求仁慈的人可以對別人仁慈,卻不能使別人變得仁慈,講求道義的人可以對別人友愛,卻不能使別人變得友愛。因此,要想管理好所有人,那就只有依靠法治。只要法治得到貫徹執(zhí)行,那么民眾自然就會變得仁義。
姚堯推測,本文極可能是商鞅入秦面見孝公后不久所作。據(jù)《史記·商君列傳》記載,商鞅經(jīng)由孝公的寵臣景監(jiān)得以面見孝公。第一次,商鞅對孝公講述帝道,結(jié)果孝公竟然聽得睡著了,根本聽不進去,回頭就責(zé)怪景監(jiān)找來的人不靠譜。第二次,商鞅對孝公講述王道,孝公還是聽不進去,還是責(zé)怪景監(jiān)。第三次,商鞅對孝公講述霸道,孝公覺得不錯,但還是沒有任用商鞅,只是告訴景監(jiān):“商鞅這個人是可以談?wù)劦?。”第四次,商鞅對孝公講述強國之道,孝公與他談得非常投機,不知不覺地在坐席上向前移動膝蓋,這樣談了好幾天都不厭倦。姚堯以為,本文就是商鞅在這第四次談話之后所作,系統(tǒng)闡述自己的治國之策。孝公閱后大喜,決心推動變法,而在正式變法之前,就有了《商君書》第一章所記載的商鞅與甘龍、杜摯等舊貴族的御前辯論。
【18.1】昔者昊英之世,以代木殺獸,人民少而木獸多,黃帝之世,不麛不卵①,官無供備之民,死不得用槨②。事不同,皆王者,時異也。神農(nóng)之世,男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農(nóng)既沒,以強勝弱,以眾暴寡,故黃帝作為君臣上下之義、義子兄弟之禮、夫婦妃匹之合,內(nèi)行刀鋸,外用甲兵。故時變也。由此觀之,神農(nóng)非高于黃帝也,然其名尊者,以適于時也。故以戰(zhàn)去戰(zhàn),雖戰(zhàn)可也;以殺去殺,雖殺可也;以刑去刑,雖重刑可也。
【白話】從前,在昊英氏的時代,讓民眾砍伐樹木、捕殺野獸,那是因為當(dāng)時民眾少而樹木、野獸多。在黃帝的時代,民眾不準捕殺幼獸,不準食用鳥蛋,官員不準使喚奴仆,死了不準用槨埋葬。昊英和皇帝采取的措施不同,卻都能稱王天下,這是因為他們所處的時代不同。在神農(nóng)氏的時代,男人耕種而使民眾有飯吃,女人織布而使民眾有衣穿;不用刑法政令而得治,不用軍隊而稱王天下。神農(nóng)死后,人們以強凌弱,以多欺少,因此黃帝制定了君臣上下之間的規(guī)范,父子兄弟之間的禮儀,夫妻配偶之間的原則,對內(nèi)使用刑罰,對外使用軍隊。這同樣是因為時代變了。由此看來,神農(nóng)并不比黃帝高明,可是他的名聲卻很尊崇,這是因為他順應(yīng)了時代。因此,現(xiàn)在用戰(zhàn)爭來消滅戰(zhàn)爭,則即便是發(fā)動戰(zhàn)爭也是可以的;用殺人來消除殺人,則即便是殺人也是可以的;用刑罰來消滅刑罰,則即便是加重刑罰也是可以的。
【姚注】
①麛(mí):幼鹿,亦泛指幼獸。
②?。╣uǒ):棺材外的套棺。古代貴族死后,棺材有許多層,最里面的一層稱為棺,棺外的各層稱為槨。《莊子·天下》記:“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
【18.2】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勝強敵者,必先勝其民者也。故勝民之本在制民,若治于金、陶于土也。本不堅,則民如飛鳥禽獸 ,其孰能制之?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名地作矣。
【白話】從前,能控制天下的人,必定是首先能控制其民眾的人;能戰(zhàn)勝強敵的人,必定是首先能戰(zhàn)勝其民眾的人。因此,戰(zhàn)勝民眾的根本在于控制民眾,就像冶煉者對于金屬,制陶者對于泥土的控制。如果根本不堅固,那么民眾就會像飛禽走獸一樣分散,那還有誰能控制他們呢?治理民眾的根本,是法治。因此,善于治理國家的人,就是用法律來遏制民眾,而名聲和土地都能有所增益。
【18.3】名尊地廣,以至王者,何故?戰(zhàn)勝者也。名卑地削,以至于亡者,何故?戰(zhàn)罷者也①。不勝而王,不敗而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民勇者,戰(zhàn)勝;民不勇者,戰(zhàn)敗。能壹民于戰(zhàn)者,民勇;不能壹民于戰(zhàn)者,民不勇。圣王見王之致于兵也,故舉國而責(zé)之于兵。入其國,觀其治,兵用者強。奚以知民之見用者也?民之見戰(zhàn)也,如餓狼之見肉,則民用矣。凡戰(zhàn)者,民之所惡也。能使民樂戰(zhàn)者王。強國之民,父遺其子②,史遺其弟,妻遺其夫,皆曰:“不得,無返!”又曰:“失法離令,若死,我死,鄉(xiāng)治之。行間無所逃,遷徙無所入。”行間之治③,連以五,辨之以章,束之以令。拙無所處④,罷無所生。是以三軍之眾,從令如流,死而不旋踵⑤。
【白話】有些君主名聲尊貴、領(lǐng)地廣闊,以至于稱王天下,這是什么緣故呢?因為他作戰(zhàn)獲勝了。有些國君名聲卑下,領(lǐng)地削減,以至于滅亡,這又是什么緣故呢?因為他作戰(zhàn)失敗了。不打勝仗而稱王天下,不打敗仗而國家滅亡,這是從古至今都未曾有過的事。民眾作戰(zhàn)勇敢,打仗就能獲勝;民眾作戰(zhàn)不勇敢,打仗就會失敗。能使民眾專心于作戰(zhàn),民眾作戰(zhàn)時就會勇敢;不能使民眾專心作戰(zhàn),民眾作戰(zhàn)時就不會勇敢。圣明的君王看到稱王天下的功業(yè)只能在戰(zhàn)爭中獲得,故而發(fā)動全國民眾,要求他們都去當(dāng)兵。進入一個國家,觀察它的治理情況,凡是軍隊能夠被君主調(diào)用的就強大。怎么知道民眾已經(jīng)被君主調(diào)用了呢?當(dāng)民眾看見打仗,就像是餓狼看見肉一樣,那就是民眾被調(diào)用了。一般來說,戰(zhàn)爭是民眾所厭惡的。能讓民眾樂于作戰(zhàn)的君主,就能夠稱王天下。一個強大國家的民眾,父親送兒子去當(dāng)兵,哥哥送弟弟去當(dāng)兵,妻子送丈夫去當(dāng)兵,都道:“得不到敵人的首級,就不要回來!”又道:“不守法律,違抗命令,你死,我也得死,鄉(xiāng)里會治我們的罪。你在軍中無處可逃,就算逃回來了,要搬遷也沒地方可去。”軍隊的治理之道,是將五個人編成一伍,實施連坐。用標記來區(qū)分他們,用軍令來束縛他們,使得他們逃走了也無處居住,失敗了就無法生存。因此三軍的將士,服從命令就像流水一樣,即便是戰(zhàn)死也不會后撤逃跑。
【姚注】
①罷(bài):通“敗”,失敗。
②遺(wèi):輸送,送交。
③行(háng)間:行伍之間,軍隊之中。
④拙(jué):通“趉”,逃走。
⑤旋踵:調(diào)轉(zhuǎn)腳跟,意即后撤逃跑。踵,腳跟。
【18.4】國之亂也,非其法亂也,非法不用也。國皆有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國皆有禁奸邪、刑盜賊之法,而無使奸邪、盜賊必得之法。為奸邪盜賊者死刑,而奸邪、盜賊不止者,不必得。必得而尚有奸邪、盜賊者,刑輕也。刑輕者,不得誅也;必得者,刑者眾也。故善治者,刑不善而不賞善,故不刑而民善。不刑而民善,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故無刑也。而民莫敢為非,是一國皆善也,故不賞善而民善。賞善之不可也,猶賞不盜。故善治者,使跖可信①,而況伯夷乎?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而況跖乎?勢不能為奸,雖跖可信也;勢得為奸,雖伯夷可疑也。
【白話】國家之所以治理混亂,不是因為其法律混亂,而是其法律廢棄不用。每個國家都有法律,可卻沒有使法律一定能得到實行的辦法。國家雖有禁止奸邪、懲處盜賊的法律,可卻沒有使奸邪、盜賊一定能伏法的辦法。犯奸邪、盜賊之事者,判處死刑,可是奸邪、盜賊之事卻不能禁止,這是因為犯事者不一定能抓住。如果能抓住卻還犯奸邪、盜賊之事者,那就是因為刑罰判得太輕。刑罰太輕,就不能有效地懲處罪犯;一定伏法,就會有許多罪犯受刑。因此,善于治理國家的人,只懲處不守法的人,而不獎賞守法的人。因此,不用動刑而民眾守法,是因為刑罰判得很重。刑罰很重,民眾就不敢犯事,因此就可以不用刑罰。而民眾都不敢為非作歹,那么全國就都是守法之民了。因此,不用獎賞守法而民眾都能守法。不可以獎賞守法的人,就如同不能獎賞不偷盜的人一樣。因此,善于治理國家的人,能使像盜跖那樣的壞人變得可信,更何況是像伯夷那樣的好人呢?不會治理國家的人,會使像伯夷那樣的好人變得可疑,更何況是像盜跖那樣的壞人呢?如果形勢不容人們做壞事,那么即便是盜跖那樣的壞人都是可信的;如果形勢容許人們做壞事,那么即便是伯夷那樣的好人都是可疑的。
【姚注】
①跖(zhí):春秋時期魯國人,姬姓,展氏,名跖?!肚f子·盜跖》記:“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qū)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绷录荆呆攪t人柳下惠,后世常以盜跖代指惡人?!妒酚洝げ牧袀鳌分幸鄬⒈I跖與伯夷并列討論,記道:“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xué)。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shù)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
【姚論】
在《商君書》中,存在大量關(guān)于加重刑罰,以刑去刑的論述,卻很少提及雖有重刑卻不能禁止奸邪的情況。在本段中,商鞅指出,之所以出現(xiàn)這種情況,是因為犯事者不一定能被抓住?!俄n非子·內(nèi)儲說上·重輕罪》記:“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是謂以刑去刑也。’荊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竊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于市。甚眾,壅離其水也,而人竊金不止。大罪莫重辜磔于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故今有于此曰'予汝天下而殺汝身?!谷瞬粸橐?。夫有天下,大利也,猶不為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則有天下不為也。”大意是說,楚國南部雖然對于非法采金者處死分尸,可是由于并非所有犯法的人都能抓住,所以非法采金的行為就一直不能禁止。
在《商君書》中,亦存在大量關(guān)于獎賞的論述。雖然商鞅認為獎賞的功效不如刑罰,卻很少直言反對獎賞。在本段中,商鞅之所以說“賞善之不可也,猶賞不盜”,主要是反對無功而賞?!俄n非子·外儲說右下·說二》記:“秦大饑,應(yīng)侯請曰:'五苑之草著:蔬菜、橡果、棗栗,足以活民,清發(fā)之?!严逋踉唬?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fā)五苑之蔬草者,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者,此亂之道也。夫發(fā)五苑而亂,不如棄棗蔬而治?!辉唬?令發(fā)五苑之蓏、蔬、棗、栗,足以活民,是用民有功與無功爭取也。夫生亂,不如死而治,大夫其釋之。’”大意是說,秦國遭遇大饑荒,應(yīng)侯范雎請求以國家園林的蔬菜瓜果來賑濟災(zāi)民,可是秦昭襄王卻拒絕了,認為這樣做雖然能夠救活災(zāi)民,卻導(dǎo)致某些民眾無功受賞,破壞了法治的公平精神。
【18.5】國或重治,或重亂。明主在上,所舉必賢,則法可在賢。法可在賢,則法在下,不肖不敢為非,是謂重治。不明主在上,所舉必不肖,國無明法,不肖者敢為非,是謂重亂。兵或重強,或重弱。民固欲戰(zhàn)又不得不戰(zhàn),是謂重強。同固不欲戰(zhàn),又得無戰(zhàn),是謂重弱。
【白話】國家的治理,要么就是治上加治,要么就是亂上加亂。英明的君主處在上位,所提拔的就一定是賢能的人,這樣法度就由賢能的人掌握。法度由賢能的人掌握,那么就可以在下面實行,不肖之徒就不敢為非作歹,這就叫作治上加治。不英明的君主處在上位,所提拔的就一定是不肖之徒,國家沒有嚴明的法度,那么不肖之徒就敢于為非作歹,這就叫作亂上加亂。軍隊要么就是強上加強,要么就是弱上加弱。民本原本就想打仗,而又不得不去打仗,這就叫作強上加強;民眾原本就不想打仗,而又可以不去打仗,這就叫作弱上加弱。
【18.6】明主不濫富貴其臣。所謂富者,非粟米珠玉也?所謂貴者,非爵位官職也?廢法作私爵祿之,富貴。凡人主,德行非出人也,知非出人也,勇力非過人也。然民雖有圣知,弗敢我謀;勇力,弗敢我殺;雖眾,不敢勝其主;雖民至億萬之?dāng)?shù),縣重賞而民不敢爭,行罰而民不敢怨者,法也。國亂者,民多私義;兵弱者,民多私勇。則削國之所以取爵祿者多涂;亡國之欲,賤爵輕祿。不作而食,不戰(zhàn)而榮,無爵而尊,無祿而富,無官而長,此之謂奸民。所謂“治主無忠臣,慈父無孝子”,欲無善言,皆以法相司也,命相正也。不能獨為非,而莫與人為非。所謂富者,入多而出寡。衣服有制,飲食有節(jié),則出寡矣。女事盡于內(nèi),男事盡于外,則入多矣。
【白話】英明的國君不會對臣子濫施富貴。所謂富,不就是指糧食珠玉嗎?所謂貴,不就是指爵位官職嗎?廢棄法度而私相授受爵位俸祿,這就是濫施富貴。一般來說,君主的德行并不高于他人,智慧并不高于他人,勇武并不高于他人。然而民眾雖有智慧,卻不敢謀求君主的權(quán)位;雖有勇武,卻不敢弒殺君主;人數(shù)雖多,卻不敢凌駕于君主之上;縱使民眾的人數(shù)有億萬之多,可是君主懸重賞而民眾不敢爭搶,行懲罰而民眾不敢抱怨,這都是因為有法度的緣故。國家混亂,是因為民眾多考慮私人的情義;軍隊衰弱,是因為民眾多追求私下的斗勇。那么,在實力被削弱的國家,有很多獲取爵位俸祿的途徑。使國家滅亡的風(fēng)俗,是民眾鄙視爵位、輕視俸祿。不用勞作,就能有飯吃;不用打仗,就能有榮譽;沒有爵位,卻很尊貴;沒有俸祿,卻很富裕;沒有官職,卻很威風(fēng),這樣的人就叫作奸民。所謂“善治的君主沒有忠臣,慈愛的父親沒有孝子”,指的就是英明的君主不想聽逢迎的好話,只是用法律來讓臣民互相監(jiān)視,用命令來讓臣民互相糾正。這樣,臣民就既不能獨自為非作歹,也不能與人一道為非作歹。所謂的富有,指的就是收入多而支出少。穿衣有限度,飲食有節(jié)制,那么支出就會少了。婦女在家里多做事,男人在外面多做事,那么收入就會多了。
【18.7】所謂明者,無所不見,則群臣不敢為奸,百姓不敢為非。是以人主處匡床之上,聽絲竹之聲,而天下治。所謂明者,使眾不得不為。所謂強者,天下勝。天下勝,是故合力。是以勇強不敢為暴,圣知不敢為詐而虛用;兼天下之眾,莫敢不為其所好而辟其所惡。所謂強者,使勇力不得不為己用。其志足,天下益之;不足,天下說之。恃天下者,天下去之;自恃者,得天下。得天下者,先自得者也;能勝強敵者,先自勝者也。
【白話】所謂英明,就是指君主沒有什么地方是看不到的,于是群眾就不敢從事奸邪,民眾就不敢為非作歹。因此,君主坐在安穩(wěn)的床上,聽著管弦的音樂,而天下就得治了。所謂英明,就是指君主可以讓民眾不得不照令行事。所謂強大,就是指君主可以戰(zhàn)勝天下人。因為能戰(zhàn)勝天下人,所以才能統(tǒng)合天下人的力量。于是,勇猛強悍的人不敢暴亂,聰明智慧的人不敢使詐而靠空談來獲得任用,全天下的民眾,沒有誰是敢不從事君主所喜歡的事而回避君主所厭惡的事的。所謂強大,就是指君主能使勇武之人不得不為己所用。當(dāng)他的志向能夠?qū)崿F(xiàn)時,天下人都會輔佐他;當(dāng)他的志向不能實現(xiàn)時,天下人也都會喜歡他。依靠天下人的君主,天下人會拋棄他;依靠自己的君主,才能得到天下。得到天下的君主,首先要自己得到自己;能戰(zhàn)勝強敵的君主,首先得能戰(zhàn)勝自己。
【18.8】圣人知必然之理、必為之時勢,故為必治之政,戰(zhàn)必勇之民,行必聽之令。是以兵出而無敵,令行而天下服從。黃鵠之飛,一舉千里,有必飛之備也;蛩蛩巨巨①,日走千里,有必走之勢也;虎豹熊羆,鷙而無敵,有必勝之理也。圣人見本然之政,知必然之理,故其制民也,如以高下制水,如以燥濕制火。故曰: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義者能愛于人,而不能使人愛。是以知仁義之不足以治天下也。圣人有必信之性,又有使天下不得不信之法。所謂義者,為人臣忠,為人子孝,少長有禮,男女有別;非其義也,餓不茍食,死不茍生。此乃有法之常也。圣王者,不貴義而貴法。法必明,令必行,則已矣。
【白話】圣人懂得事物必定會那樣發(fā)展的道理,以及必須要適應(yīng)的形勢,于是制定了必定能使國家得治的政策。使用打仗時必定勇敢的民眾,推行民眾必定會聽從的命令。因此,軍隊出征而天下無敵,命令行使而天下服從。黃鵠的飛翔,可以一飛千里,因為它們具備了一飛千里的翅膀。奔馳的駿馬,可以日行千里,因為它們具備了日行千里的能力?;⒈芰`,兇猛而無可匹敵,是因為它們具備了戰(zhàn)則必勝的本領(lǐng)。圣人明察社會本就當(dāng)這樣運行的原則,懂得事物必定會那樣發(fā)展的道理,所以他能夠控制民眾,就像是利用地勢的高低來控制水流,又像是利用燃料的干濕來控制火勢一樣。所以說,講求仁慈的人可以對別人仁慈,卻不能使別人變得仁慈,講求道義的人可以對別人友愛,卻不能使別人變得友愛。因此,只懂得仁義,是不足以治理天下的。圣人具有必定能取信于民的品德,又具有使天下人不得不信任的辦法。所謂的義,就是為人臣者忠,為人子者孝,長幼之間有禮,男女之間有別。如果遇到不義之事,那么就算是餓死也不茍且進食,就算是死亡也不茍且偷生。其實,這些都是國家建立法制之后的常態(tài)。圣明的君王,不重視道義而重視法制。法度一定要嚴明,政令一定要執(zhí)行,這就可以了。
【姚注】
①蛩蛩巨巨:應(yīng)為古代駿馬名。歷代學(xué)者對此考證頗多,卻又都難以一錘定音,此處不予細究。
【姚論】
《孟子·離婁上》記:“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意思是說,孟子認為平天下是很容易的事,只要每個人都親近自己的親人,尊敬自己的長輩就可以了??蓡栴}在于,如果自己的親人和長輩都是不肖之徒,即便你對其親近尊重,他卻依然不仁不義,那該怎么辦呢?《孟子·離婁上》記:“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币馑际钦f,孟子認為,如果你愛別人卻得不到別人的親近,那就應(yīng)該反問自己的仁愛是否足夠;治理別人卻不能夠治理好,那就應(yīng)該反問自己的智慧是否足夠;禮敬待人卻得不到別人相應(yīng)禮敬,那就應(yīng)該反問自己的敬意是否足夠。反正凡是行為達不到預(yù)期效果的,都應(yīng)該反過來檢查自己。只要自身端正了,天下人就都會來歸附了。由此可見,孟子的這套平治天下的邏輯,是只有正向激勵機制而無反向懲罰機制的。或許對于個人而言,我們可以拿這些話來自我勉勵??墒菍τ趪叶裕覀儏s不可以一廂情愿地認為,只要為政者反求諸己,就可以讓壞人全部消失,而這也正是儒家在先秦時期難有作為的主因之一。于是,商鞅一針見血地指出儒家的漏洞所在,即“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義者能愛于人,而不能使人愛”,然后順勢提出“圣王者,不貴義而貴法”的觀點。商鞅認為,如果按照仁義之道,則最終不能實現(xiàn)仁義的目標,而如果貫徹法治精神,則反而能夠達成仁義的結(jié)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