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凡解釋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這是著名史家陳寅恪先生所說的一句帶有方法論意義的耐人尋味的話。2009年，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黃興濤先生以一部書為這句話做了一個注腳。在《“她”字的文化史》中，黃興濤先生系統(tǒng)梳理了現(xiàn)代漢語中“她”字的發(fā)明、早期書寫實踐及得到社會認同的歷史過程，并在此基礎上探討了有關漢語的現(xiàn)代變革、女性意識的覺醒等問題。該書材料功夫扎實，分析評論精到，讀來趣味盎然，出版后受到了廣泛好評，并入選本報當年評選的年度百佳圖書。 近日，黃興濤先生出版新作《文化史的追尋》，收錄的11篇文章中，既有對“文化史”、“思想史”、“概念史”、“話語分析”等研究方法的理論反思，也有對“文明”、“文化”以及“黃色”等近現(xiàn)代史上重要名詞、特色概念的個案研究，相對集中地呈現(xiàn)了作者在“概念史”研究方面的探索。本報特就此對黃興濤先生進行了采訪。讀書報：您的書中講到，“概念史”研究方法在上世紀60年代的德國就已成形，請問您在什么時候開始接觸到這一方法的，能否講講您理解和運用這一方法的的“個人史”？黃興濤：我的“概念史”研究時間并不長，而“新名詞”研究則已有十幾年。我是由涉及近代諸多概念的新名詞研究入手，逐漸具有“概念史”研究自覺的。從20世紀80年代讀研究生開始，我的專業(yè)方向就一直是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剛讀研究生那會，特別喜歡看郭沫若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的東西，他常常把古代的文字、語詞作為分析工具來討論當時的社會制度，從文字構造所含的信息來認知古代社會，我覺得很有意思。當時就想，研究近世中國，雖不像研究先秦那樣缺乏材料，因為它離現(xiàn)代很近，保留了很多實物，很多檔案、文書、報刊、文集等，故不必一定要從語詞等方面去做專深的“歷史”文章，進行“歷史勘探”。但新語詞的解讀，或許也可以作為認知這段歷史豐富內涵的手段之一，至少它可以增加有關歷史認知的生動性，呈現(xiàn)其中某些微妙、復雜的內蘊。特別是近世中國為中西文化的交匯期，出現(xiàn)并逐漸流通開了一些反映新事物、新觀念、新制度的新語詞；一些舊語詞在使用中也被賦予了新的意義，它們應該都不同程度地具有保存某些獨特的歷史文化信息的功能，解讀它們，恐怕不乏意義和趣味，就像研究唐宋時期那些打上佛教烙印的語詞如何影響中國文人的思想、詩文創(chuàng)作那樣。但當時，我還根本沒有“概念史”的明確概念，只是想從新語詞的角度，來認知和解讀有關近代歷史而已。我開始對近代新名詞的資料進行有意識的收集，試圖解讀，得益于陳旭麓先生的直接啟發(fā)。陳先生就是《中國近代社會的新陳代謝》一書的作者，也是當時我最佩服的才華橫溢的史學大家。他80年代有篇文章叫《辨“夷”“洋”》，從這兩個字詞的內涵、使用習慣的演變及其前后更替，來透視當時士大夫的心態(tài)和中國國際地位的變化歷程，看后覺得非常精彩，于是就有意識地開始收集這方面的資料，也想模仿他，進行類似的歷史探索。1997年，意大利漢學家馬西尼關于近代中國外來詞的專著被譯成中文，題為《現(xiàn)代漢語詞匯的形成》，這給我一個刺激和動力。我在批評這部書的過程中，開始陸續(xù)發(fā)表一些相關的論文，如關于“支那”、“美學”、“文憑”等詞和概念的研究，就是那幾年完成的。但這樣一個一個詞的考查，顯然不是我所追求的目標，也不能鮮明地體現(xiàn)歷史學的特色。我清醒地感到自己必須有史家的問題意識，比如這些新名詞與當時的社會歷史之間是什么關系？這就要求我的研究有一個整體的宏觀的視野和問題關懷。2000年，我申報了一個國家社科項目并得到批準，題目叫《近代中國新名詞的形成傳播與學術文化的現(xiàn)代轉型》。我想把新名詞的大量出現(xiàn)作為一種文化現(xiàn)象，看它和整個學術文化變革的歷史關系是什么。這樣的問題意識，使我不得不考慮新名詞的構成及其在近代形成初期的特定語境和功能問題，也就是新名詞如何與當時的思想文化、社會政治進行互動。2002年，在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發(fā)起召開的“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新史學”的會議上，我作了《近代中國新名詞的思想史意義發(fā)微》的發(fā)言，不久同名文章得以發(fā)表，我在文中明確提出了新名詞由詞匯、概念和話語組成的立體結構。那時，我不僅強烈感受到名詞的概念內涵及其思想功能的把握在新名詞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而且明確意識到，自己的新名詞研究與郭沫若及其傳統(tǒng)漢學中那種僅通過揭示字詞中的歷史文化信息的不同之處，恰正在于此。與此同時，我還展開了以“中華民族”概念為認同符號的有關思想觀念史研究，盡管當時仍不完全清楚“概念史”為何物。我真正了解“概念史”是在2003年。此前只知道“關鍵詞”研究與此仿佛。那一年我有機會去哈佛燕京學社訪學。剛好前一年美國出了一本書，作者是德國概念史的重要發(fā)明人柯史萊克。他多年來有關概念史的論集被翻譯成英文出版，叫《概念史的實踐》（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后現(xiàn)代史學理論家海登·懷特為之作序。我特別喜歡此書和這種“概念史”，它不僅使我的有關研究獲得了“史學”的合法性，而且使我有關的研究思路因此變得更加清晰和多維，方法也更加具體而明確?！案拍钍贰笔鞘裁匆馑迹亢唵蔚卣f，就是研究歷史上特別是社會文化轉型時期，那些重要的政治和文化概念如何生成、內涵如何變化，人們如何接受和加以運用，它們又怎樣通過實踐，對社會政治和文化發(fā)展產(chǎn)生影響等等。有了“概念史”的理論自覺之后，我的新名詞研究發(fā)生了明顯的變化。我開始探討清末民初新名詞新概念的現(xiàn)代性問題，現(xiàn)代“社會”概念在中國的認同，現(xiàn)代“文明”和“文化”概念在晚清民初的生成、實踐，及其與戊戌思潮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關系，以及“民族”、“宗教”等概念的形成與運用等等問題。我關于“她”字問題的研究，實際上也使用了重視其相關概念、平行概念、相反概念，以及概念認同和實踐過程等概念史方法?？梢哉f，概念史的自覺增強了我新名詞研究的深度。今后我還會陸續(xù)進行一些這方面的探索。但我的新名詞研究也不會完全局限于所謂“概念史”。讀書報：近代以來，中國從傳統(tǒng)社會向現(xiàn)代社會遷移，伴隨著這一過程，有一大批新詞（或者舊詞新意）流行開來，像“革命”、“改良”、“科學”、“民主”、“個人”、“階級”、“封建”等等，所以您認為，“概念史”的方法是非常適合引進到近現(xiàn)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中的。過去語言史、翻譯史也很關注名詞流變的歷史，“概念史”的方法同一般語言史、翻譯史中相關的研究在旨趣上有什么不同呢？在歷史學內部，“概念史”究竟屬于社會史，還是文化史、思想史？黃興濤：柯史萊克就認為，“概念史”研究特別適用的歷史范圍，就是從前近代到近（現(xiàn)）代社會的轉型時期，因為這一時期的概念體系加速變化轉型，信息和文化傳播逐漸大眾化，概念的意識形態(tài)化和政治化的趨勢也更加凸顯。他所主編的《歷史的基本概念》所收的德國概念，時間段就是文藝復興到19世紀初期。他要探討的就是近（現(xiàn)）代概念的建立問題。中國近代的這一特定時期，也具備相似的條件。而且由于中西日互動的語言文化特殊背景，中國的近（現(xiàn)）代概念體系的建立，還帶有有別于西方的“中國特色”，這就更增加了概念史研究內蘊的豐富度。所以我認為，這一方法特別適合引入到近代中國的思想文化史研究中來。至于“概念史”的語詞研究與一般語言史和傳統(tǒng)翻譯史的相關研究有何差別，則很難說得很明晰。大體而言，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它強調概念及其概念群的實踐和社會政治文化功能的歷史分析與揭示之志趣，與傳統(tǒng)語言和翻譯史研究還是有所不同。它所關心的不是一般語詞的詞性、類型、結構等問題，而是它們與社會、政治與思想文化等的歷史關系。比如，像“小時”、“分鐘”、“秒”、“星期”、“世紀”等時間新詞與近代時間觀念變遷之間的歷史關系；再比如，“商務”、“商學”、“商?！薄ⅰ吧虘?zhàn)”等近代新詞的形成、傳播與近代“重商”思潮的關系（這些詞有內在地肯定“商”之正面價值的功能，當說“商學”的時候，實際上含了一種意思：“商”是一門學問，是值得專門成立學校來傳授的。表面上看詞是價值中立的，其實不然。這些由商字構成的系列新詞在傳播中，無形中就認可乃至傳達了商業(yè)的意義和地位卻不自知）之類問題，一般傳統(tǒng)語言學的詞匯史，大約是不談或少談的。概念史的研究，屬于語言學和歷史學、哲學等學科的交叉性質。社會語言學和文化語言學也有學者向這方向努力。在近代中國新名詞的思想文化史研究方面，國內外的語言學家，有的還是開拓者。如華中師大的周光慶教授所寫的《漢語與中國早期現(xiàn)代化思潮》一書，就是此類研究較早的專著。旅日語言學者沈國威和陳力衛(wèi)的有關研究，也較早而精彩。當然，在這類研究上，歷史學者也有自己的優(yōu)勢，比如在全局把握和材料占有方面，一般說來就享有一定的有利條件。語言學家的專長，我們必須學習?？偟恼f來，概念史研究要打破學科界限，從問題出發(fā)，盡量吸收多學科的知識，才有望取得更多的成績。在歷史學內部，概念史研究表面上似乎屬于思想文化史的范疇，但實際上具有社會史和思想文化史的交疊性。在概念史的鼻祖柯史萊克等人那里，概念史最初乃是社會史的“新開展”，他們既不滿足于忽略思想觀念獨特作用及其方式、一味注重經(jīng)濟和制度分析的傳統(tǒng)社會史，也不滿意于只關注精英觀念、不在意流通廣泛的重要社會政治基本概念的傳統(tǒng)思想史，可以說其努力，是某種意義上的雙重超越。也正因為如此，概念史的實踐，具有一種融合思想文化史和社會史的積極功效。由于西方的社會文化史或叫“新文化史”，以會通社會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為職志，故在西方，概念史也常被視為“新文化史”的重要傾向之一。
